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杂谈录】原子论者的“影象论”：古代唯物主义反映论的里程碑

建议先读【思辨杂谈录】认识论史的开端：从客体出发的哲学探索

赫拉克利特的认识论思想在古希腊哲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矛盾印记，他既坚持“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的唯物主义立场，又因不理解感性与理性的辩证关系而陷入“精英主义理性论”的困境。这一矛盾本质上是奴隶制社会生产力水平与其阶级立场在认识领域的必然反映。随着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城邦文明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跨地域交流的扩大以及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为认识论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历史条件。原子论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将早期自然哲学对“一与多”关系的探讨从感性实体层面提升到物质结构层面，创立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影象论”，实现了古代客体认识论的结构性飞跃，为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恩培多克勒：向原子论的过度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深刻指出：“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坚持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义坚持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路线。”这一关于哲学基本路线的划分，为我们审视古希腊哲学斗争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原子论者的思想正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唯物主义路线在古代的典型代表，其与柏拉图唯心主义路线的对立，构成了古希腊哲学斗争的核心内容。

公元前5世纪的西西里岛，正处于城邦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恩培多克勒作为阿格里根特城邦的贵族后裔，却以坚定的民主派立场著称，据文献记载他为了推动民主制度而主动放弃了财产继承权。这种阶级立场的转变并不是出于偶然的情绪，而是在西西里地区工商业奴隶主与贵族奴隶主矛盾激化的产物。民主派代表着新兴工商业阶层的利益，他们反对贵族寡头的专制统治，追求现实的物质利益与科学知识，这种务实精神深刻影响了恩培多克勒的哲学思想。他一生游历广泛，传播科学与民主思想，在《纯化》一诗中描绘的“千千万万的人热心跟随我，他们问我引导他们达到‘善’的道路”的场景，生动展现了其思想与新兴社会阶层的紧密联系。

恩培多克勒的哲学创新首先体现在对“一与多”关系的重新理解上。他敏锐地意识到，米利都学派和赫拉克利特用单一感性实体(水、气、火等)作为世界本原，难以解释万物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这种困境本质上是早期农业文明对自然认识的局限性所致，即单一作物种植、简单手工劳动只能提供对自然物质的片面理解。随着西西里地区农业的多样化发展(谷物、橄榄、葡萄种植并存)和手工业的进步(金属加工、制陶技术提升)，人们逐渐认识到多种物质形态在生产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恩培多克勒据此提出“四根说”，将水、土、气、火四种常见的感性物质作为万物的基本元素，认为它们在“爱”(结合力量)与“恨”(分离力量)的作用下相互组合与分解，形成万物的生灭变化。

从认识论角度看，“四根说”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不再到“多”之外去寻找抽象的“一”，而是将“一”理解为四种元素结合而成的具体整体，“多”则是整体分解后的元素形态。这种理解虽然处于对自然的朴素理解，但它打破了早期自然哲学将本原视为超验实体的倾向，使“一与多”的关系成为物质世界内部的结构关系，为从物质自身解释物质奠定了基础。恩格斯曾指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特点是“把自然界看作一个整体”，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正是这一特点的具体体现，但其将整体分解为有限元素的尝试，又蕴含着向机械唯物主义过渡的萌芽。

基于“四根说”，恩培多克勒提出了“流射说”的认识理论，首次系统论证了朴素反映论的基本原理。他认为，人作为认识主体，同样由“四根”组成，因此与客观事物之间存在着“同类相知”的通道，“我们是以自己的土来看土，用自己的水来看水，用自己的气来看神圣的气，用自己的火来看断灭性的火”。这种观点虽然带有直观性，但它坚持了认识的客观性原则，肯定了认识是客体对主体作用的结果。在具体认识机制上，恩培多克勒详细分析了感觉的形成过程，“从一切产生出来的事物里都有东西流出来”，这些“流射物”通过人体表面的感官与主体元素相作用，从而产生感觉。他对视觉的解释最为详细，认为眼睛内部的火通过周围的土与蒸气向外辐射，与物体的流射物相遇形成视觉形象;听觉则是声音振动空气，作用于耳朵内部的坚硬部分而产生。

值得注意的是，恩培多克勒作为意大利医学学派的创始人，其认识论思想与医学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强调思想“主要是用我们的血液来思想，因为在血液里面，身体一切部分的各种元素都十分完全地混合在一起”，这种将思想与生理结构相联系的观点，正是对医学研究中人体结构与功能关系认识的哲学提升。他虽然尚未区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质的差异，将思想与知觉视为相同的过程，但他已意识到思想的重要性，指出“心正是每一个人的本性”，这种对认识主体能动性的初步肯定，为后续认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流射说”作为原子论者“影象论”的直接先驱，其历史贡献在于：它首次从主体与客体的物质统一性出发解释认识过程，确立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框架。

二、德谟克里特：原子论的确立和“影象论”

如果说恩培多克勒实现了从单一元素到多元元素的过渡，那么德谟克利特则完成了从元素论到原子论的革命性突破。德谟克利特出生于色雷斯的阿布德拉城邦，这是一个工商业发达、思想活跃的地区。他利用继承的财产游历埃及、巴比伦、印度等地长达十几年，广泛吸收东方文明的数学、天文学、几何学知识，在埃及学习三年几何，研究尼罗河灌溉系统;在巴比伦向僧侣学习星辰观察与日食推算。这种跨文明的知识交流，使其能够突破地域局限，形成更为抽象和系统的哲学思想。他一生潜心学术，研究领域涵盖哲学、物理学、数学、伦理学和艺术，其著作《世界大系统》在故乡诵读时获得极高赞誉，人们为他立铜像、举国服丧，充分体现了新兴社会阶层对科学知识的尊重。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在本体论上实现了对“一与多”关系的辩证解决。他继承并超越了恩培多克勒的元素论，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不是四种具体元素，而是同质的、不可分割的物质微粒——原子。原子只有形状、大小和排列方式的不同，没有质的差异，它们在虚空中“急剧的、凌乱的运动，就彼此碰撞了，并且，在彼此碰在一起时，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就彼此勾结起来了。这样就形成了世界及其中的事物”。这种观点的革命性在于：它第一次从物质的内在结构层面解释万物的多样性，将“一”(原子)理解为构成“多”(万物)的物质基础，同时又通过原子的运动变化说明“多”向“一”的转化。正如他所指出的：“真正的存在是绝对充满的，可是这充满却不是一，而是由无数微粒构成的……它们由于彼此接触而发生和受到影响，因此存在不是一。…真正的一是不能从多来的，真正的多也不能从一来。”这种认识标志着人类对客体的把握达到了新的抽象水平，为近代科学原子论提供了重要思想原型。

从唯物史观角度看，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工商业的繁荣，特别是金属加工、造船等手工业的发展，使人们对物质的分割、组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锻打金属时的延展性、木材加工中的纹理结构，都启发人们思考物质是否由微小微粒构成。同时，商品交换的扩大要求对事物的量的规定性有更精确的把握，数学知识的积累则为这种抽象思维提供了工具。德谟克利特正是在这些实践经验与科学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哲学抽象提出了原子论，这充分体现了“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这一唯物论原理。

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原子论者，其思想与柏拉图唯心主义路线的对立构成了古希腊哲学斗争的主线。柏拉图曾企图烧毁德谟克利特的全部著作，只因著作流传广泛而未能得逞，且在自己的作品中刻意回避提及德谟克利特，这种“缄默的对抗”恰恰证明了原子论思想对唯心主义的巨大威胁。列宁将这种对立概括为“德谟克利特路线和柏拉图路线的斗争”，深刻揭示了两条哲学路线斗争的阶级本质，德谟克利特代表着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利益，其唯物主义思想反映了新兴阶级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和对科学知识的追求;柏拉图则代表着没落贵族奴隶主的利益，其理念论将现实世界视为理念的影子，试图通过唯心主义思辨维护旧的阶级秩序。这种阶级对立在认识论上表现为，德谟克利特坚持从客观事物到感觉思想的唯物主义路线，柏拉图则奉行从理念到现实世界的唯心主义路线。

在原子论的基础上，德谟克利特系统制定了“影象论”的认识论体系，将古代唯物主义反映论发展到顶峰。他继承了恩培多克勒“流射说”的合理内核，提出“一切物体经常放射出一种波流”，这些波流保持着原物的“影象”，当影象作用于人的感官和灵魂时，便产生了认识。与“流射说”相比，“影象论”的进步之处在于，它不再将认识简单归结为“同类元素相知”，而是引入了“影象”这一中介环节，初步认识到认识是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德谟克利特详细区分了认识的两种形式，“有两种形式的认识：真理性的认识和暧昧的认识。属于后者的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但真理性的认识和这根本不同。”他认为，暧昧的认识(即感性认识)只能把握事物的现象，而真理性的认识(即理性认识)则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当感性认识在“最最微小的领域内不能再看，不能再听，不能再嗅，不能再尝，不能再触摸”时，理性认识便发挥作用，“它具有一种更精致的工具”。

德谟克利特的这一划分，虽然尚未理解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辩证飞跃，因为他认为两者只是“各有所司”，但它突破了前人将感性与理性混为一谈的局限，为认识过程的理论研究开辟了道路。他特别强调感性认识的基础作用，反对否定感觉的唯心主义倾向，尖锐批评道：“可怜的理性，在把你的论证给予我们之后，你又想打击我们!你的胜利就是你的失败。”这种对感性认识的重视，与其工商业奴隶主阶层注重现实经验的阶级特性密切相关。同时，德谟克利特也发现了认识的相对性问题，认为“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每一个事物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这是因为身体状况、外在环境等多种因素会影响认识结果。这种对认识局限性的承认，体现了其思想中的辩证因素，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未能正确理解认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德谟克利特“影象论”最深刻的理论贡献在于，它不自觉地提出了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原子本身没有颜色、味道等可感性质，这些性质是“从俗约定”的，只有原子的形状、大小和排列方式是客观实在的。由此他指出：“除了元素的次序、形状和位置之外，就只是一些现象。”这种将事物的存在分为本质(原子)和现象(可感性质)的观点，是对赫拉克利特矛盾的进一步深化。虽然他未能正确解决本质与现象的辩证关系，将两者机械对立起来，但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它推动着认识论从对客体表面的把握走向对内在本质的探索，为后来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课题。

原子论者的“影象论”作为古代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最高成就，其历史地位必须放在奴隶制社会矛盾运动的整体中加以评价。一方面，它适应了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工商业发展对科学知识的需求，总结了当时数学、天文学、医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将唯物主义认识论提升到新的水平，为后续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伊壁鸠鲁对原子论的继承与发展，到卢克莱修《物性论》对原子论的系统阐述，再到近代伽桑狄、道尔顿对科学原子论的创立，德谟克利特的思想始终是唯物主义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另一方面，由于奴隶制社会的历史局限，原子论者的认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一是直观性，他们将原子的存在和运动建立在猜测而非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对认识过程的解释带有浓厚的朴素色彩;二是机械性，他们将万物的运动归结为原子的机械碰撞，忽视了事物发展的内在矛盾和辩证联系;三是阶级局限性，他们虽然代表新兴工商业阶层的利益，但仍未摆脱奴隶制的思想束缚，其认识论未能反映奴隶阶级的实践经验，带有一定的精英主义倾向。

认识的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辩证过程，只有不断克服形而上学的局限，才能实现认识的深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原子论者的“影象论”虽然停留在“解释世界”的层面，但它所坚持的唯物主义精神和科学态度，为我们“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