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驳茅于轼“二战后中国站起来了”的谬论

　　鹤龄：驳茅于轼“二战后中国站起来了”的谬论

　　茅于轼称，“二次大战结束，我们收复了东三省、收复了台湾，成了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把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和治外法权都收回了，中国站起来就是在那时候。”那么，当时这个“站起来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呢?

　　（一） “站起来了”的中国是什么模样

　　1、不敢接收琉球群岛回归

　　1372年，明王朝太祖朱元璋对中山王察度发布诏谕。山北、中山、山南三王向明政府朝贡。琉球成为明王朝的藩属。

　　1654年，琉球王遣使臣到中国请求册封。清王朝顺治帝封琉球王为尚质王，琉球成为清王朝的藩属。

　　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王国属于日本的“内藩”，琉球群岛是日本的领土，不承认中国自1372年起对琉球的宗主国地位，正式侵占琉球。并拖延与中国谈判琉球问题。

　　1875年7月24日，日本强迫琉球国王停止向清王朝朝贡。

　　1879年3月30日，日本将最后一位琉球国王尚泰流放到东京，置琉球为冲绳县。琉球国灭亡。

　　由中、美、英三国首脑参加的针对日本问题的开罗会议于1943年11月22日——26日召开。其间，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了4次。11月23日晚，蒋介石带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在谈到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时，罗斯福想到了琉球群岛。他对蒋介石说：“琉球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罗斯福突然提出将琉球群岛交给中国，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不知该如何回答。过了老半天，他才对罗斯福说：“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蒋介石这么一说，罗斯福觉得蒋介石不想要琉球群岛，故未再往下说。

　　11月25日，蒋介石与罗斯福再次会谈时，又谈到了琉球群岛。罗斯福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得到了台湾，如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蒋介石见罗斯福又提到这个问题，想到琉球被日本占领了多年，在国内草拟的谈判方案又不含琉球问题，变得十分犹豫。罗斯福见蒋介石半天不作声，以为他没有听清楚，又补了一句：“贵国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战争结束了，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答复道：“琉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罗斯福心里明白了：蒋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岛。蒋介石对琉球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不可思议。

　　当然，茅于轼可以说：这时候二战还没有结束，中国还没有站起来呢。不过，我们也可以回答：这不是即将要“站起来的”中国嘛，就凭这副熊样子，一年多后，他是怎么站起来的呀!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二战结束后，“站起来的”它做的第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2、敢于承认中国外蒙古的独立

　　1911年7月10日，外蒙古首次宣布独立，清政府没有承认它的独立。

　　1912年11月18日，外蒙古外务部照会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比利时、日本、丹麦、荷兰、奥匈帝国外交部，要求各国承认其“独立”。

　　1913年9月18日，中、俄就外蒙问题达成《中俄声明文件》。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承认外蒙古自治，没有承认其独立。

　　1919年11月22日，民国总统徐世昌以《中华民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西北边防军)在库伦、科布多等地驻防，并派兵收复唐努乌梁海

　　1921年7月11日，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1922年与苏联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 北洋政府发布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不承认其独立。

　　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俄政府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声明不承认外蒙古独立。

　　1924年11月26日，蒙古人民党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改城名为乌兰巴托，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北洋政府不予承认。

　　以上说明，对于外蒙古的多次宣布独立，行将就木的清政府和没有“站起来”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执政至1928年)都坚持了一条底线——不承认其独立!

　　其后，中华民国进入了由蒋介石执政的国民政府时代。

　　1945年8月14日 ，为了“站起来”的需要，经过与苏联两个多月的谈判，中华民国政府最终做出妥协。宋子文、王世杰等在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授权下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允许将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1945年8月15日即“盟约”签订的第二天，历史和茅于轼开了一个大玩笑。这一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一觉醒来，中国就“站起来”了。可是，“站起来”的中国干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兑现昨天关于外蒙独立所做出的承诺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开始举行公民投票。没有悬念的结果是：参加投票的人都赞成独立。

　　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不敢接收琉球的回归，却敢于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这就是茅于轼眼里“站起来了”的中国!

　　3、战后对日索赔秉承美国意旨

　　日本投降以后，美国政府于1946年3月制定“临时赔偿方案”，采用“先期拆迁”的方式计划将提日本工业设备实物的30%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的赔偿物资， 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约值2250万美元，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设备首推吴港“11-5-5”海军兵工厂的1.5万千瓦发电设备一套;其次是同厂的200吨码头式起重机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后，立即派了几位专家前往拆迁。

　　可是，就在这两套设备拆卸时，美国政府于1949年5月13日　向盟总颁发临时指令，取消了“先期拆迁”计划的执行，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

　　作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是“站起来了”的二战最大受害国，中国政府的对日索赔就在美国的一句所谓指令下成为泡影。

　　有论者认为，国民政府放弃对日索赔是主动放弃，是“以德报怨”，是“装大国姿态”。由上可知，大谬不然!这不，2050万元的物资它也要，一套发电设备和起重设备它也要，而且是迫不急待地派人去要，只是最终没有要到罢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它“站起来了”!

　　4、内河航行权继续向列强洞开

　　内河航行权是在本国江、河、湖水道上从事航行、不容任何外国侵犯的主权。

　　1856年6月26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有长江航行权的专款:“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从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便取得长江自汉口以下的通航特权。

　　同年，中俄《瑷珲条约》规定：“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河，此后只准大清国、俄罗斯行船，各别外国船只，不准由此行走。”据此，沙俄便取得黑、松、乌三江的通航权。列强对中国内河航权的攫夺更加漫无限制。据中日《马关条约》第六款规定，外船在长江航线上的航行已由主流扩展到支流。

　　1897年《中缅条约》附款专条规定：梧州、三水开作通商口岸，并将江门、甘竹滩、肇庆府及德庆州城外四处，开为停泊上下客商货物之口，按照长江停泊口岸章程办理。

　　1902年，帝国主义列强又通过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再次扩大已有的内河以及内港航行权。规定湖南长沙等地辟为通商口岸，而且“广东省内之白土口、罗定口、都城作为暂行停泊上下客货之处，按照长江停泊章程办理，并将客奇、马宁、九江、古劳、永安、后沥、禄步、悦城、陆都、封川等十处，作为上下搭客之处”。两广内河航权几乎全被攫夺。此外，该约附件丙《续议内港行轮修改章程》亦为外商在我国各地内河自由航行提供了口实。如日本大东小轮公司的船只，就曾根据这一章程，在未经商务大臣与督抚批准的情况下，于镇江一带的水域自由经营运输业务。

　　90来年后的1945年即二战结束后，列强在中国内河攫取的航行权并没有因为“中国站起来了”而结束，直到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前夕才最后告终。

　　茅于轼不会不知道当时震撼世界的“紫石英号”事件。

　　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正准备于次日在长江镇江段发起渡江作战。英国海军远东舰队“紫石英”号护卫舰无视人民解放军公告4月20日外国舰船撤离长江的期限，闯入人民解放军前线预定渡江江段，不听从警告，遭人民解放军炮击，“紫石英”号随即开炮还击。在炮战中，“紫石英”号重伤搁浅。20日下午至21日，人民解放军炮兵又将先后赶来增援的英国海军远东舰队“伴侣”号驱逐舰、“伦敦”号重巡洋舰、“黑天鹅”号护卫舰击退。31日，“紫石英”号逃出长江口。

　　（二）、这样的国家能叫站起来了吗

　　紫石英号事件说明，列强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至少还有一条在中国内河航行权并没有在二战后废除。废除的时间最早也应该从紫石英号被打出中国的1949年4月31日算起。茅于轼认为二战后“列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都被收回来了”，不知它们在中国内河享受的航行权是不是也叫治外法权?如果茅于轼认为不是，他是一副什么嘴脸就不用我说了。

　　请问茅于轼，如果你的住宅门户必须洞开任由强盗出入，如果你的家居设施必须任由强盗享用，你有脸向世人公告“你站起来了”吗!?

　　请问茅于轼，没站起来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拒不承认的外蒙古独立，却被“站起来”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承认了，这“站起来”比“没站起来”哪个更孬呀?

　　请问茅于轼：如果一个挂着“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头衔的国家，对于涉及自己国家利益的事务没有任何发言权，其门户必须无条件向别国敞开，其内河必须任由外国商船炮舰自由出入，甚至连国家领土完整也无力维护，那么，这些头衔还值半分钱吗?这些头衔还要它干嘛!这样的国家能叫站起来了吗?!

　　三、新中国才叫真的站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茅于轼，请你睁开眼睛好好看一看，真正站起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吧，是你那个“站起来”的熊模样吗!

　　1、打出来的威风

　　新中国是怎么站起来的?盛平的《建国后毛泽东五战“稳周边”》道出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哪五战：

　　1949年10月的解放西藏之战，粉碎了美国、印度等企图分裂我西藏的阴谋。

　　1950年的抗美援朝之战，击败了以世界霸主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彻底粉碎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奠定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大国强国地位，实现了保家卫国的目的。

　　另有炮击金门之战、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南海维权的西沙海战。

　　其实，还有一战不可不说，即中苏珍宝岛之战。与苏联另有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即粉碎苏联的核讹诈之战。如果这两战不打，如果这两战不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便又成了一句废话，因为中国势必被苏联踩在脚下。

　　2、打出来的朋友

　　1950年1月6日，在“紫石英号”被痛打得落荒而逃的英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这叫不打不成相识嘛!

　　3、万国来朝的盛况

　　接下来，当年结成团伙入侵劫掠中国的成员国一个一个地踏上了友好访问中国之途，并以受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接见为殊荣。

　　1954年8月24日，毛主席会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

　　1961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第二次访问中国，与毛主席会见。

　　1954年、1958年、1959年，毛主席三次会见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1957年4月15日至5月6日和5月24日至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两次访华，受到毛主席接见。

　　1972年2月21日，毛主席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1972年9月27日,毛主席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1974年1月5日，毛主席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

　　1973年9月12日，毛主席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蓬皮杜总统特意对毛主席说：“我过去是戴高乐的同事，戴高乐(前总统)生前非常希望见到你。”

　　1974年5月25日，毛主席会见英国首相希思。

　　1975年10月31日是，毛主席会见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

　　除了前八国联军的这些成员国以外，其他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的国家更是络绎不绝：

　　1956年6月13日，毛主席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苏加诺这次访华。本来安排好下榻舒适的国宾馆，但是他对周恩来总理提出，他要住到中南海。周总理提醒他，中南海环境虽然优美，但是设备和其他条件却并不好，远赶不上国宾馆。苏加诺却说，他并不需要生活上享受，只想跟毛泽东主席住在一起。

　　1973年9月23日，毛主席会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侯赛因·沙菲。

　　1973年10月13日，毛主席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总理。

　　1973年11月2日，毛主席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

　　1973年11月7日，毛主席会见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

　　1973年12月9日，毛主席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陛下和皇后。

　　1974年2月22日，毛主席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博士;

　　1974年2月25日，毛主席会见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

　　1974年3月25日，毛主席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

　　1974年4月2日，毛主席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

　　1974年5月7日，毛主席会见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

　　1974年5月11日，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布托;

　　1974年5月18日，毛主席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1974年5月29日，毛主席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

　　1974年9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来华访问，为其丈夫访华打前站，哭着要见毛主席。1975年，毛主席接见来访的马科斯总统。

　　1974年9月10日，毛主席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戈翁将军。

　　1974年9月19日，毛主席会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

　　1974年10月5日，毛主席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

　　1974年10月20日，毛主席会见丹麦王国首相哈特林。

　　1974年11月6日，毛主席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长威廉斯博士。

　　1974年11月12日，毛主席会见也门民主共和国主席鲁巴伊。

　　1974年12月17日，毛主席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

　　1976年5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1976年5月27日 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越南主席胡志明，朝鲜首相金日成多次访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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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当年站起来了的新中国，尽管她是茅于轼们眼中的一个“闭关锁国”，可是，却无法闭锁住当时的世界各国“砸锁破关”前来拜访她，包括最强大的美国!而我们的国家元首毛主席除两次出访苏联外，再未踏出国门半步，一直稳坐钓鱼台!

　　4、分毫不让的国家主权

　　国家主权分毫不让。对列强如此，对“老大哥”也一视同“仁”!

　　按照原苏联政府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除了允诺外蒙独立外，还将日本在东北的部分利益转让给了苏联，中国向苏联出让大连，苏联保留在旅顺的海军基地，苏联拥有中长铁路的经营管理权等。

　　1949年12月6日，从未出过国门的毛主席乘专列出访苏联，这一“出”便是70来天，为了争取和维护国家权益，期间付出多大的努力可想而知!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

　　同日，签订《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根据协定：

　　1950年，大连的行政完全归属中国政府管辖，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方租用者，全部移交中国政府;1952年苏联把中长铁路无偿移交给中国。

　　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军的问题，1952年9月15日中苏换文中指出由于日本和美国缔结片面“和约”所造成的局势而决定延迟。至1954年，朝鲜停战和印度支那恢复和平后，中苏双方于10月12日发表联合公报，1955年5月苏军自旅顺口撤军，并在1955年5月底以前将该区设备无偿地移交给中国。1955年5月苏联军队全部执行了上述决定。

　　至此，旧“盟约”丧失的国家权益，除外蒙古独立一项外，全部收回。

　　如果当年国民政府不承认外蒙古独立，今日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说不定就改成了内外合一的蒙古自治区!

　　对于外蒙古主权的丧失，毛主席在2月17日启程的回国途中，经过贝加尔湖时表示了深沉的遗憾和无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中，披露了这段往事：

　　由于这次访问的圆满成功，回国途中，大家谈笑风生。在列车奔驰在苏联辽阔的大地上时，沿途每一个城市，苏联人都安排了盛大的接待，毛泽东也是每到一地，都下来参观走访，情绪饱满。

　　车入伊尔库茨克，很快就见到了贝加尔湖。湖太大了，以至于列车沿着湖边行走了几个小时之久。毛泽东望着深蓝的湖水，先是认真的欣赏着，蓝天下的湖，湖中倒映的天，无一不让毛泽东陶醉其间。但看着看着，毛泽东的情绪起了变化，一种不安与痛楚浮现在他的脸上。他突然问起随同而来的陈伯达来：“陈夫子，你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吗?”

　　陈伯达未加考虑就回道：“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首府是乌兰乌德。”

　　毛泽东听了，有些不高兴地说：“我是问你历史上这是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是陈伯达没有听懂，还是他确实不知道历史上这是个什么地方，他只是吞吞吐吐地再一次重复道：“是乌兰乌德。”

　　毛泽东站了起来，显然是生气了。他对陈伯达大声地说：“我还不知道这是乌兰乌德吗?”

　　说话时，火车已经进站了。师哲领着当地党政领导来见毛泽东，苏方的领导人恭恭敬敬地邀请“尊贵的客人毛泽东同志下车休息”。事实上，当地为迎接毛泽东下车休息已经做了长时间的准备了。毛泽东一改此前每站必下的惯例，未加思索就断然挥手拒绝苏方的要求，并对汪东兴喊道：“开车，让立即开车!”

　　正在人们疑惑不解时，毛泽东像憋了一口恶气，对着陈伯达道：“请记住：这个地方，历史上叫乌金斯克。原来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居民基本上都是蒙古人，也有汉人。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苏武曾经牧羊的地方!”

　　(其后，在珍宝岛矛盾升级之前，毛主席再次提到贝加尔湖。1964年7月10日，毛主席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时，毫不客气地提出：大约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是什么道理?沙皇政府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又：1959年8月3日 ,毛主席严词拒绝了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沿海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

　　哎。要不是“站起来”的中国(国民政府)封死了外蒙古的回归之门，只要还有一丝可“争”之隙，这次毛主席肯定也会据理力争的。70天争不成，再花70天哪怕是700天也要争成。不达目的，他一定不会放手!

　　附：《诗二首》及《茅于轼所创天则所被吊销执照 2005年就没年检》

　　http://www.wyzxwk.com/Article/zatan/2019/09/4074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