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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医生的神圣不再,资本集团的吃人狂舞

山河 2020-01-14 来源:三秦学子君

自中国的教育、医疗产业化、资本化之后,这两个行业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冲突也就剧烈的爆发了出来。

  临近年末,现代人新三座大山的教育、医疗又出了事情。

  12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民航总医院杨文医生被患者家属杀害。

  据红星新闻报道,1月2日,西安市第66中学一学生因手机被没收而杀老师。

  前几日,又传南京邮电大学一研三学生不堪导师长期谩骂压榨,在实验室自焚。

  01

  教育、医疗、养老是中国人不能回避的问题,它们不仅是人们生活之必须,更在悠久的中华文明中让人们对之有着与其他生活必须所不一样的情感,老师被认为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医生在古代读书人眼中则是济世救人的职业,张仲景说:“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因此,鲁迅先生一生从事的最著名的两个职业是医生和老师,一个救人的生命,一个救人的精神。

  与其他一般的必需品如吃喝拉撒不同,教育、医疗被中国人赋予了极高的道德期望,而老师、医生也是被人尊敬的职业。正因为此,在现代资本社会打破人们对教育、医疗、养老的田园诗般的想象之后,其中资本与道德、利益与情感、私有与公有、私利与公利的矛盾进而表现出的师生矛盾、医患矛盾不免让人感到无所适从与迷茫。

  02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都有其一般性与特殊性。1938年,梁漱溟带着困惑与疑问来到延安,和毛泽东就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交换意见并被毛泽东彻底说服,告别时,梁将他新出版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泽东,而两人的第二次讨论也即以此展开。

  毛泽东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毛泽东还对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进行了分析,并强调了阶级和阶级DZ这个最核心的问题。

  梁漱溟不同意毛泽东的阶级DZ观点。他认为: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中国社会的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据此,梁漱溟提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8个字。“伦理本位”,即注重为家庭为社会尽义务尽责任;“职业分途”,即社会分工,人人尽责,做好本行。

  梁漱溟讲了很多,毛泽东听得也很耐心。毛泽东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梁漱溟却不以为然,认为毛泽东太看重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

  这次长谈从傍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天明,两人各持己见,谁也没有说服谁[1]。

  03

  教育与医疗也是如此,当代社会是资本的社会,资本社会下的教育与医疗的一般性即是它的资本性,而资本的本性是逐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托·约·登宁的一段精彩论述:“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2]。

  在当代,资本更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3]对应到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争论中,就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共同性即一般性,教育、医疗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共同性即一般性。

  而它的特殊性是什么呢?

  教育与医疗,教师与医生与其他产业、其他职业不同,从历史与文化的传承中,人们赋予了这两个职业以道德上的神圣光环,认为这是与其他职业不同的两个特殊的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的两个特殊的行业,赋予了其更高的道德要求。对应到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争论中,就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不同性即特殊性,教育、医疗行业与其他行业的不同性即特殊性。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一般性主导特殊性,还是特殊性主导一般性呢?

  1951年,梁漱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一文。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估计它一定要陷于战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1]

  事实胜于雄辩。

  04

  自中国的教育、医疗产业化、资本化之后,这两个行业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冲突也就剧烈的爆发了出来。

  2012年,丹麦的国际非营利组织Steps International与英国广播公司(BBC)以及丹麦广播公司(DR)合作,在全球范围内以“为什么贫穷”为主题摄制了一系列共八集纪录片。其压轴作品《出路》讲述了在很多国人看不到的中国教育问题。

  王振祥,湖北一家成人自考学院的招生老师,在“招生宣讲会上”向家长、学生们宣传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只有读书才能收获体面的工作,获得高品质的生活”。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王振祥心里却再清楚不过,他的这些话不过是用来骗骗那些孩子高考落榜却又无比渴望着大学的家长。一旦这些人缴纳“入学报名费”,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用王振祥的话说就是:“弄进来,交钱,然后,弄走。”

  王振祥所供职的“弘博软件教育学院”,是一个主打成人自考的教育培训公司。但它很快就将目光瞄准了一个更能赚钱的门路——为高考落榜、又渴望读大学的学生提供“文凭”。

  按王振祥的说法,把这些孩子骗进来,让他们交“学费”,然后到了时间再给一张毕业证。这中间不用做任何事,不用上课,不用考试,不用管学生们的出路。

  王振祥对着镜头调侃:“在中国,教育就是暴利产业嘛。”

  对于考得上好大学的城市学生来说,王振祥的骗局就如天方夜谭一般可笑。他们一眼就能看穿充斥着百度图片的“招生PPT”,而且在网上一搜,立马就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而一些穷困潦倒的农村家庭,许多人连“三本”和“大专”的区别都搞不清,孩子们一直埋头学习从未摸过电脑,更不知网络为何物。

  而这些人,正是“王振祥”们竭力招徕的目标。

  脱下正装的时候,王振祥自己都忍不住在心里责备:“没良心啊”、“造孽”、“伤天害理”。

  可是看了看红彤彤的毛爷爷,他抹了抹并没有挤出眼泪的眼角,心里自我安慰:都是生活逼我的;继续把自己装成一个为改变学生命运而奔走呼号的老师。

  在知道一年12500的“学费”耗尽一个农村家庭的所有积蓄之后,他默默点燃一根烟,在寒风中久久不语。

  很多人总有一种中国现在大学生很多的错觉,然而在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的中国,正如纪录片开头所说:在高考中发挥较好的学生才能进入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公立大学,而更多人只能读一个学费昂贵的民办院校,除此之外并无其他选择。

  这对于一些未能考好的学生来说最后的一条路早就成为利益与私欲交织的狩猎场,谎言和骗局在肆意横行[4]。

  05

  这个纪录片里讲的故事讲的教育是几乎完全资本化的教育,因而也最疯狂和卑鄙,这千千万中国底层的孩子的教育状况不被媒体所注意,也不为城市精英所了解,正像三亿不会出现在主流媒体、影视作品的工人一样,将来注定成为下一代工人的孩子的教育也不为人们所了解,仅有的了解可能仅当他们是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时。

  在被完全资本化的教育里,老师和学生展现出完完全全的对立,教育资本为了利润,老师为了挣钱,和金融资本为了利润,金融销售售卖理财产品别无二致。

  本文开始提到的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自杀事件则更多指的是国际惯例中的教育产业化,是指高校科研机构和著名的企业建立一种新型快捷的合作方式,使科研成果进入实际生产的速度加快,环节减少,并且由此形成一种新的资本运作形态,提高高校的竞争能力和赢利能力。简而言之,就是将科学技术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利润。

  对于中小学以及学前教育而言,则是将广大的学生和学生家长作为了“产业”来源,作为利润增长的动力。

  教育产业化圈走的大量的资金,绝大多数并没有进入政府的财政系统,也没有流入普通教师的腰包——和国有资产流失如出一辙,制度化的分肥集团控制了切蛋糕的刀子。其中,权贵化的教师阶层无疑是其中重要的获利者。事实上,这一少部分处于塔尖的教师除了还在进行的日常教学管理活动以外,其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早已和教师的职业习性无关[5]。也就是说,他们本质的是执行老板的角色。

  这也正是近年来研究生与导师对立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

  教师的神圣光环不再,资本的狼牙棒挥舞。

  06

  教育的情况如此,医疗的情况又如何呢?

  在一场“国际临床科室管理年会”上,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发表的《做与文化相适应的医生》的主题演讲中提到:

  我听过一些院长开总结大会时说:过去的一年,经过全院职工的不懈努力,我们医院的住院患者增加了20%,我们的门诊患者增加了30%,我们的收入增加了10%。那么这句话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可能在座的主任和医生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不应该是院长说的话,这应该是企业家说的话,我们院长该怎么说?我们应该说的是“我们治愈了多少人,我们帮助了多少人。”[6]

  袁社长前面说出了现在医疗的本质、一般性与现实情况,后面讲出了医疗的特殊性与人们对医疗的期望。

  袁社长认为是价值观出了问题,但实际上不仅是价值观的问题。他下面谈谈到的例子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有位医生告诉我,他在消化科上班的第一天,他们科室要完成的一个指标还没完成,快要下班的时候来了一个患心血管病的农民因为挂错号找到了他,但是他当天一个病人都没有,因此当时就违背良心给这位农民看病给开了药,病人抓药再回来问他时,他觉得内心实在过意不去。他就告诉这位农民再去挂一个心血管的号,那个农民突然哭道“我钱都用光了”。这位医生后来说道,他当时有一种坐台的感觉,从此告别了医院,不再做医生[6]。

  当医生作为医疗产业的雇佣劳动者,当医疗产业的第一目的是创收、利润时,医生的第一目的自然也发生了改变,一切都服从于指标、创收,其中当然有很多人是有良心的医生,但在这样一种经济关系下,要想守住职业道德,有良心的医生最终可能只有上面那位消化科医生一样黯然退出。

  医疗领域的特殊性要求医生这个行业要具有独特的职业道德,即所谓“医者父母心”。医生应以如父母对子女般的责任心对待病人;相应地,全社会给医生以高度的尊重作为回报。这是良好的医患关系的基础[7]。

  然而,资本去除了医生头上的“神圣光环”,医生(医疗/医院展现在患者面前的代表)成了出售专业技能的卖方,病人成了购买医疗服务的买方,医患关系简化为金钱交换关系,于是原来包裹在医患之间经济关系上的道德面纱被掀开,医德不再有藏身之地。医生也要过日子,就得从病人身上挣钱;病人既然花钱购买医疗服务,就会要求服务质量,要求医生对治疗付全部责任[7]。

  医患矛盾的对立就此而展开。

  07

  最终,往往都是一般性主导特殊性,或者说,大逻辑主导小逻辑,资本总是主导了道德,因为在资本社会其本质始终是资本性,任何产业或者行业都不例外,任何职业也不能例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概括得简单明了,“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8]

  换言之,教师,医生虽然确实一直是受人尊敬的神圣的职业,但在资本社会他们也仅成了一个普通的雇佣劳动者或使他们中的少部分成为老板,他们的第一职业目标不是教授知识或者治病救人,而是售卖他们的产品创收——为资本创收,高高在上的资本赚取到利润之后,将资本逐利与教育医疗天然的公益性的矛盾转移到了教师与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南京邮电大学中大学教授与研究生的关系变相成了老板与雇佣劳动者的关系)、医生与患者身上,由此而引发了许多的教师与学生、医生与患者的矛盾,本质是什么?不是教师与学生、医生与患者的矛盾,而是资本与教师、学生(或作为老板的教师与学生),资本与医生、患者的矛盾。

  因此,问题是在于人们对于教师、医生的不尊重吗?呼唤人们尊重教师与医生就能够解决问题吗?大家也想尊重,可是在产业化的教育,产业化的医疗面前,如何让人们唤起对作为雇佣劳动者完成生产创收指标的教师、医生尊重,又如何让教师、医生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履行教师与医生的神圣职责?

  有一句著名的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一定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之上产生的社会道德认知是有其产生的原因的,在不改变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简单的呼唤改变人的道德认知无疑是一种无意义的小布尔乔亚的唯心主义幻想。

  有很多人谈到了教育与医疗体制,这种认知是比上面的认知深刻了不少的,但“体制”仍然是上层建筑的一种,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作为上层建筑的相应体制,只要不产业化的教育与医疗中的经济关系,妄谈改变教育、医疗体制?

  就如梁漱溟搞乡村建设呼唤农民自觉而农民不动一样,因为他忽视了这样的常识:通常情况下,一般性主导特殊性。

  现代社会的教育与医疗处于现代社会中,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他们自身的小逻辑必然服从于作为整体的大逻辑,即资本社会的资本逻辑。

  小逻辑不能改变大逻辑。

  简单的道德呼吁不能改变作为现实的经济基础。

  参考资料:

  [1].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周末读史】抗战期间毛泽东与梁漱溟两次通宵畅谈聊了什么?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

  [3].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4].  琥珀春:这部纪录片告诉你中国教育产业化,成为拉动经济的新动力后,教育发生了什么

  [5]. 西电鹿鸣学会:理论分析——教育产业化与教师队伍的阶级分化

  [6]. 袁钟:做与文化相适应的医生

  [7]. 行走与歌唱:从市场的手中拯救医生

  [8].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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