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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政治遗产

王炎 2021-01-14 来源:读书杂志

  原编者按

  特朗普于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时,王炎曾为《读书》微信公号写有《特朗普为什么会赢?》特稿。随后几年,他持续关注和表述美国政治转向(《特朗普很保守吗?——网络媒体与美国政治转向》,《读书》2017年12期)、美国大选(“随机波动”播客节目)等相关问题,引起了普遍关注。在2021年美国政局再度因特朗普而陷入某种“混乱”之际,王炎又写下新的特稿,不但利用各种材料描述一位“非美人格”总统的前世今生,也将20世纪以来的美国帝国史做了勾勒,证明这样的政治怪咖,恰是历史与时代的产物。

  特朗普的政治遗产——道德帝国的崩塌

  文 | 王炎

  依稀记得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尚处在电视时代,互联网还不普及,特朗普在电视屏幕上做节目,金黄的头发上下抖动,活灵活现地讲段子。已想不起他说的是什么了,只依稀记得当时的感觉,这个人很特别,一见难忘。身边一位美国白人指点说:他是美国未来的总统。我当时并不知道特朗普是谁,他告诉我说是大西洋赌场的老板。赌场老板一般黑白两道,怎能当总统呢?太不靠谱了。他辩解说:这是大众偶像,人人都想做唐纳德·特朗普。后来便很少听过对此人的正面评价,政界没这一号,精英根本不屑提他。二〇一六年,特朗普真成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我惊住了。保守白人也不都妄言痴语,满脑子阴谋论。这算不算“沉渣”泛起,让你领略一个不一样的美国?

  其实,美国本来就是多面的,族群和阶级之间相互很难交流,缺乏共识。我一直也没拿“红脖子”(Redneck——粗俗、没见识的美国乡下人)当盘菜,认为充其量不过是给美国人口充数,文化与精神生活与他们不沾边。对全世界来说,美利坚乃自由女神的化身,代表进步、向上、创新和活力,满满的正能量;美国影视表现的底层“阴暗面”,不过是艺术创作或类型故事,好莱坞最具批判精神,这是美国文化的独到之处,愤世嫉俗、自曝家丑。但作为一个整体,美国是世界灯塔。

  一

  然而,美国也有特朗普的一面,不过长期不入外部世界的法眼罢了。查阅资料偶尔发现八十年代对特朗普的报道。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七日美国《人物周刊》封面的大标题:《大亨唐纳德•特朗普证明你可以富得离谱》(Tycoon Donald Trump Proves You Can Be Too Darn Rich)。年轻英俊的特朗普在封面的大照片,题图文字为:“四十一岁的亿万富翁,有四个赌场、好多私人飞机、豪车和别墅——还有一个要吞下整个曼哈顿的ego。特朗普说太忙了,没时间竞选白宫,但已经花钱买下人类可能拥有的一切。”(Michael Ryan, “Too Darn Rich.” People Weekly. Cover story, December 7, 1987)文章从特朗普走出特朗普大厦的电梯说起,围观的群众争先恐后挤到他身后,只想用指尖碰一下他蓝色羊绒大衣的袖子,据说碰一下特朗普会带来好运。然后文章追溯“大亨”(tycoon)的词源,它源于中国或日本,这个头衔封给特朗普,与形容东方王子一样恰如其分(同上文)。八十年代,特朗普是美国普通大众最狂迷的偶像。报道还说民主与共和两党争相求见特朗普,为了拿政治献金。记者采访特朗普:你为什么如此受人爱戴?他露出那经典的“我知道但不告诉你”的神秘微笑回答:“我爱人民,人民也爱我。”美国的大众神话和英雄,这位亿万富翁其实是为媒体和大众量身订制的偶像。

  这是自由女神像阴影下另一幅美国图景,如果早年间被译介到中国,特朗普这副德行,可作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反面教材;如今在消费文化大潮里,他便是大众偶像。但全世界看重的仍是精英化和理想化的美国,花花公子式的人物只配花边新闻。

  二

  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战起,总统威尔逊便将列强瓜分世界的不义之战阐释为:“战胜自利与专制的列强、以实现人民自由与自治的战争,打一场战争来结束所有战争。”威尔逊也的确践行其进步主义理想,虽然搞不定巴黎和会上的列强,也左右不了国内舆论和众参两院,但威尔逊的世界图景与国联方案,却激发了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对未来世界公理的无限憧憬,也为美国将来抛弃老欧洲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主张自由贸易、共同安全、以美国价值打造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打垮欧洲法西斯、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组建联合国、设立国际组织,让世界告别十九世纪的旧秩序,迎来进步与意识形态对抗的新秩序。美国遂成为一新兴的无形帝国,不以征服和占领为己任,而以自由经济、军事威慑和民主价值影响世界。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美国形象。

  其实,美国一直在孤立主义与干预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只因“二战”重创了老牌帝国主义的元气,美国才一枝独秀,一夜蹿升为拯救世界的英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影响力扩及亚、欧、南美各大洲。战后美国社会的主旋律是国际扩张,有一系列大动作:签署联合国宪章、杜鲁门主义、柏林紧急空运、马歇尔复兴欧洲计划,美国顺理成章地当上“自由世界”的领袖。著名记者、作家戈弗雷•霍奇森(Godfrey Hodgson)曾评论说:“也许美国的主观愿望不是这样,但实际已成为一个新型帝国;它不久前还实行孤立主义,如今却开始国际干预了。”(Godfrey Hodgson, America in Our Time, Garden City, N. Y. : Doubleday, 1976, P. 17)

  五十年代,美国介入地缘政治的核心地带中东的博弈。一九五六年七月,埃及总统纳赛尔收回苏伊士运河,英、法老牌帝国主义翻脸了,联合以色列进攻埃及。在苏伊士危机中,美国率先在联合国提案,要求英、法撤军。之后,艾森豪维尔政府对英国实施严厉制裁以实现停火。美媒纷纷发表反殖民的檄文,痛斥英、法帝国主义的大棒政策。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表态说:“英、法的所作所为,属于各种过时的殖民主义之中最赤裸裸的那一种。”(Donald Neff, Warriors at Suez: Eisenhower Takes America into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1, P. 391)在今天来看不可思议,英、美一贯沆瀣一气,亦步亦趋的,胜似蜜月恋人,怎会在中东问题上成了死对头?“二战”后,美国一度奉行同情第三世界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政策,就像威尔逊刻意与老欧洲切割,图谋以新面孔取而代之。美国左翼史学家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嘲讽道:“以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Melani McAlister, Epic Encounters: Culture, Media, and U.S.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1945-20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 197)右翼政客则给艾森豪维尔的政策冠以“仁慈霸权”(Benevolent Supremacy)的雅号(同上书)。但仁慈霸权并不容易,对外要支持阿拉伯反抗欧洲殖民主义,对内则要从文化和舆论上同情第三世界解放。这对以白人为中心的美国文化来说,很难消受。当年威尔逊没能做到这一点,如今美国要升格为世界霸权,就必须赢得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的认同,此为后殖民帝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同上书)。

  三

  美国是个新教传统至上、文化保守的国度,第三世界价值也难深入人心。但艾森豪威尔能调动一个极具动员力的外部威胁,消弭国内分歧,凝聚社会向心力,那就是苏联与共产主义。艾森豪威尔是个保守军人,为顺应大众心理需求,必须找到“冷战”宣传的热点——痛斥斯大林主义与无神论,这立即引来宗教团体的回应。教会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之机,可待复兴日渐颓势的基督教。一时间,美国宗教话语盛行,去教堂的人数激增。电视直播总统夫妇周日教堂礼拜,国会一九五五年通过法案,在美元(纸币和硬币)上一律加印“In God We Trust”(我们相信上帝),沿用至今。一九五六年再次立法,把“我们相信上帝”立为美国格言(The U.S. Motto),不顾宪法不立国教的表述。

  五六十年代,好莱坞进入史诗片时代。摄影广角镜头和超大宽银幕广泛使用,给电影带来了新希望,或可抵御电视普及所造成的票房冲击:以超大影像奇观把观众从小屏幕拉回到电影院。大量的史诗电影中,宗教题材占了相当的比例,其他古装片也都与古代帝国有关。影响深远的有《十诫》《暴君焚城录》《圣徒妖姬》《埃及艳后》和《宾虚传》等。要么《圣经》题材,要么是以古埃及、古罗马帝国为背景。皇帝荒淫、腐败和暴政,迫害臣民让人人自危,黑暗的统治使人看不到希望。《宾虚传》(《新约》题材)里朱迪亚(Judea,古巴勒斯坦南)人民在犹太英雄宾虚的领导下,勇敢抗暴,迎接基督的到来,在黑暗中给人民带来“新文明”的曙光,见证了罗马帝国的衰落。

  《十诫》(《旧约》题材)中摩西带领古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正直、勇敢、无畏,意志坚定、魅力四射,上帝赋予他拯救人类的使命。这是位有美国自由精神和个人主义的古希伯来英雄,他既是上帝新选民美国人的化身,也代表着新兴帝国战胜古老帝国的历史必然性。影片将宗教信仰政治化与美国化,观众在不知不觉间,把犹太复国主义与反殖民运动视为同等的革命,还把古埃及三千年前的排外暴政等同斯大林专制。所以,美国必将领导“自由世界”战胜邪恶帝国,将自由价值推行到世界各地。这种非历史的通俗演绎,符合美国大众的历史想象与政治认同。无论新、旧约影片,情节配方大都是:正义的人民——包括犹太人、基督徒和阿拉伯人,起来反抗腐败的帝国——影射衰落的英、法老帝国,迎来基督的降临——象征先进的美国新文明。在旧欧洲殖民主义腐朽与衰败的过程中,美国异军突起,建立起世界新秩序(同上书,P. 199)。这已不是电影传奇,而是战后第一个十年美国自我定位调整的历程,是其从一个区域性国家,跃升为世界霸主的真实写照。

  美国在五十年代还进行着另一场宣传“圣战”,即轰轰烈烈的反共口水仗,苏联被描绘成不信神而集权的邪恶帝国,是反基督的力量。共产主义成了“无神的物质主义”(godless materialism),它重利轻德,其国民是铁腕下的奴役工具。教会乃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又是与之斗争的有力武器(Thomas Aiello. “Constructing ‘Godless Communism’: Religion, 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1954-1960.” Americana: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1900-present], Volume 4, Issue 1, Spring 2005)。美国是“后帝国”时代硕果仅存的仁慈霸权,为世人仰慕的自由国度,也是“二战”的解放者。好莱坞隆重推出的神话版本是:道德帝国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拯救整个世界。

  四

  在炙热的反共浪潮中,一件丑闻让华丽的道德外衣下露出虱子,美国全社会感受到彻骨的寒惧。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媒反共喧嚣已登峰造极。麦卡锡不失时机地鼓吹阴谋论:共产主义分子已渗透进美国政府。公众的目光转向麦卡锡,情绪由愤怒转而恐惧。连设计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务卿艾奇逊,也被指为“国务院的红色主教”:制定“马歇尔计划”的马歇尔将军被污名为骗子。美国人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朋友和邻里间相互猜忌,社会诚信受到前所未有的侵蚀。

  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是个传奇人,曾是乡下农场的养鸡娃,十九岁因鸡瘟而破产,搬到威斯康星州小镇马纳瓦(Manawa)当杂货店员。后来一路考上法学院,成为律师,仅三十岁便荣升威州最年轻的巡回法官。野心膨胀让他在仕途上不择手段。一九四六年当选参议员,他来到政治漩涡的中心华盛顿。因名不见经传,媒体曝光率很低,他不惜上演大跌眼镜的政治闹剧来吸引眼球。一九五〇年二月在一次共和党的妇女团体集会上,他声称艾奇逊明知政府机构内有二百零五名共产党员,却姑息养奸。参议院只好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排查,发现指控子虚乌有。但闹剧并未就此收场。

  一九五二年麦卡锡当选政府工作委员会主席和永久调查委员会主席,开始利用报刊、电视来提高知名度,用粗俗、下流的语言攻击政敌,政见不同者均为共产党。政客、媒体和公众因怕指控而噤若寒蝉,甚至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总统都对他唯唯诺诺,艾森豪威尔这位沙场老将只敢私下抱怨。麦卡锡对媒体和好莱坞的恫吓令人发指,臭名昭著的黑名单让许多电影导演、演员、编剧受到提审、关押和审讯,有的甚至被判刑,给自由左翼知识分子留下集体创伤。(详见[美]纳什等编著《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第六版,刘德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09页)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与共产党不沾边,甚至政治倾向都不明确,不过作品与主流文化不和谐罢了(Daniel P. Franklin, Politics and Film: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Fil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6, P. 43)。

  但麦卡锡最终栽在军方手上,军队将他的得力助手征兵入伍,麦卡锡托人照顾,结果这点把柄落给军方,成了翻盘的机会。一九五四年四月“军方诉麦卡锡”听证会全程电视直播,军方公诉人约瑟夫·韦尔奇(Joseph Welch)向狼狈的麦卡锡发难:“难道您不懂什么是廉耻吗?先生,您就没有廉耻吗?”(Have you no sense of decency, sir, at long last? Have you no sense of decency?)麦卡锡羞愧难当,抬不起头来,只喃喃嘟哝些什么。听证会无果而终,麦卡锡却名声扫地,三年后抑郁而死,时年四十八岁。

  辉煌的帝国最黑暗的一页,在体面外表下露出败絮。电视评论员富尔顿·刘易斯当年评价说:“对许多美国人来说,麦卡锡主义就是美国主义。”(《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第918页)这一政治文化的阴暗面时不时会出现,让民主政治的光环暗淡。斯坦福大学政治社会学教授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认为,“特朗普主义”(Trumpism)是当代版的麦卡锡主义。他同样蛊惑对叛国歇斯底里的仇恨,鼓吹以一人之力对抗建制,救民于水火。(Larry Diamond. “It Could Happen Here: Democracy is facing setbacks around the world, but there hasn’t been reason to doubt America’s resilience—until now.” The Atlantic. October, 19, 2016)戴蒙德认为麦卡锡是战后对美国民主的第一次严峻挑战,虽然是至暗时刻,却终被正义的美国人民战胜;作为民主灯塔,美国在七十年代到二〇〇〇年间,曾激励全世界人民大跨步迈向民主,只是在“九一一”之后,因对穆斯林的歧视,才使民主有所衰退(参见上文)。

  但我认为,特朗普与麦卡锡并无多少共通之处。麦卡锡主义属体制内的小人得志,平步青云、党同伐异,致人人自危的经典故事,有普遍性,在任何地方都时有发生。类似事件还可回溯到约翰逊谎报北部湾事件、尼克松的水门丑闻等,都是政客滥用国家机器和政府公信力的腐败案件。特朗普则不同,虽然表面他也少年得志,但与麦卡锡不是一类人物。特朗普年仅四十岁就集商人、明星、戏子于一身,一手打造财源滚滚的时尚帝国。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与公权无缘,靠社会上的黑白势力,创造商业奇迹。直至晚年入主白宫,仍积习难改,按娱乐界的商业逻辑追名逐利。

  年轻气盛的特朗普曾造势竞选白宫,但大家都认为他是给生意做广告,未必真心从政。参看一九八七年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的采访,四十一岁的特朗普说:“很难放下手头上的生意去参政,我现在没有竞选计划,也许将来会有。”他当时的夫人叫伊凡娜·特朗普(Ivana Trump),担心自己的双重国籍会是个障碍,但又说:“唐纳德过去十年做了别人得做百年的事,他什么都能干成。”(Bill Powell and Peter McKillop. “Citizen Trump: A megadeveloper with a roaring '20s lifestyle—and an ego to match his billion-dollar empire.” Newsweek. September 28, 1987)八十年代,美国流行炫富文化,崇拜膨胀自大的人,特朗普乃时代的产物。他恨天低、嫌路窄,永远高调出场,招摇过市。特朗普(Trump,王牌之意)的名字有霸气,所以总高悬在新开发的楼盘最显眼处。身价带来财富,特朗普最懂得曝光率可以创收。当年一本流行的连环画《杜斯别里家族》(Doonesbury),讽刺这个亿万富翁拿竞选总统当试探彩球。媒体采访特朗普让他澄清,他说:“我不会竞选总统,但如果竞选就准赢。”

  如果说特朗普有什么政治抱负,那么看看他在报上发表的一封公开信:“美国政客已成全世界的笑柄,花大钱保护我们不拥有的船队,运送石油给永远不会帮忙的盟友。”这是青年特朗普的外交立场,三十多年后他当上总统,真把这个朴素的立场付诸实践。人们说特朗普是“公民凯恩”的幽灵附体,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是驱使他不断追逐更高目标的动力。这一评价是准确的,无论是金钱、美女还是权力,对他来说,一切都是人生赌博,一切都是生意。

  五

  二十一世纪,美国历史经历重要的转折——“九一一”,以及随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如果说入侵阿富汗是追杀恐怖元凶本•拉登,那么攻打伊拉克则属无理讨伐。布什政府必须说服国内与国际社会,才不惜请来德高望重的科林•鲍威尔将军到联合国作证。二〇〇三年二月鲍威尔对联大言之凿凿:萨达姆暗中支持基地组织,拥有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鲍威尔是诚信的象征,美国人民和世界政要信任这位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军人。但事实证明,他的证言是编造的,萨达姆既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曾支持过拉登。以编造的理由向世界推销战争,成为鲍威尔一生的污点。或许他本人蒙在鼓里。后来曝光的材料显示,副总统切尼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人,为实现战争目的,蓄意编造了谎言。这不仅毁了鲍威尔一生英名,也使美国信誉受损,对国际政治的未来有深远影响。

  伊拉克战争恰如鲍威尔二〇〇二年警告小布什的那样:打掉萨达姆容易,陷入战争泥潭就难抽身了。这场战争拖得美国筋疲力尽,人民开始失去对建制精英的信任,世界渐渐不再仰慕民主灯塔。西方各国爆发大小规模的反战示威,中东局势失控,阿拉伯世俗政权相继倒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重新抬头,穆斯林与基督教之间的矛盾,空前撕裂。二〇〇四年,虐待战俘的丑闻曝光,美军极端残忍、非人虐待俘虏的影像,扯下道德帝国的最后一块遮羞布,美国颜面扫地。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整个世界进入一个不同以往的时代。金融风暴、伦敦暴乱、占领华尔街、阿拉伯之春、拉美左翼浪潮、黄马甲、MeToo、黑命攸关、特朗普支持者占领国会山,运动的声势一次比一次浩大,结果却一次比一次昙花一现。既无系统性纲领,也无严密统一的组织,抗议像无中心、无目的、碎片化的节日狂欢或街头暴力。阿兰•巴丢(Alan Badiou)说:“二十一世纪初发生的事件无法用现成的语言命名。”(Alain Badiou, The Rebirth of History: Times of Riots and Uprisings, trans. Gregory Elliott,Brookly: Verso Books. 2012, P. 1)他仍相信,群众运动必须服从系统性理念,应该有组织有纪律,才能将运动转化成新的政治秩序。然而,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年轻人对西方民主的热情和支持普遍低迷。与此同时,精英、政客、党派越来越罔顾民主程序的合法性,抛弃基本政治伦理和价值观,使用诡计和欺骗来实现政治利益。在丑闻与谎言的时代,谁还会愿托付权利给精英党?

  另一个巨变是互联网的莅临,它渗透到生活所有方面,原子化的大众更趋向于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在“朋友圈”里讨论,谁原意服从一个组织的领导?改天换地的社会愿景已渐行渐远。抗议那些琐碎和切近的议题,或发泄对现行制度的不满,很少有人要求严肃的制度性变革。“占领华尔街”爆发时,曾一度燃起知识左派的一厢情愿:历史再次启航,从偏离的航向转回共产主义;“茶党”的兴起又让共和党右翼欣喜若狂,以为大众向往古典自由主义。事实证明,草根运动不依循经典的启蒙思想,相反,他们厌倦了系统化的意识形态,西方已失去宏大叙事,唯有身份政治、民粹排外有动员力。白人将一切弊端归咎移民,保守人士痛斥非西方文化的入侵;移民团体彰显少数族裔文化,缅怀祖先的辉煌,解构西方文明至上。黑人搞“黑命攸关”,渲染黑奴血泪史。代议民主的根基出现裂隙,草根民众不再通过民主建制表达意愿。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特朗普崛起。他以另类的方式竞选,动员下层白人,以网络社交媒体攫取“隐藏票箱”,主张所谓“后真相”——不同意见的人各有其真相,利用网络舆论的极化,煽动仇恨和恐惧。他上台后马上改变美国利益全球覆盖的帝国格局,宣称“美国优先”,煽动直接、可感、实惠的民粹政治。这不仅让美国国策转向,连欧洲联盟的格局也受到影响。英国脱欧、德语国家出现新纳粹、法国极右翼喧嚣,传统意识形态已被具体议题吸纳和消解,左、右之争只剩下所得税、移民、环境、性别和种族问题的观点不和。争论是离心的、分散的,难以形成共识。政治忘掉了政治哲学,蜕变成治理术,政治学变成实证科学。西方民主不再是“灯塔”,西方文明盛极而衰。

  六

  草根文化不是新生事物,拜金主义、追逐名利,是大众文化永恒的诉求,只不过不曾体现在美国的大政方针上罢了。“上层建筑”是有识之士驰骋的疆场,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奥尔布赖特、乔治•凯南等精英智库,曾撑起美国外交的恢宏帝国气象。就像华盛顿各个政府大厦的罗马古典风格,庄严肃穆,超凡脱俗,走马观花者看不到市井流俗的基座。但二〇一六年一切都改变了,当选总统的特朗普不是传统政客,也不是典型商人,在政、商两界都属另类。他倒有点“东方大亨”的气质,还带着意大利黑手党的做派,用麦卡锡污蔑敌手的词最形象:“非美”(un-American)人格。特朗普做地产生意,以强行拆迁出名。同行评价说:“特朗普以恫吓手段扫清生意上的障碍,虚张声势、闪电袭击,直至压垮对手的心理防线,然后漫天要价,大捞好处。要月亮没有,总得给点什么吧。”(Bill Powell and Peter McKillop,上引文)

  一次他在大西洋城赌场Trump Plaza的背后,想建起一个大瀑布,以壮声势。但有家餐厅碍事,那是家九十年的老店,生意不错。店主哈里•斯坦(Harry Stein)被迫与特朗普谈拆迁赔偿。特朗普的第一句话是:“我根本不想要你这块地,这几年地价跌到底了。你搬不搬我都一样要建一座高墙,到那时你一分钱也拿不到。给我纽约办公室打电话出个价吧。”说完拂袖而去。一位叫约翰·摩尔(John Moore)的律师,代理被拆迁的公寓租户,与特朗普打官司,这让他心力交瘁:“特朗普是个危险人物,有朝一日他要是从政的话,会变成墨索里尼式的人物,让意大利当年从不准点的火车,全部准点。”特朗普的强势和独断,可谓有目共睹。他曾如此羞辱纽约市长,纽约市政规划在闹市建一个公共滑冰场,筹备了七年未完成,转到特朗普手上只消四个月就建好了。黑手党式的效率,为美国主流文化所不齿,但民间却崇拜这种力量。

  特朗普还擅长幕后交易,明目张胆地给政府官员政治献金,其他地产商人都舍不得在这上面花钱。他还雇用退下来但仍有影响的官员作顾问,疏通关节拿廉价地皮,与马丁•西科塞斯的黑帮电影如出一辙。为他承包工程的建筑商常常受气,特朗普总在完工后鸡蛋里挑骨头,说质量不合格、工期延误等。承包商希尔弗斯坦(Silverstein)说:“明明没这么回事,但打不起旷日持久的官司,只好吞下苦果。”(同上文)因此,《新闻周刊》评论说:“无论特朗普多么想从政,对一个赌场老板实在太难了,无论你多有名,被选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特朗普的密友也说,“他倒真想当美国总统,但除非总统不是选的而是任命的。”(同上文)在八十年代,特朗普这样缺乏政治伦理的人,根本当不上总统。可三十多年之后,他真一选成功。不是特朗普提高了自己,或晚年具备了远大的政治理想,其实从四十岁到七十岁,他的思想未见得有多大变化。相反,倒是有一个东西贯穿他生命的始终,用他姐姐玛丽安娜(Maryanne Trump-Barry)的话来说就是:“成功带来成功,之后又会带来更大的成功,得到的越多,他要的就更多。”这是特朗普一生的真实写照。

  但如果这三十多年间美国社会没有发生巨变,那么《周刊》记者和他的密友也不会误判。这三十多年到底美国发生了什么变化?答案或许是通信技术革命、高等教育的衰落、知识民主化与政治进一步平民化,让草根底层登上历史的前台。特朗普支持者围攻国会山极具象征意味:国会这一代议民主的常设机构,负载着现代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观,从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到约翰·密尔,都一致强调“社会契约”和“被统治者的应允”,正遭受“巴士底”式围攻。这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转折,美国民主的基本框架遭遇草根“直接民主”的挑战。这正是特朗普崛起的历史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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