铿锵三人论香港
铿锵三人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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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凤凰卫视主持人，1986年随妻子“攀亲戚”来到香港，白天在电视上用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嬉怒笑骂，晚上做梦的时候脱口而出的却是粤语。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系教授，1996年-1997年从美国耶鲁大学到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1999年，在把女儿送进大学的第二天，即飞往香港，正式成为中文大学教授。
吕大乐，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8年生于香港，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如果算不清楚一个英镑可以换算成几个便士、几个先令，如果弄不清楚英国的度量衡，在数学上是考不出好成绩的。
1997年6月30日的那晚，一直下着雨。伴着夏雨，大多数的香港人一夜好眠，而醒来时却是新的一天。
这样，1984年，中英发表联合声明，正式确定了回归的时间点和基本原则。至此，大局已定。
然而英国人并不甘心就此坐等1997年7月1日的到来。他们做了大量的手脚，或许是为了留下自己更多的印记、更多的遗产，或许是不愿把一个完整的香港交给中国政府。
另外，港英政府还实行了“高工资、高福利、高房价”的“三高”政策，使香港的公务员享有全世界最好的待遇，而如果回归后对公务员系统实行减薪，必然会遭到公务员的反弹。
杨锦麟认为，在一个移民城市，每一次居民和投资者用脚来表达自己对这个城市的信心时，实际上也是这个城市进行财富重新分配的一个契机。
经过十年变迁，各国资本在港的共生共荣，已经取代了一百多年来英资一家独大的局面。
历经一百多年的耕耘，英国人在香港留下了自己的血缘，也使香港成为华人社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香港人中，有约五分之一的人有英裔血统。
在英国的众多殖民地中，香港有一个特别之处。它不像其他的殖民地，居民大多由当地的土著构成。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甚至是一个难民城市。
不仅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也是在心态上，十年后的香港，正在往深层次上实现真正的“回归”。
1997年6月30日至7月1日，在短短的历史一刻，米字旗降下，五星红旗升起，香港告别了一百五十六年的殖民统治，重新回到了故国家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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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极富英伦风格的门扇， 一缕午后阳光照射在绘有玫瑰图案的精致茶具上。这个1997年的6月30日，对于Aid而言，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她同往常一样，在赤柱的茶馆享受下午茶。
历史上从未种过一片茶叶的英国人，却用中国的舶来品创造了自己独特华美的品饮方式。
“我认识的香港年轻人，他们更多地喜欢喝可乐或者咖啡，体会不到茶在甘与苦两者之间完美的结合。”
一位英国人在香港悠然自得地品茶。只是，现在的香港，离英国越来越远，离中国越来越近。
Aid手中透明精致的茶壶里，红褐色的茶水慢慢被饮尽，一如窗外的香港，英国色彩悄然褪去。
军营里的广场，一些穿着苏格兰裙的尼泊尔族士兵，还在很认真地操练。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香港的操练了。
30岁的队长Bhakta Bahadur Malla，紧紧盯着军乐团里的每一件乐器。“我服役已经有十年了，在香港呆了四年，我感觉这里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香港是我的第二故乡，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香港的回归，所有的期待、感伤与不确定，在6月的最后一夜里，被欢庆的海洋淹没了。
那种抑制不住的情绪，并非完全因为摆脱了被殖民的历史，或者重回母亲的怀抱。香港市民，还有外国人，他们走向街头，参加派对，是出于能够亲身见证历史的激动。
“全世界都把焦点放在我们身上，这让我们非常骄傲。”Ms. Mak，这位26岁的白领说，“我还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所有人都说，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日子，但实际上，今天和昨天，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的生活还是一样继续。”
至少有一点不同，警察在忙着更换原来印有英国皇家标志的制服。但是对于大部分香港市民来说，星期一夜晚那场盛大的烟花汇演，冲淡了他们对权力交接的关注。
“大家都借此机会投入地寻找欢乐。”一位在酒吧里参加派对的美国青年说，“每个人都放5天假，每天晚上都有派对。”
数十万港人聚集在屯门黄金海岸沙滩，观赏香港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烟花汇演，随着回归时刻来临的倒数声，漫天缤纷，流光溢彩。
当晚，因为下雨和烟火的热气，香港会面对维多利亚港的玻璃窗变得灰蒙蒙，影响了宾客们的观赏。穿着双排扣礼服的服务生，每隔一段时间就拭擦玻璃。
英方告别仪式在添马舰露天场地举行。仪式举行时一直下着滂沱大雨，令嘉宾及表演者甚为狼狈，亦添上些许感伤。晚上7时45分，英国旗及英治香港旗，在风笛伴奏的乐曲《Last Post》中降下。
那场雨，让人分辨不清彼此脸上的水滴是雨还是泪，告别与回归，本是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因了天公的一场雨，拉近了距离。
相对于这种回归的喜悦，也许彭定康会有他自己独有的滋味。当天下午，尽管雨势不减，众多市民在上亚厘毕道排队等候，看着彭定康离开港督府。
“我觉得有点伤感，看着他离开。我是带着女儿来的，因为我想让她知道，英国人走了，却不是不留一点痕迹。英国给香港留下的遗产，不能全部否定。”43岁的护士喻淑文，目送着队伍离去。
对于更年长的香港居民，他们更欢迎香港回归，52岁的王伯扬说：“在我小的时候，在街上被一个英国人欺负过。这记忆我永生难忘。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是我喜欢回归。”
那些曾经熟悉至极的日常用品，每天都见到的标志，因为带着浓厚的英国色彩，而要慢慢退出市民的视线：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的肖像从硬币、邮票和政府办公室消失，大量市民曾经收集“女皇头”硬币而引起硬币荒。
回归前夕的香港，满城争说香港史，香港市民掀起一股诠释香港的热潮。香港的传媒、出版、文化艺术界，纷纷推出香港历史的作品，倏地刮起一股热风，令人大有时光倒流之叹。
从来没时间回顾、只顾埋头赚钱的香港市民，似乎对自己的身世多了一份关注。
1996年的最后几个月，一股浓浓的怀旧情怀，伴随着集体记忆而弥漫于社会。
以利东街为重点的旧区重建而引发抗争；破坏维多利亚港旧貌的中环填海工程一再遭到反对；在面临消亡的皇后码头举办探讨本土历史的文学沙龙；中区域多利监狱、旧警署和中央裁判司署等古迹建筑群的命运也再度引起关注。
最后一天，原本15分钟一班的天星小轮，加开到6分钟一班。往返港岛与九龙的渡轮，全天共发送300班，搭载了15万寻找回忆的香港人。
天星码头，第一次如此名副其实地成为香港市民脑海里的星星，可望不可及。
布拉德利说，英国对香港的影响可能就像这层金，最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磨损。
重要的是，记忆能够代代相传。当然，历史要靠实物讲故事，香港的故事会怎样讲下去？
有关十年前6月最后一天的回忆，街头通宵狂欢后的Ms. Cheung，这个21岁的大学生仍记得，当时正在精神充沛地逛街，“回归后商场书店的货物没有任何不同，这里还是和昨天一样。”
这就是是香港。对英国痕迹的纪念，不是因为感激英国人或者憎恨英国人，纯粹是出于怀旧，纯粹是为了纪念自己的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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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是香港“城市生活文化评论”的先行者，曾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半唐番城市笔记》、《香港未完成的实验》、《波西密亚中国》、《香港三部曲》等。最新发表的作品是《我这一代香港人》。
但是香港的社会学家做调查，就将“香港”从“中国”中抽离出来，要香港人做选择：你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
这是社会学家人为制造出来的政治分裂。香港回归后，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港人不可能不“亲中”，不亲中亲什么？在普通香港民众心目中，这早不是一个问题了，但政治人物还拿这个来做本钱。
我有大陆朋友在香港工作过，说香港是比中国更中国的地方。比如香港还有“差人”、“衙门”之类的叫法，中国传统节日也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一些传统如地产传儿不传女等，也传下来了。中国近代史上有两次对传统文化产生重要冲击的运动，一次是新文化运动，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传统文化在大陆遭到清洗时，香港的很多传统文化却一直保存到现在。有一个大陆朋友跟我讲，从1949年建国一直到90年代，大陆的学生40年没读过经典。但香港中小学生的中文课上要背诵大量的四书五经经典篇目。这些例子说明，香港比中国更中国。
1980年代，香港经历了去工业化时代，我们一下子从工业社会转到服务社会，同时带来了大量财富。世界很多国家，在去工业化时代衰落下去，但香港并没有做出什么努力，为什么反而发展得很好呢？因为香港的金融与房地产很好。这与中英联合声明中的附件三有关。其中规定港府每年出售土地仅限于五十公顷，不包括批给香港房屋委员会建造出租的公共房屋所用的土地。在此背景下，香港的地价暴涨。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香港的地价翻了十几倍。再加上1983年港币与美元挂钩，国际热钱大批涌进香港。房地产、股票和银行三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哄抬香港的房地产业和股市，最终导致了1997年的金融风暴。在此期间，香港没有建立有优势的新产业。直到1997年金融风暴的爆发，香港人才一下子醒过来。原来房地产业也会崩溃。
香港现在面临很多问题，而且都很严重，比如贫富分化问题，环境问题，经济结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我对香港的未来很乐观。
最后，我对新特首曾荫权先生抱有很大期望。他现在没有竞选的压力，而且中央政府对他也很支持，他没有做不好的理由。接下来的就是好好执行基本法，实现香港的民主化。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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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几十年在港华人的最高代表，既获得过英女王册封的骑士最高荣衔GBE爵位，人称“大Sir”，又曾被邓小平斥为“孤臣孽子”。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一个殖民地老牌精英的复杂身份。
在董建华宣誓就职后，有一位八十岁的老者走上前台，率领曾荫权等特区行政会议成员，用很不纯正的普通话，向董特首宣誓。这位老者，就是重返政坛、担任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的钟士元老爵士。
6月29日上午，进行回归仪式彩排，当老爵士以极不灵光的普通话向董建华模拟宣誓时，便引得全场大笑，董建华更是一度笑得流泪。
第二天，在前总督府举行了香港大紫荆勋章的授勋仪式。钟士元与安子介、霍英东等12人，获得了回归后香港的最高荣衔，从此可以在其英文姓名前加上“The Honorable”，及在姓名后加上“GBM”简写。
从“大Sir”到“GBM”，标示出钟士元香港“政坛教父”的尊崇地位。
钟士元，这块政坛的“老时钟”，在他的身上，记录了几十年香港华人荣辱的关键时刻。
从1974年开始，钟士元担任立法局首席议员，一直到1978年。在1972年，他亦成为行政局议员，1980年，又被委任为行政局首席议员。钟士元以双料首席议员的身份，终于成为周锡年之后在港华人的最高代表。
代表华人在政治上发声的钟士元，曾因被邓小平斥为“孤臣孽子”而留诸香港回归史中。
1984年6月21日，在许家屯的安排下，钟士元与邓莲如、利国伟三人组团访问北京。23日上午十时，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会晤了代表团。
钟士元继续与邓小平谈到港人的信心问题，并且表明自己发表意见，绝非为个人利益，因为他到“九七”之时，已经正好八十岁，不再会有任何要求。
正是在这次会晤钟士元和前一天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中，邓小平提出了他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制度构想。
虽然遭受邓公的训斥，然而钟士元一直认为，自己既然是港人代言人，就应该把他们的心声、心情毫无保留地呈给中央，以供最高层参考。
钟士元的在港地位并未因邓公的斥责而被削弱，他一直担任行政局首席议员至1988年退休。1992年，又先后被中央委任为港事顾问、预委会成员和特区筹委会成员，显示出他在港的声望与资历。
据他本人在回忆录中透露，1995年，钟士元在北京举行的预委会会议时，有一晚他单独和鲁平在惯常入住的港澳中心房间内讨论一些事情。就在他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鲁平忽然问他是否有意角逐首届特首。
他告诉鲁平，自己已届七十八岁，年事已老，精力有限，倘若再年轻二十年，自己一定会积极考虑参选，但现在却是“即使有心亦实在无力”，无论选举成功或失败，恐怕都负荷不起。
自己不参选，但钟士元最终却成为游说和协助董建华参选的关键人物。
在1996年1月，钟士元在一次会面中，曾游说董角逐首任行政长官。董虽推辞，但表示会仔细考虑这件事。往后，他与董建华经常会面，谈论筹委会及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宜。
次年，在董建华的力邀下，这位政坛大Sir又重新出山，出任行政会议召集人(相当于原来港英政府的首席议员)，为董保驾护航。至1999年，他终于退出经营近五十年的政治江湖，其时，有香港传媒送给他一幅
漫画：在他的卡通形象上，打着“真正退休”四个大字。也从此，香港的政治江湖里，不再有“元老”和“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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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港英政府中的二把手，他因倾向中国，而被视为英国人的“叛徒”。当有些香港人在寻求居英权之际，这位被英女王册封的爵士，选择香港为自己的家乡。
2007年，被人尊称为“钟叔”的钟逸杰在港居住已有整整五十年。
钟逸杰是他的汉语名字，他的本名是David Akers-Jones。和许多在这里生活的西方人一样，他不仅给自己取了个儒雅的汉语名字，还能使用熟练的粤语和普通话，并熟悉中华文化。
十年来，他不断呼吁公源毓楹蟮南愀巯肿矗粲醺碌南愀垡允奔浜湍托摹?/p>
他是1949年后，第一位踏足中国大陆的英国政府官员。那是1973年，中国正在“文革”的后期，林彪事件的风波尚未散尽。
头发灰白的钟逸杰不但是英国人的最后一任布政司，也是英女王册封的爵士。那是在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中仅次于港督的重要官职。
他的回忆录《石点头》，依然在香港各大书店热销。这本回忆录，记录了香港过渡期以及回归前后的社会变化，包括从“没有民主”到“突然民主”的全过程。
他20年前退休，并在1997年香港易手后，和妻子依然决定留下不走。
“我们退休后继续留下来，因为我们几乎对其他任何地方都不熟悉，”钟逸杰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在香港我们有那么多朋友和事情。"
纯粹英式文化中成长起来的钟逸杰，反而在保留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新界，与当地乡绅建立了良好关系。这对他日后在香港的行政生涯，影响颇深。
上世纪60年代后至70年代初期，香港房屋供应不足仍然是社会严重问题。大量新移民涌入香港，令市区大部分住宅过分拥挤。很多人则自行在公地上建设寮屋，用锡皮顶的小房子构建了环境恶劣的社区。
1973年，钟逸杰被提拔为新界政务司司长。这位片区新长官的首要任务便是辅助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实施“十年房屋计划”，发展六个新市镇及兴建多个公共屋村，为150万人提供设备齐全的居所。
然而，土地发展政策也为钟逸杰添了麻烦。在2005年，他被立法会传召，以解释他在1970年代的愉景湾发展计划中所担当的角色。事件起因源自香港
迪斯尼乐园开幕后，附近愉景湾的楼价急升。根据当初的发展计划，愉景湾为度假用地，但后来却变成为豪华住宅用地。这令时任新界政务司司长的钟逸杰备受质疑，认为他在土地规划事务上，有偏袒地产发展商之嫌。
1981年，钟逸杰调任政务司供职。这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他由此介入香港政制发展改革进程。
“代议政制”改革报告推出后，钟逸杰获任命布政司司长，成为港督以下的最重要官员。在1986年，港督尤德爵士出访北京期间病逝，钟逸杰出任署理港督。
香港回归前，钟逸杰接受中国政府的聘请，出任港事顾问及香港特首的选委。这更让一些居港英国人大感失望，认为这是一种背离英国的表现。钟逸杰回忆录透露，几位前港督曾秘密书信，要求英国政府撤去他的退休金。
面对多方批评，钟逸杰没有选择沉默。他任职于以亲建制的工商界会员为主的工商专业联会，又在回归后大力推行“两院制”作为香港的普选过渡方案。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评价他说，很少有人对曾经执政过的地方和管理过的人民的感情超越其对故乡或故国的忠诚。
回归10年过去，钟逸杰已79岁，但仍保持了匀称身材，并爱穿正装长裤和皮鞋，衬衣上总打着得体的领结。他的名片上，仍有十多个头衔，为各种慈善活动往来奔波，当然，也少不了对各种问题的不断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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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可悲，因为很多这样的人其实极富才华，在本国也是中产阶级。我在那里给他们上英语课，但实际上我们只是讨论时事，他们根本不需要我来教英语，绝大部分人英语都说得很好。他们本可以做更多的事，却是不能。
重庆大厦里最大的人群是世界各地的生意人。他们可能来自牙买加、墨西哥、厄瓜多尔，或者沙特阿拉伯，总之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安营扎寨。这群人中，以非洲手机贩为最多。我估计，现在南亚和非洲正在使用的手机有20%来自重庆大厦。
这些商人无数次向我抱怨过，他们不能完全信任中国厂家。譬如向中国的厂家订了1000件蓝色衬衫，但货运回国了才发现，只有600件是蓝色的，剩下400件变成了黄色，卖不出去；或者衣服的材料已被改换过。
最有趣的是中国假货。很多非洲国家的人认为，我们很穷，为什么要穿真的Armani？我们确实可以买假冒的Armani。但问题是，如何使假货进出中国和非洲的海关？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有个非洲过来的人，看我一眼，就能判断我穿西服的尺寸是多少。他练就这番眼力，是因为他每次回国，都要带回去20套左右的西服用以贿赂官员。在他的国家，他是不给钱的，只用西服行贿。
生意人在香港停留的时间总是很短暂。一个手机商，可能每次只在香港停留四五天，他们把买到的手机放在行李箱里，然后就走了。
真正长期住在重庆大厦里的人，是客房老板。他们几乎都是中国刚解放的时候从大陆过来的，很多来自上海，还有些来自福建。他们在重庆大厦里经营客房，自己也住在这里。
王家卫的《重庆森林》毁了重庆大厦。它使绝大部分的香港人对重庆大厦深怀恐惧，不敢进入。
这里有大概100间客房，房价通常在100-200港币，极其便宜，所以世界各地的生意人愿意选择住在这里，以节约成本。大部分时候，各种族之间都能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做。我有一个相熟的巴基斯坦手机经销商，专卖手机给非洲人。他们经常讲价还价，场景很好笑，一个人用计算器打上价钱280块，另一个打200，这边又打260，那边又打220，有时还争得很激烈，但无关文化和种族。
在重庆大厦被抢劫的可能性非常小。我在那里住了许多晚，从没见过一起抢劫案。我惟一听到的一起抢劫，是一个大陆来的妓女，坚持让她的非洲顾客去洗澡，然后拿着他的钱财走了。但这也只是我道听途说而来，作不得数。
在重庆大厦里，并没有人们想像中的黑社会聚集。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香港本地的黑社会分子根本不敢进重庆大厦——他们不懂英语。
我曾和一个从广州来的旅客聊天，问她感受如何，她说她不喜欢非洲人，觉得非洲人“好恐怖，好臭”。他们也看不起印度人。很多中国人的种族歧视很严重。
日本游客则不同。他们通过日语网站和旅游手册，对重庆大厦很了解，慕名而来。日本不是个多种族的国家，所以日本人到重庆大厦来，想看看其他人种是什么样子，他们在那里就餐，和人聊天，显得轻松愉快。
而在这些本地人集中的饭馆里，你会觉得和在香港其他的高级饭馆一样。我不常去，因为我的研究对象们，不去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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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太平山下的金融商业中心区——中环，耸立着许多宏伟的建筑。坐落于皇后大道中1号的汇丰银行总部大厦，如同一艘等待起飞的宇宙飞船，而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之一。
建筑师诺尔曼·福斯特的大胆设计，为这个城市带来了建筑美学上的最大声誉，直到贝聿铭设计的中银大厦崛起，才稍稍被比下去。
那段关于汇丰与中银建筑美学的比拼，早已超越了英国人福斯特与华人贝聿铭之间的较量，更多是被赋予了中英谁将主导香港经济的意义。
曾经耗资10亿美元之巨兴建的汇丰银行大楼，是香港的地标建筑，与它的前身、上海外滩的那座西方古典主义风格的大楼一样，都被视为英殖民主义的象征。
这一由苏格兰人创立的银行，由于在近代中国，它是英国资本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机构，又曾领导对华贷款的各国银行团，提供政治借款和铁路、矿山等经济借贷，在中国人的眼中，从来是经济侵略的代名词。
1985年，贝聿铭在兴建中银大厦时，觉得一定要使邻近的汇丰大楼这一殖民统治标志相形见绌，以展示“中国人民的抱负”。果真，他后来利用极小的地盘和区区1.3亿美元的资金，兴建了那座充满了锋利棱角的大楼。
在风水师如律师一样无处不在的香港，阳光照在中银大厦的玻璃上然后反射到汇丰大楼的墙上，这被风水师解释成是劈向汇丰的刀子。为了维护自己的风水，汇丰银行在楼顶架起了两门大炮，直对中银大厦，以破凶煞。
当然，这种两相较量，并没有两败俱伤，汇丰继续领跑，中银也生意兴隆，共同支撑起香港的经济繁荣。
如果仔细考察各家银行的资本来源，香港的金融版图，堪称世上最为复杂的混血系统。三个不同背景的发钞银行，来自全球各地的二百多个金融机构，竞相向往来于此、肤色各异的主顾们延揽业务。
1865年3月和4月，汇丰银行分别成立于香港和上海, 如果从HSBC的全称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来看,它几乎就是一家中国银行的名称。
与1997年前相比，现在的汇丰银行也实际上像是一家中国银行，尽管它在世界上的重要都会都有业务。
汇丰银行有句著名的口号可以很好地诠释这种景象：“环球金融，地方智慧。”在香港，汇丰拥有的18032名员工当中，超过90%是香港人。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九七”之后冲击香港的，是经济而非政治问题——刚刚回归的香港，喘息未定，就迎头遇上18个月的“亚洲金融危机”。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狙击战后，港府才终于击退“金融大鳄” 索罗斯，渡过了危机。
不过，由于早就意识到香港的经济必然会随中国内地的腾飞而共荣，汇丰对自己的前途并未失去信心。
那一年，汇丰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将上海分行迁往浦东，并在上海经营人民币业务，加上年底批准的大连分行，它在内地拥有了7家分行和三家代表处。
1998年，汇丰武汉代表处又升级为分行，深圳分行推出人民币业务，重庆代表处开业。
2007年4月，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开业，目前在内地共有员工2500人，其中有95%的人才来自于本土。在过去5年时间，汇丰在内地的总投资额高达50亿美元，遥遥领先于其它外资银行。
按照汇丰的计划，未来几年的发展重点将放在中国内地及在内地增设网点，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在内地的分支机构网点达到40至50家，是现有规模的一倍。
回首十年，“九七”前西方的猜测显然是一种“杞人忧天”。有香港人士说，与其它内地的大城市相比，香港更像是一个受宠的孩子，享受了从CEPA到大型国有企业到香港上市的多项优惠政策所带来的各种好处。
和很多地方不同，港币的发行由渣打银行、中国银行和汇丰银行分别完成。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一些具有殖民统治色彩的元素从港币上渐渐消退，新式样的钞票大批进入流通市场。
截至2006年底, 汇丰银行不仅继续保持本港最大发钞银行的地位，还在当地拥有319家支行,在香港成年人口当中，有四分之三拥有该行的个人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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