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馆鸟巢展负责人回应贺卫方：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对共产党有什么不满？

　　为纪念上山下乡60周年，2015年7月1日，知青博物馆鸟巢展在北京举办，并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北大教授贺卫方却指责知青展“把罪恶全变成了伟业”，该言论引发广大网友包括多位知青的不满。学者郭松民以及多位知青或撰文或现身反驳。7月8日，凤凰热追踪采访了知青鸟巢展负责人潘忠林，潘忠林对北大贺卫方的评论进行了回应。

　　

　　贺卫方7月2日评论截图

　　【凤凰网：你如何回应北大教授贺卫方的质疑?

　　潘忠林：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偏颇的，不是实事求是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从1955年开始的，1955年跟文革有关系吗?没有关系。1955年时任团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北京组建了第一支北京青年志愿者垦荒队，60人，队长是杨华。到了1962年的时候，国家已经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上山下乡，纳入到了国民计划。到了1968年的时候，全国进入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所以我说这个贺教授，我不能说别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他对党有什么不满，对知青有什么仇恨。

　　第二点，当时毛泽东同志组织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事，其实与文革没有任何关系，这其实源自于他对青年运动方向的一种思考。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就曾和那些进步的青年搞了大量工农调查的报告。在1939年的5月4日，他在延安召开了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大会，在那个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有一个讲话，叫作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拿什么做标准?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就是看他能不能够和工农群众相结合。1946年，毛泽东就把他的儿子毛岸英送到了草原，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去补上农村这一大课。紧接着就是1955年。你想想它和文革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说有些人是别有用心的，我不泛指，或者是说我不针对某一个人，我认为有的同志他不客观就在这。

　　贺教授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很多知青都在联系我，都希望我能够从正面去回应他，但是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我和他们讲，我们国家是一个民主国家，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观点，人家要说，你也不能够非得要针尖对麦芒，各抒己见去争执，没什么意义。我们要做的事，就是从正面来介绍知青这一段历史，来反映再现这一段历史，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精神，我们只要从正面去做，慢慢的这些人的观点或许会淡化。

　　我觉得有一些不健康的，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性的观点，让我挺痛心的，因为我本身有知青的情结。】

　　以下为专访全文：

　　凤凰网：鸟巢这个知青展览馆是如何建起来的?

　　潘忠林：我们首先在黑河建立了黑河知青博物馆，这个建的比较早，是2009年开的馆，那个时候全国各地没有知青馆。我们这个馆开得也很艰难，当时写完了大纲之后，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上一级的，比如省文化厅，都不大敢批。

　　后来赶上有一个机会，我们遇到了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龚心瀚，他本身是知青，所以他的知青情结很深，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大纲给了他，他找了一些专家给审，黑龙江省文化厅又组织专家给了论证，这样这个馆才能够得到上级的批示。

　　我是2012年退居二线，之后，我就带着知青博物馆开始在全国巡展。因为黑河馆比较偏僻，全国各地的知青，有很多想去而去不成，后来我们就考虑在全国巡展，但巡展费用比较高，也还是满足不了知青需要。我们在北京的地质博物馆展了一个月零六天，大概是有十来万观众，我们到其他地方都是展一周，也就是三万多观众，根本就不能够知青的要求，所以我们才决定在北京建馆。2013年在北京展览期间，我接触到了中国万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就开始和他们谈合作的事。他们在鸟巢有两万平米的场地，给我们提供了三个厅，我们建了这个馆。

　　凤凰网：这次展览首次展出一张李克强在田间得知大学录取时与朋友的合影，这也是知青捐赠的?

　　潘忠林：整个展览的照片有三部分来源：第一，是我们逐个走访知青得到的，我们了解到一些知青事迹，就去和他一对一走访，然后核实他提供的照片，文字。第二，人民日报社党史办出了一本知青画册，这个画册的图片都是当年《人民日报》刊发的一些照片。第三，就是随着展览开放，知青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然后我们又跟踪采访核实清楚之后，再上版面。比方说像习近平和李克强的照片，都是我们在国家的党报党刊上找到的，或者是当年跟他们一块下乡的知青给我们提供的。李克强那张田间照片应该是知青提供的，因为那张照片在网上也能搜到。

　　

　　1973年上山下乡时期，习近平(左二)在陕西延川县。新华社发

　　

　　20多岁在凤阳县插队时的李克强(中)。资料来自李诚故居。

　　凤凰网：有港媒称这是北京首家知青博物馆，是这样吗?

　　潘忠林：现在还不好这么说。十八大之后全国各地知青馆蜂拥而上，习近平、李克强他们都有知青身份，而且都有知青情结，所以这个时候口子就开了。我们在春节前统计过，全国大概有大大小小79家知青博物馆，截止到现在可能是有百十来家了，但是目前这些博物馆，实实在在地说，展览内容就不一定能够很客观地反映知青这一代的历史。而我们这个馆，为什么我敢理直气壮的说呢?第一个，这个展览是经过龚心瀚组织专家论证的。第二是经过黑龙江省文化厅专家组论证审批的。第三，我进京展览之前，又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王伟光亲自给把的关，包括这个主题“与共和国同命运”都是他给帮忙起的名。

　　最重要的，在现在所有的知青博物馆里，只有黑河知青博物馆是隶属于国家文物局系统管理的馆，而且是国家四部委批准的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它是黑龙江省级爱国主义基地。鸟巢馆实际上就等于是黑河馆的分馆，所以说这个展览无论从内容、形式设计方面，还是从国家、省级层层审批这个环节上说，都是立得住的。

　　凤凰网：强调黑河馆和鸟巢馆是“客观”的，为什么?

　　潘忠林：我们这个馆之所以办得好，就是我们和党中央、国务院保持一致性，我们弘扬的是正能量，是在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心声。知青心声是一种什么心声呢?在建国初期，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新中国的长子长女们，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承担起了一个老大应该承担的责任。因为他们从学校毕业之后，国家没办法安排他们的工作，散落到社会，那不是个办法，所以怎么办呢?农村又需要文化，这个时候他们从繁华的都市来到了祖国需要的地方，这是与共产党同命运，也就是我们这个馆的主题。国家有困难了，你作为祖国母亲的大儿子、大女儿，你就得要承担这个困难，所以知青的精神是什么?是担当、是奉献、是拼搏、是创业。我们要弘扬知青精神，就是我们这个馆的主要目的，和其他人不一样。

　　那么知青精神是什么精神呢?我觉得它和红军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以及抗灾救险精神一样，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传承它，要弘扬它，这就是我们现在办馆的目的。我们不想在学术上去纠结什么，至于知青那个年代，有没有一些知青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做不好的事)，是有，那难道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没有了吗?何况70年前。我觉得有些人，起码我觉得他们不是弘扬正能量，和党中央、国务院没有保持一致。

　　凤凰网：你如何回应北大教授贺卫方的质疑?

　　潘忠林：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偏颇的，不是实事求是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从1955年开始的，1955年跟文革有关系吗?没有关系。1955年时任团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北京组建了第一支北京青年志愿者垦荒队，60人，队长是杨华。到了1962年的时候，国家已经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上山下乡，纳入到了国民计划。到了1968年的时候，全国进入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所以我说这个贺教授，我不能说别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他对党有什么不满，对知青有什么仇恨。

　　第二点，当时毛泽东同志组织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事，其实与文革没有任何关系，这其实源自于他对青年运动方向的一种思考。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就曾和那些进步的青年搞了大量工农调查的报告。在1939年的5月4日，他在延安召开了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大会，在那个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有一个讲话，叫作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拿什么做标准?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就是看他能不能够和工农群众相结合。1946年，毛泽东就把他的儿子毛岸英送到了草原，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去补上农村这一大课。紧接着就是1955年。你想想它和文革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说有些人是别有用心的，我不泛指，或者是说我不针对某一个人，我认为有的同志他不客观就在这。

　　贺教授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很多知青都在联系我，都希望我能够从正面去回应他，但是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我和他们讲，我们国家是一个民主国家，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观点，人家要说，你也不能够非得要针尖对麦芒，各抒己见去争执，没什么意义。我们要做的事，就是从正面来介绍知青这一段历史，来反映再现这一段历史，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精神，我们只要从正面去做，慢慢的这些人的观点或许会淡化。

　　我觉得有一些不健康的，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性的观点，让我挺痛心的，因为我本身有知青的情结。

　　事件回放：

　　在7月2日的微博中，贺卫方说：“不久前我曾参观预展，有关人士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参与策划，无怪乎展览强烈的文革歌德派倾向，知青以及十年浩劫的苦难一点都不提，罪恶全变成了伟业。”在6日的微博中，他又给知青博物馆提出建议，认为：“知青展应通过解说和各种实物展现：1)作为文革组成部分的知青运动;2)反智主义与知青下乡;3)对下乡的拥护与抵制，事例如李庆霖事件;4)广阔天地中的苦难。书信歌谣图画及文学作品;5)那些真实和虚假的英雄人物;6)风起云涌的返城抗争;7)伤痕文学里的知青。”

　　认证为前《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的郭松民在4天后对贺卫方提出反驳，直指其是“鸡永远理解不了鹰”，并赞扬知青运动的优点：“知青运动的本质，是防止工业化进程变成对农村的单方面榨取，也是为了防止中国从一个有机的共同体分裂成两个对立的社会。”

　　人大教授张鸣与贺卫方有着类似的观点：“把人人为地投入到灾难之中，然后拼命强调这个灾难对个中人的锻炼。现在说知青下乡运动好的人，都是这样干的。别客气，请你们把你的子女，孙子孙女也行，放到最艰苦西北农村，干上8年。”

　　延伸阅读：郭松民驳贺卫方：知青运动是罪恶还是伟业?

　　2015年7月1日，北京首家知青博物馆在鸟巢体育馆开展，这引起了北大教授、中共党员贺卫方的强烈不满，他以自己一贯不分青红皂白抡起“文革”大帽子乱扣的作风评价道：展馆把“文革罪恶变成了伟业”。

 　　

　　号称精通法学的贺教授，似乎并太不懂逻辑和历史。要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于文革尚很遥远的1950年代，结束于文革已经结束的1970年代末，既比文革“年龄大”又比文革“寿命长”，如何就成了“文革的罪恶”呢?贺教授似乎认为，任何自己反对的事务，只要扣上“文革的罪恶”的大帽子，就可以否定其存在的正当性了，贺教授真的可以达到目的吗?一顶“文革”的帽子真的就可以掩盖一切历史真相吗?我想是不可能的。

 　　

　　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意义，这里我只想向贺教授指出两点：

　　第一，新中国成立后，近代以来延宕已久的工业化进程终于开始启动。但在被西方封锁、围堵的情况下，工业化的成本只能由农村、农民来承担，人才和资金主要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而知青运动的兴起，改变了城市对农村单方面榨取的局面，人才和知识开始从城市流向农村。知青们在农村办教育、办医疗、办农机、办水利，办各项事业，或者像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当年下乡时那样，担任农村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带领人民公社社员战天斗地，有效改变了农村面貌。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城乡差距是逐渐缩小的，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即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中国之所以能够先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抓住西方制造业转移的契机迅速发展，终成今日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局面，农村能够提供大量受过初、高中教育的优质劳动力是关键因素……，农村所有这一切进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居功至伟，贺教授凭什么不允许当年的知青为此而自豪呢?

　　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更重要的成就是为中国培养了整整一代人。他们生于城市，但却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和农村保持着密切的情感联系，他们中有的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像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出身高级干部家庭，却有着担任大队支书，带领农民修沼气的经历，这在各国政治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也很可能是最后一代;有的知青成长为各领域优秀人才，今天还在用自己掌握的各种资源回馈农村，他们在农村获得的锻炼，成为支撑中国崛起的重要精神力量。虽然大部分知青回城后成为普通工人和市民，但无论如何，中国城乡之间，由于他们的存在而凝聚成一个有机的命运共同体，而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城乡之间高度对立。

 

　　

　　全面评价知青运动，不是本文的目标。但仅此两点，知青运动难道不是空前的伟业吗?难道它不应该被赞扬吗?

　　贺教授在给知青运动扣上“文革的罪恶”的大帽子后，似乎觉得仍不解气，又发了一条微博说：“【荒谬】假如某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说：“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我学会了各种生存技艺，体会到最严峻的苦难，感受到难友之间的温暖，磨练了意志。因为这段经历，我后来的人生变得更加坚强。所以，奥斯维辛和其他的集中营都应当得到歌颂，是一种伟大的创造!”这中间的逻辑对头么?”

 

　　

　　贺教授在这里明显是把知青运动和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相提并论了。这种比喻的确荒谬，不仅荒谬，而且邪恶且不伦不类。

　　奥斯维辛是纳粹为了灭绝犹太人而建立的死亡集中营，而当时共产党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城市青年接受艰苦生活的锻炼，能够和农民建立起感情，以便将来“接好革命的班”。我很好奇，究竟需要多么邪恶的脑子，才会把接受锻炼当成是进毒气室?在贺教授一向崇拜的美国，西点军校的新生也要接受“魔鬼训练”，难道西点军校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吗?

　　贺教授微博中引号里的那些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来自习近平总书记回忆自己知青生活的一段话：“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这是在暗讽总书记是非不分吗?在贺教授看来，只要胆敢肯定知青运动还有积极意义，无论是谁都该得到一顶“文革余孽”的帽子，是不是这样呢?

 

　　

　　贺教授应该知道，咒骂不能贬低真正的伟业，长城曾经被咒骂，但其后的历史证明，没有长城的庇护，华夏民族的农耕文明可能早就湮灭在游牧民族的铁骑洪流中了，正如一位长者所言：一切对有功于中华民族伟业的诅咒恶骂，总是一时的，如春鸟秋虫，而人民对它的崇仰赞颂，则总是万世千秋的，如日月之升如松柏之青——长城可证!

　　(2015年7月8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