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特朗普时代，美国将更加动荡

　　法意导言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黑人的命也重要”等抗议性运动的频发以及总统选举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美国社会动荡不安。然而，政治脆弱性模型表明美国走向“动荡的20年代”其实早有预兆：数年来工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持续下降与精英阶层的日益固化为社会的分裂与政治的极化埋下了伏笔，亦为如今紧张局势的不断升温奠定了基础。本文于2020年9月10日刊载于NOEMA杂志，旨在对美国历史的两大周期进行梳理，从而指出当下美国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并通过对于历史案例的分析为美国提供应对危机的建议。作者杰克·戈德斯通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社会运动、革命以及政治人口学，著有《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等十余部著作;作者彼得·图尔钦的是一位任教于康涅狄格大学的俄裔美国学者，以擅于运用数学建模与统计分析等方法分析历史社会动态而闻名。

　　近三十年前，杰克·戈德斯通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以确定一个国家面对政治危机的脆弱性。该模型以人口如何改变国家、精英和大众行为为基础。戈得斯通认为，根据这一人口结构理论，21世纪的美国可能出现一位倡导美国优先的民粹主义领导人，而这位领导人将引起急剧的冲突。

　　十年前，彼得·图尔钦基于当时的数据而将戈德斯通的模型运用于美国历史。他得出的结果令人震惊：美国政治危机的脆弱性正在到达一百多年来的最高点。甚至在特朗普赢得选举前，图尔钦就已经发表了其有关美国正在走向“动荡的20年代”的预测，指出美国与西欧将面临一个不确定性不断增长的时期。

　　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到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黑人的命也重要”(Black Lives Matter)抗议和对抗性武装派别之间的冲突已经席卷到美国的各个城市，这表明我们已经在走向动荡。然而，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我们的模型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精英阶级的行为是历史上政治不稳定性的成因，而他们常常会对人口的长期增长反应过度并因此犯下三个大错。首先，面对抑制工资和生产力的劳动力激增，精英们试图将更多的经济收益据为己有，从而加速了不平等；其次，面对精英在财富和地位方面更激烈的竞争，他们收紧了阶级流动的渠道，以使自己及后代受益。例如，在一个越发精英化的社会，精英们能够限制顶级大学的入学名额并提高入学要求与费用，从而使成功人士的子女受益。

　　第三，出于对保住不断增长财富的焦虑，他们采取一切措施抵制对其财富和利润的征税——即使这意味着政府将无法得到所需的收入，基础设施的衰退、公共服务的减少、政府债务的激增也将随之发生。

　　这些自私的精英促使了革命的发生。他们制造了更大程度的不平等，导致政府的效率及受尊重程度降低。但他们的行为本身并非唯一原因。为使民众中形成能够被动员并采取行动进行变革的自觉组织，我们还需要城市化和更好的教育。

　　最高领导层很重要。旨在以包容态度解决国家问题的领袖能够控制冲突并延缓危机。然而，那些试图煽动政治分裂并从中受益的领导人将加剧终极危机的进程。一般来说，部分精英支持维护他们地位的领袖;而改良派精英则希望动员民众支持重大改革，从而建立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秩序。这两派精英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两方都将另一方描绘为对于社会的致命威胁，从而造成了极其深刻的两极分化，以至无法创造出任何价值。问题逐渐加剧，直到一场使脆弱社会秩序崩溃的危机最终爆发。

　　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到1848年革命与美国内战，再到20世纪俄国与中国的革命以及开启21世纪的诸多“颜色革命”，这些都是政治史上大动荡的前兆。因此，数据表明美国正在出现相似的情况令人颇为惊奇。

　　在将我们的模型用于美国时，我们追踪了从1800年至今一系列有关大众福利、不平等以及政治极化的指标。这些指标包括了工人工资的中位数与人均GDP的比率、预期寿命、新百万富翁的数量与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国会中严格党派投票的程度，以及致命暴动、恐怖主义与政治暗杀的发生率。我们发现所有的指标都指向了美国历史的两大周期。

　　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间，尽管政党斗争日益加剧，执政的精英们常常能够达成妥协并共同投票，国家也变得越发繁荣。积极的局势在1820年左右达到顶峰，从那时起，政治极化和经济不平等在内战前的几年内急速加剧。危机指标在1860年代达到最高值，但并没有在战后显著下降。相反，它们直到1920年仍停留在相当高的数值。(战后重建、吉姆·克劳、镀金时代、暴力劳工骚乱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均属于这一时期。)

　　随后，风潮发生了变化，第二波大团结与大繁荣重新开始积聚力量。与预期相反的是，一战和大萧条并没有造成政治不稳定指标的上升。相反，国家实现了团结。在进步时代被推行并在新政时期得到巩固的改革减少了不平等并增加了工人所拥有的经济份额。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国家在新的税收政策方面达成了共识，并加快了修路与建造学校的进程。

　　1950年代是工人进步和政党合作的黄金时代。哪怕是在种族冲突严重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国家领导人仍然能够就改善民权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改革达成共识。然而，政治弹性指标在1960年代达到了高点。自1970和198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改变;到了1990年代，新一波不平等的加剧与政治分化再次降临——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担任众议院议长时期的政策便是其例证。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危急指标就像内战前十年一样急剧增长。到2010年代晚期，不仅总体不平等上升到了自镀金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新高度，工人工资的中位数与人均GDP的比率也下降至历史新低。

　　2010年，我们在《自然》（Nature）杂志上撰文指出，这样的趋势是政治不稳定性迫在眉睫的可靠指标，它们“看起来将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在2016年早期发表的《不和谐时代》(Ages of Discord)一文中，我们指出，美国的“政治压力指标”近年来急剧上升，并有望使我们进入“动荡的20年代”。　　

　　政治压力指数(PSI)综合了戈德斯通-图尔钦理论中的三个危机指标：生活水平下降、精英内部竞争/冲突加剧和国家衰弱。PSI越高，政治暴力的可能性就越大。福祉指数表明，平等程度以及精英共识程度越高，国家就更合法。

　　图片来源：文章网站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和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于明尼阿波利斯警方之手一事为美国政治带来了双重危机。美国面临了长达数月的一系列全国范围城市抗议活动。这股抗议潮并非仅仅因今年的事件而起。美国此前也经历过流行病和种族抗议，而其因此通过立法使国家变得更好。这十年间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事件发生在政治极化的时期，工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已经持续下降了几十年，而越发固化的精英阶层则反对提高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这些趋势削弱了美国政府有效应对疫情的能力，阻碍了我们提供包容性经济救济政策，也加剧了种族不平等带来的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因弗洛伊德之死的视频而迅速升温。

　　美国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抗议和暴力吗?简而言之，答案是肯定的。自19世纪以来，不平等与两极分化程度从未如此之高。民主党人确信，如果特朗普连任，美国民主将无法生存。共和党人同样确信，如果特朗普败选，激进社会主义者将攫取精英阶级的财富并将之分配给不配得到的穷人与少数族裔，从而永久摧毁美国经济。双方都相信另一方意在改变民主的“游戏规则”，从而使得他们无法在未来的选举中有效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选举不仅仅是政策偏好的争夺，而是变成了关乎国家未来的生存之战。输掉的一方很可能认为选举结果是被操纵的，而选举结果则不可容忍。

　　即将到来的选举因此提供了几种能够引发大规模暴力的可能性。如果特朗普在选举团中以微弱优势获胜，但在普选中大幅落后，抗议选举结果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必然会发生，而人们将抗议选举结果违法并要求顺应美国多数人的意愿。特朗普可能会要求联邦军队来镇压抗议(正如在波特兰发生的那样)，而结果可能也会像波特兰一样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

　　如果特朗普败选，他很可能对“被操纵的”选举提出质疑。但这一行为会再次导致大规模群众抗议，而这一次是为了要求选举结果得到尊重。如果特朗普再次让联邦军队上街，各州州长可能会要求他们的州警甚至国民警卫队保护公民并捍卫宪法。又或许，特朗普会号召他的众多武装起来的平民支持者捍卫他们“有史以来最爱戴的总统”(这是他的说辞)，并对抗所谓的“自由暴政”。

　　基于其他国家在民主与专制之间摇摆不定的先例，许多观察者认为民众党的大胜是唯一的出路。但仅仅是这样或许还不够。特朗普或许仍会将拜登的大胜视作“明显被操纵的结果”，声称其支持基础使之不可能获得大胜，并表示这是由数百万张欺诈性的邮寄选票所致。又或许，如果特朗普害怕失败，他可能会用新冠肺炎疫情或其他借口想方设法推迟选举——这是他曾经在推特上提及的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7月28日的国会听证会上也得到了讨论。然而，这也显然将会引发全国范围内的抗议，并最终导致反对特朗普的抗议者与联邦军队及特朗普支持者之间形成对立。

　　即使拜登获得大胜，许多美国民众现在已受到了暗示以至说服，进而认为出现这一结果是因为选举存在瑕疵。这并不仅仅是特朗普夸张的指控所致的结果，而更是因为美国人已经不再对他们自己的社会拥有准确的认识。例如，几年前的一项投票表明，美国人大体认为穆斯林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是实际情况的17倍。另一项投票表明，多数美国人认为国家的多数移民是非法的(实际上，77%的移民都是合法的)。由于这样的错误认知，人们很容易认为数百万张选票都是由实际上无权投票的人投出的。数以千计的人们甚至不需要多少暗示就会自发上街，抗议拜登所取得的实质性胜利的合法性。

　　此外，选举之夜任何一边的形势都不会明朗，因为邮寄选票很可能会在全部选票中占据前所未有的比重。这会使特朗普的支持者势力与反对者势力都获得时间宣告胜利，并试图煽动其支持者们去要求获得对于其胜利的承认。这很可能最终导致双方的党派之争。

　　简而言之，鉴于过去二十年来累积的不满、愤怒与不信任情绪已经被煽动了起来，今年秋天的选举出现任何一种结果，都可能导致我们在这个世纪见所未见的群众抗议。特朗普宣称数百万张邮寄选票为伪造、选举本身被操纵且不公平的做法可能是在玩火;但我们的模型表明，很多危险的因素已经聚集到了一起，只要一点火花就能引发无法控制的灾难。

　　美国特殊论以富人与穷人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合作为基础。从这个国家诞生之日起，不同经济阶层以及信仰不同宗教者的团结就令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St. John de Crèvecoeur)与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等欧洲观察家惊叹不已。这种合作精神在19世纪中叶消散，进而导致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和谐时代”。在新政时期，它被重新锻造为一种政府、企业与工人之间不成文但真实存在的社会契约，从而引发了战后美国又一个繁荣与合作的时代。然而，这种契约自1970年代起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和企业间的契约。这种新的契约限制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却慷慨地奖励资本收益和企业利润。

　　这种新契约在某些时期制造了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率的上升，但增长速度缓慢且远比战后前三十年不平等。在过去二十年里，实际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停滞不变，而高薪蓝领工作因技术和全球化而流失则意味着许多工人实际收入的减少，尤其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

　　因此，美国政治陷入了一种许多发展中国家特有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一部分精英并非通过分享财富、扩大公共服务以及做出牺牲以增加共同利益来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而是让工人阶级相信他们被憎恶他们的敌人（自由派精英、少数族裔、非法移民）所包围，并声称这些人想要夺走他们拥有的东西。这一模式导致了两极分化与不信任，并且与国内冲突、暴力与民主衰退紧密相关。

　　与此同时，许多自由主义精英忽略或无力纠正毒品上瘾、社会流动性下降、无家可归、城市衰败、工会解体以及实际收入下降等问题，而是承诺全球化、环境法规以及为被忽视的少数群体发声能够带来足够的好处。他们因此导致人们对政府和“专家”越发不信任，使得政府和专家越发被视作腐败与无能，从而使政府失灵加剧的循环成为常态。

　　美国人怎样才能结束当前的“不和谐时代”?我们所需要的是新的社会契约，一个能够使我们超越极端的两极分化并达成共识，使经济增长的份额重新向工人倾斜并提高政府在公共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投入的契约。

　　这听起来像是令人司空见惯的左派言论、是对当前极端情况的虚弱回应。让我们通过审视两个历史上的案例来说明危机的紧迫性与改变方向的可能性——在这两个案例中，濒临灾难边缘的国家成功地悬崖勒马并开辟了新的进步之路。

　　1820年代的英国面临着分崩离析。在战胜拿破仑后，威灵顿公爵(the Duke of Wellington)成为了一群试图维持传统地主主导权的精英阶级的领袖。作为首相和当时的上议院领袖，威灵顿公爵试图忽视而非适应高速发展的工业经济下伯明翰、曼彻斯特等新兴城市的全新现实。与此同时，这些城市的工人则要求给予他们在议会中发言权的政治改革。

　　这些工人们尤其反对臭名昭著的“谷物法”(Corn Laws)，该法案通过对国外谷物的进口施加关税而使粮食成本(以及英国地主的收益)居高不下，而工人的实际收入则极其低下。1819年，曼彻斯特发生了一次大型工人抗议。骑兵冲向了人群，导致约10至20人死伤(该事件便是所谓的“彼得卢屠杀”)。英国政治的分化因此变得更为严重。该事件成为了被记者广为报道的最早事件之一，而愤怒之情席卷了全国。

　　然而，威灵顿公爵不仅拒绝任何法律改革，还试图镇压要求选举改革的骚动。扩大警方权力和阻止公共集会的新法得以通过，报纸被关闭，抗议者和记者们则被关进了监狱。民众骚动仍在持续，甚至有人企图暗杀几名内阁大臣。工业劳动力与新兴制造业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欧洲各地带来了类似的激进政治变革的压力，进而引发了1830和1848年的改革浪潮。许多英国人希望迎来类似的结果，但国家在那些年里始终极力避免革命。

　　问题的解决方式便是让领袖接受改革运动，该运动旨在改变选举以削弱地主的权力并支持新型的工业工人阶级。经过1820年代日益加剧的对峙，威灵顿公爵的托利党于1830年失去了对议会的控制，支持改革运动的辉格党领袖格雷伯爵(Lord Grey)成为了首相。格雷伯爵通过改革法案的努力一开始便遇到了挫折。为此，他威胁国王增加更多辉格党人议席以通过该法案。托利党人随即让步，于是国会于1832年通过了第一个改革法案。该法案扩大了选举权，削弱了地主精英的地位，并使工业城市的居民获得了代表权。此后附加的改革法案也得到了通过，英国得以在大规模工人运动频发的背景下避免了使欧洲大陆严重受损的革命，一跃成为了欧洲经济的领头人。

　　一个世纪后，面临分崩离析的则是美国。在1930年代早期，欧洲的民主正在倒退;而美国经济则陷入了萧条，沙尘天气波及了整个大平原，数百万工业工人失去了工作。禁酒令加剧了文化冲突并使犯罪率上升，而本土主义煽动者们(如电台名人考夫林神父与路易斯安纳州长休伊·朗)则引发了恐惧。

　　1932年，美国人通过选举以求改变。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取代了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成为总统。他实行了全面的改革计划，从而为建筑工人、手艺人和艺术家提供工作。在这一进程中建起的建筑都配备了彰显劳动尊严的纪念碑。过渡到以机械化、熟练劳动力、强有力工会和公共教育为基础的经济体花费了多年时间，但美国因此成为了一个足以对抗日益加剧的全球性法西斯浪潮的国家，并跃升为世界经济的领袖。

　　以上两个案例中的方案都很清晰简明。首先，不顾经济变化和冲突加剧而试图维持旧社会秩序的领袖被一位愿意进行亟需的改革的领袖所取代。其次，尽管新领袖利用支持他的势力迫使其对手向可能到来的改变屈服，但激进革命并未发生；暴力得到了避免，改革则得以在既有的体制框架内进行。第三，改革是务实的。诸多方案都曾被试验，而新的领导人则试图为改革建立起广泛的支持，因为他们认识到国家的力量取决于争取多数人对改变的支持，而不能强行采取带来由狭隘派别或意识形态驱动之胜利的措施。两个案例中的底线都是适应新的社会与技术现实、让富人做出一些牺牲、保障和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机会与收入。实行这种改革后，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与地位。

　　当然，重新塑造一个强大、团结、包容的美国并不简单，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一条清晰的道路确实存在，它涉及到领导层的改变、涉及到对于妥协的关注，涉及到对现实世界作出反应，而不是极力试图停留或重回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

　　今年已经是、且仍将是美国动荡的一年。我们需要迎接选举后的暴力，两党则需要准备好措施以保证选举结果被广泛承认为公平与合法。重建政治中心、联合起企业与工人并使之建立共识，以及在税收与公共支出方面重建公平将会耗费艰巨的努力。无论哪个党派将统领政府，只有各方都重获在政府中的地位时，我们才能避免陷入危机——这场危机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宪法，并使美国的人们以数代人见所未见的方式相互对立。

　　文章来源：

　　Jack Goldstone, Peter Turchin, Welcome To The ‘Turbulent Twenties’, NOEMA, Sep 10, 2020.

　　网络链接：

　　https://www.com/welcome-to-the-turbulent-twenties/

　　作者：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　　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

　　译者：潘偲毓

　　译者介绍　潘偲毓，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2020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重庆大学博雅学院人文科学试验班。热爱竞技体育和摇滚乐的翻译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