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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生为何要进厂打工?

佚名 2018-07-12 来源:大汇

为什么要进入工人从事的行业,体验工人的工作,过工人的生活呢?进厂的选择优在哪里呢?

  前些天看到朋友圈流传了一篇文章,《沈MY的劳动仲裁申请》。当时我就一惊,沈MY,不会是我以前的校友沈MY吧?打开文章一看,有一张她拿着申请书的照片,就是她。毕业几年都一直没有再听说她的消息,原来她一直在一家叫广州RH机电的汽配厂工作。

  对于这个发现我并不意外。原本她就是一个有公共情怀,对工人阶级有感情的人。因为我与她的结识就是在关注广州大学城环卫工罢工的现场。她会带着环卫工人们唱激情澎湃的国际歌,和她(他)们没有任何障碍的聊天话家常,关注她(他)们的劳动保障。

  当时对她有更深入的了解是在我们一起去调查对方物业公司在大学城其他的项目中,有没有同样侵害受雇工人劳动保障的问题。在我们与广东省档案馆的绿化工人,清洁工人了解完情况之后,竟突发意外。保安队长应该被公司警告过非常时期要注意安防,他禁锢我们的人身自由,要求我们删掉手机里的所有照片和录音。

  我们双方都报了警,但当时的警察也十分凶恶,明显与资方站在一边,还好当时环卫工人们一齐过来才让我们逃脱了警察口中的“去警局问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是十分害怕的,我看到她有抹了下眼泪,我也只能强作镇定。但是事后我惊讶的发现,她竟然有一个备用手机,录了两份录音!这样我们的调查成果没有白费,成功的发了出来!这让我不得不佩服她的心思缜密,临危不乱。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能到现场支撑环卫工的学生来说,她无疑是有底层情节的人。而在这样一个事件中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和政府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以一种更加赤裸的方式展现在工人以及学生面前。我们对于警察的表现和资方的嘴脸都非常失望,但是大学城环卫工人抗争的胜利也鼓舞了我们,还是有希望在,有路可走。其实对于这一群学生而言,找一份“正常”的工作,并不是一份可欲的选择,通常只是不得已之选。因为“正常“的工作,无非就是进入体制内,或者成为资本主义的奴隶。

  所以,她选择和工人队伍一起前行,并不是一件多么匪夷所思的事情。不过想为工人做点儿什么的学生当中,也有几种不同的选择。最常见的一种,不进入政府和资本的系统的话,那就是第三部门,作为组织形态也就是NGO。

  早几年NGO的生存空间稍微开阔些的时候,很多大学生毕业后都通过NGO去做各种关注社会议题的实践。当如今这样的空间变的微乎其微,现存的NGO都仅是在夹缝中谋求生存的时候,这样一条路显得希望渺茫,艰难异常。除了工作上的艰难进行之外,资金链条也是很大的问题,由于不得不依靠资本和政府申请资金,很多工作能够开展的自由度很小,行政工作繁杂琐碎。并且很多工作人员和工人一样,都需要打两三份工,才能达到大城市的基本生存线。

  那么这种组织形态的方式进行不下去的话,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做到NGO想要做成的事呢?像MY这样,以个体的方式,直接进入工人的场域,便成了一种替代的或者说也许更优的选择。这个更优并不是在工作体验上,因为进厂工作,或进入其他低端服务业工作,有的可能需要付出体力和身体健康的代价,有的极具重复性和枯燥感,异化的劳动过程对于曾经被鼓励自由和创新精神的大学生而言,是个更加难以忍受的过程。那到底是为什么要进入工人从事的行业,体验工人的工作,过工人的生活呢?进厂的选择优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从MY最近的状态了解一二。她之前的一篇文章《黑心日企肆意打压民选协商代表,老板工会无视法律践踏员工权益》详细讲述了近期她作为工资集体协商的工人代表所经历的种种维权过程。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来,在一个经济下行,公司企图损害工人利益的情况下,她是如何从内部带动工人的反抗意识,争取员工权益的。

  在2010年南海本田工人罢工成功之后,工会民主选举的意识其实已经在珠三角汽配业的工人中间生根发芽。广州RH机电作为广汽/东风本田的配件生产商,工人们受到本田工人罢工的鼓舞,也一直在以这样或那样的行动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益。虽然也曾经历过资方和政府对工人集体行动的反扑,详见《开发区工人的斗争:这一刻,沈MY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投稿!》,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双方力量的博弈,工会的职能开始稳定下来,该厂固定每年四月会进行资方与职工方关于工资与年终奖的集体协商。

  但是尽管如此,工会委员会及协商代表的代表性却仍然有限。由于协商代表基本上是分会的工会主席指定的,工人在选代表时,大多是采取消极被动的态度,在一个空白选举表中签上自己的名字,代表的名字事后才会被填上去。

  但在这一次加薪和奖金很有可能会大幅减少的情况下,MY带动工友们对这一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其实这一过程很自然,有明显的问题出现,有人带头抱怨,让大家将不满宣泄出来,然后形成有效的讨论,并引导出一些可行的解决方式。除了厂里可以聊天的公共区域,社交媒体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供工友们去讨论问题,商量对策。慢慢的,从最开始在微信群发起的选代表的预投票,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工友加入群聊进行讨论和投票表决,要求改革选举方式和进行真正民主选举的意识和诉求,渐渐在普通员工中得到普及。

  工人要求一人一票选出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协商代表的呼声,已经到了无法被公司管理层忽视的程度。于是MY和鲍某两个普工的名字终于出现在了制一分会的职工方协商代表候选人的选举表上。

  虽然公司默认了工人选的代表,但是程序上还是沿用以前的方法,并没有按照一人一票的匿名投票方式,且制二分会的选举表中候选人一栏仍是空着让员工签名的。很多员工对此很不满,因为程序上仍然不符合他们所要求的民主规则。但是没有时间追究这一次资方的行为,MY开始要忙着通过调查问卷收集员工对于工资、福利和年终奖的看法,才能在与资方的协商会议上打一场有支持、有准备之仗。这也充分向员工展示了,真正代表工人的工会代表是应该要真正听到基层员工的声音和意见的。

  但是公司对于基层员工的力量和这两个民选代表所能产生的破坏作用终于产生了恐慌,开始用各种方法打压协商代表。最首要的就是切断代表和基层工友的联系,他们通知MY协商期间不能到工人工作的地方去,同时给员工发放一些刻意抹黑她的小纸条,分开找员工单独谈话等等。后来公司通过找各种借口例如微信群里存在诱导性红包和小程序等违纪的选举程序,尝试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撤销MY和鲍某的协商代表资格。但是现场参会的员工纷纷表态,仍旧支持这两位民选的协商代表!

  虽然最后MY仍然被资方针对,以各种口实給她记过处罚,最后至非法解雇,但是这整个过程既增加了她本人和资方各种周旋斗争的经验,也大大增强了工人的意识和团结。工友们能够看破资方的各种技俩,在最后代表被抹黑被攻击的时候,仍然相信与支持她们,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对比MY所在的制一分会,该厂的制二分会在没有任何介入和引导的情况下,选举出的仍旧是资方指定的代表,没有员工对签名在一个空白的选举表上表示反对。制二分会的两个代表也在职工方的协商会议中与MY、鲍某对立,造成了协商代表团的分歧而迟迟无法进行协商会议。

  再假设一个处于外围的NGO,如果遇到该厂工人由于加薪权益受损的求助,它们能做到的也只能是一些法律的相关普及、一些相关建议而已。对于普通员工的意识上,所能够达到的影响甚少,除非其参与了NGO长时间的培训。

  MY蛰伏的三年,并不只是为资方工作的机器而已。她在积累做工人的经验,经历所有普工经历的一切,了解他们最迫切的需求,并且引导他们了解且承认自己的需求。当有了一个具体可谈且亟需解决的问题之后,这片土壤便具备了种子可以发芽的条件,点燃了该厂员工的一些维权和民主的意识,让他们团结起来,开始反思和讨论自己的处境以及可以最大程度做些什么来改变现状。

  很多劳工NGO也知道工人代表的重要性,殊不知学生直接进入工厂,成为积极的工人代表,是一个更直接的选择。因为他们在经过一定历练之后,既具备工人意识和抗争精神,又掌握法律知识和宣传媒介。他们比较习惯带着批判和审慎的视角看劳动过程,比一般工人更容易发现问题所在。

  MY虽然被非法解雇,无法继续作为工人代表的身份再去为工人争取更多权益和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但她被解雇之后,反而能比较自由地将这些年所观察到的问题都总结发布出来,这种传播作用也是不可小视的,在一个工厂发现的问题其实在其他工厂也存在,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同一的,生产方式是类似的。

  MY虽然无法继续代表该厂的工人,但是觉醒的工友们还会继续发出反对的声音,选出自己的代表,继续为自己的权益进行抗争。MY虽然以后无法再进厂,但她还在坚持行动,与资方死扛到底。

  何况一个沈MY被解雇了,还有千千万万个沈MY在接替她,还有其他像MY一样的学生在底层的岗位上坚守,与工人们同在。虽然这一群体暂为少数,但是未来可期。

  曾经有位朋友说过一句话,大致这样的意思:不必怕打压,当一群心怀底层的人像水一样渗入到工人中间去,将产生更加坚不可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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