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社会化抚养”

　　两天前，中文互联网键政圈翘首以盼的一场讲座以极为潦草的姿态落幕了。这场讲座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化抚养”为题，但直到讨论结束，参会的几位老师或是自说自话，或是与马前卒就“社会化抚养”的前提、目的争论不休。

　　当然，其中并非没有有益的讨论，但阳和平对马前卒立论前提的质疑、傅正对历史流变的梳理却被马氏以胡搅蛮缠、乱扣“封建”帽子的方式搞得面目全非。因此，我们有必要从马氏之立论开始，重新梳理其关于社会化抚养的“理论”以及两天前的这次讨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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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何为“社会化抚养”

　　鉴于马前卒在座谈会中对社会化抚养的讨论极为混乱，本文将从睡前消息第541期出发进行分析。

　　社会化抚养的出发点对马氏而言是十分清晰的，其认为中国面临着数量与质量两方面的人口危机在数量方面，“2012年我们还有1635万婴儿，今年（2023）就只有956万了。随着城市化推进，随着将来育龄人口进一步下降，如果我们不做出根本性改革，每年的婴儿数量应该会在十年内直奔五六百万人的水平……印度每年出生人口2300万……”

　　在人口质量方面，马前卒认为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一部分家庭无法将孩子抚养好。马氏援引最高法数据指出，“ 2016年-2018年，全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五种家庭高度相关：流动家庭、离异家庭、留守家庭、单亲家庭、再婚家庭。如果我们不希望这些孩子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走向监狱，就要尽早给他们另外的选择。”另一方面，中产家庭虽然能给孩子提供较好的教育，但他们也有缺乏社交、近视严重、身体素质下降等等问题。

　　那么，人口危机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呢？

　　马前卒认为会有三方面的问题。首先，人口下降会影响我国工业产业的竞争力。马氏声称：“如果中国人口出现断崖式下跌，同时老人比例快速上升，而且没有任何停下来的趋势。很多产业链就算留恋中国的配套优势，也不得不为了维持生产而搬走。几百条产业链，搬走几十条之后，中国整体的产业优势就会被削弱，进一步损害产业配套优势，加速驱赶其他的产业链。最终中国东部这个世界最大产业带可能会因此解体，不能给世界提供配套效率，也不能给自己带来工资溢价。中国的新增产业必须和印度去竞争工资水平。这是人口断崖式下降最严重的后果。”

　　其次，人口快速下降会影响养老。马前卒认为，“从一代人的角度看，攒钱是用来和下一代人交换商品的，攒房子必须卖给下一代人住，老年生活才有保障。如果未来没有人生产商品，没有人买房子，攒多少资产也是假的，还不如存罐头和粮食合理。”最后，马前卒认为，人口下降导致年轻人口减少，会进一步使得我国文化领域活力降低。

　　此外，现有的教育模式并不能解决人口问题。马氏认为，虽然义务教育已经具有社会化抚养的因素。但是，在“封建因素”存在，父母仍然把子女视为自己的财产的同时，社会观念也在转变。父母不再向过去那样向教师授权，使有权力管理自己的子女。这束缚了学校、教师的手脚，使得其不得不规避具有风险，但又必须的教育，比如体育锻炼。

　　基于“人口危机”与现存教育体制的弊端，马前卒认为必须进行社会化抚养。其首先进行了定义。但其定义并非规定社会化抚养的本质，而是从五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对社会化抚养进行了规定。现概括如下：

　　第一个方面是基本服务。因为生育意愿降低为一社会性问题，所以“只能对家庭养育模式下手，由国家集中投资来解决问题。”其具体措施是增加税收，“为所有的公民提供从出生到成人的高质量免费教养。其目的在于，“以政府服务来降低一家一户分别养育的成本，同时也通过集中养育节约总投入。”

　　第二个方面是参与方式。即强制无力抚养孩子的家庭参与社会化抚养，而允许大多数家庭自愿参与；“自愿进出原则适用于大多数普通家庭……强制参与原则适用于少数有问题的家庭。国家应该监测所有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成长水平，在各方面都制定一个下限标准，作为强制社会化抚养的标准。”其目的在于“减轻家庭养育压力，刺激生育愿望，同时维护未成年人基本的人权，保证未来人口质量有下限。”

　　第三个方面是数据监管。第四个方面是保险托底，即通过保险避免教师害怕承担责任的现象。第五个方面是家校联动。即通过允许父母参与学校教育，以维系父母与子女的感情。

　　可以认为，所谓“社会化”，其核心在于两方面，第一为由国家机构统一抚养教育儿童，其二为将抚养权由个人收归国家，使国家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接管孩子。

　　最后，马氏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回应，在此我们只列举其中比较重要者。首先是抚养权的问题。有人质疑，“搞社会化抚养，为什么要以‘剥夺穷人抚养权’为前提？”

　　马前卒回应，“‘抚养权’或者‘监护权’的‘权’字就很奇怪，明明是父母对子女有抚养和照料的责任和义务，一定要说成权，这实际上是封建时代族权和父权制的文化遗迹。我们生活在新中国，这个国家就是通过彻底否定封建权力建立起来的……族权存在，是因为封建国家通过家族维持一部分地方秩序，对于道德伦理方面的案件，对于家族内部矛盾，族长是有一定司法权的，甚至可以杀人。新中国剥夺了这份权利，全中国人民都得到了解放。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不应该让父母有权力决定子女的命运，哪怕是未成年子女。所以我不在意‘失去抚养权’的说法。现在的问题是，你赞美的有抚养权的家庭已经普遍不生孩子了，维持不了自身的延续。所以国家不得不越过家庭，直接保护未成年公民的权利，也稍微放松一点成年人对子女的义务，这也是对所有人的解放。我们不反对亲情，但如果亲情一定要附属在绝对的支配权上，一定要影响人口繁衍，国家就必须来打断中间的关联性。国家保护公民，不需要任何中介，哪怕这个中介是公民的父母。”此处，马前卒通过把抚养权与族权并列，补充了此前关于抚养权之“封建性”的论述。

　　此外，还有人提问，“都已经搞社会化抚养了，为什么不走的更远一点，直接消灭私有制。消灭继承权？”马前卒则回应，“的确私有制和阶级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前面提到，中产家庭不生育，核心原因是父母自己和孩子都要去参与阶层竞争，唯恐多生会导致阶级下降。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和历史上所有社会相比，大多数家庭可以参与阶层竞争，本身就是伟大的进步，这是当前社会最有活力的方面。我们解决生育问题有很多选项，但如果没有更好的替代品，就不要轻易否定中国社会的最大优点……但是，在打破现有阶层结构之前，你必须给出一个能创造更高生产力，能提供更快产业升级的社会组织方案。无产阶级如果不代表先进生产力，那它什么都不是。以我的认识，当下还不存在这样的制度替代品，所以我还是希望，在保持社会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生育率，所以我不会随便说取消私有制，而是建议先搞社会化抚养。”此处，马前卒实际上通过否定另一个方案，来论证了社会化抚养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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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小镇读书会讨论举隅

　　在两天前的讲座上，参会者并未展开有效讨论。马前卒对其“理论”的介绍十分混乱，远远不及“睡前消息”中清晰。傅正梳理了近代育婴堂、人民公社与国企保育制度的得失，这是很实际的内容，但未得到有效回应，马前卒甚至认为国企具有某种“封建性”。

　　阳和平与马前卒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其质疑马前卒立论的前提，即“人口危机”。阳和平认为，目前中国并不缺少劳动力，反而面临十分严重的就业问题，“人口危机”完全是从统治阶级的角度考虑问题。此外，阳和平以美国为例，认为所谓“人口老龄化”并不会造成养老金短缺（这一点我们无从判断）。所谓“社会化抚养”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只会成为培养标准化劳动力的工厂，起到降低劳动力成本的作用，使资产阶级从中获利。这是十分尖锐的，显示了阳和平相比马前卒而言更加深厚的政治经济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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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我们的分析

　　至此，我们将对“社会化抚养”展开自己的分析。首先是其前提，从数据上看，人口下降的趋势确实存在，但对什么人来说，人口下降才能够构成问题呢？首先自然是资产阶级，人口下降导致劳动力减少，无疑使其能够剥削的剩余价值降低了。但不止于此，马前卒通过养老金与“工资溢价”试图将人口下降与全体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

　　然而，在劳动力充足、产业链完整的今天，养老未必就不是问题。2012年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就已经指出，中国的养老金替代率由2002年的百分之72.9下降到了2005年的百分之57.7，到2011年继续下降到百分之50.3（所谓养老金替代率即养老金对退休前工资的占比）。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养老金的差异。2013年人民网有新闻《养老金占工资比重连降九年已跌破国际警戒线》，其中指出，“在广州，同样是2000年退休，机关干部退休工资从2000元上涨到现在的8000元并不罕见；而企业退休工人退休金仅从500元上涨到2000元左右。两者之间的退休金数额差距从十年前的1500元扩大到现在的6000元。由此看来，退休差距似乎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之势。”新闻引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初发布的《社会保障绿皮书》和《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也显示，在被调查者中，75.4%的职工养老金不高于2000元，92.3%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却都高于4000元。差距两倍多。其中虽然有缴税年限、缴费基数的原因，但也体现出不同阶层之间养老金的巨大差距。

　　以上还是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而农村居民往往只能缴纳新农保，以领取养老金。新农保每年需缴纳金额由农民自主选档，一般最多不超过500元，需要缴满15年。其计费方式为：新农保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计算方式如下，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选档金额+政府补贴）×缴费年限÷139。所谓政府补贴为“政府对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新农保基础养老金，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而基础养老金由各省分别制定，大部分在100元左右，最高不超过200元。在这一养老金体系下，农民当然可以回本，但其每月能够领取的养老基本在500元以内，因此，许多农村老人即使过了退休年龄，也要在乡镇企业工作，或者成为种田大户的雇农。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人口危机如果导致养老金下降，则只会对原本就享受良好福利体制内人员与企业管理层造成冲击。而工人、农民的养老金则早已降无可降了。

　　其次是所谓的“工资溢价”。马前卒并未对这一点展开论述，我们只能根据逻辑进行补充。其或许是认为，由于中国产业链完整，工业比较发达，因而相比其他国家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而由于劳动生产率较高，中国的企业生产同等产品，需要耗费的劳动时间也就更少，因此，中国的企业在与其它国家企业竞争时，就能够获取超额剩余价值。

　　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中国毕竟早已是世界工厂。但马前卒显然没有考虑中国企业的剥削率问题。中国工人有更高的劳动效率，能够更有效的生产产品，使中国企业在与越南等国的产业竞争中占据优势。但工资不过是劳动力再生产所耗费的价值，超额剩余价值与工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或许资本家会因此给工人相比越南工人更高的工资，但这一工资大概只能刚好维持工人在中国的物价环境下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耗费罢了！另一方面，这里所谓的“工资溢价”归根结底只是相对越南、印度而言的。由于中国在全球分工中所处的位置，中国工人从未像欧美工人阶级一样，因超额垄断利润而享受良好的福利待遇。因此，马前卒所强调的“工资溢价”对中国工人阶级而言，根本是不成立的。

　　我们认为，阳和平对马前卒前提的质疑是基本正确的。只是马前卒不仅在揣度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诉求，也在揣度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诉求。其“社会化抚养”从逻辑上不仅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也符合小资产阶级“保卫现代生活的诉求”，而与广大劳动人民毫无关系。

　　随后，我们讨论“社会化抚养”的第二个前提，即“抚养权”这一封建权力对教育的不利影响。我们有必要指出，这根本不是“封建”权力，马前卒只是在利用“封建”的字眼，煽动浅薄的进步主义与小资产阶级对失去“现代生活”的恐惧。诚然，封建权力，即宗法权力，是以地主阶级对农奴部分的人身控制为特征的，但人对人的支配与控制并非是封建社会的特征。相反，封建社会部分的承认了人身自由与非贵族的财产权。《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章在概述历史唯物主义时就鲜明的指出，“封建依附的农民，甚至在农奴制度条件下也不是奴隶。他与奴隶不同，有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经济。”斯大林也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指出，完全没有劳动积极性的奴隶在生产工具革新后已经不能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其被迫给奴隶部分的自由，使其成为农奴。如果只看人身依附，那我们岂不是可以认为至今仍有奴隶制残余？

　　此外，资本主义社会也有着人对人的控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因不掌握生产资料而被迫出卖劳动力，他们当然是“自由”的，但他们没有不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只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在这种条件下，工人被资产阶级剥削，他们在工作时间内不为了自己劳动，而被迫为资产阶级劳动。由于资产阶级本身也被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规律支配，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工人作为活劳动，已经被固定下来的劳动支配了。人已经被物支配了，难道我们要说，物对人具有某种封建的权力吗？

　　我们看一种支配关系的性质，绝不能将其特征抽象出来，而应当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对其进行观察。资本主义条件下父母对子女的支配，实际上可以看出劳力商品的再生产。由于不同阶级父母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价值不同，其对子女的要求也就不同。其投入的价值越高，自然越期望子女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卖出一个好价钱。“抚养权”在这一逻辑的支配下是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逻辑的，其根本不是封建权力，而是一种资产阶级权力。从这一角度看，社会化抚养绝不会因为“反封建”而具有合法性，其只不过是试图以国家资本主义替代自由资本主义罢了。

　　而国家资本主义正是马前卒设想的“社会化抚养”的实质。其明确认为要“以政府服务来降低一家一户分别养育的成本，同时也通过集中养育节约总投入。”我们以政治经济学的语言对其进行翻译，可以把他改写成，以劳动力的集中生产来代替劳动力的分散生产，从而节约劳动力生产的成本，而这一降低成本的政策是服务于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

　　从这一角度看，其对消灭私有制的质疑也完全站不住脚。马前卒认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在于竞争，通过竞争可以提高社会活力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然而，如果要以国家资本主义将劳动力的生产统一，那“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是否会存在呢？或许正是因此，其只敢声称强制小部分无力抚养孩子的家庭加入社会化抚养。这根本不可能具备“社会化”的性质，而只会成为一种社会改良政策。

　　归根结底，马前卒从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角度，认为存在人口危机、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提出了社会化抚养的方案。但其基于生产力主义，认为只有自由竞争才能发展生产力，而完全无视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无视了这一矛盾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其生产力主义以“现代生活”为关怀所在，然而自由、体面的“现代生活”从来只属于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夜晚时分，华灯初上，在上海长宁区遍布老洋房的街道中挑一家装修精美的店铺，买上咖啡或鸡尾酒，与打扮体面前卫的年轻人闲谈，当然是“现代生活”，但这种现代生活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其基础自然是奉贤、闵行等卫星城区，以及洋山码头的工人的血汗。以劳动力的标准化生产、以物对人的彻底支配来保卫这种现代生活，这无疑是最虚伪的进步主义与最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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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化抚养？

　　至此，我想我们可以回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化抚养了。傅正在其不多的发言中列举了近代的育婴堂与建国后国企、人民公社的保育制度。育婴堂在中国人民心中向来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象征之一，人民公社中的农民也往往习惯于自己带孩子。这说明，在殖民地与小生产的生产关系下，社会化抚养是很难实现的。

　　而被马前卒常常提及的国有企业，大概从未强调过“社会化抚养”。单位制下的子弟学校制度，大概只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后，上层建筑领域必然的调整。其中自然有具体的历史问题、细节问题可以讨论，但显而易见的是，生产社会化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抚养的社会化。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关系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妄图靠社会化抚养解决其内在矛盾，只会导致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当然，马督工先生或许只是想借“社会化”的名号来为一些立法、行政层面的改良措施摇旗呐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若是如此，我们希望马督工大可以放弃这个给自己惹了太多麻烦的“社会化”概念。因为，真正的“社会化”只能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开始。

　　至此，对“我们要什么样的社会化抚养”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回答了。我们不需要孤立的“社会化抚养”政策，而我们需要的“社会化抚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自然而然地出现。而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孩子，再多也能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