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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教育历史初探

关山 2017-02-17 来源:乌有之乡

“文革”时期的教育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超越了美国,彻底实现了学生为中心,大学生管理大学。“文革”时期的教育成就是不容诋毁的。

 作者的信:

      我是某大学的教授,博士。也算作高级知识分子了。我拜读了“乌有之乡”很多内容,经常浏览。绝大多数观点是赞同的。我对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感情,谁要诋毁毛主席,我是心眼里不愿意。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坚决捍卫毛主席!以前写了一篇文章《“文革”时期教育史初探》基本调子是歌颂文革的教育。为了发表起见,口吻尽可能地“公允”、“客观”,可是很多杂志都不给我发表。我十分气愤!
      我的周围包括一些朋友、同学,他们对文革的态度和看法,与我是水火不容的。
      希望能够发表在乌有之乡上。用笔名发表。
      最近,朋友圈里转发了杨继绳的有关文革的文章,我看了以后很是气愤。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说到底是第二次解放人民,为了人民,为了党,为了我们的民族。假如没有文革,可能我们就是第二个苏联。饱受战乱和分裂之苦。文革中,可能一些人受了委屈,但为了整个民族的利益,这点损失和牺牲,没有什么。何况早期受到批判的同志,后期恢复了工作,譬如天津大学校长李曙森。

  “文革”时期教育历史初探

  关 山

  摘  要:本文将“文化大革命”十年以1970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论述了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情况、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遭受破坏和恢复乃至缓慢发展的情况。前一个阶段破坏严重;后一个阶段有所恢复和缓慢发展。这个时期的教育有过失也有成绩。

  关键词:“文革”;两个阶段;破坏;恢复;发展;评价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分为两个阶段,从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到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我国教育遭受了重大损失,进行所谓“停课闹革命”,高校停止招生;从1970年6月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为第二阶段,我国教育整体上开始恢复并有缓慢发展,高校恢复招生,基础教育得到了较大发展。纵观这个历史时期,教育总体上是维持,到结束时基本恢复到开始前的水平。

  一、第一个阶段教育受灾情况(19661970年)

  “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就是先“破”后“立”。“破坏”是当时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政策,反映在教育领域则是打破正常的教学秩序,中学实行“停课闹革命”,大学实行“停止招生”,高校的学报停刊。总体上说,这个阶段给教育事业带来的损失是惨痛的。关于“文革”给教育带来的损失许多文献已经阐述的很多,这里不再重复。这里主要讨论那时一些做法需要我们现在沉思和借鉴的方面。

  在这个阶段,天津高中学生数下降很多。1966年和1967年都是3.15万人,1968年下降到0.77万人,1969年再降到0.52万人,达到了这个时期历史的最低点,到1970年有所上升为0.94万人。我国的人口是总体上升的,基础教育的学生人数也应当有所上升,但是从数字来看是下降的,因而这段时间的基础教育破坏是显而易见的。

  “文革”前期,在“搬、并、迁、散”错误方针指导下,全国共砍掉106所高等学校。到1971年全国共有328所高校。高校搬迁对其师资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以河北大学为例,在1969年迁校之初人员流失相当严重,据记载河北大学在搬迁中流失495人,占原有教职员工总数的44%。[1]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第一个阶段,职业技术学校被诬蔑为“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黑样板”,有的被迫停办,有的转入“五·七干校”、“五·七艺校”。只有少数中专、技工学校勉强维持下来。教育结构单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教育与普通中学教育比例严重失调。比如当时的天津戏剧学校维持到1970年被迫停办,并入“五·七艺校”组建为戏剧连。整个文革时期,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农业中学、职业中学等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只占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总数的1.16%。[2]

  我国实行“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在1962年就开始了,据报道“1962—1963年16个省动员和组织下乡插队城市知识近10万人。”[3] 1963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要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上山下乡。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中引用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全国各地城镇出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纷纷去农村、边疆落户。据统计到1973年的五年来,全国共有8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一场重大的从城市向农村的人口迁移运动,给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和风俗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已经融入了中国文化的血液中,至今仍然在流淌着。从实行的结果来看,上山下乡运动是正确的,这不仅解决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而且最为主要的是通过这种运动,使广大城市知识青年在农场在边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了锻炼,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当前我国政界、军界、学界很多要人上过山下过乡,他们已经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没有这场运动,或许也成就不了他们今天的事业。如今大学的食堂里,有专门收拾桌子的阿姨,还管洗碗。这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这完全使大学生丧失了劳动观念,真是堪忧堪虑!

  它的确锻炼一批人,造就了一批人,淘汰了一批人,也摧毁了一批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上山下乡运动对于一些个体来讲,可能是残酷的甚至是一场灾难,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一种优胜劣汰,从社会长远发展看是有益的。

  196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认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不利于更多的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提出要“彻底革命”这种考试制度。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提出要改革现行招生考试制度,作为“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将从这里着手,对整个旧的教育制度实行彻底的革命”。从此导致大学停止招生达六年之久。这个时期招生工农兵学员。当时有一个口头禅:分数线,分数线,工农兵的封锁线。这可谓是当时取消招生考试制度的一种社会心态。

  虽然当时职业学校十分混乱,但是由于职业教育与生产劳动密切相关,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文革”时期强调的教育方针,故而得以部分保存并且毕业生享有相应待遇。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半工半读学校复课闹革命和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规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及职业学校的一九六六年应届毕业生(包括一九六五年毕业生尚未分配工作的),根据自愿原则,现在即可按原有分配方法分配工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样,尽管职业教育办学方式管理方式发生了“革命”,主要是厂办工科中专学校和社办农科中专,但是毕业生依旧是“文化大革命”依靠的力量、团结的对象和生产的骨干。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许多成人高校被撤销,有的改办“五·七干校”,有的改办“七·二一大学”,还有的改办成中学。到1966年初,天津市共有成人高校32所,在校学员22 295人。专职教职工928人,其中教师568人,毕业生累计达5 084人(不包括人民大学函授毕业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各类成人高等学校均被迫停办,天津市成人教育的最低点在1968年,只有到了1969年河北区业余大学才开始恢复,当时学员共有341人,教职工100人。

  二、第二阶段教育恢复和缓慢发展情况(19701976年)

  1970年以前我国各级各类教育遭到破坏,损失严重,走入了低潮时期。然而在1970年6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生以后低潮中各级各类教育开始恢复并有缓慢的发展。

  1.“文革”后期高等教育情况

  1973年3月17日,国务院科教组发出通知批准恢复北京财贸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师范学院、江西中医学院、江西大学、云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和成都体育学院。本年,国务院还批准恢复黑龙江建设兵团农垦大学、山西财经学院等高校。1974年6月4日,国务院科教组还发出通知,恢复和新建天津外国语学院、天津财经学院、四川农学院、西南民族学院等27所高等院校。同时还恢复和新建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学院、湘潭大学等。尽管如此,1976年全国共有高校392所,在校生56.4万人,比1965年的434所减少了42所。高等教育没有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

  2.“文革”后期基础教育情况

  这个时期的基础教育一直是急速发展大力扩张,尽管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但是总体上是直线上升。首先1973年到1976年之间,我国幼儿园数量急剧大幅度增长。小靳庄育红班撰写的《我们是怎样坚持办育红班的》讲到1975年4月小靳庄大队办起了育红班,分为大中小班,开始28名儿童,后增加到54名,2名老师。[4]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他们办育红班的经过、内容,克服脏、累,给小朋友洗衣服等等。还提到最初办班的时候,无人响应,家长有顾虑,担心孩子受委屈。大队党支部反复向干部群众讲解办育红班的意义,专门对老大嫂举办了专题学习班,深入到户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其次学龄儿童入学率不断提高。1965年入学率为84.7%,1974年、1975和1976年分别为93%、95%和96%。[5]再次普通中等教育超常发展,不管怎样,发展是肯定的。1970年全国普通中学共有104 954所,学生数为2 641万人,到1976年猛增到192 152所,学生数达到5 836万人。1976年的普通中学学校数是1965年18102所的10倍多,学生数是1965年933万人的6倍多。[6]

  3.“文革”后期的职业教育情况

  发展生产力是任何阶段任何政权的主要任务,而职业教育与发展生产力最为密切。“文革”后期的职业教育基本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并有所发展。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比前期有了较大的发展,与“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略有增长。由下表可知,从学校数来看,除了1972年有所下降以外都是逐年增长的,基本各年都高于1965年的871所,1976年比1965年增长了将近一倍。从学生人数看,除了1975年略高于1965年的学生数以外,其他各年均低。纵观这个阶段的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数和学生数都是呈现一种波浪上升趋势。无独有偶,这个时期,中等技术学校的专任教师数量总体上与学校数和学生数发展趋势基本吻合,总体是上升的。专任教师由1971年的23720人上升到1976年的51 926人。1976年比1975年专任教师的43742人增加了8184人,增加了18.7%。

表1 1971-1976年全国中等技术学校情况

年 份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学校数

955

735

1 058

1 234

1 326

1 461

学生数

97 980

147 094

264 321

348 896

405 030

385 521

  4.“文革”后期的成人教育情况

  经过大破坏以后,旧的成人教育制度和体制打破了,就需要建立新的制度和体制。1970年以后重点在“立”,因而在学校数目、学生人数、教学手段等方面有了恢复和缓慢发展。

  在成人教育的主导思想上,除了结合实际结合实践以外还结合生产。在“五·七”干校的培训上主张“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2年底,全天津市共有5600多名在职干部参加市、区“五·七”干校轮训。采取的方式一是“走出去”,就是组织学员到生产大队或者部队接受再教育;二是“请进来”,就是请老贫农、老工人、老干部给干校学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三是“回原单位汇报学习体会”。[7]当时全市的所有在职干部估计就这些,基本都轮训了一遍。对于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还是有好处的,对于制定有关方针政策是有利的。何况这种干校并非要求学员长期在那里劳动接受教育,是阶段性的培训。

  三、关于“文革”时期教育的评价

  英国历史学家伯兰特·罗素在《历史作为一种艺术》一文中指出:“在过去,人类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像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好,或者像他们的敌人认为的那样坏。”[8]这应当是对“文革”时期的教育总的评价。教育公平是那个时代显著的特色和亮色。尽管工农兵上大学对于高等教育质量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但是不能否认这扩大了教育公平。比如学生由人民公社选送,毕业后回乡当农民。

  1.“文革”时期的教育投入情况

  教育经费投入绝对数和相对数是评价一段时期教育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文革”十年国家教育经费总额开始几年有所下降但总体是上升的。教育事业费支出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一直维持比较高的水准。由下表可以看出,在这十年中,我国教育事业费支出总计407.57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7 244.16亿元的5.63%。1976年比1966年教育事业经费增加了16.06亿元,增长了46.6%。关于“文革”时期对解放后17年的教育实行全盘否定是错误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革”教育事业的全盘否定也是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

  2教育事业费支出及其所占比例单位:亿元

 

国家财政总支出

教育事业费支出

所占比例(%

1966

541.56

34.43

6.36

1967

441.85

32.70

7.40

1968

359.84

27.50

7.64

1969

525.86

27.04

5.14

1970

649.41

27.56

4.24

1971

732.17

33.00

4.51

1972

766.36

38.54

5.03

1973

809.28

42.07

5.20

1974

790.75

45.98

5.81

1975

820.88

48.26

5.88

1976

806.20

50.49

6.26

总计

7244.16

407.57

5.63

 

  根据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98页)表格汇总整理。

  历史具有延续性,是不能割断的。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我们不能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对于某些方面该肯定的还是需要肯定。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记载,“1966年到1970年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教育事业费支出占国民财政总支出的5.93%。”[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我国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宗旨经费的4%,可见,那时的教育经费比例比现在还高。

  如今一些学者要阐释教育问题几乎都成了定式,什么“政府投资不足”、“政府不重视”等等,似乎将所有出现的问题都归结到政府头上。把部分教师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客观上起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效果。著名桥梁力学专家、同济大学李国豪教授,1968年被隔离审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仍然进行桥梁晃动问题的研究,终于建立了桁粱扭曲理论,为我国和世界桥梁理论填补了一项空白,并科学地论证了南京长江大桥无需多用三千到四千吨钢材加固,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10]

  2.关于教育思想的评价

  “文革”时期的教育仍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不是要取消各级各类学校,不是中止教育活动,而是反对“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办学方针,反对教育“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实际、脱离工农群众”的“三脱离”,反对教师、教材、教室“三中心”。客观地说,就教育理论而言没有错。错在执行上“过度”,注重实践而忽视理论。“文革”时期的教育是“实践—实践—实践”、“轻视理论”和“不学文化”。如果说“文革”时期的教育一塌糊涂一无是处,恐怕也有失公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的教育方针,劳教结合也是裴斯泰洛齐、卢梭、杜威等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家的教育主张,殊途同归,他们从不同的立场上揭示了教育共同的基本规律。毛主席曾经指出“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美国现代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家杜威倡导“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从做中学”,反对“师道尊严”和杜威倡导的“儿童中心主义”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在教育理论上,“文革”时期批判“智育第一”,鼓吹“政治挂帅”。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是正确的,批的没有错,只是矫枉过正。那时候批判学校是“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场所”,学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种情况到现在依然存在,甚至更加严重。有的大学生多年在外连寒暑假也不回家,个别大学生给父母的信只有一个字“钱”,所以我们进行“感恩”教育。我们现在倡导的素质教育,实际上是异曲同工。

  当前有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所谓专家和学者不了解民间的疾苦不站在大多数老百姓的立场上看待一些问题,发表的一些言论遭到网民的痛击,被讽刺为“砖家”、“血者”。这种现象固然有偏激,但是也不能否认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时我想到在“文革”时期所批判的学校的“三脱离”(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只是说的和做的都过了头。1957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的教育方针一直到现在都在贯彻和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党和国家自始至终的教育基本方针,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基本理论。这与美国现代教育家杜威所倡导的“从做中学”、“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殊途同归。

  “文革”时期有篇天津市河北中学一位老师撰写的题为《“师道尊严”是贯穿教育史上的一条黑线》[11]文章,尽管里面充斥着许多观点错误和极“左”倾向,但是仔细读读发现他所列举的一些丑恶现象现在依然存在,在个别领域个别学校甚至还很严重。他写到:“在‘师道尊严’的毒害下,教师压倒一切,对学生‘尊严’地训话,‘尊严’地讲课,‘尊严’地考试,‘尊严’地打分,‘尊严’地决定学生命运,……用这个‘尊严’的高压锅摧残人材,摧残青年,学生的革命思想和批判精神,早被压缩得窒息了。”,然后他列举了“师道尊严”的种种弊端,其中有“军阀作风,轻则辱骂,重则体罚”,“师生之间兴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拉拉扯扯,搞私人关系。教师对学生封官许愿,学生给教师请客送礼;还有的教师视学生为己有,呼唤役使,如同奴仆”。任何时候“世道”应当“尊严”,当“世道”不“尊严”的时候,就可以反。2015年9月,北京某大学“断绝师生关系”事件,网络上炒得沸沸扬扬。是不是有些过于“师道尊严”了呢?是不是与40年前有着惊人相似的一幕呢?如今的一些博导被社会宠坏了,已经具备了某种“学阀”的风范。

  “朝农经验”的来龙去脉。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以《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为题,发表了辽宁省朝阳农学院的经验,简称“朝农经验”。1974年12月21日,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和中共辽宁省委联合召开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宣扬朝阳农学院坚持在农村办学,分散办学,学生社来社去,毕业当农民,挣工分等经验。教学内容根据当地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建立若干个课题组,围绕科研课题组织教学。办学方式实行“几上几下”,“上”就是在校学习,“下”就是回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12]无论是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还是在今天现代化很高的时代,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的规律。不能因为是“四人帮”的爪牙迟群宣传和鼓动的,就反对。在当前大学生就业压力十分严峻的形势下,大学生当“村官”,大学生毕业后到基层去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现在也需要提倡的经验和做法。就现在看来,“朝农经验”不宜作为反面教材。2015年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成为我国第一个获得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她的青篙素就是在1972年宣布提出的。没有当时的医学权威,我们不是同样获得了诺贝尔奖吗?总结“文革”时期的那些有益教育经验,将更好地做好当前我们大学生就业工作,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

  3.教育制度的破坏和恢复

  任何制度都有弊端,都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发展就是“否定之否定”。1970年实行的推荐上大学的制度,在制度开始实行的时候,的确起到了社会公平的作用。到了“文革”后期,出现了“走后门”、拉关系、搞特权现象。杨东平教授曾经在网上发表文章指出:“越是到了后来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完全背离了初衷,即便是农村来的学生,如果你仔细了解,他的家长至少也是一个大队会计,不可能是真正的贫下中农。”改革开放后,否定了这种大学推荐制度实行高考,如今北京大学又实行个别的推荐制度。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不断反复,而每个反复又不是上一个过程的简单重复,是一种在总结过去教训基础上的新的形式再现。

  1966年6月高教部部长蒋南翔被批斗,7月23日高教部与教育部合并,何伟任部长,9月何伟被批斗。从此高教部、教育部陷入瘫痪状态,到1975年1月17日重建教育部,教育部部长为周荣鑫。1970年7月以后的四年半,全国教育行政工作由国务院科教组管理,组长为李四光,副组长刘西尧、迟群主持日常工作。也就是说从1970年教育的行政领导体制重新建立起来了,从科教组教育管理的情况来看,有过失也有成绩。从1973年开始恢复和建立了一大批高等院校。1972年恢复《北京大学学报》,到1973年经国务院批准公开发行的学报有16家。以后逐渐增加,到1979年公开发行的学报达到80余种。1972年,国务院科教组还发出通知,重建人民教育出版社,使原来停顿的编辑工作开始启动起来。

  总之,对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研究,有的学者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对这个时期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就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他们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否定,并不是要否定这十年的历史。十年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全局讲并未中断,在某些具体领域里还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主张“应该把‘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和成就,同‘文化大革命’本身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严格地区分开来。”网友贺济中在“乌有之乡”曾经发表了《文革的十大“罪状”》,其中,他认为“文革”的一大“罪状”就是改革教育。我深以为然。我们现在提倡的所谓“减轻学生负担”、“工学结合”、“素质教育”等等这些理念,那个时代不都很好地做出了表率吗?工农兵大学生天才般地解决了社会阶层流动的难题。“文革”有什么不好?如果说不好,那是对资产阶级不好!对反动学术权威不好!对官僚主义不好!“文革”时期的教育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超越了美国,彻底实现了学生为中心,大学生管理大学。“文革”时期的教育成就是不容诋毁的。    

  参考文献:

  [1]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教育志》(第76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0页。

  [2][3] [5] [6] [12]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469,1024,1000~1001,951页。

  [4]小靳庄育红班:《我们是怎样坚持办育红班的》《天津教育》1976年第8期。

  [7]《本市有五千多干部参加“五•七”干校轮训》《天津日报》1972年12月27日。

  [8]汤因比等著,张文杰编译:《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9]中央教科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6页。

  [10]毛礼锐等:《中国教育通史》第六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251页。

  [11]齐思:《“师道尊严”是贯穿教育史上的一条黑线》《天津教育》1975年第2期。

 

  Briefly Probe into the Educational History during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Period

  GUAN Shan

  Abstract:The ten years of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are devided into two periods by the 1970 in this thesis.As for our country’s educational funding,basic education,higher education,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dult education,the author argues their depresssion,restoring and slowly development.In the first period,our eduction was extremely damaged,but was somehow restored and slowly developed in the second period.We have both mistakes and achievements in this period education.

  Key words: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two periods;damage;restoring;development;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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