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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明: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晨明 2016-04-28 来源:乌有之乡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就是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和为什么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弄清这个问题,是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前提,因此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但是,之前很长时间,国内落后于国外,目前已经出版的正规出版物中,只有美国麦克斯夸尔的研究还算是认真的研究。

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晨明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就是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和为什么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弄清这个问题,是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前提,因此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但是,之前很长时间,国内落后于国外,目前已经出版的正规出版物中,只有美国麦克斯夸尔的研究还算是认真的研究。他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有价值史料,承认“两条路线'”斗争,指出“中国领导层的分裂是由于对中国革命的目的,怎样治理中国和发展中国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这两点,从研究方法上和指导思想上,都比中国大多数主流研究者尊重科学,也比有些人所说的“毛泽东分裂了上层”,在观点上更正确和符合实际。

  中国的主流学者三十多年来就从没有对文革做过认真的研究。不过是“投靠三爷,改换门庭”,先有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概念,然后生拉硬扯地“解经”,常常使他们自己陷入自相矛盾难以自拔。比如他们说文革起源于毛泽东的极左,但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消灭阶级要很长时间;而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一开始就已经消灭了阶级,到底哪是极左?他们攻击毛泽东个人专断,既然个人专断又何必充分发动群众,为何运动初期交由刘少奇领导运动,后期又让邓小平担任党政军主要领导?他们攻击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创立的一切几乎毁之殆尽”,但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又不得不承认,“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所谓“一切几乎毁之殆尽”,完全是一派胡言。他们攻击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反而遭到国外学者的据实驳斥。

  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从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和事实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和事实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得出结论,创新理论。而不是从概念、原理、理论出发,然后在现实中找根据,演绎理论。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逻辑发展,是当代生产力主体——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思想解放的必然要求,是探索和完善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先进政治制度的需要,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国际国内客观存在的阶级矛盾、两条道路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根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成为领导当之后,还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一、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现代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所秉承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绝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现实,它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前赴后继,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经历若干发展阶段,创造必要的条件,才能成功。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及其代表的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也要分两步实现,第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逐步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国家;第二步走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赶走帝国主义和打倒封建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这两个革命是先后和递进关系,本来不能“毕其功为一役”。但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主要矛盾变化,主要任务是解决无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时候,反帝反封建的未竟任务已经包括在反官僚资产阶级斗争之中。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可以毕其功为一役。因此,毛主席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形态的社会发展阶段,它的历史任务仅仅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必须没收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建设公有制经济,利用和限制民族资本,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警告全党,由于胜利,党内骄傲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可能滋长;指出有些共产党人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面前不愧为英雄,在敌人糖衣裹着的炮弹面前有可能打败仗。就是从党的伟大理想高度,从思想建设上,从阶级斗争角度,阐明继续革命的道理。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不仅要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还要建设好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不仅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革命,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也需要革命。所以,继续革命,不是毛泽东头脑里凭空想出来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崇高理想和宏伟目标所决定的。

  为了统一全党认识,毛主席早在1944年就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共产党整风文件,教育全党不要犯李自成胜利后骄傲的错误。

  在胜利进京的时候,毛泽东把这个划时代的胜利比作“进京赶考”,并且发誓“我们不做李自成”。

  可以说,有着长期武装斗争经历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真正中国共产党人,比世界上任何政党更加清醒,他们夺取政权不是为了执政、当官,而是为了继续革命,为了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彻底解放扫除一切障碍,直到人类伟大理想__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

  如果所有的共产党人,或者说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都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样,始终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文化大革命还有没有必要呢?那就没有必要了。可惜事实并不是这样。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人民日报1976年1月5日)。

  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刘少奇等人就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确保私有财产等错误观点,刘青山贪污腐败令人触目惊心,薄一波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加上农民党员中,“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流行思想,充分说明“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毛选五卷第81页)。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又散布阶级消灭论,阻扰报刊刊登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反对百花齐放和共产党开门整风,对工人罢工学生闹事,总想镇压;借反右排斥异己,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干部群众,造成人们不敢讲话的万马齐喑、给共产党员提意见就是反党的不正常的政治生态,五八年煽动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1962年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包括文化革命初期镇压学生运动,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党内坚持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和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的分歧自始至终就明显存在。这里面有认识问题,也有路线分歧。继续革命,共产主义理想,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无产阶级解放的路标,具有指导性的现实意义。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共产主义理想上忽右忽“左”,形左实右。他们一会儿说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不可能实现,或者说共产主义只是遥远的事,否认其现实指导意义。他们一会儿又在社会主义社会煽动共产风,策动党内资产阶级共人民的财产,剥夺人民的财产权。他们把共产主义庸俗化,只谈各取所需的经济标准,不讲觉悟空前提高的政治标准;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否定人民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今天,有些人歪曲习近平的思想,虽然重提共产主义理想,但不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批修正主义,这也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是不是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最根本的标准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贪图个人享乐还是为人民利益继续艰苦奋斗,对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是保护还是镇压。

  有人说,刘少奇和毛泽东一开始没有分歧,合作得很好,只是到了1962年才开始有分歧。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不是一贯的不是修正主义。一开始刘少奇还能接受批评,改正错误,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批评自我批评解决。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不作自我批评,西楼会议公开否定刚刚结束的七千人大会关于形势问题的民主决议,试图在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社队恢复单干,1964年公开反对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的方针,反对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正确分析和论断。矛盾发展到对抗。矛盾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才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严重关切。刘少奇是党内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和政治势力的代表,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这种思潮和势力不解决,革命就无法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复辟就是随时可能的。文化大革命确实要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个人恩怨。解决刘少奇问题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根本目的是解决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坚持不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问题。所以,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

  毛泽东逝世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共产主义理想被嘲笑,社会主义被讥讽为乌托邦,从反面说明,共产党内,确实存在一部分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人。

  文化革命前,毛泽东同身边工作人员吴旭君的谈话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二、对于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盲从,必须坚决抵制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份额,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比较巩固了。那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解放是不是就已经完成了,工人只需安心做工,农民只需安心种地,学生只需安心读书,军人只需以服从为天职,社会主义事业是不是就可以一帆风顺地取得胜利呢?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犯错误的盖子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政权的事实,粉碎了人们天真的幻想。这就使得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必须进行认真的、新的思考,回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没有遇到和没有解决的新问题。

  历史上所有掌握政权的新阶级,一般都要经历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是解决摧毁旧制度的革命的合理性问题,一个是解决建设新制度的基本原则问题。中国地主阶级的思想解放经历了春秋诸子蜂起和战国百家争鸣两个时期。欧洲资产阶级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两个时期。世界无产阶级已经经历了以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内容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问题,但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解决。苏共二十大揭开的问题已经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还没有走向科学,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都没有建成。斯大林过早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是盲目的。鉴于苏联的教训,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一直在思考两大问题:一个是如何防止共产党干部腐化变质、党内形成一个贵族阶层的问题;一个是如何让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实现在劳动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毛主席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62年重提阶级斗争;多次警告全党,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都是他严肃思考的成果。

  然而,刘邓反右斗争扩大化形成的给党委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的、不正常的政治生态,又严重阻碍了人民同党内修正主义的斗争。因此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看待共产党,把党内走资派同党分开,同广大党的干部分开;把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犯有错误的领导干部分开。文化大革命初期提出的“对于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盲从,而应该坚决抵制”,正是符合了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思想解放的需要。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和一分为二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造反有理、以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民主形式,很自然就成了无产阶级手中最有力的武器。

  无产阶级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任务就是冲破资产阶级的思想牢笼,在全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有:1,对立统一规律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存在阶级,要不要搞阶级斗争,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是不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共产党内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何同他们进行斗争。2,共产党在取得领导权后,是不是就应该由无产阶级政党变质为全民党;是不是应该由革命党变质为执政党?必须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本质是无产阶级领导,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给的,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共产党的干部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如果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共产党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自动消亡。3,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必须解决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管理国家还是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民主管理国家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就没有建成,资本主义复辟就是随时可能的。4,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自私的谬论和个人至上的反动价值观,认清个人和社会、我和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批判奴隶主义和恩赐观点,坚持真理,自觉同修正主义、党内走资派进行斗争,树立尊重社会劳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价值观。

  文化大革命正是一场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由于她与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攸关,所以得到人民的拥护,群众很快就充分发动起来了。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不少。主要是指党内上层来说的。全国人民对党的干部脱离群众、腐败堕落、官僚主义,本质上都是深恶痛绝的;对人民当家作主是由衷欢迎的。毛主席说,两派群众都是革命的;邓小平说,两派都是错误的。就是最好的证明。

  对于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盲从,而应该坚决抵制。至今仍是原共产党国家复兴社会主义的思想解放的伟大旗帜,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解放的伟大旗帜。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自私的本性使垄断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领导这个世界的资格,由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替代他们的时刻已经到来。

  三、避免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率的现实挑战。

  毛泽东和黄炎培著名“窑洞对”关于周期率的谈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得以广泛流传,说明历史已经将避免兴勃亡忽的周期率的问题,现实的摆在中国无产阶级面前。毛主席当年说,我们已经找到了避免周期率的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新路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旧路有根本不同,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人民军队的官兵一致,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历史上都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面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前景,毛主席把共产党的民主新路升华为“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人人起来负责”就是资产阶级无论如何都不愿做和做不到的。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今天来说,无产阶级民主是个好东西,因为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当家作主,所以广大大人民欢迎它,而资产阶级却反对它。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张五常说过,在共产制度下,民主就是灾难。资产阶级民主在今天已经不是好东西,甚至转化成反动的东西了。里根上台伊始就说,朝民主自由迈进,就可以把共产主义消灭在尘埃之中。你能说他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吗?

  毛泽东1956年之后多次阐述无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并多次强调反对官僚主义需要这个。文革前,党内资产阶级为保护大官的利益而故意造成的,反对他们少数领导人就是反党的旧秩序,阻断了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民主新路,妨碍了中国社会进步。文化大革命只有拿起大民主这个武器,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打倒走资派,让人民把生产资料管理权和政治领导权夺回到自己手中。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前夕重上井冈山,特别提到当年的士兵委员会,并着重解释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样重,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传统无疑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起源之一。民主的首要问题就是人民有没有权利反对敌对势力的问题;民主的最高形式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人民管理国家。有人说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中国经历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也经历了胜利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怎么能说没有民主传统呢?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民主新路,比资产阶级民主要先进几百倍。只要一看美国的众议院没有工人代表,众议院不“众”;而文革中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工农兵代表占百分之七十以上,真正代表人民;工农兵在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人民了解和信服的的代表人物,走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革命委员会群众代表不脱离劳动,拿与群众同样工资。两种民主的优劣自现。有人说大民主不是民主,而是无政府主义。一个国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被发动起来,关心国家大事,自下而上的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人民可以自行成立组织,各种思潮和政治力量都得到展示并在大辩论中得到解决;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在作了自我批评之后也给与重要权利和机会,使其在实践中改正错误。如果说这不是民主,世界上所有的民主理论家都将羞愧而死。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的领导下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

  旧中国和资本主义差不多,是一个官僚资本主义占主导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主要是反对资产阶法权,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反封建的任务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包含在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之中。打着反封建专制的旗号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不反官僚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专政,是当代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一个主要阶级斗争手段,也是一部分左派的认识误区。

  文化革命中,极少数联动分子,先是煽动反动的血统论,对基层干部群众实行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残酷打死北师大附中校长卞仲云和文化名人老舍等。等到人民批判了他们,把他们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之后,他们组织“联动”组织,提出“取消一切专制制度”的口号(见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第54页),实际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就告诉我们,对于笼统的民主口号、反专制的口号,一定要警惕,一定要进行阶级分析!

  四、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走向科学的客观需要

  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走向科学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完成,列宁斯大林也没有完成。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不存在两条道路斗争,存在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后是不是所有制问题就全部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主要专哪个阶级的政,共产党领导下,是不是干的都是社会主义?这一连串的问题,实际上都没有解决,中国共产党必须作出回答,必须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有人说,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解决,但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还没有解决,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继续革命。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事实上所有制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即生产资料的管理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两篇著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作出了初步总结,在经济上调整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两个积极性的问题,阐述了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指导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60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中,又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实践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主要贡献是提出两个过渡及其所需条件;提出“人民的权利”的重要论断,赋予人民管理企业、管理军队、管理文化、管理上层建筑、管理国家的根本权利;推广鞍钢宪法,标志着毛泽东社会主义核心思想理论的形成。1962年的右倾引起毛泽东同志高度警惕,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65年毛泽东将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定性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易于人民分清敌我,划清界限,缩小打击面。至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科学探索基本完成,已经能够回答苏联和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已经能够解释斯大林犯错误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文化革命前,毛泽东严厉批评卫生部是老爷卫生部,批评教育路线,批判文化部不歌颂工农兵,在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提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推广鞍钢宪法。但是在1965年遇到了极大的障碍,受到了党内资产阶级的阻扰。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

  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提出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两大科学论断,使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走向了科学。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由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公有公管;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民主管理国家并对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及其附庸(社会反动黑恶势力)实行专政;树立尊重社会劳动、追求真理、斗私批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价值观。

  文化大革命的最伟大的成果是通过人民民主运动推广了鞍钢宪法,颁布了1975年宪法——世界上第一部完备的社会主义宪法。把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制度化。

  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就否定了社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复辟就成为了现实,人民的财产权利、社会福利和政治地位就丧失殆尽。实践告诉人民一个伟大的真理:只有毛泽东阐明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解放人民。毛泽东思想是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唯一的胜利之旗。

  一切离开毛泽东思想另起炉灶的所谓特色社会主义,人道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都只能是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

  五、帝修反把中国无产阶级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真正共产党人逼上梁山

  美国帝国主义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就企图一国独占在华利益。可惜他们下错了赌注,与中国大多数人民为敌,结果只好夹着皮包走路。此后第一次重返亚洲,在朝鲜战场吃了败仗。1965年在越南扩大战争,也是瞄准中国。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围困中国,迫使中国共产党人打击新贵族投降卖国阶层,取信于民,重建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在国际上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文化大革命,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尽管毛泽东同志多次警告,但是党内不愿继续革命的力量还是要顽强的表现自己。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败震动全党;薄一波主张新税制公私一律平等,违反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党内分歧从革命胜利之后一开始就存在。

  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索,直接起源,系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五件大事:

  1,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犯错误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盖子,以及此后愈益发展的修正主义思潮,对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影响。特别是赫鲁晓夫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恶化国家关系,逼迫还债,撤走专家,停建项目。赫鲁晓夫黯然下台后,苏绣集团又在中国党内搞策反活动,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中国共产党不能不把国际国内反修斗争结合起来。

  2,1962年初,中共七千人大会对58年以来的成绩和问题进行民主总结,毛主席带头作自我批评,作为一线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明显应该对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负主要的直接的责任的刘少奇,却没有作自我批评,毛主席对他第一次感到失望。

  3,1962年刘少奇召开西楼会议,公然推翻七千人大会关于形势看法的民主决议,散布悲观情绪,要在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社队恢复单干。实际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次演习,引起毛泽东高度警觉。

  4,1964年,刘少奇在中央最高会议上打断毛主席发言,并将中央高层关于社会主要矛盾、阶级斗争主要对象的分歧公开化。毛主席总结苏联社会主义经验教训提出的重要思想,例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与人民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都毫无例外的遭到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反对。事关社会主义成败,事关人民幸福,事关路线,毛泽东主席决不妥协。正是这时,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要开展文化大革命。

  5,1966年三月刘少奇彭真要参加苏共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国内修正主义要和国际上修正主义联合。美国在越南增兵十个师。在这种严峻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被逼上梁山,直接依靠人民发动文化大革命,就不难理解了。

  文化大革命本质是保卫革命胜利成果,坚持和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和资本主义复辟,冲破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封锁和包围的一次胜利的政治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客观上适应了无产阶级启蒙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走向科学以及人类社会进步的需要。在民主和权力问题上作出了前所未有的科学回答。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毛泽东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和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主体思想,至今走在世界文化进步的前列,尚且无人能够超越,比卢梭的人民主体意识不知要进步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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