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101年的共产主义斗争

　　【编者按】2021年9月10日，在土耳其共产党成立101周年之际，印度左翼网站《人民快讯》刊发了对土耳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埃金·索梅兹（Ekin Sönmez）的采访，埃金·索梅兹在采访中阐述了土耳其共产党将如何应对土耳其工人阶级面临的紧迫挑战，以及如何深化社会主义斗争等。

　　今天，2021年9月10日，土耳其共产党(TKP)成立101周年。

　　该党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当时布尔什维克革命思想和精神正在为世界民族解放和工人阶级斗争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时土耳其正处于一个伟大斗争和剧变的时刻。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奥斯曼帝国正进入垂死挣扎期，为建立共和国和新的社会新的运动正在孕育。从争取工人阶级团结和权力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共产党是这场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土耳其共产党开始大胆地组织国内主要城市的产业工人，同时还面临着新生共和国政府的镇压和迫害。然而，它满怀着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阶级力量的信念，继续进行着反抗和组织运动。

　　101年后，在土耳其工人阶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土耳其共产党仍然是土耳其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由埃尔多安领导的保守、反人民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对社会各个阶层发动了攻击，侵蚀了民众的权利，及其民主机构的根本基础。该国还面临新自由主义全球危机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土耳其共产党再次重申其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土耳其”，这是将该国从资本主义秩序以及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持续剥削和苦难中拯救出来的唯一途径。

　　为了更多地了解土耳其共产党的工作及其对土耳其当前局势的看法，《人民快讯》采访了土耳其共产党负责国际事务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埃金·索梅兹（Ekin Sönmez）。

　　人民快讯（以下简称PD）：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因肆无忌惮地对反对派进行政治迫害而受到来自国际的压力。这对土耳其共产党有什么影响？土耳其共产党是如何应对独裁性质的政府的？

　　Ekin Sönmez（以下简称ES）：亲西方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2002年上台执政时，受到了自由派精英和贪婪的中产阶级的欢迎，他们的假设是，他们将带领这个国家向更民主、更面向欧盟、更富裕的方向迈进。然而，正义与发展党是一个保守的、反共和、反人民的政党，与穆斯林兄弟会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穆斯林兄弟会曾向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和中间派兜售自己是亲民主的。当时，我们警告我们的人民，危险正降临我们的国家。

　　发生这样的事情非常不幸，但并不令人惊讶。虽然正义与发展党把更大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怀有更大的野心，在海外陷入更大的风险，创造了一个以严重危机和巨额债务收场的虚幻的临时经济增长，但它在国内强化了威权主义，加强了对工人和政治对手的压迫，激化了民族主义和反动力量。

　　除了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无处不在的威权言论和针对敌对政治行为的行动外，我们还应该记住，反共在任何时候都是土耳其资产阶级内部的一项固定任务，对任何一届土耳其政府来说都是如此。因此，政府对我们党的攻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力度越来越大。具体地说，最近几位中央委员，包括我们的总书记，都因“侮辱埃尔多安”而受到审判和处罚。这一方面是行政机关对司法权力的政治滥用，另一方面是威胁那些反对独裁狂热者们的武器。

　　我们还不时地注意到针对我们地区和地方分支机构的袭击，这些袭击通常是由宗教派别或法西斯分子实施的，而正义与发展党也间接帮助了这些袭击。其中一个例子是在伊斯坦布尔人口稠密地区的巴埃利夫勒，有的党员遭到了袭击，此前我们每周发行的报纸（Boyun EğMe）的标题就是“所有宗教教派都是有害的！”自1980年政变以来，这些教派蓬勃发展，特别是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为了改变社会结构，实施了自己的规则。他们（街头袭击者）基本上是政府的街头民兵，是对社会施加更大压迫的工具。正如2016年政变所揭示的那样，他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些竞争，但他们的共同点是与资产阶级及其反共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

　　面对这一切，我们的主要对策是做好本职工作，在每一个地方（包括工厂、商场、广场、学校，社区）营造共产主义氛围。我们知道，劳动人民有组织的、团结的力量是对抗政府压迫行为的唯一途径。最近有几个这样的例子，最突出例子是2013年6月的一场起义。恐惧无济于事，对于压迫应该大声说出来，这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

　　PD：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如何利用疫情背景加强对工人权利的攻击？今天土耳其工人斗争的主要战线是什么？

　　ES：即使在大流行之前，土耳其工人阶级的条件无论是劳动力市场指标还是工作条件都在恶化，失业率也非常高，高达25%，年轻人的失业率甚至更高。

　　与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完全滥用了大流行的借口和条件(封锁、关闭学校等)。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损害工人的利益。这样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一方面，工人被迫在日益恶化的条件下工作，工作场所拥挤，新冠病毒防疫措施不足。另一方面，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和收入。

　　我们还应该牢记，服务、卫生、教育、运输、安全等部门的大规模私有化，在大流行期间给劳动人民带来了额外的负担。这场流行病帮助这些私营公司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利润最大化，而不是满足人们至关重要的、紧迫的需求。事实上，由于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政策，最大的垄断集团在疫情中获得了大约50%的利润。与此同时，即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也表明，土耳其政府是向其公民提供公共支持最少的国家之一。正义与发展党在这一点上完全是在撒谎，他们付出的全部支持举措是对资本家提供的巨大激励和为人民提供的最小的帮助。

　　此外，正义与发展党政府还以“社会距离”的必要性为借口，压制和平息工人阶级，禁止抗议活动。资产阶级反对派在这一点上与政府产生了共鸣，因为他们也和执政党一样害怕工人阶级反抗。对我们党来说，不要掉进这个陷阱很重要，因为一旦屈服现状，工人阶级的长期利益（斗争自由和言论自由）就永远失去了。我们不能让这些成为“新常态”。例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竭尽全力纪念五一劳动节。我们将继续推进党的工作，调整会议、研讨会、活动等组织方式。去年，2020年8月，在大流行期间召开了最富有成果的代表大会之一。

　　今天的斗争战线有很多。举一些最重要的：工会、组织权、政治权利、反对严重不平等的斗争、反对基本公共服务私有化的斗争和权利…。这些都是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的。

　　PD：随着袭击的增加以及该地区帝国主义战争的激化，移民持续流入，移民和仇外问题也成为核心问题。党在挑战排外情绪和解决问题根源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政府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什么立场？

　　ES：你说得对，帝国主义催生了难民问题。应该明确这一点，才能制定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

　　正义与发展党政府采取开放边境政策，其背后有几个目标：意味着在土耳其的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或其他公民成为了干涉这些国家内政的借口，这符合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扩张主义目标。难民构成了一种不变的廉价劳动力，为土耳其资本家增加了4-5百万工人，特别是在正义与发展党推动刺激经济增长的建筑、纺织和制造业等行业，以及季节性农业。政府也获得了更大的与工人阶级代表讨价还价能力，创造了更广泛的工人后备军。保持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一直是他们受益的战略，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政治。虽然与欧盟签署了60亿欧元的协议，但正义与发展党已经几次以“让难民离开边境”理由的威胁勒索欧盟各国政府。与此同时，这些资金花在了哪里，从来没有透明地公开过。

　　土耳其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在难民问题上持矛盾、混合的立场，当前土耳其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处于所谓的“民族联盟”(Nation Alliance)的保护伞下，该联盟由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和人民党(CHP)、民族主义的好党(Good Party)、前正义与发展党(AKP)干部、宗教保守派以及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HDP）和土耳其自由派左翼的工人党（Workers’Party of Turkey）(尽管含蓄地支持后两者)组成。然而，联盟中的主要参与者共和人民党和好党主张遣返难民或将他们遣送回自己的国家。共和人民党领导人Kılıçdaroğlu最近为自己的立场进行了辩护，这一立场可以用他的口号“边境意味着荣誉”来概括，这激起了反难民情绪，特别是那些有自私自利个人主义倾向的中产阶级的不满。边界确实意味着荣誉，但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等其他主权国家的边界又如何呢？这是一个不完整和虚伪的论点，除非土耳其作为北约部队，作为西方帝国主义阵营的代理人，或者为了自己的地区主张，土耳其军队以非法理由驻扎在其他国家是合理的。

　　至于移民问题，其根源是劳动力剥削。为了打击仇外心理，我们正在与难民主义背后的所有这些方面进行斗争。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目标是把我国的难民工人引导到社会主义斗争的行列中去。这是以阶级为基础的方法解决移民问题的当务之急。我们最近成立了一个移民工人文化部，集中精力克服组织中的语言、文化和组织障碍。

　　当然，不断升级的移民浪潮，产生移民的原因和后果，这样的话题是一个需要另外深入讨论并解决的问题。我现在请大家参考我们最近发表的一份声明，标题是“移民问题是劳工问题”。

　　PD：土耳其共产党一直在积极为最近的杀害女性案（femicides）受害者伸张正义，并反对土耳其退出“伊斯坦布尔公约”。该国父权制暴力行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ES：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看到杀害女性和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发生率急剧上升。

　　除了身体上的骚扰，围攻和羞辱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普遍。这当然不是巧合，这是正义与发展党以市场为导向的反动伊斯兰政策以及生活方方面面的不平等的直接结果。女性的工资低，就业率低(尽管由于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女性的总体就业人数有所增加)，受教育程度低。不足为奇的是，家务活传统上是由女性家庭成员承担的。

　　每年有超过400起谋杀案在土耳其发生，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耻辱。虽然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司法机关在大多数案件中作出有利于犯罪人的判决，提供所谓的“良好行为减刑”。在许多情况下，肇事者公开或隐秘的与政府本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以此来逃避他们的罪行。我可以举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奥兹贝克公民纳迪拉·卡迪罗娃(Nadira Kadirova)被谋杀，她当时在正义与发展党(AKP)议员的一所房子里做移民女佣，这是真正可以“遮蔽”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您会看到问题的各个方面的交集：廉价的移民劳动力、对职业女性的双重压迫、社会中的反动、不平等和等级制度、正义与发展党的腐败政客…… 这一切最终以2019年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一名23岁女子的悲惨死亡而告终。请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看到中亚国家在苏联社会主义解体的悲惨后果。作为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纳迪拉本可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基于此，我们当然一直站在街头示威和其他活动的前沿，抗议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这一反动、倒退的行为。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2009年武断签署了伊斯坦布尔公约，并在之后退出了该公约。现在，伊斯坦布尔公约源于联合国，文件的精神可以在资产阶级进步价值观中找到。该公约没有采用基于阶级的方法来解决女性不平等问题，因此视野有限。

　　根据2020年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之一，土耳其共产党宣布成立妇女团结委员会，以形成反对压迫、暴力和剥削的基础，并促进工人阶级和妇女之间的团结。妇女团结委员会在招募新成员和朋友、使妇女政治化和在各个地方要求基本权利（例如上幼儿园的权利方面上），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在2021年3月发表了一项宣言，代表了职业妇女争取平等和自由的决议——这是一份超越《伊斯坦布尔公约》限制的最高要求清单。

　　未来，社会主义土耳其将依靠这些强大的妇女力量而崛起。

　　PD： 9月10日，土耳其共产党庆祝成立101周年。100多年来，土耳其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遗产是什么？

　　ES：土耳其共产党诞生于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成立不久，诞生于安纳托利亚的反帝国主义独立斗争中，这与我们党的创建原则和价值观有很大的联系。自1920年土耳其共产党成立以来，独立主义、世俗主义、启蒙主义和反帝的原则一直由有组织的共产党人贯彻。尽管我们的历史上有过短暂的挫折，但是土耳其共产党的主要目标始终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阶级掌握权力。对革命现实性的信仰是我们斗争的核心，即使在土耳其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剥削者也无法消除这种想法。

　　土耳其共产党一直是国际主义和各国人民友谊的倡导者，反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仇外主义和军国主义潮流。和平协会（The Peace Association）(在1980年和2016年政变后两次被禁止，此后以土耳其和平委员会的名义行事)一直是共产主义者的组织。以前，土耳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反对派遣士兵参加朝鲜战争，他们认为这是一场使土耳其成为北约成员的血腥的贿赂，由此他们成立了和平爱好者协会。

　　此外，那些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科学家、考古学家，他们不仅具有民族价值而且具有普世价值，他们都是自豪的共产主义者，包括 Nâzım Hikmet、Suat Derviş、Sabahattin Ali、Aziz Nesin、Halet Çambel、Necdet Bulut 和等等。如果没有这些人物，谁都无法描绘出现代土耳其的启蒙图景，他们是我们无尽精神动力之源。

　　土耳其共产党是我国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年轻的政党。它是土耳其工人阶级的希望和先锋，是摆脱资本主义野蛮的希望和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