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亭：长征留给我们的几点启示

　　李华亭：长征留给我们的几点启示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这句话是毛主席说的，但毛主席还曾对身边的同志说，红军被迫撤离(进行长征)，说是北上抗日，对外宣传这么讲，实质上是逃命，不走就要被国民党吃掉了。如此说来，长征既可以说是我党我军的一次战略大转移，也可以更确切地说是一次生死大逃亡。所以我们纪念长征，也就不单单要牢记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不怕困苦，勇于奋战的革命精神，我们更应该记取发生被迫大逃亡的历史教训，记取我们从死亡的陷阱中能够逃脱出来的根本原因，只有牢记长征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才使得我们的纪念长征活动，对于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我们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事业，更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第一点启示：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造成历史上的这次中国工农红军万里大逃亡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党的政治路线的错误引起的。1931年1月7日，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掌握了中央的实际领导权。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党中央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不利形势，却宣称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到“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阶段;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并在土地革命工作诸多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左倾主张。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左倾，给根据地造成了严重危害，“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长征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党政治路线方面的错误，往往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难以防范的损失，这是长征留给我们的最为重要的启示。

　　第二点启示：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产生的，离开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会走向失败，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会取得胜利。1927年，当南昌起义的枪声划破旧中国的茫茫夜空时，怎样才能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东方大国里和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条件下，将革命战争领向胜利彼岸，在土地革命战争十年火与血的奋斗中，共产党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探索。“山沟”里的毛泽东以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的伟大创造气魄，率先把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成功地结合起来，开辟出一条通往胜利之途。从进军罗霄山脉到写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开创了中国革命战争首先向广大农村发展，逐步包围城市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奠立了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各项根本原则;从井冈山时期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到指挥中央苏区前三次反“围剿”取得辉煌胜利，形成了红军作战的全部基本原则。他回答了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必须解决的走什么道路、如何建军和怎样作战这三个根本问题，逐步形成了中国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党中央，却照搬外国经验、唯“共产国际”指示是从，将毛泽东创立的建军、作战原则，连同他在红军中的指挥权，一并遭到了排斥和剥夺。临时中央错误地批判了毛泽东基于对革命形势的正确估计，错误地批判了毛泽东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错误地批判了毛泽东主张在蒋介石统治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两军对垒时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必要时放弃阵地实行退却和重在保持、发展红军的有生力量等一整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从而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致使中国革命命运危在旦夕。诗曰：

　　滚滚尘埃狼烟薰，地裂山崩鬼神惊;

　　人伏尸，枪不鸣，工农战死闾阎空;

　　一朝兵败如山倒，苏区无处可安营;

　　大好河山何忍弃，三军仓皇离瑞金;

　　从此铁流无定向，人人不知死与生;

　　苏区已死人千万，湘江一战五万兵;

　　茫茫黑夜寻生路，天上北斗毛泽东!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生死关头，是毛泽东思想挽救了中国革命。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毛泽东的主张成为会议决议的基础。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同志的拥护下，毛泽东成为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实际核心。四渡赤水，兵临贵阳，虚指昆明，巧渡金沙，毛泽东以一连串中外战争艺术史上罕见的大手笔，指挥红军以指东击西、形南实北的高度灵活动作，呼啸驰骋于黔桂川滇的万水千山之间，待到蒋介石统帅部终于如梦初醒时，数万红军早已安然脱险，逶迤北去了。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就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从此毛泽东思想得到全党、全军的高度信赖。

　　第三点启示：“只要跟着党走，就能取得胜利”这句话是片面的，因为这句话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党的政治路线必须是正确的。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党章明确规定的，但是，如果中央的政治路线出现错误，我们作为一名党员该如何去做，这是对每一名党员的党性的根本考验。毛主席在总结长征失败的经验时说过这样话：当时给中央苏区造成的损失，实际是莫斯科斯大林的瞎指挥，但是在这里执行政治路线的是博洛，军事上是总理，责任都推到李德头上有点冤枉李德是一个外国人，跑到我们的江西山沟里帮红军打仗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还是个顾问，顾问，顾问，顾而问之，可问可不问。他的话可听可不听，为什么都听他的。李德出的馊主意，军事上拍板的还是周恩来，命令是他下的，他是军委的最高负责人”。主席还说：“全怪总理也不合适。总理这个人是很守纪律的，莫斯科下来的命令他是要坚决执行的，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犯组织错误!就是说哪怕我政治上错了，但我组织上没错，上边的命令我是坚决执行的”。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犯组织错误!这是摆在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面前的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中国革命之所以没有被扑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没有被摧毁，中国工农红军之所以没有被消灭，原因就在于毛泽东敢于“宁可犯组织错误，也不能犯政治错误”。毛主席在错误的政治路线面前敢于坚持真理，善于思想斗争，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正是由于毛主席的坚持，才迎来遵义会议这一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我们不能设想，如果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将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有了遵义会议，中国革命才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不能设想，如果没有毛主席的坚持能否会有遵义会议，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正是因为有了毛主席的坚持，才使像周恩来等一大批革命家站在了毛主席一边，纠正了党中央的错误路线，使中国革命避免了一次大灾难。可以这样说，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是我们党必须认真解决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不好，将关系到我们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第四点启示是：能否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衡量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长征和长征以后的历史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党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了，什么时候就是坚持了毛泽东思想，什么时候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就是正确的。而什么时候我们没有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什么时候我们就没有坚持毛泽东思想，所以，能否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衡量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而是把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那就不是坚持毛泽东思想了，而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了，此时的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就不是正确的了，就是反动的了，反动的政治路线我们必须要加以反对和制止。长征时期，王明把持的党中央，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推行一套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所谓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他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经验主义”，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推行一套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政治路线，以致造成中国革命事业的惨痛失败。现在也有一些人，他们口头上也高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但他们并不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是把资本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错误地认为我们今天的革命还处于民主革命阶段，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社会主义搞错了，妄图引导我们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放弃工农大众的利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放弃社会主义，放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极力推进私有化，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说什么计划经济是封闭僵化的老路，认为共产党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更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私有制经济发展”，以致使中国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世风日下、环境污染、贪污腐败、经济滑坡、伪劣假冒、坑蒙拐骗、外敌肆虐，矛盾四起。可以说红军长征胜利的成功经验，为我们今天同走资派的斗争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长征的最重要原因。

　　纪念长征，就是纪念毛泽东!

　　二0一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