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控制的外卖骑手: 个体化困境何去何从？

　　[导读]当今中国社会已然呈现出个体化趋势。在城市化过程中，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产生的变革，也重塑了个体的生活和人生生涯。本文通过个体化理论的视角，以外卖骑手为调查对象，探讨作为个体的外卖骑手的个体化特征及其对个体融入城市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选择外卖骑手是个体崛起的表现，也是被动个体化的体现。个体嵌入的新社会结构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高度的权力控制，使个体表现出无奈的状态和行动上的被动处境。但与此同时，个体又能利用各种制度资源展现出重塑自我的可能性。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问题的提出：从外卖骑手到中国的个体化进程

　　21世纪的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越来越成熟。如果从个体化理论视角来看当今中国社会，一方面，城市化导致以初级关系为导向的传统社会结构的作用减弱，个体拥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和表达的机会。另一方面，社会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导致个体面临新的限制和控制。

　　当前，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国内互联网行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在“互联网+”的影响下，近年来传统行业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兴行业。这些新兴行业深刻地改变着个体的生活方式，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之间的互动模式。

　　例如，在互联网与传统餐饮业结合的过程中，互联网外卖平台应运而生，它不但带来了新的工作模式和服务模式，也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和人际关系等。可以说，在城市化进程中，外卖服务已成为城市居民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这一新兴行业因其灵活的工作模式和报酬获得方式也吸引了大量城市外来人口，外卖骑手日渐成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职业。

　　但与此同时，这些外来人口在适应城市生活过程中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应该说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些变化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重塑着个体的生活和人生生涯。因此，研究互联网外卖行业中外卖骑手的个体化之路，不仅有利于理解中国的个体化进程，而且为研究城市外来人口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有助于理解城市外来人口的融入困境，为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提供另一种思路。

　　本文以城市产业结构的变迁为背景，将互联网新兴行业中的外卖骑手作为调查对象，试图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意义世界进行较全面的观察和理解，探索其个体化之路及个体化特征对骑手们适应和融入城市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如下问题:从农村迁入城市后，这些外来人口的工作、生活、价值观和自我认知发生了什么变化?个体是如何出现的?他们选择骑手职业的原因是什么?进入互联网行业是否意味着他们又嵌入了新的社会结构?他们如何通过与其他社会成员、群体和系统(如互联网平台)互动和获得其他资源来实现自我?个体化理论对这一群体是否具有解释力?本文的研究以期丰富中国个体化进程的全貌，从经验研究的层面上对已有中国个体化理论进行验证。

　　研究对象及田野点

　　互联网外卖平台是近年来在城市化进程中，基于互联网应用而催生的新兴行业。这一新兴行业吸引了大量从农村迁入城市的年轻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实现了地域空间的转移，脱离了原有的熟人关系结构，作为个体进入城市陌生人社会，也意味着他们的身份认同处于焦虑和模糊的状态。已有研究表明年轻外来人口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双边排斥”的现象，即他们既“不能融入城市”，也“不能融入农村”。这些外来人口在适应和融入城市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与城市自身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

　　本文研究的外卖骑手是来自某一互联网外卖平台的外包员工。他们属于这个外卖平台在徐汇区的分站，共有一百多人，包括一个站长和一个助理。在这一百多名骑手中，以男性居多，但也有10个女骑手。他们当中大部分具有高中或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其中5个人有着本科学历。由于外卖骑手的工作场所处于流动状态，他们与不同个体和组织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世界，因此，本研究观察的地点包括商家的店铺(取餐时与商家的互动)、宿舍楼下和商务楼(送餐时与顾客互动)以及他们的休息场所等。鉴于他们工作的流动性特点，本研究主要的访谈地点在他们的休息场所，即位于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140号的商家门店。这一商家是某一互联网外卖平台的合作商，骑手们经常到这里来取餐，久而久之与商家老板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可以在店铺里休息。这些骑手大多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大部分来自农村，他们经历和正在生活的时代已经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当这些年轻人从农村或城镇迁入城市后，最初会利用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工厂、工地和传统服务业获得一份工作，而在几个月甚至一两年之后，他们中的部分人转向外卖骑手业。

　　骑手们的个体化:追求自由又困于“系统”

　　1.骑手个体化发生的背景

　　个体化是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体化发生的背景是高度发达的民主、福利国家和古典个体主义。然而，中国的个体化并不同于西方的个体化，中国的个体化没有依托于一个制度化的权利系统，而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8]。当今中国社会，城市化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各行各业的改革深化，在转型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消解和重构，新的结构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这种剧烈的社会变化影响着当今每一个中国人，并渗透进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人们逐渐从原有的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从群体中的一员变为社会中的个体。个体不再是稳定地固定在某一社会角色上，而是变为具有多重不稳定身份。

　　依托互联网兴起的新兴行业不仅改变了城市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也影响了城市个体的社会关系和生存方式。新兴行业吸引了大量城市外来人口就业，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和生存状态、社会关系网络、职业生涯都在城市社会结构变革中得以改变和重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所熟悉的来自原有社会结构的规范和前辈的经验已不具有权威作用，对个体的生活不再具有有效的影响和指导作用。那么，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个体的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又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呢?

　　2.个体化的过程:成为骑手的意义及“互联网+”的梦想

　　外卖骑手不同于农村社区的个体，也不同于城市下岗职工，他们工作的行业属于互联网行业，他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也依赖互联网。在调查中发现，外来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后，选择骑手是个体面临社会结构变化过程中做出的理性行为选择，是重塑新型个体的过程，也是其努力适应城市生活的体现。

　　(1)嵌入传统行业后的失落

　　就像上海的大部分骑手，在城市化进程中，他们从农村流入城市寻求谋生的机会，通过自由劳动市场的选择，最终进入城市的新型行业工作。首先，从农村流入城市后，其外来人口的身份、相比而言较低的人力资本，且缺乏拥有资本的关系网络等因素，导致了他们在城市中可选择的生存机会很有限。因此，传统行业或工厂中最基础的工作就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但是这些工作的报酬是固定的，内容是枯燥的，这就必然导致收入较少，工作流动性较大。经济上的低收入，导致了流动人口很难融入城市，同时也带来一种失落感，这种失落从很多骑手谈话中都有体现。在调查中，有一个河南籍的骑手是1990年出生的，高中毕业后，在服装工厂做了7年，现在的外卖工作是他朋友介绍的，相比服装工厂的工作，他更喜欢现在的工作，他说:“以前在工厂工作时，一抬头看见的就是那些机器和那几个人，很沉闷，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坚持做了六七年......”(M骑手的访谈资料，2017)

　　与此同时，如朱妍和李煜的研究发现，城市外来人口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处于“双重脱嵌”的状态。一方面是“制度脱嵌”，他们处于城市正式权力制度和福利保障体系的边缘，另一方面是“传统脱嵌”，表现为脱离家乡传统社会结构，也不再认同家乡的生活方式[9]。从我们的田野访谈资料来看，脱嵌乡村社会结构的个体在城市中奋斗多年不愿回到家乡，但从事的工作收入较低又无法获得城市的社会保障，较难融入城市。然而，他们仍然选择在城市生活。从这一个体化阶段来看，个体表现出的是失落和无奈，但这种失落和无奈状态并没有减弱他们在城市奋斗的热情。他们努力脱离传统行业中报酬较低、工作枯燥的职业，选择新兴行业中工作灵活、竞争较大的新型职业，体现了个体的生命力。

　　从这一阶段的个体化来看，个体虽然具有自主选择的意识，但仍然依赖原有的社会关系提供的支持和资源。随着个体化社会的加剧，传统社会的关系网络的作用逐渐减弱，作为外来人口身份的个体在城市的发展受到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个体表现出的便是失落和无奈。正如张红霞和江立华在研究中发现，处于流动的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脱离了原来的地域纽带、社会关系和家族联系，在行为和价值观上表现出个体化的特征[10]。然而，看似“为自己而活”的自由，却面临着有限的选择、无依存的制度保障和个体生活模式的风险。

　　(2)个体的崛起:追求高薪和自由

　　调查发现，部分骑手以前从事的传统行业中，只有稳定不动的底薪，即使是工厂里的计件工资，也并不能带来可观的收入，工人很多的时候是担心能否完成这些计件的指标任务，而从中获利很少。近年来互联网行业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革。由于互联网用户的匿名性和强大的市场需求，使得作为连接线上和线下的骑手工作具有不稳定性和流动性。而正是这些特征又消解了传统行业中定岗定位和固定薪资的限制，为骑手追求高薪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

　　正如店长所说:“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是90后，他们觉得工厂里的工作沉闷，也不想做建筑工地里辛苦的工作，而送外卖却比较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大多是高中或大专毕业，不能去做那些需要某类技术或管理类的工作，外卖又不同于工厂工人、建筑工地工人，也不同于室内的服务业的工作，这些工作每天做同样的事，每个月拿固定的收入，而外卖的收入每月最多可拿到九千或上万，可能的高薪也是很吸引人的。”(店长的访谈资料，2017)

　　与此同时，骑手的工作很自由，表现在他们可以“每天在马路上跑，想休息时就休息”(站长的访谈资料，2017)，在我们的访谈中，很多骑手也提到过这一观点，即工作的自由对他们有很强的吸引力。正如A骑手所说:“它(骑手)没有厂里面的约束，厂里面是定岗定位，你看这里的活就不是，就是定岗不定位，位置不定。他们是定岗定位，一天都坐在那里。还有就是靠你的劳动，那是劳动果实，如果说你在厂里面，厂里面给你一个指标，你把这个指标完成就行了，对不对?这个呢就没有底线了，这个公司没有给你指标，你自己愿意干多少就多少，多劳多得嘛。你干一单就拿一单的钱，看你愿意拿多少钱。”(安徽籍A骑手的访谈资料，2017)

　　骑手们主要通过单量来计算收入，月单量高，少差评和超时单就意味着可以获得高收入。所以在骑手们休息时，他们主要的谈话内容是询问对方的单量。同时，从站长依据骑手们的单量、差评数和超时单的数量对骑手进行月度综合排名也可体现出单量的重要性。从主观层面来看，骑手大多是90后，具有追求自由和舒适、个性张扬等群体特征。所以他们不愿意做传统的建筑工地、工厂或室内服务业的工作。但他们大多又是高中或专科学历毕业，所以需要较专业的技术类或具有管理经验类的工作对他们来讲并没有优势，而外卖骑手正是一个在他们能力范围内，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动性，并且符合其个性需求的理性选择。

　　由此可见，骑手们脱嵌原有的社会组织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获得高薪和追求自由，而这一新兴行业催生的职业提供了骑手们通过个人努力和能动性获得高薪的可能性。以资本融资和资本运作为核心的互联网行业为追求高质量的用户体验，给骑手提供了获得高薪的预期目标，这也正是外来人口选择当骑手的重要原因。

　　(3)被动个体化和“互联网+”的梦想

　　在调查中发现，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出现的新兴行业提供了较为弹性的工作环境，骑手对自己的工作和日程安排掌握了较高的主动权。同时，“互联网+”在国内的广受欢迎，又为熟悉互联网的创业者们提供了各种商机。访谈发现很多骑手希望能够依托“互联网+”来实现梦想。

　　B骑手，80后，高中毕业后来上海，由上海的一个亲戚介绍到工厂工作，本想工作完了回去复习考大学，但最后没回家乡，继续在上海工作。之后进入顺丰，2008年在顺丰的工资能拿到6000多，他对工资还算满意，而且能通过快递挣些外快，所以并没有想创业或换工作，他现在很后悔，认为自己当时太得意，满意于当时的工作，而错过了更好的机会(创业)。之后，因为家里的事，辞了顺丰的工作，回了老家，办完事后，又来到上海，在韵达工作，工作了几年，认为物流很有前景，自己也可以在老家开个物流分店，而不需要为其他人打工。于是，回老家，可是回老家买店铺的时候，资本出了问题，创业没成功。又来到上海，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投资公司、达达外卖等，直到现在做起这一互联网外卖平台的外卖骑手工作。(田野笔记，2017)

　　B骑手认为外卖骑手的工作比较自由，而且很“实在”。不像以前在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投资公司一样，他说那些“尽是忽悠人”。除此之外，他还可以随时兼顾他的兼职工作:即一个网络俱乐部会员。他兼职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微信里发布俱乐部的旅游产品和项目信息，推荐其他人加入这个俱乐部，这样他就可以获得积分和报酬。而且，通过旅游俱乐部，他认识了很多他特别“佩服的牛人”，扩展了人际关系网络。他说他看好互联网的前景，现在的外卖骑手工作只是暂时的工作，他梦想依托“互联网+”与旅游俱乐部的其他人一起创业。所以说，个体再嵌入的新系统具有多面性，表现出高度控制时，也展现出它提供机会的另一面。正如那些被众多男骑手佩服称赞的女骑手和依托“互联网+”做微商的B骑手，他们在一切可能中寻求实现自我的机会。

　　201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台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以内。在上海人口调控政策下，当地政府调整产业结构，导致上海郊区很多制造业工厂工人被迫再次流动到自由劳动力市场中，并通过做出选择来为自己争取生活机会。但这种“被动个体化”不同于郭莉所说的个体的失落[11]。从我们的访谈中，发现很多骑手对工厂的过度约束有着反抗。这些工厂工人虽然受到人口控制政策的影响，但他们离开原有的工厂后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失落，对他们而言，这是成为其选择其他合适行业的契机。在现代化的社会中，个体化的概念不仅意味着个体不断地脱离原来的社会结构，同时还意味着“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说城市的人口控制政策对外来人口选择骑手这个职业的影响较小，而主要的原因是个体对传统行业各种限制的反抗，是个体主体意识觉醒的表现。

　　3.个体化的后果:骑手劳动意义的创造和被丧失

　　通过本研究的田野观察发现，互联网行业中的骑手是奋斗的个体。尽管多重的限制阻碍其融入城市，但依托互联网提供的资源和机会，个体的能动性得到极大的发挥。当骑手们嵌入互联网行业后，制度在塑造着骑手身份，但与此同时，在制度的影响下，骑手们又丧失了其作为骑手的意义感。

　　外卖骑手们每天都在送餐路上，他们从早上九点半开工，开始接收系统(互联网外卖平台)派发的订单，准备手机、充电宝、特制的防雨手机袋、电动车的两个电池，穿上特制的制服和头盔，从各自的住处骑电动车到商家取餐。由于早上的订单(送餐订单)很少，所以从十点多才开始忙碌，直至十一点到下午一点钟。这个时段是他们所谓的“高峰期”，过了高峰期再过一个小时，即到下午两点他们就可以从“开工中”转为“忙碌”，这段时间就可以休息了，因为这个阶段的订单比较少。但不接单就意味着没有收入，所以仍有很多骑手不会休息。到下午五点的时候，“高峰期”又来了，他们又准备开工、接单、取餐，然后派送，直到晚上九点，白班骑手就可以下班回家了，留下值晚班的骑手。工作埋单规定他们要“跑”到晚上十二点，但其实总是要送到晚上两点多，正如一位骑手说的:“正常是12点，但送不完，你总不能不送吧。”(田野访谈资料，2017)。

　　此外，外卖员的工作提供的是送餐上门的服务，所以他们必然要与城市其他各类人员面对面接触。这些频繁发生的与顾客之间的互动也从不同方面影响着外卖员的工作、心理和生活。

　　(1)与消费者的无效互动，降低骑手的工作效率和网络平台信用等级

　　骑手们的工作不在办公室，而在户外。他们取餐和送单没有领导监督，过了“高峰期”，他们也可以随时休息。这一切看起来很自由、很轻松。但在访谈中，他们却表现出很多抱怨，安徽籍A骑手给我描述了他的一段经历:

　　“我把餐送到小区门口让他来拿，可是他的电话一直打不通，然后，我问小区保安地址，找到他家楼下按门铃，他出来就说他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他打电话给商家催了好几次，现在才来，我向他解释说他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是不是他填的电话有误，他说商家都能打通，我怎么不能打通。然后，我当着他的面给他打电话，他的电话一直没响，我们一核对电话号码，才发现只有前面三位数是一样的，其他的数字都不相同。但最后就算证明确实是他的失误，他却说我送得太慢。”(A骑手的访谈资料，2017)

　　这位骑手遇到一位自己填错电话号码但还强词夺理的顾客，就不得不花很长时间和他解释，最后还得不到一句道歉，而且还因此推迟了送其他订单的时间。这位骑手表示很无奈，但他必须花时间解释，因为顾客有评价他的权利，顾客的差评直接影响他的收入甚至他的工作。

　　(2)来自城市其他居民和城市组织的排斥，减弱骑手对城市的认同

　　在城市中，外卖员属于外来人口，确实存在一小部分外来人口侵犯消费者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犯罪行为，让城市居民对他们产生刻板印象。而这些刻板印象让城市里的居民在与外卖员之间的互动中就戴着有色眼镜，导致骑手的工作不顺畅，工作效率降低，出现较多超时单，也影响着他们对这个城市的认同。例如B骑手在给商务楼送单时，遇到一位保安对他的无理要求，他表示很无奈:“我爬的楼也就是上海那种没有电梯的6层楼，也还好。但有一次，我去送餐，外面的保安把我的身份证、工作证都扣下，还要把帽子也脱了才能进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居然这样，以为我们是危险分子还是贼，真不知道是为什么。”(B骑手的访谈资料，2017)

　　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发生在骑手们的日常生活中，甚至有骑手说:“送一天外卖要少活十年，气都气死了。”(C骑手的访谈资料，2017)

　　从骑手一天的工作日常中可见，他们一天的工作都在路上。每天去商铺取餐，再送到消费者手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随时和各种人产生互动，而在互动中遭受到的排斥，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骑手对这个城市的认同和在这个城市的融入。

　　(3)受制于网络外卖平台的高度控制，丧失了骑手赋予的劳动意义

　　在调查中发现，骑手这一自由的工作，却被困于“系统”(互联网外卖平台)的操控之中。系统监控他们的位置，可以随时把他们的状态从“忙碌”调为“开工中”，可以指派不同的订单。

　　“今天下了一整天的雨，从早上到晚上没有停过。雨天订外卖的人会很多，骑手们也很忙。不出我所料，14点40分我走到昨天的麻辣香锅店，门口停着三四辆外卖电动车，店里只有5个外卖员，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出门，我和他们打了招呼，他们说我来晚了，他们被系统强制开工，并且被系统派了单。他们(其中包括G骑手、A骑手、E骑手、F骑手)边抱怨(直接被强制开工和派的远单)边收拾桌上放着的充电宝和手机，换电动车电池，准备出门。外面一直下雨，被强制开工，而且对系统派的订单并不满意，有的人抱怨被直接强制点了开工，有的人抱怨收到相反方向的订单，有的人正在准备雨衣，抱怨接到了龙吴路的订单，有的人抱怨三天雨天三双鞋都湿了。但最后，他们都出发了。”(田野笔记，2017)

　　在我们的观察中，每天下午两点都是骑手们的休息时间，他们总共有一百多人，但每天休息的人数只有十几个人，有些骑手在等商家做餐过程中，休息几分钟。虽然他们可以使自己处于“忙碌(休息)”状态，但他们想要多接订单，获得更多的报酬，就得接受系统随时强制让他们开单。所以说，骑手的工作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从接收订单，去商家取餐，再送餐，看似每天在路上跑，无人约束，很轻松和自由。但实际上却受控于“系统”，它会依据顾客的差评和投诉进行惩罚、随时掌握骑手的动态。正如D骑手所说:做这一行真的“特别辛苦，但主要是心累”。(D骑手的访谈资料，2017)。

　　骑手这一职业为这些外来的人口提供了一个停留在城市的生活保障。社会各界对他们也有不同的称呼，比如在顾客眼中他们是送外卖的，外卖平台称他们为骑手。但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他们属于社会中下层。在城市居民看来，城市外来人的身份，使他们之间隔着一道难以跨越的无形之墙。这道无形墙很多时候会引起双方的误解，影响了外卖骑手的工作效率和他们在网络平台的等级信用，进而直接影响其在城市的生存状态。

　　小结

　　贝克的个体化理论认为个体化是第二现代性社会条件下必然发生的进程[12]。本文的田野材料证实了国内已有个体化理论的结论，既中国社会已然呈现出个体化趋势。由于中国社会在福利国家缺失的情况下开始了个体化过程，因此导致了个体由于担心生存问题而变得格外努力，试图把个体能力发挥到最大限度，以对抗激烈的竞争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当运用个体化理论从“为何选择骑手”开始探讨个体脱嵌的原因，并分析其对骑手融入城市产生的影响时，我们发现个体化在各种文化中的进程并不完全一致。在本研究中发现，个体在高度控制下表现出无奈和被动时，利用系统提供各种制度资源也展现出了重塑自我的可能性。

　　的确，在现代社会中，“为自己而活”已成为被普遍认可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模式。骑手们以前的工作大部分是属于传统行业，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统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和挑战，这就使得传统行业中的工人们也为自己的未来做出选择，而再嵌入新兴行业寻找新的机会便是一种选择。他们脱嵌原有的社会结构，一方面是因为原有社会关系网络已失去其效应，另一方面主要原因是互联网行业为获得高薪和追求自由提供了可能。而且，互联网提供了骑手们通过个人努力和能动性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的机会。这一过程说明了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崛起，追求自由和“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特征。这点说明国内已有的个体化理论对新兴行业中的外卖骑手的个体化进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本文的另一个结论是个体嵌入新系统的主要原因是追求自由，但系统给个体提供自由的同时，却也能为了自身的利益对个体适应城市增加更多的限制条件。从上文的访谈资料分析可知，个体对消费者的评价权力、系统的无理操控表现出无奈的状态和行动上的被动处境。个体抽离出原有的社会关系后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和选择，为其融入城市提供了可获得的关系资本和社会资源。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在互联网的浪潮下兴盛起来的新兴行业和职业，其就业环境、工作模式和薪资待遇与年轻人张扬的个性、追求自由和高薪的需求相吻合。但同时，现代社会新的要求、控制和限制也被强加给个体，使其融入城市困难重重。通过对上海外卖骑手的调查，我们看到了城市外来人口中外卖骑手作为个体的能动性，同时又表现出面对新的制度下各种限制和挫折的无奈。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12期，原标题为“上海外卖‘骑手’个体化进程的民族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