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队，因何而堕落？——对20世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结构性困境的历史分析

编者按：先锋队为何堕落?这个问题，二十世纪左翼问了无数遍，得到的答案却多是“某人背叛”“清洗不力”的肤浅归因。作者的这篇文章，拒绝停留在道德控诉的层面，而是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结构性困境出发，剖析先锋队如何在内外重压下被迫“代替”阶级行使权力，又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异化为官僚特权阶层。这是一次严肃的历史唯物主义解剖——不是为了给历史下判决书，而是为了在废墟中辨认出教训，为了下一次风暴来临时，我们不再重蹈覆辙。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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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队，因何而堕落?

——对20世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结构性困境的历史分析

作者：小鸟家星野

2026.02.21于上海

引言

第一次国际共运，曾经席卷了半个地球，令资产阶级为之颤抖的革命运动，却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屡遭挫折。从铁托的“工人自治”，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再到越南劳动党的“革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在一次次背叛中节节败退，逐渐被漫长的倒春寒所吞噬。

革命失败了，击垮它的不只是帝国主义的铁拳，更是来自内部的腐化和蜕变——现代修正主义。它披着社会主义的皮，却一刻不停地窒息着新生社会关系的生命力，将生气蓬勃的革命一次次拖入深渊。

自中苏论战起，现代修正主义的丑陋面貌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揭露。而现在，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横亘在我们面前：这艘由工人和农民铸造的、通往新世界的巨轮，是如何将它的主人抛下大海，一步步蜕变为资产阶级的忒修斯之船的?

今天的我们不能满足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仅仅学会给赫鲁晓夫发配白色高帽，而是要像当年列宁反思第二国际破产那样，既懂得现代修正主义的坏，又要知道它的由来。如此，我们才能在历史中汲取教训。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这里讨论的现代修正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概念，而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关系上的、包含了政治、经济等等要素的历史概念。我们所谈论的不是思想，而是客观存在和运动着的历史。所以，复读“少谈些主义，多讲些实际”的读者大可放下担忧，因为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简中互联网左翼群体中不乏关于以上话题的讨论，可相当一部分的归因是“被‘司马懿’篡了权”、“战争消灭了大量工人生力军”、“党内清洗不够彻底”之类的措辞。似乎仅仅用策略和巧合等偶发的、主观的因素，就能让人轻松把握住横跨半个地球的阶级运动。这样的解释无疑是令人失望的，它丝毫没有触动到作为根基的生产领域，因而滑向了历史唯心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的否定，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活的过程的研究指南”，不考察客观的社会矛盾，不分析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从国内到国际，从经济到政治，将历史重新演绎一番，我们就得不到任何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训，这是我们的导师重复过千万遍的告诫。

一 为什么一定是先锋队?

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爆发的，这些国家大多资本主义发展不完全、工业薄弱、小生产分布广泛，社会化大生产只占据很小的比例，因而无产阶级尚未充分壮大。互相隔离、一盘散沙的工农运动需要高度组织化的先锋队来凝聚力量，以粉碎地主或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这是在无数次斗争中淬炼出来的真理。

在马列主义原先的设想中，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建立在“最进步的资本主义”之上的。换句话说，它是资本主义经过充分发展之后的下一阶段。此时，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几乎占据了生产领域的每个角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绝对主导因素。

然而，现实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预测，这些帝国主义薄弱环节所积累的矛盾已经到了在资本主义尚未成熟之时就将其彻底引爆的地步，无产阶级因而被迫主导了革命的进程，而预期中作为共产主义“首义之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因为各种原因一时集体陷入了哑火。

从这一点来说，第一次国际共运中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实实在在的革命早产儿。它们尚且够不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也区别于资本主义，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畸形的过渡形态，毛泽东称之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①。

特殊的经济基础不仅决定了特殊的革命过程，更决定了革命后特殊的社会样貌，以及无产阶级国家的特殊功能和形态。

第一，组织经济。为了在落后的社会中承担起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管理国民经济和进行工业积累的职能，无产阶级国家需要采取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成为“总银行家、总商人和总工业家”②。经济体系和政治体制挂钩，以集中地规划积累、调配资源、平衡好剩余产品中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任何对全体工农在这一阶段绝对民主地管理一切经济工作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工人民主的“鞍钢宪法”不是一夜之间诞生并实行的，而是掌握生产资料后长久的教育中生长出来的。而在更广袤的农村地区，小生产及其在思想意识上的惯性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列宁说过：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没有无产阶级国家来承担经济职能，农村的公有化改造自然也无从谈起。

第二，继续革命。为了巩固并扩大新生的公有制生产关系，无产阶级国家需要用专政的手段克服各方阻力，将革命向共产主义的方向继续推进下去。农村需要经历土地改革和之后的公社化、集体化;地主和资本家的生产资料需要包括但不限于强迫和赎买的方式来剥夺……这些无不需要坚决的态度、综合的考虑和强大的力量。革命的垄断是战胜反革命垄断的武器，只有先锋队的国家机器才能帮助先进的生产关系一路攻城略地，把任何试图阻挡它的反动势力碾成齑粉，让旧世界在经济上的基础日复一日地瓦解消散。

第三，保卫成果。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遭受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围追堵截，且这样的局面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为保卫革命运动，抵挡或消灭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进攻，暴力机关，尤其是一支资产阶级式的常备军是必不可少的。

罗莎·卢森堡在评价十月革命时说过：

“这一试验是在可以想象出来的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一场帝国主义国际屠杀的世界战火和混乱之中，在欧洲最反动的军事强国的铁圈之中，在国际无产阶级彻底不起作用的情况下进行的。”

——[德]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无独有偶，毛泽东在陈述世界革命的困境时也指出：

“美国策动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并先后策划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美韩共同防御协定、美台共同防御协定等……其目的就是‘想造成一个锁链’，包围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③

——毛泽东严酷的外部条件和内部的革命需求共同雕刻着新国家机器的样貌，无产阶级被迫采取了资产阶级意义的专政武器：严密的政治组织和强大的常备军。

以上三点，尤其是最后一点，共同阻滞着国家机器逐渐溶解于社会的趋势。极端的经济和国际政治条件挤压着脆弱的革命运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一小部分有觉悟的先进分子不得不“代替”全体阶级成员运转起国家机器，用革命的垄断来对抗起反革命的垄断。无产阶级专政无法通过多数的工人体现，而只能通过少数的先锋队来体现。于是，旧世界的残余在新世界复活了，一个脱离生产、行使生产资料管理权和剩余产品分配权、享有高于普通工人工资的经济报酬，并且掌握了暴力机关的阶层应运而生——由先锋队演变而来的官僚阶层。相应的，资产阶级法权也不再仅仅是《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等价交换、按劳分配，而是日渐加强的“按权力分配”和生产过程的垄断。官僚特权以生产关系为土壤，渗透进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之中。

这种阶层利益最直接和深刻的体现，不仅在于组织生产本身，又在于对社会总劳动成果的分配权的掌握。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下，负责制定计划、调配物资、决定投资与消费比例的机构，实质上掌握了决定社会剩余产品如何使用的权力。这种权力在实际上进一步巩固了这种阶层利益——在分配中，剩余产品往往首先服务于维系和强化这套管理体系本身的需要，以及其中的关键人员。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那样：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④

二 两种基础和两条道路

“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毛泽东《矛盾论》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诞生的那一刻起，它的内部就存在着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双重属性，那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要求同官僚特权的矛盾。

一方面，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代表着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属于进步的因素。它驱动着无产阶级(包括公社里工业化的农民)逐渐扩大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日复一日地消灭者私有制的残余;在政治上，它对应了无产阶级大民主日复一日地溶解国家机器，进而一步步扩大无产阶级专政的趋势。因而，这一属性是将社会日益推向共产主义的属性。

另一方面，在严酷的内外条件下，官僚阶层已经在经济关系上同工农割裂开来，并占据着垄断的地位。经济的垄断支撑着政治权力的垄断，无产阶级仅仅是被搁置在一旁，享有着一点残缺的监督权。而政治的垄断又日复一日地将经济特权再生产出来。先锋队不再仅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日益异化为维护官僚集团特殊利益的工具。

这样的官僚集团是天生的资产阶级预备队，是资本主义复辟最现成的社会基础与最重要的推动者。当维护特权的需要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碰撞在一起时，这些平日里的“人民公仆”便会收回表面上的和善，转而换上了昔日资产阶级的那副凶残的面孔，毫不留情地把枪口对准自己服务的“主人”。

先锋队专政成为了特权的保护伞：

在匈牙利，1956年，工人委员会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利润分配的决定权和干部特供的商店、疗养院，然而得到的回答是无情的镇压和暴力解散。

在苏联，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的工人们走上街头争取住房和实际工资，然而得到了军队下场和血腥镇压。

在波兰，1970年，沿海城市的产业工人一次次用罢工反对基本食品价格的飞涨和实际收入的下降，然而换来的是警棍、催泪弹和逮捕令。

在东德，史塔西无孔不入的监视和渗透压制着一切反对的声音，包括工人们为争取自身利益的罢工运动。

国家机器，这个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怪物，开始日复一日地专司于为自身利益而服务。本该成为人民公仆的先锋队正一步一步地偏离原来的轨道，成为与共产主义方向相对的作用力。这种趋势的尺度不是个体，也不是地方机关，而是整个的被资产阶级包围的苏东社会主义世界!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只是进入了一个更加艰难的阶段，从地图上可见的战线转移到国家的每一个工厂车间、每一片集体农庄的土地和每一条市政府大楼下的街道。

在1965年，在经历“百花齐放”、“大跃进”和“四清”运动的教训之后，毛泽东对正在堕落的官僚阶层作了如此论断：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⑤

官僚阶层逐渐成熟的过程，便是社会主义国家逐渐腐败的进程。起初，这种反动表现为自发而分散，但又同国家机器紧密相连的运动，正如第九封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⑥中引用的苏联官方报道所揭露的那样：

“……一些工厂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利用职权，动用国营工厂的设备和材料，设立‘地下车间’，进行私人生产，私卖私分，大发横财……他们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而由于官僚阶层刚刚诞生时就继承下无产阶级先锋队严密而集中的组织形式，这样的腐化趋势会在特权的滋养下迅速蔓延，从而使得自发的反动质变为官僚阶级自觉的反动。当这些寄生虫们日渐肥大的身躯有朝一日能轻而易举地压倒革命派和工人的阻挠之时，他们会很快意识到：强大的政治力量可以用来彻底剥夺掉工人的生产资料，以满足更为高效的窃取和剥削。

于是，“秘密报告”出现了，“三和两全”被大肆宣扬，理论界成为了修正主义的狂欢，农村小私有制大开绿灯，“一长制”被恢复，市场又成为了上帝，“革新”的号角吹响，官僚们庆祝着春回大地，却请来了冰冷刺骨的倒春寒。一切革命的成果：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的群众运动都化作了过眼云烟。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私有制伴随着旧世界一切陈腐的东西被一齐卷了回来。官僚们在觥筹交错中举杯庆祝着肮脏的胜利——从今天起，他们就是真正的资本家了!

以上的图景，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沿着官僚阶层的、历史倒退的方向一条道走到底的过程。这是除了共产主义之外的另一条可能的道路。因而，毛泽东对此的论断便得到了证明：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三 斗争与自救

尽管我们已经论证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演绎出了社会沿着官僚反动的资本主义方向一路倒退的腐化过程，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斗争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反动道路的必然胜利。接下来，我们必须考察这场特殊阶级斗争的矛盾双方和斗争的具体形式，才能理解为何进步力量往往步履维艰，反动力量最终占据上风。

“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中，代表着进步势力的，是工人阶级(包括农业工人)和“背叛”了官僚阶层，坚定站在他们身边的官僚;代表着反动势力的，是官僚阶层以及依附于它的旧社会残余;代表着中间势力的，是小商贩、半自耕农、知识分子等人，他们夹在前两个集团中间，且常常向这两方倒戈。

这样的阶级形势能产生什么样的斗争形式呢?倘若我们走进苏东国家的历史，对那些错综复杂的历史运动进行具体的细分，便能得到两种重要的阶级斗争形式：先锋队的内部清洗和群众运动，其中，群众运动又可以分为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运动。

(需要注意，这样的细分是为了分析而服务的。现实往往比理论中所描述的更复杂、更生动。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些斗争形式会像乱麻一样缠绕交织在一起，而不是泾渭分明地彼此独立着。)

第一种，先锋队内部清洗。

拜上一次革命浪潮的余威所赐，工人的阶级意识能通过官僚阶层中的“背叛者”体现出来。清党，正是这些革命派官僚曾经在上一次革命的斗争中常常使用的。通过内部清洗，那些依附和寄生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分子能被清除，从而维护了革命的纯洁性。

那么，这样的思路放到“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还能用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比对一下先锋队内需要被革命派清除的两种不同时期的渣滓有何区别。

“……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

——列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这些新的小生产者同样必然要被重新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十分自然，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就会不断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小资产阶级本来就具有极强的经济依附性，因而塑造了他们在政治上摇摆不定的墙头草角色。在工人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那些被挤压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小资产阶级们要么紧紧地缩进资产阶级的怀抱里，要么被迫投靠进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所以，倘若先锋队有足够的警惕性和洞见，在领导地位被夺取前清除这样的派系是相对简单的。

然而，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革命派同它的对立面之间的力量对比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倒转。官僚阶层不再是依靠资产阶级的庇护来生存的墙头草，而是拥有着独立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力量的参天大树，且每时每刻都在播撒着后代的种子。反观革命派，支撑着他们在先锋队内部斗争的只剩下了革命时期铸就的信念和满腔热血，经济上供他们再生产的空间越来越狭窄，而个体的生命却是有限的。因而，作为昔日雷暴的余波和回响，他们只能逐渐地消散在风雨中。

如此看来，这样的斗争形势就决定了：先锋队内部的清洗最多只能算是对腐化进程的阻滞，而无法彻底根治腐化本身。一个资产阶级分子被抓了，更多的资产阶级分子源源不断地从特权中长了出来，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更难对付的是，在这种战争中，战线是难以辨别的，可看不见的官僚往往比看得见的白卫军危险百倍。因此，错杀、滥杀的现象往往不可避免，甚至清洗官僚队伍的运动有时候会落入被清洗对象之手，炮口被对准无辜者，从而加剧混乱和革命派的流失。更可怕的是，这些乱象往往会成为官僚们趁手的舆论武器——他们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发动清洗的人，扛着红旗反对红旗，瓦解着他们的合法性。

这是危言耸听吗?那我们来看看赫鲁晓夫的前车之鉴吧：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档案馆

Дело № 37654, Том 2, Лист91

"致斯大林同志：报告您，1938年1月至8月，乌克兰NKVD已逮捕106,244名反苏分子，其中28,018人被军事法庭判处枪决。我们将继续清洗乌克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巢穴。

——Н. Хрущёв, 1938年9月15日"

(这是赫鲁晓夫致斯大林的电报)

“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清洗比叶若夫更残酷。他总说：‘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敌人’——这话连斯大林都未公开说过。”

——莫洛托夫口述，丘耶夫整理的《莫洛托夫回忆录》中译本 P321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将大清洗责任推给斯大林，但档案显示他是核心执行者。他利用清洗铲除潜在政敌(如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同时换取斯大林信任。其行为逻辑并非被迫服从，而是政治投机。”

——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再评估》( 2008 版 P334 )而在秘密报告中，他却将一切罪责归咎给了斯大林：

“斯大林的多疑、粗暴和权力欲是悲剧根源。他通过恐怖手段消灭任何反对者。”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些材料揭示了内部清洗的矛盾之处：它往往成为官僚集团内部倾轧、巩固自身利益、并进一步强化官僚系统整体不受监督的特性的工具。特权制度并未消失，反而得以恢复和延续，而斗争却最终为被斗争对象所吞噬，这样的结果无疑是致命的。

第二种，群众运动。

作为阶级斗争中进步的、革命的一方，工人群众永远是反对官僚们的生力军，因此，群众运动是除了官僚自我清洗之外的另一种可能。而这样的运动又分为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

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是什么样的呢?他是由官僚中的革命派所发动，一路向下传导到工人群众中的。而这种运动的目的往往是对现有体制的修复，而没有从经济和政治上触动官僚特权这个腐朽的根基，它的基因自然是“保救”属性的。他的方法归根到底是依赖旧的国家机器与动员体系来实现削弱该机器自身，这就好像用老旧房子的梁柱来修复它的地基，结果只会让它更加摇摇欲坠。

在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中，代表革命的一方往往会被束手束脚——斗争矛头所指向的往往不是级差工资制、没有工人民主或官僚的特殊配给，而是具体的人。而反观官僚阶层，他们却可以自由地使用着自己趁手的武器，从监狱、劳改营到常备军。同先锋队内部清洗一样，敌我难辨的局面还可能造成官僚对运动控制权的篡夺，从而使得无辜者被伤害，甚至造成了群众队伍内部的派系分裂和互相攻击。这样看来，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只能算是内部清洗的扩大化，即使一切顺利，群众和官僚的组合拳真的打倒了一大批资产阶级分子，那么震荡一旦平息，所有暂时的权力空隙都会被官僚阶层的成员更严密地填补，特权反而愈发地牢不可破了。

斯大林所发动的大清洗已经证明了“自上而下”的局限性：

(苏共中央组织部1939年报告)：

“1937–1938年撤换干部37万人，但新任命者中80%来自原官僚系统后备梯队。职位职能与决策流程无实质性调整。”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Фонд 17, Опись 21, Дело 3462 ( 1939 年)

“1938年干部特供标准较1934年提升3倍，住房、医疗与教育特权制度化。清洗后新官僚迅速继承原集团利益。”

——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试析苏联 30 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大清洗并没有撼动官僚阶层的根基，反而进一步加强了特权。而之后的故事便是人尽皆知的了，1956年赫鲁晓夫的全面背叛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大清洗在目的上的彻底失败。

革命不彻底，就是彻底不革命。惨痛的教训已经证明：不打碎官僚特权，不进行一次更为彻底的二次革命，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调转船头，驶向资本主义的复辟。

1956年第比利斯的人民起义到80年代波兰的团结工会(尽管后期被资产阶级路线篡夺了)，曾经孕育过先锋队的工人群众运动再一次站在了历史的潮头——他们的兵锋指向了官僚阶层的整个根基和上层建筑。日益积累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孕育出了阶级斗争的更高形式——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这种由工人群众所发起，自下而上冲击着官僚特权的运动，具备着存在于历史上一切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基因。在所有的选择中，它是唯一一种能够直接要求革除官僚特权并扩大无产阶级民主的斗争形式，因而是最直接、最彻底的阶级斗争形式。群众运动越是壮大、领导者越是清醒，运动对于社会根本矛盾的揭露便越彻底，因而它天生就蕴藏着“砸锅”的倾向和新世界的种子。

由于没有官僚的种种限制和规定，“自上而下”运动的合法主义倾向不再是唯一选择。因此，“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最能充分地动员工人阶级的所有成员和全部武器——罢工、游行、群众组织、民兵和武装起义。

站在这种“极其危险”的群众运动对面的，将是官僚阶级最强硬的铁拳和最猛烈的攻势。经历过上一次风暴的他们已然反向吸取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对于这样的群众运动，拥有着革命嗅觉的他们往往能快速的闻到那股弥漫在整个社会结构的火药味。他们深知：如果不采取手段将运动掐灭在萌芽阶段，沙皇和白匪的今天就是官僚们的明天。于是，整个国家机器将快速反应，拼尽全力扑灭掉工人的斗争。如果一时难以扑灭呢?那就用坦克和橄榄枝，同时进行镇压、收编、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一句话，官僚阶层会和历史上所有反动的阶级一样，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国家机器来反对革命。

因而倘若没有合适的时机、没有阶级尺度的力量、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工人就难以招架得住官僚阶层庞大的国家机器和严密的组织架构。

那么，在20世纪的苏东地区存在着让革命进行到底的条件吗?答案是：不存在。

我们前面提到过，帝国主义的包围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互相孤立造成了常备军的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它是官僚阶层国家机器最锋利的剑，也是工人阶级最难啃下的硬骨头。

暂时的阶级力量的对比无法说明整个历史的趋势，而阶级力量发展的前景能说明。无产阶级真的能在群敌环饲的恶劣环境下同官僚阶层彻底撕破脸皮吗?倘若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他们面对的情况极有可能会比十月革命和苏俄内战可怕百倍——既缺乏支援和对兄弟国家工人阶级的了解，又缺乏足够强大的力量。

更加糟糕的是：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先于它的同阵营成员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道路，例如1956年的苏联，工人阶级将陷入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官僚的三重包围中，就像阿尔巴尼亚所面对的一样，这样更加剧了力量上的不对等。

也许有人会说：苏联不就从那么孤立的革命环境中诞生了吗?为什么到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样的历史就难以重新上演一遍呢?

真的是彻底的孤立无援吗?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也许可以这样说，但是布尔什维克的强悍的组织度和反动势力的日渐式微，这些条件是1966年所比不了的。

其次，国际工人运动在还未瘫痪的时候，给予了俄国革命不可忽视的推动力;即使在欧洲陷入沉寂的时候，无产阶级的组织度和成熟度也是相当可观的，否则就不会有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国的工人起义。相比于1966年的世界局势而言，这样的沉寂只是安装了延时引信的高能炸药。

另外，欧洲工人阶级在苏俄内战中的援助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列宁指出：

“各国被压迫的劳动者，都支持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我们不是单枪匹马。这使我们确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它保证了我们的最终胜利。”⑦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这些有利条件中的任何一项，对于50年后的工人阶级而言，都是一种奢求。因而，即使是最有远见和智慧的领导者，也不会选择拿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以来的所有成果去赌希望渺茫的世界革命浪潮，没有人能承受得住这场豪赌的代价。他们更愿意选择用缓兵之计，保存力量，以等待帝国主义的率先崩溃。

更糟糕的是，顺着这一条思路，尚未成熟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往往又会兜兜转转，回到官僚革命派发号施令的旧形式，而这样的斗争，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了这样特殊的巧合。内外反动派重重的锁链束缚住了尝试冲破官僚特权的工人们，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没有施展全部拳脚的可能。两种斗争形式中，先锋队内部清洗根本无法触及社会的根本矛盾，群众运动无法彻底地被运用起来，革命陷入了泥潭里。在漫长的战线中一点一点地被磨损，最后犹如寒风中的孤灯一样，熄灭在无边的黑夜。尽管在苏东全面转向之后不久，经济危机再一次席卷了美国和西欧，但是错过的历史窗口已经再也无法挽回了。

工人阶级的劣势和斗争的僵局成为了历史的必然，溃退已然不可避免。

而官僚阶层，若是想更为快速和迅猛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就必须要在政治上先挫败工人和革命派的联合进攻，再夺取最高领导权。苏联的官僚集团通过内部的改组和对工人的镇压，使得赫鲁晓夫上了位。正是在这之后，“全民国家”和“人道主义”上了台面，“利润挂帅”和生产资料自由的买卖才得以实行。

而在这之后的历史，便是路人皆知的了。

结语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马克思在巴黎公社覆灭之后如是说道。

今天，资产阶级的走狗们继续骑在人民的头上，叫嚷着：“历史已经终结，是时候告别革命了。”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消失，剥削和压迫仍然存在，危机仍然威胁着经济体系，工人斗争还在零星地出现，新一代的青年正在力求"回到马克思"。这一切都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幻想是多么荒谬。革命可以失败，但它绝不会死亡。

尽管有些先锋队已经堕落腐化，尽管苏东国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复辟的结局，尽管苏军的坦克碾过了第比利斯起义的人民，说到底，这样的反动不过只是一场历史的倒春寒而已。作为早产儿的第一次国际共运，不过是下一次更为广阔、更为激烈的疾风骤雨的前奏。

总有一天，积压了数十年的矛盾将会再一次爆发出劈开旧世界的惊雷，唤醒千千万沉睡的人民去参与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中，新世界的大门将向亿万人民敞开。

而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全文完)

被挖走的碑文，已被春风吹满大地

每一粒沙都是沉默的喙，啄向如今的尘世

注释：

①这个提法出自《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原文如下：

“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

②出自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这本书我很推荐大家去读，因为他是目前为数不多的系统性论述过“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内部矛盾的。不过其中对于斯大林的定性有一定问题，结合其他史料综合判断为好。毕竟不管怎么样，斯大林对革命的贡献是功大于过的。

③出自《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 第25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原文为毛泽东在1954年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④出自《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640-641页

⑤收录于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65—266页)。

⑥即《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⑦出自《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