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悲壮歌一曲，怎不深缅毛泽东？

西路悲壮歌一曲，怎不深缅毛泽东？

再次打开西路军悲壮的历史画卷，心里依然会为数万英烈那段英勇不屈、血洒荒原的可歌可泣英雄史诗惊叹不已。当年以武装力量反抗国民党腐朽统治的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可说是数量及其装备都在红军部队占优势的一支革命武装，但由于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阴谋分裂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企图以及实际行动所使，从而造成革命力量的空前损失。多少年过去了，围绕四方面军西征的历史不时的有一些另类声音出现，即使当时西征部队的领导人在这一事件中所持的讳莫如深态度，更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们对此事有一种迷茫错误的认识。还有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借此事达到污蔑、非议、妖魔化毛泽东的目的，迄今为止，这可以称为非毛反毛者欲栽赃毛泽东继文革之外“清除”党内异己力量的另一个所谓的证据，所以有必要再次重温那段不堪回首的悲壮苍凉历史，以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早有想法涉足这段西征英雄的悲壮史诗，但由于相关的真实资料有限，更由于许多参与者在“特别是”以后针对此事前后大相径庭的态度和评价，更不免使得人们一头雾水。十多年前，我因为其它原因，驱车走过甘肃、宁夏许多地方，在那些当年西路军勇士鏖战过的地方，心里很是感慨万千。我明白，尽管多年后的凭吊并不能安慰烈士们的英灵，但作为曾经的军人，我想告诉那些革命的先驱者，他们为之奋斗不已、为之献身的壮丽事业后继有人。他们的英雄业绩还将永远留在后人的无限追忆中。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地区实现大会师。古老的会宁城因之而焕发出青春的活力。那个时候，花鞭鼓号与激越的歌声交响回荡，映现着镰刀斧头的旗帜和灿灿的红五星辉映闪光。会宁城几乎容纳不了这从天而降的喜庆，那头欢呼声、口号声刚停，这头又炸响爆竹。历经艰辛万难、战胜围追堵截、几乎裂变的红军队伍又实现了力量空前的大会师。战友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放下手中的武器，抛下肩头的背包，含着热泪互相拥抱，互致着问候。

但在这喜庆的时刻，又有谁能想到，这支钢铁之师里面，还孕育着危机？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会被无情的命运尽情戏弄？西部雄浑的黄土高原和莽莽苍苍的沙漠会吞噬掉他们如火的战斗青春，青、宁二马的匪兵高高挥起的马刀会让他们血洒高原，那奔腾咆哮的马蹄声以及众匪兵的狂妄嚣叫是向他们索命追魂？

七、八十年的岁月流逝，许多的往事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但西路军将士用生命与鲜血、用绚丽壮烈的青春书写的西征史诗还依然在人们脑海里不断浮现。我的心里会时时映现这样一幅画面：西部寒冬，滴水成冰，蜿蜒的黄土道上，不时有衣衫褴褛的年轻红军战士，他们之中有血气方刚的青年男子，有正值妙龄的青春女子，他们夜行日宿、风餐雨露，靠讨饭维生，但心中依然有一个不变的前行目标——向东、向东！只有东方才是他们心中的圣地——延安。但突然间，一阵奔促的马蹄声如雷而来，随即是闪亮的刀光在夜色中闪动惊人魂魄的光芒。于是，战士倒下了……或者是，男的倒下，女的被尖叫着掠上狂奔的马背……

悲凉的叫声随着奔腾的马蹄声远去，只有肆虐的寒风在鸣响……当年西征的将士有两万余人，但最后历尽千辛万难返回延安的只有区区几千人。我们说，战无常胜将军。但西路军将士那段悲壮的历史又将为我们提供怎样的思考？

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证明西路军将士的血没有白流。

围绕西路军问题的是是非非、问题说明、历史回顾等都将使不明真相的人们更加迷茫与纠结。致使西路军遭致几乎全军覆灭的原因是什么？几十年来围绕这一尘封事件历史显露出光怪离陆的诡异一面。在早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统一口径的“正史”即是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归责为“张国焘路线”，后来曾展开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因为同处于四方面军的原因，当时在延安整风学习期间，还曾有许世友等为此想不通，许还联络部分四方面军的干部外逃，准备离开延安重起炉灶干革命。但后来，随着教育的深入，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认识到张国焘路线的严重错误，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周围。他们之中后来诞生过元帅徐先前，大将王树声，还有李先念、许世友等等。

但近些年来，围绕西路军的历史又起波澜。更有人将西路军兵败的原因归之为毛泽东排除异己，这是众多妖魔化毛泽东无耻伎俩中的一个环节。那么，要弄清这个问题，就要从西征的决策说起。

关于西征的决策：

需要说明，西路军的名义是在后来西渡红军四军、五军、三十军等部孤军深入后做的定义。关于西征的初始决策，有人撰文如此道：

“红军在实行从南到北的战略转移时，中共中央就已经考虑到打通国际路线，解决红军的战略靠背问题。早在1935年8月5日，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关于在何处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毛泽东说：由于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所以一、三军团必须变更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1935年11月，共产国际派林育英（化名张浩）回陕北，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不反对中国红军主力从北方（外蒙方向）和西北（新疆方向）靠近苏联。193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红一方面军东征，‘拿三个步骤，达到打通苏联与巩固开展现有苏区的任务’。红一方面军东征，只完成了两个步骤，第三步（战略目的）未能实现，旋即回师陕甘苏区，复准备西征。关于西征，毛泽东在1936年6月29日的电报指出：“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打通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西；二是甘、凉、肃三州。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一是夏秋；一是冬天。不论采取哪一条道路与选择哪一个时机，给马鸿逵以坚决的打击，都是决定的条件。为此，要求一方面军必须于一个月内做好打击宁马及西渡黄河的准备工作。”——冯亚光《西路军生死档案》

既如上文所述，那么最初做出的西征决策之执行部队是一方面军，那是“朱毛”的部队。借西征消除四方面军部队的阴谋化伪史观应该休矣。只是后来，张国焘南下失败，内外交困，被迫自行终止了分裂红军的步骤。中国红军三大主力才重新实现力量空前大会师。而在关于西征目的以及意义的真实认识上，时任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实际上却有着各自的想法和目的。

双石所著《西渡黄河·西路军问题再考辩》（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3/220594.html）
中说：

“中共中央西渡黄河的目的是为了宁夏战役计划，但张国焘的想法却不同：他的意图是红四方面军部队渡河后即转向西进，夺取河西走廊，独创一片天地，以实力取得在党内斗争中的有利地位。”

感谢双石老师围绕西路军的历史所做的详尽考证，在几个关键环节上实事求是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围绕“渡河”、“东返”等问题所作的披露对于正确认识西路军兵败有着至为关键的意义。

在渡河的五军、九军、三十军等三个军中，只有三十军西渡黄河事前得到了中央同意，而红九军渡河未得中央同意，是先斩后奏造成的既成事实；红五军渡河也不是奉中央命令，是斩而不奏的既成事实。我们知道，三湾改编的重大意义在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但在张国焘已在失败面前宣布撤销伪中央的后来，怎么还能有利用军队实力挑战中央领导红军部队的事实出现？这才真实反映出当时四方面军某些领导人挟兵自重，寻机脱离中共中央领导，脱离红军统一军事指挥的阴谋实质。

从双石文章中还可以看出，即使在西渡部队遭致重大损失，形势危急之时，中共中央还没有放弃让西路军脱困的努力。曾经指示部队东返，但西进部队的领导人，错过三次东返机会。我们应该清楚，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有的机会，一旦错过，便会酿成大错。而面临东返之机且中央已有明确指示的时候，这时张国焘已经返回延安，再把拒绝执行中央指示的理由加在张国焘头上已不可能……最后，西路军领导的错误决策所致使的惨重后果就只能由两万多将士承担。

再是，据当时党内客观存在的“山头主义”影响，致使在西征问题上出现了部队受多方领导，且党中央的命令、指示无法切实得到传达落实。据双石考证，“红军三军会师后的指挥格局和背景”如下：

“⒈中共中央，位于陕北保安，除了中央书记处、军委、中央等名义发出的电报，此间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署名发出的电报，均可以视为代表中央意图；
　　
⒉红军总部，以朱德、张国焘为代表，当时正从会宁到关桥堡的转进途中。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期间，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被授权“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三个方面军对朱、张两总之报告，及朱、张对三个方[面]军之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央军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联络。”
　　
⒊10月28日后，彭德怀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受命指挥河东三军部队，按中央“先南后北”方针，组织实施海打战役。”

再是西征前方部队的实际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

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对西征部队涉及作战以及行动方向的命令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下达：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红军总部（张国焘、朱德）——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前方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

这就出现了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中央命令要通过红军总部下达，而红军总部实际上是以张的意见为主，而在这其中的第二个环节上就暴露出很大问题，张国焘和中央实际上存在的对抗再通过命令影响到他的部队。我们清楚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都是红四方面军出身，而在渡河问题上的实际作为表明了他们企图利用西征达到怎样的一个目的。在以上复杂矛盾的纠结下，西征部队在民众基础、后勤补给、武器装备、部队机动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焉能不败？

当然历史没有假设。但不妨试想，如果当初西征部队真的是红一方面军，那么，还会出现后来的兵败局面吗？在当时要求西征部队先向南打胡宗南、待解决南敌后再北进取宁夏，亦即先南后北问题上发生的中央命令得不到贯彻落实即可看到西征部队当时处于怎样处境。

通过以上红军西征部队矛盾以及部队指挥上出现的问题考证，一个问题显露出来了，那就是当时能抛开中央实际操控西征部队的相关领导人是西征还是假西征名义另立山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西征开始了，在河西走廊一幅悲壮惨烈的历史画卷被打开……

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都明白，毛泽东能在当时的中共中央以弱势而最后取得领导地位和红军指挥权的最决定原因，那就是在靠战争而决定生死命运的时刻，每一次都因为毛泽东而使得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绝处逢生。所以，毛泽东的一生都在面对挑战，先是在红四军，后是红一方面军，待到遵义会议后挑战相对少了，但并不意味着终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还有张国焘企图武力解决中共最高领导权的问题，不逞，又分兵南下，南下兵败，又有假西征名义妄图再打到个人不可告人之目的。是西路军惨败的历史让人们再一次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航程需要毛泽东把舵，这是几万红军英烈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经验。从这一点意义上论及，是中国革命的惨烈悲壮历史选择、造就了毛泽东！

西路军兵败，中共中央曾尽其所能对西征将士展开营救。周恩来曾派人与‘二马“联系，从中斡旋。193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的指使。按照中共中央决定，由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领导的红四军，军长萧克、政治委员郭述申领导的红三十一军以及红二十八军和红三十二军组成援西军。以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先在甘肃镇原一带集中，准备相机援助和接应西路军……

但无论怎样的援助与救助，都无法改变血洒西部高原的数万红军将士的命运。我们说，这是企图背离毛泽东正确革命路线，另劈蹊径闹革命的错误路线恶果。但我们还应警惕的是，再围绕西路军那段悲壮史诗展开争论说明了什么？

任多少个春秋过去，烈士不屈鲜血凝成的历史在依然泣诉着……

虽然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我们再回顾这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是希望人们记取这鲜血和生命凝成的教训。中国革命离开了毛泽东，会出现怎样的结局？毛泽东对于中国，又有着怎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