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舟：戳穿王彬彬对“文革”的恶意泼污

王彬彬在《“文革”期间没有腐败?只因真相揭露得太少》《“文革“时期的“潜规则”，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坚挺》等文章中(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xcYiK6kAgXG099LXarTDw)[全文附后]，把“文革”时期描绘成一个腐败“普遍存在”、潜规则“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坚挺“的黑暗时代。这种论调是以文学教授的感性笔法和别有用心的选择性记忆，构建了一个反向的“文革全腐”的鬼话。其论证之粗暴、立场之偏颇、用心之险恶，堪称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浊流中的一股肮脏支流，是牛鬼蛇神之外、必须予以彻底扫除的精神污秽。

一、以个人记忆冒充社会普查

王彬彬的核心“证据”，全部来自他童年时期在安徽望江乡村的微观记忆：公社副书记一句“送东西就是疼自己”，生产队长被家家户户请去“陪客”、叼“飞马”烟等。

他自称“生活在最底层的乡村”，对城市情形“没有切身感受”，但他得出的结论却是全局性的“权钱交易在文革期间是普遍存在的”。以一个生产队长的吃请，跳跃到“潜规则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坚挺”的全称判断，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是用局部经验冒充整体判断，用个人记忆伪造社会普查。

更荒谬的是，王彬彬把传统农耕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乡村人情依附、互惠关系，直接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腐败”。“请队长陪客”“飞马烟”这类行为，在宗族社会、乡绅社会乃至今天的村干部关系中都能找到同构体，并非文革所“发明”，更谈不上“史无前例地坚挺”。他把农耕文明的底色说成文革的特产，是概念上的时空错置，是打着“反思”旗号的蓄意抹黑。

王彬彬在文中还抛出“女知青被当地干部‘潜规则’过的不知凡几”，这种耸人听闻的全称判断，其所举出的硬案例只有一个。用一个干部的极端特例，叠加自己乡村的童年记忆，拼出一幅“不知凡几”的全景图，这种论证在史学方法上是根本倒置的，在逻辑上是彻头彻尾的欺诈。

二、毛主席领导的反腐斗争与当时的廉洁风气

王彬彬声称“文革”时期腐败普遍，却拿不出任何经得起推敲的统计数据和系统证据，仅凭个人见闻和小说就下了结论。而历史档案所呈现的图景，恰恰相反。

毛主席一生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早在红军时期，他就通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制度整肃军纪;延安时期倡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根据地成为廉洁政治的典范;建国前夕，他告诫全党警惕“糖衣炮弹”，提出“两个务必”;建国后，他亲自发动“三反”运动，果断批准枪决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

在枪毙了张、刘以后，他说了一段话;“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乱摊子，只好哭天抹泪的去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主席就割谁的脑袋。我毛主席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主席的脑袋。”

毛主席在建国之初，严厉处治贪官污吏，使朝野震惊，为促进干部保持良好作风起了极大的作用。正是因为毛主席在防腐反腐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所以在很长的时期里风气是很好的。那时也有腐败现象，但那时的腐败比起现在来，真实小巫见大巫。1960年安徽省六级干部会议上揭发的材料：4062个有问题的干部，共贪污浪费191511元，人均不到50元钱。1963年保定地委在“四清”中揭发19800干部挪用公款130万元，人均挪用公款60多元。这就是当时的“腐败”。所以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写道：“毛主席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

王彬彬用“强盗闯入贫困之家“的比喻，企图在道德上把“文革”时期与今日巨贪等量齐观，这本身就是个逻辑骗局——他刻意回避了“贫困之家被抢一枚铁钉”与“富豪之宅被劫数十万“在相对剥夺感、社会危害性、对根基的侵蚀度上的本质差异。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干部即便有贪腐行为，其绝对数额也必然受限于匮乏的物质基础，但这绝不意味着“腐败普遍”;恰恰相反，正因为物资匮乏，哪怕一点点以权谋私，都会直接剥夺他人的生存资源，因此全社会对腐败行为在道德上持零容忍态度，这种强大的社会舆论和监督氛围，是任何时期都不可否认的。

至于“文革”期间，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干部腐败一旦冒头，往往会受到猛烈冲击。要说那个时代“腐败史无前例”，显然与事实相悖。群众运动就像是悬在官员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它使官员们时时提心吊胆，担心一旦出问题就要被批斗、挨整，更不敢有什么贪污、占便宜的非份之想。对于领导干部的廉洁勤政来说，这行之有效的办法。

毛主席早就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除了定期发动群众来清理官僚队伍、充分揭发腐败和黑暗面。群众运动是整党、治理社会弊端的一付猛药。在阳光充分曝晒的地方，一切阴霾雾瘴就不能存在。当群众广泛起来的时候，任何强恶势力都灰飞云散，任何奸阴欺诈、卑鄙龌龊行为也无地自容。

社会生活中充满公德和阳光，人们心理最为健康明亮。群众称那时社会风气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并非是一种妄说。那时决没有病人因为交不上钱而被医院抛在门外、见死不救之类的事情。这种社会秩序和风气即使在目前“和平盛世“之下还能找到吗?

目前“法制社会“之下，大量犯罪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明抢明夺、拐骗欺诈，城乡居民在家家安装防盗门、防盗网以及电子监控的情况下仍不能防止犯罪分子入室抢劫;杀人和自杀的恶性案件平均每日都有发生;如此治安混乱状况，在“文革”时期何曾有过?那时在全国谁能举出几个贪官的例子?有贪污哪怕千元以上的吗?你不承认群众运动的积极作用能行吗?

三、必须扫除的牛鬼蛇神

王彬彬何许人也?一个借着“反思文革”之名，行历史虚无主义之实的“学者”。他打着“说真话“的旗号，用个人童年记忆中的生产队长吃请、公社副书记的“行贿启蒙”，以及造谣刘庆棠、江青等个例，拼凑出一幅“全社会普遍腐败”的黑暗图景，其方法论之粗糙、立场之险恶，昭然若揭。

他的文章立论偏颇，论证乏力。他用错误的比较方法、选择性的案例和模糊的逻辑，试图构建一个“文革”时期“腐败盛行”的图景，这既不符合历史的整体面貌，也缺乏严谨的学术支撑。

他的真实意图在于误导大众。在权力腐败严重、官民矛盾尖锐的今天，将脏水都泼到文革身上，通过极端化“文革全腐论”，来动摇人们对毛主席时代廉洁政治的信念。

毛主席曾明确指出：“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王彬彬炮制的“文革腐败普遍论”，正是这样一种必须彻底批判、坚决扫除的错误思潮。

评价一个时代的廉政状况，应看其制度设计、社会风气和官员的整体操守，而非抓住个别现象无限放大。将其描绘成一个腐败“史无前例“严重的时代，则是对历史的恶意的、别有用心的污蔑。

王彬彬之流打着“反思“的幌子，行抹黑之实，其“文革腐败普遍论“是牛鬼蛇神之外的精神污秽，是必须予以彻底扫除的历史虚无主义谬论。

对于王彬彬这种歪曲历史、抹黑时代的言论，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驳斥，坚决扫除其流毒，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护真理于大是大非。这是每一个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马列毛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附王彬彬文

王彬彬：文革期间没有腐败?只因真相揭露得太少

导读：说“文革”期间有真正的“民主”，对我来说，就等于说冰雪池中有荷花灿烂，火焰山上有玫瑰飘香;就等于说一条泥鳅在放声高歌，一只盐水鸭在展翅飞翔。这种说法因过于荒谬，迷惑性还不算太大。而另一种美化“文革”的言论，迷惑性就要大得多。——王彬彬

本文摘自《随笔》2010年第1期，原标题为“回首“文革”说腐败”

王彬彬简介：1962年11月生，安徽望江县人。1982年毕业于解放军外语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

这是国内国外许多人都感叹的事情。“文革”在中国，这不用解释。“文革学”在国外，则是说，对“文革”的资料收集、整理，对“文革”从各个方面进行的研究，海外不少相关机构，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在海外，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关于“文革”的书籍问世。而在祖国大陆，对“文革”的研究可谓还未真正开始。我们自己不产生研究“文革”的书，海外研究“文革”的书，一般人也看不到。对于“文革”，人们是越来越无知了。

在对“文革”越来越无知的同时，是对“文革”的越来越美化。这些年，美化“文革”的言论时有所见，几乎成为一股潮流。在电子网络上，这种潮流表现得最明显，甚至愈来愈呈汹汹之势。说“文革”时期有着真正的“民主”，是时常听到的一种言论。“文革”开始时，我也开始记事。我的中小学教育基本上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

对“文革”，我总算还有些切身了解。而对“民主”，我也不妨说有些基本的理论知识。说“文革”期间有真正的“民主”，对我来说，就等于说冰雪池中有荷花灿烂，火焰山上有玫瑰飘香;就等于说一条泥鳅在放声高歌，一只盐水鸭在展翅飞翔。这种说法因过于荒谬，迷惑性还不算太大。而另一种美化“文革”的言论，迷惑性就要大得多。

“文革”期间是没有腐败的，“文革”时期的官员都是很清廉的，“文革”是“最本质的反腐”：

这就是那种更具有迷惑性的言论。腐败源于权力的不受监督和约束。如果说，在“文革”前，权力没有有效的监督和约束，那在“文革”时期，造反派夺得了权力后，这权力就更不被监督和约束了。判断腐败严重的程度，主要不是看官员受贿的绝对数额有多大，或者说，主要不是看权钱交易的绝对“交易额”如何，而要看社会普遍的物质生活状况与受贿金额、与权钱交易的“交易额”是一种怎样的比例。

数百万元的腐败案，今天已司空见惯;数千万元的受贿，也不能让人有丝毫惊讶。超过亿元的权钱交易，这几年也数度见闻。这种规模的腐败，在“文革”时期当然不可能普遍。这首先是因为“文革”时期整个社会在物质上都是极其匮乏的。一群强盗闯入一贫困之家，将室内最后一枚铁钉都拔走，但全部所得也不过几百元;另一群强盗闯入一富豪之宅，只拣黄金美玉等值钱的拿，一般东西则看不上眼，但全部所得也有数十万元：你决不能在这两群强盗之间分出道德上的优劣;你决不能说闯入贫困之家的强盗因只抢得数百元，便在道德上比闯入富豪之宅的强盗高尚千万倍。而在一定意义上，“文革”期间的腐败官员，就像闯入那贫困之家的强盗，而今日的腐败官员，闯入的则是富豪之宅。

“文革”期间，我生活在最底层的乡村。我的记忆告诉我，“权钱交易”在“文革”期间是普遍存在的。我至今仍然忘不了的，是“文革”后期一位公社副书记对我父亲说过的一番话。他说：“要办事情，就要学会送东西。送他东西，难道是在疼他?还不是在疼自己!”这番话令我父亲有醍醐灌顶之感。办事情要“送”，这一点我父亲当然早已懂得。但“还不是疼自己!”这道理，父亲此前似乎一直没悟透。

“还不是疼自己!”———那时在公社中学教书的父亲，以为这真是至理名言。一般人，在行贿时，多少都有一点心理障碍，尤其刚开始干这种勾当，事前事后，心里都会很别扭。但“还不是疼自己!”这句话，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行贿的心理障碍、消解行贿的心中别扭。有位小说家前几年写了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名为《启蒙时代》。

如果把让人对任何一种道理的懂得，都视作是“启蒙”，那么，在“文革”期间懂得了“还不是疼自己!”的父亲，也可谓是被这位公社副书记进行了“行贿启蒙”。被“启蒙”的父亲，此后多次以赞赏的口气对我讲解着“还不是疼自己!”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在“文革”期间就接受了“行贿教育”的。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父亲对“还不是疼自己!”这句话的鹦鹉学舌，在某些人生关头，总在我耳边响起。但因为心中的障碍和别扭过于坚固和强烈，“还不是疼自己!”这道理，都被我以“我可以不疼自己!”所抵挡。如果说对他人的“送”，是因为要“疼自己”，那么，我不“疼自己”不就完了吗!然而，前些年父亲重病，从这家医院转到那家医院，我也就给这个医生送完红包，又给那个送。这时候，耳边响起的是这样的声音：“你可以不疼自己，但你却不能不疼自己的父亲!”

我想，我可以拿自己的名利赌气，却不能拿父亲的生命撒野。———这样想后，便硬起头皮，怀揣信封去找医生。每一次，都不像是去“送”，倒像是去“偷”。从“还不是疼自己!”到“我不能不疼父亲!”，说到底，还是“文革”期间接受的“行贿教育”在起作用。

“文革”期间城市的情形，我没有切身感受。但城市一定有城市的腐败方式。在农村，那时候，县以下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政权”。农民们每天面对的是生产队的队长。队长，在那时候的农村，是有着极大权威的。生产队的一切事情，都由他说了算。一个本来还算老实本分的人，当起了队长、掌握了统御全队的绝对权力，就会变得骄横起来。

而再刚烈的人，在队长的威权面前，也不得不俯首帖耳。因为队长“官”虽不大，却有整个国家的“专政机器”在为他撑腰。敢与队长较劲，敢违队长之命，就意味着是在对整个国家政权挑战，最终，肯定成为“阶级敌人”。我所非常熟悉的那个生产队，就形成了这样的“规矩”：任何一家来了客人，都要请队长陪客;甚至家里有了匠人，也要请队长作陪。来了客人，家里有了匠人，桌上的菜当然要好一些。所谓请队长来“陪”，当然是请他来享用这自己也舍不得动筷的好菜。这队长还不是“队长”时，是滴酒不沾的。当了队长后，硬是让家家户户“请”成了一个酒瘾极大者。酒瘾极大的队长，每喝必醉。醉了则大发酒疯。那时上海产的“飞马牌”香烟，是仅次于“大前门”的好烟。队长在醉后，往往嘴里叼着“飞马”，将一个汉子按倒，跨上去，屁股上下颠动着，叼着烟的嘴，连声喊着：“飞马、飞马……”有时候，伏在地上的，就是请他来吃喝的人。每当这时，最兴奋的是孩子们。对于他们来说，这是难得的娱乐。

最初，是有人为巴结队长而请其“陪客”。有人开了头，别的人家就得跟上。当绝大部分人家都有客必请队长陪时，那最不情愿的人家，也不得不遵从已然形成的“规矩”。得罪了队长，那就等于穿着湿衣服过日子，没片刻舒服。队长要找你的茬，那太容易了。一次，一群孩子，手里拿着种棉花的小铁铲，走在田埂上。他们玩的是捉黄鳝的游戏，这是一种古老的游戏，一代代孩子都玩过。他们还没有动手，队长远远望见后跑了过来，将其中一个孩子手中的铁铲夺下，扔进不远处的池塘;又屈起两指，在这孩子头上敲了两个凿栗，然后扬长而去。

走了几步，回过头说：“田坝都让你搞坏了!”不理会其他孩子，只对这个孩子下手，令所有的孩子都一脸惶惑。这孩子回家后将此事告诉父亲，父亲默然不语。父亲知道，一定是在某件事上得罪队长了。父亲想的当然不是找队长讨说法。他想的是以怎样的方式赔罪。只在孩子身上撒气，说明得罪得并不严重，要赔罪该不难。下次请队长陪客时，多敬几杯酒也就可以了吧。可怜的农民们，请队长吃饭，当然也是一种贿赂。

这是一种“权吃关系”。这种“权吃关系”，确实与今日惯见的腐败大为不同。从“请吃”的农民角度说，以这种方式向队长行贿，并不是为了从队长那里得到什么，而是为了不得到什么：不得到骚扰、刁难、迫害。

从“吃请”的队长角度说，以这种方式受贿，作为回报，不是要为对方做什么，而只需不对对方做什么：不在集体干活时对对方家的人鸡蛋里找骨头，不在派工时刻意为难折磨对方家的人，不在对方的孩子和女人身上动粗……行贿而仅仅是为了避祸，这可以称之为防御性行贿。这种防御性行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但在“文革”期间却普遍得多。

延伸阅读：

“文革”时期的“潜规则”，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坚挺

文|王彬彬

吴思先生提出的“潜规则”这一概念，如今是极其流行了，它有助于人们理解历史，理解历史中那些大大小小、千奇百怪的事情。当然，如果这个概念仅仅只能解释 历史，它就决不会在现实中如此流行。吴思先生从中国历史中提炼出了这个概念，不出几年时间，却已在引车卖浆者嘴上频频出现，说明这一概念对现实更有针对 性。这个概念甚至迅速动词化，某某欲对某某“潜规则”、某某被某某“潜规则”、某某为达某种目的而“被潜规则”，诸如此类的说法，每天都能从网络、报章、 杂志上看到。

在中国，比那显规则更起作用的，实际上是那潜规则。就是在那很特殊的“文革”时期，潜规则又何曾销声匿迹?

“文革”号称史无前例。在许多方面，的确如此。“文革”中的许多现象，诸如鼓励子女与爹娘划清界线，甚至怂恿子女对亲爹亲娘拳脚相加，鼓励夫妻相互揭发、 相互把对方的枕边语私房话整理汇报，越穷越光荣，凭老茧上大学、交白卷成为英雄等等，都有些破天荒，都几乎前所未闻。然而，即便在这样一个宣称要与传统的 一切进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时代，传统的许多东西仍然顽强地存在着。有的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存在，有的，则头不改面不换，以本来面目延续。

所谓“潜规则”，在 “文革”期间，就仍然以传统的面目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样说，也许还不够，还不足以说明潜规则在“文革”时期的重要性。实际上，对“文革”的“史无前例”，应做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有许多现象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当然是史无前例;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传统的东西，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度、力度， 在现实中凸显着、活跃着，这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史无前例，而潜规则，在“文革”时期，就往往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坚挺。

有时候，两种“史无前例”，会在同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来。以上大学为例。“文革”期间，取消了高考，大学从工农兵中直接招收学员，没有文化考试，甚至对招收对象没有文化水平方面的要求。对招收对象的唯一硬性要求，或许就是政治上的“根正苗红”，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阶级敌人的子女或本身是阶级敌人的人，没有进大学的资格。大学以这种方式招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堪称史无前例。“文革”时期，大学对青年人同样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工也好，农也好，兵也好，能以 “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在大学混几年，就能成为吃“商品粮”、拿工资的干部，谁人不想?然而，“根正苗红”的工农兵很多很多，谁能成为幸运儿呢?这时候，潜规则就起着史无前例的作用。

“文革”期间，大学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招生权，只有接纳权。决定工农兵中何人上大学的“正式规则”，或者说“显规则”，是“工农兵推荐”。“文革”期间 我生活在农村，“工”和“兵”的情形不了解。我知道，在农村，“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是十足的空话。大学招生，在农村是以公社为单位分配名额。比如，某公社今年可推荐两人上大学，这两人是谁，当然由公社的最高领导公社书记说了算，连“推荐”的过场都不会走。全公社的贫下中农推荐，就变成公社书记一人推荐。书记推荐谁，就看谁与书记关系最亲，就看谁的贿赂最有档次了。在能否上大学上，潜规则如此起作用，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文革”期间，在上大学一事 上，两种意义上的“史无前例”都有典型表现。

“潜规则”似乎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无需解释。狭义，则似乎专指年轻女性以肉体从权势者手中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当有人说某位“美女”被领导“潜规 则”，别人都明白是什么意思。这种狭义的潜规则，“文革”期间也同样是普遍存在的。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农”则从农村“知识青年”中产生。农村“知 识青年”由“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两部分组成。这是从来源上区分。若从性别上区分，则有男女之别。男知青要上大学，要以钱物通关，女知青则有时不免要献上身体。当然不只是上大学。下乡知青要上调回城，要请假回家，甚至仅仅是为免受刁难、欺侮，男也要献物，女也要献身。“文革”期间，被当地干部“潜规则”过的女知青，不知凡几。许多回忆文章和小说，都写到过这种事。

如今，网络上、小报上，常常说到影视界、娱乐圈的潜规则，代表性的表现，就是女演员要向导演献身才能获得出演的机会。这种事，其实“文革”期间也有，甚至程度更甚。戴嘉枋的《样板戏的风风雨雨》一书(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就披露了一点江青的红人刘庆棠这方面的“事迹”。刘庆棠是“样板戏”《红色娘子 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深得江青宠信，以一个演员之身而居政治高位，是中共“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在中共“十大”上成为中央委员，先是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后更当上文化部副部长。位高权重的刘某，坏事做尽。

刘庆棠“潜规则”女演员一事，戴嘉枋是这样说的：“到了‘文革’中大权在握，风流成性的他肆无忌惮地到了淫邪无耻的地步。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而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你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甚至处在恐怖的威胁之下为免遭批斗，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满足他的一逞之快!到后来，刘庆棠索性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女浴室近旁，除办公桌、文件柜外，还有一张大床，美其名曰用于加夜班休息。他时常在办公室窥守于门边，见浴后的女演员经过，便以各种名目请她入内谈话，然后诱胁相 加邀其同枕共寝!不少意志薄弱、慑于权势的女演员，不得不忍辱任其摆布。”刘庆棠的此种做派，其“顶头上司”江青、张春桥并非不知，而是知道了，也不当回事，认为是“无害”的“小节”，“丝毫无损于这个色狼的毛发和仕途。”

潜规则的对立面是显规则，是印在文件上、贴在墙上、挂在嘴上的“正式规则”。显规则、正式规则，对潜规则多少有一点制约作用。而“文革”期间，显规则、正式规则普遍弱化甚至被抛弃，潜规则所起作用之在，便“史无前例”了。

它不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