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国外左翼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认识

　　【内容提要】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外左翼力量对新自由主义的弊端进行了猛烈批判，并且深刻地认识到疫情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内部危机，不能用疫情危机掩盖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国外左翼力量通过比较各国在疫情中的表现，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且将社会主义运动与其他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对反华种族主义、极右翼与可能出现的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批判，成为抵抗政治倒退的重要力量。国外左翼力量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未来将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国外左翼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新自由主义

　　作者简介：王元(1985-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特约研究员(天津300350)。　　

　　世界格局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除了中国的崛起造成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革命性变化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逐渐走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漫长低迷期。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则加剧了这一变局，使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爆发，以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左翼学者为代表的左翼力量敏锐地捕捉到疫情危机与资本主义危机之间的内在关系，适时抓住机会揭露与批判资本主义，宣传社会主义，丰富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式，这些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

　　一、实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主张自由竞争和有限责任政府的新自由主义自从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后，不断推行医院等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削减公共福利，不但使公共卫生系统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脆弱无力，也削弱了工人阶级等弱势群体的抗风险能力，造成的恶果遭到了左翼力量的批判。

　　1．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削弱了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疫情的能力

　　新自由主义削弱了公共卫生系统应对疫情的能力。英国共产党发布声明指出，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政策使英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无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对军工领域的过度投资、对富人和大企业的大幅减税以及对扩展包括资本和劳动力在内的各种商品自由市场的痴迷使得英国削减了公共卫生、社会应急方面的预算，尤其是长期未能纠正由银行及金融主导经济的深层结构性问题，加上关键产业私有化、空心化，使得疫情发生的同时，资本主义经济也朝着衰退的边缘迈进。因此，英国共产党呼吁：“人类的需求必须战胜资本主义垄断者的利益。”大卫·哈维认为，这次疫情是对40年来削减公共福利、不受管制的新自由主义的报复。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西方国家的政府不断出台为企业和富人争取减税和补贴的紧缩政策，大型制药公司对预防公共卫生危机没有兴趣，因为病人越多，他们赚得越多。特朗普还削减了疾病控制中心的预算，解散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传染病工作组。这一切使公共部门的脆弱完全暴露，遭到了新冠病毒的无情报复。意大利左翼学者贾科莫·图尔奇主张，所有私人制药业和医疗保健产业都需要接受工人和专家的集中公共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意大利人民的需求。但在过去10年中，意大利用于医疗保健的公共资金减少了约370亿欧元，导致许多中小医院关门，这使得社会底层和医护人员受苦最深，是新自由主义导致了“突发公共卫生危机”。

　　新自由主义政治逻辑助长了政府的不负责任。奥地利左翼学者伊莎贝尔·弗雷批评西方的群体免疫政策就是新自由主义政治逻辑的延伸。新自由主义创造了一种社会流动性的幻象，实际上却维持甚至固化了社会不公。它假设市场是公平公正的，个体可以通过自由市场竞争取得成功，所以贫困是个体自身的责任，这等于放任贫富差距加剧。而群体免疫也是建立在“解决疫情的最好方法是放松对其管制”的假设之上，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政策取代了国家主导的公共福利政策，使政府免于对人民的死亡承担责任。正如政府可以把贫困的责任推给穷人不够努力一样，他们也可以把感染的责任推给患者自身不主动进行有效隔离。这种自由放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但是错误的，更是灾难性的。

　　新自由主义加大了疫情的破坏性。加拿大左翼学者娜奥米·克莱恩认为，近几十年来兴起了一种新型的“灾难资本主义”，它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私人财团与政治权力结盟，利用自然灾害、战争等造成的危机，实行激进的自由化、私有化改革，结果并没有带来民主与繁荣，反而加剧了社会分裂和人民的悲惨境遇。而新冠肺炎疫情是“灾难资本主义”下的浩劫，美国没有全国医疗保健计划，对于工人的保障更是糟糕透顶。特朗普政府的救市措施只对企业有利，但结果却可能恶化不平等现象，导致政府在处理疫情危机时失能。法国共产主义复兴党总书记法迪·卡西姆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没有“保护”人民，相反却加大了对人民的掠夺，使人民陷入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气候变暖、永久经济战和无耻的投机活动中。卡西姆还批评马克龙政府比萨科齐政府更“新自由主义”，一边呼吁法国人团结一心抗击病毒，一边纵容富人们进行金融做空投机，并且在公共医院、养老金、失业救济等方面都缩减了预算，使人民的状况雪上加霜。法国左翼哲学家乔治·加斯托德则站在全球化的角度指出，新冠病毒如此迅速和强烈地“流行”是因为在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垄断寡头企业打破了国家壁垒，资本的不间断投机和商业狂欢促进了资本、商品、劳力、服务的“迁徙自由”，导致危机也是“无边界的”。

　　2．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阻碍了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偏见阻碍了西方国家采用中国的抗疫经验。印度历史学家维贾·普拉沙德批评道，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最大胜利之一就是将只对战争和金钱感兴趣的国家描绘成民主，并把一个拥有健全制度、为消灭病毒而唤起党员和群众志愿服务精神的国家描绘成“专制”，所以他们无法相信中国能够控制疫情，更不会去寻求合作。法国共产主义复兴党讽刺那些自诩为“民主”和“优越”的西方白人曾嘲讽中国疫情的发生，并认为官僚主义似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专有。但西方发生更加严重的疫情时，连提供医疗设备的能力都不具备，政治“精英”们不但缺乏科学的处理方法，还完全无视中国科学家推荐的抗疫方法，失去了宝贵的防控时间。这一切暴露了资本主义“精英”们寄生主义、官僚主义的无能。

　　意识形态敌对增加了世界抗疫的难度。美国争取社会主义和解放党批评美国为了追求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目标，不但没有采用中国的成功经验，反而继续对被其意识形态妖魔化的伊朗、古巴、委内瑞拉、朝鲜等国实施经济制裁，阻碍这些国家获得抗击疫情所需的物资。美国左翼学者卡明·马菲亚指出，新自由主义偏见无法帮助国际工人阶级应付健康危机，将对已经受到帝国主义摧残的南方国家(即发展中国家)造成更大的打击。卡明·马菲亚呼吁加强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尤其是南南合作以应对疫情，要求美国结束所有军事占领，并取消对伊朗、古巴等国的所有制裁，以使这些国家有能力应对疫情危机。

　　3．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新自由主义的没落

　　新自由主义将退出历史舞台。美国左翼历史学家马克斯·埃尔鲍姆认为，新自由主义时代即将结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福山等资产阶级学者曾宣称“历史已经终结”，除了“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外“别无选择”，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下精英主导的资本主义民主将长存于世，美国和盟友们将永久确保世界的秩序与和平。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这种模式的缺陷：政府选择救助制造危机的金融资本家，却让工人和中产阶级自生自灭，激起了人民的愤怒。在今天，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特朗普前后矛盾的回应，油价的暴跌，世界股市崩盘以及可能出现的大规模企业债务违约，都揭示了一个真相，就是曾主导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新自由主义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只是尚未明确会被什么取代以及被以怎样的速度取代。

　　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需要被纠正。印度学者普拉巴特·帕奈克认为，这次疫情总的教训是要扭转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并引入普遍的公共医疗体系和公共分配体系。首先要建立覆盖全部人口的公共医疗体系，其次是建立针对必需品的公共分配系统。但新自由主义恰恰是摧毁了这两者，鼓励将教育和医疗保健等基本服务私有化，如果不能扭转，将失去更多宝贵的生命。塞浦路斯欧洲大学校长科斯塔斯·古利亚莫斯表示，疫情危机证明由跨国企业精英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在这些精英的指引下，新自由主义摧毁了原有的保障公民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公共部门，使民族国家之间缺乏信任和理解。疫情将加深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影响财富、权力和劳资关系的再调整。为此，需要改变现有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发展新型的民主模式，消除不平等以及实现贸易平衡。

　　二、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内部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使资本主义内部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加速爆发，国外各左翼力量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内部长期存在而又无法根除的各种矛盾，不只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伴生现象，更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1．疫情危机掩盖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先于疫情而存在。瑞典共产党发布声明表示，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是生产超过了购买力导致的，这一危机在疫情发生前就已经出现。政府当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以牺牲小企业为代价使大企业受益的财政政策;以疫情隔离为借口的裁员和停薪留职减轻了公司负担，保证了公司的利润率;而政府则公开地为垄断者辩护，既不利于工人阶级，也不利于同样受到垄断资本主义挤压的小资产阶级;以防控疫情为掩盖，资产阶级政府加强了反动政治措施，比如全面禁止罢工、示威和抗议。这些措施本是应对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下滑的手段。所以，是疫情帮助掩盖了资本主义危机，又将资本主义推进了下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爱尔兰共产党也认为，疫情危机为资产阶级政府混淆和掩盖经济危机的真正本质创造了条件。统治阶级为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结构性矛盾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只是为下一次危机奠定基础。

　　疫情扩大了消费与需求的矛盾。大卫·哈维认为，过去40年来，消费者的信心和情绪已成为调动有效需求的关键，消费主义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占比可达70%，甚至80%。在疫情发生之前，资本主义积累模式越来越依赖于虚拟资本、货币供应和债务的扩张，已经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疫情进一步打击了消费需求，比如体育比赛、音乐会等体验式消费已经停止。经济规模的缩小将导致大规模失业潮，疫情持续的时间越长，劳动力贬值的幅度就越大，工人阶级面临的经济困难又会降低消费需求;新自由主义对公共福利的削减同时降低了工人应对疫情的能力。而特朗普政府服务于富人和大企业的大规模救市和投资计划，加大了投资和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需要与新自由主义相反的大规模政府干预和大众消费才能解决，但过度消费反过来又会加剧资本主义的矛盾。

　　资本主义金融的寄生性恶化了经济危机。波多黎各共产党发文指出，一方面，资本主义需要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增加利润，所以美国将生产性资本分配给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以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来逃避本国人民的需求;另一方面，资本家利用从工人劳动中获得的利润，把赌注押在金融精英身上，也就是由生产部门的公司进行股票投资，依靠投机产生的巨额利润生存。但金融投机并不能保证经济按规划发展，尤其在疫情的风险期，必要的供应就开始出现短缺，影响疫情防控的效果，经济空心化的恶果显现。因为没有资本流动和商品生产的发展，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失去了活力，这是资本主义难以克服的自身矛盾。

　　2．阶级问题的积累加剧了疫情期间的资本主义危机

　　阶级剥削反噬了资本主义。奥地利劳动党主席蒂博尔·曾克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尖锐地指出，疫情问题也是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必须从阶级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需要人的劳动来创造剩余价值，也需要工人阶级作为消费者以出售产品。而工人患病就可能丧失生产能力，工资过低就会失去购买力。所以，为了保证工人这两方面的能力，工人的工资水平至少要保证工人的健康和抚养家庭的能力。然而，疫情危机下的资本主义再一次被其长期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所击败。首先，长期的去工业化制造了大批过剩人口，使其成为产业后备军，职位的竞争为资本家压低工人工资和社会福利提供了条件。其次，医药公司竭尽全力垄断专利以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医疗收益，而无需尊重人民的需求和整个国家的命运。最后，新自由主义下各国政府普遍削减公共医疗预算，牺牲了工人阶级患者的利益。疫情来临时，大规模失业和脆弱的医保系统严重打击了工人的生产力和购买力，直接影响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延长了资本的增殖周期，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使得资本无法控制“自由市场经济”的反噬。

　　资本主义阶级矛盾难以调和。奥地利劳动党执行委员卢卡斯·哈斯万特指出，疫情期间政府号召各界形成社会伙伴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工人贵族与垄断企业和金融资本的伙伴关系，危机成本被愉快地转移给了工人，牺牲了工人阶级。世界正处于一场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开始，唯一的出路是阶级斗争，形成反对垄断和金融资本、反对政府和腐败工会领袖的工人阵线。德国共产党主席帕特里克·科波勒也指出，统治阶级并不关心人民的健康，正是这些人代表垄断资本将医疗保健系统变成了一种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手段，风险不是由他们承担，而是由纳税人承担。工人阶级不要被统治者关于“我们必须站在一起”的口号所麻痹，阶级社会中没有“我们”。

　　3．资产阶级政府应对疫情的政策暴露了其反动本质

　　资产阶级政府为财团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美国争取社会主义和解放党刊文批评特朗普政府本来有权援引1950年的《国防生产法》强制要求美国的工厂集中和优先生产呼吸机等物资，但美国财团不断游说政府放弃，因为这会削减其利润。最终，特朗普政府改为要求企业“自愿服务”。于是，这些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抬高稀缺物资价格的方式赚钱，使疫情危机更加严重。这暴露了资本家和为其服务的政府的本质，一个沉迷于利润的制度既不愿也不能够满足人民的需求。争取社会主义和解放党总统参选人格洛丽亚·拉里瓦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活的一切基本需求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资本家只有在能够获利的情况下才会生产。资本家通过银行和股票市场的投机制造了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却提出了为他们削减7000亿美元税收的政策。削减大企业的税收意味着大幅削减公共服务，并给工人阶级和穷人带来更大的税收负担。造成金融危机的人被拯救，人民却付出了裁员、贫困、破产的代价。

　　公共健康领域的资本主义逻辑违背人权。美国哲学家朱迪思·巴特勒呼吁不能让资本主义逻辑摧毁人权。完全市场化的私人保险制度放弃了那些无法负担高昂保险费用的人，并使“被保险人”之间残酷的等级制度永久化。最近特朗普还试图从德国医药企业那里买断新冠疫苗的美国专有权，如果任由资本主义逻辑决定疫苗的生产和使用，也就意味着某些生命会以牺牲其他生命为代价来保障其生存权。医疗权是一项每个人都有权享有的“人权”，个人对医疗的需求不能否定他人的需求。卫生政策应在所有生命中平均分配其资源，资本主义对医疗保健的垄断需要被摧毁。

　　“左倾”的救市政策不过是帝国主义的自救手段。为减少疫情带来的损失，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讨论加大国家干预经济的力度来挽救经济危机，似乎资本主义要向“左转”，如法国考虑加大大企业的“国有化”，西班牙也计划将医疗体系国有化。希腊共产党总书记迪米特里斯·库图姆巴斯对此进行了揭露，认为不必对帝国主义的自救手段报以希望。对于世界人民来说，真正的危险是处于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国家间希望推行新的“马歇尔计划”，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干预经济，加大债务和减少税收的方式来应对危机。这种所谓的“左”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突变”，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拯救人民，而是帝国主义国家为自己准备的强心针，同时是为了防止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防止中国、俄罗斯威胁帝国主义体系。这些政策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资本积累问题作为危机的根源，不仅没有得到克服，而且正在加剧，救市方案的成本最终还是会由人民承担，人民的健康和安全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不相容的。疫情期间各资本主义国家间各自为战且相互抢夺医疗物资，证明了所谓的“欧洲团结”只不过是帝国主义主要国家在“作秀”，各国应从北约和欧盟的帝国主义联盟中解脱出来。

　　三、社会主义制度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彰显了优越性

　　中国、古巴、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应对疫情时的表现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为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供了真实案例，世界左翼力量在进行经验宣传介绍的同时也号召推动本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1．社会主义制度能更有效应对公共疫情

　　社会主义制度更有利于组织调配资源防控疫情。美国共产党发布公开信表示，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公共卫生而非盈利为导向，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实施了大规模检测，对武汉进行了隔离并调动了全国的资源来驰援，成功应对了危机，展示了以患者为中心的公共卫生系统的力量以及整个国家迅速调拨资源的能力。相比之下，美国特朗普政府取消了全民医保计划，削减了疾病控制中心的资金，各州之间各自为战，甚至相互争夺稀缺资源，使得疫情失控。这次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这不单是一次医疗危机，更是经济和政治危机。加拿大共产党也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对抗新冠病毒方面最有效，因为可以调动所有资源来防控疫情，而资本主义国家则必须与跨国制药公司和营利性私人医疗保健系统打交道。只有资金充裕的公共卫生系统才能发挥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完全缺乏这种系统，这对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穷人和失业人员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

　　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责任感更有利于防控疫情。英国工党发表社论指出，资产阶级政府试图将经济危机简单地归因于新冠病毒的流行。但是英国的措手不及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在根本上解决21世纪的生活问题的表现。尤其是中国最近几周的经验表明，必须采取集中指导、全面和计划的方法，才能避免病毒带来的危机，而这需要充分地动员全国的资源，只有集体主义方案才能应对这场危机。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张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称赞中国通过国家指导下的社会隔离有效控制了疫情，中国所作的牺牲是为了世界的利益，而澳大利亚的政治体系通常会鼓励个人主义和政治权宜主义以对抗集体利益。德国共产党主席帕特里克·科波勒认为，控制疫情失败证明资本主义无法解决人类的基本问题。中国和古巴目前正在展示其优越性，两国已在卫生系统投入大量资金，并为意大利和委内瑞拉提供了医疗设备和专家援助，展示了国际主义团结互助精神。

　　2．社会主义制度更能维护人民利益

　　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保障国家向人民负责。全世界至少66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资产阶级政府为使医疗商业化和私有化、实现垄断集团的盈利而实行的反人民政策导致了卫生系统的悲剧性短缺。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其基于大众需求的公共卫生系统可以满足人民的医疗需求。美国左翼网站“人民派遣”刊文表示，中国应对这场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优势，即党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私人资本的利益负责。美国共产党人党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和越南已经成功地遏制了病毒，但美国却选择提供1.5万亿美元的救助资金来遏制华尔街的损失，而让普通的美国工人自生自灭。新冠病毒成功地揭示了在应对危机时两种制度的差距：“资本主义国家担心资产贬值，社会主义国家担心人民。”

　　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为人民所共享。西班牙人民共产党指出，疫情危机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绝对优先事项是垄断者的生存，而不是保护人民的健康。这种以个人主义、竞争性和缺乏社会承诺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应对在高度国际化的人类社会中产生的广泛社会需求。而此时，社会主义社会展现出了自身的优势，这不仅体现在指导它的价值体系上，而且还因为它有计划经济的能力，在管理并维护集体利益的机制方面是优越的，总是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可以从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中受益，国家为社会绝大多数人而不是为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服务。

　　3．疫情危机凸显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性

　　必须由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全球54个共产主义青年团联合发表声明，号召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因为资本主义使工人和青年背负着经济危机的重担，而社会主义及其科学统筹规划的优越性在保障基层医疗卫生和疫情防控上得到了证明，社会主义是必要的。美国共产党主席乔·西姆斯在提交给全国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疫情危机增强了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它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不平等，揭露了私有化、公共福利紧缩、医疗暴利对工人阶级造成的严重损害，揭露了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漠不关心，社会主义恰恰出现在资本主义失败的地方。乔·西姆斯对美共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认为共产党的存在不是偶然的，是进步力量的自觉行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本性不断创造进步力量产生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永远不会被摧毁。但每个共产党都必须根据每个国家的独特情况发展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黎巴嫩共产党政治局表示，当今全世界面临的疫情问题再次重申了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新冠病毒的广泛扩散不仅仅是环境或健康问题，更是资本主义危机的表现形式之一。我们应该选择人类需求优于利润的社会主义制度。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马可·里佐指出，资本主义给你“过剩”，而社会主义给你“必需”。除了疫情之外，巨大的经济危机也将到来。以集体利益而不是利润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存在着优越性，只有选择社会主义模式才能取得胜利。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安德列耶维奇·久加诺夫也指出，美国化的经济模式无法应对世界上所有国家所出现的问题，资本主义遭到了惨败，社会主义将是最佳疗法。

　　新冠肺炎疫情下丛林法则的盛行将迫使人们选择社会主义。斯洛文尼亚知名哲学家齐泽克以英国新冠病毒重症患者的救助标准为例，如果医疗资源紧缺不得不放弃一部分病人时，将由医院的三位高级医生决定将呼吸机和床位让给谁，标准可能会是残酷的优胜劣汰逻辑，最弱或最老的人可能被牺牲掉，在争夺医疗资源的同时会出现巨大的腐败空间。新冠病毒的流行表明了市场全球化的局限性，资本获利时就全球扩张，疫情危机时就自私排外，造成医疗资源的短缺，在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孤立主义下鼓吹“美国第一”“意大利人优先”等口号只会使情况更糟，新冠肺炎疫情将迫使人们做出决定，是选择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重新塑造世界体系还是任由丛林法则盛行。

　　四、社会主义运动与其他政治运动的结合

　　1．世界左翼对反华种族主义的批判

　　种族主义一直是左翼进步力量批判的对象，本来已经走向消沉，但西方各国为转移疫情防控不力的责任而蓄意煽动反华种族主义，使得世界左翼纷纷对此进行批判与揭露。

　　煽动反华种族主义是为了维护帝国主义霸权。美国争取社会主义和解放党刊文表示，美国政府和统治阶级认为中国是他们统治世界的“头号威胁”，恶意地将病毒冠名为“中国病毒”和“武汉病毒”，再次暴露了美国政府作为“人权坚定捍卫者”的两面派性质。美国不在乎人类的生存状况，它只关心如何维护自己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地位。该党呼吁美国应采用中国有效应对疫情的做法，而不是为了追求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目标而妖魔化中国政府，公共教育也不应煽动对立，而应打击反动和反科学的种族主义。加拿大共产党也批评道，反动势力一直故意煽动反华仇外心理，欧洲殖民时期就已经运用这一手段。媒体不负责任地将冠状病毒危机归咎于中国的做法无视以下事实，即中国迅速而全面地采取行动，阻止了该疾病的传播，并找到了科学的解决方案。从这个角度看，把冠状病毒危机等问题归咎于中国，完全是美国和加拿大帝国主义的把戏。尤其是美国，它极力寻找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包围、破坏和削弱中国，因为它认为中国对它在太平洋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军事和经济支配地位构成了威胁。

　　煽动反华种族主义是为了转移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关注。英国评论家黛安·艾伯特认为，最近针对华人的种族主义激增，这是在保守党多年来为移民营造“敌对环境”的基础上发生的。特朗普、约翰逊和其他右翼领导人在国际上越来越多地使用反移民和排外言论，这是一个典型的“分而治之”的例子，目的是让工人们互相对立。为此，左翼必须坚定地致力于反对寻找替罪羊和反对种族主义。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也指出，煽动对中国和华人的恐惧是一种战略，旨在通过增加恐惧来转移注意力，使人们丧失对关于社会和环境退化，对私人利润贪得无厌的追求，对资本主义剥削带来的风险进行揭露的批判性思维。

　　2．欧洲左翼的反欧盟运动

　　近年来，欧盟内部因为移民、主权债务、贫富差距和各国利益分化加大等原因出现了反欧盟浪潮。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对欧盟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逃避公共责任和削减劳工福利表示不满，所以将此次疫情与反欧盟运动结合起来。

　　欧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加重了疫情危机。法国共产主义复兴党发表声明，猛烈抨击欧盟推行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盟条约)鼓吹“市场开放和自由竞争”，其实是在对世界进行野蛮瓜分。该条约巩固了基于德国马克的欧元的地位，扼杀了公立医院与社会抚恤金，持续不断地推动社会排斥政策，却对新冠病毒束手无策。为此，该党将加紧争取法国退出欧盟，以平等主权国家的有计划合作来建立社会主义，代替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法国共产主义复兴党下属的法国共产主义复兴青年团也刊文表示，法国疫情的蔓延是因为政府执行欧盟政策，削减了公共卫生支出，导致公立医院和床位短缺无法应对增长的感染人数。为此，青年团谴责欧盟“加剧剥削并制造贫困”，反对欧盟加强军事化，呼吁建立一个“工人和人民大众的欧洲”，以实现和平、社会公正并保障各国主权。

　　欧盟难以承担保护各成员国的责任。英国共产党指出，欧盟那些基于“自由市场”的法律和没有通过选举产生也就不承担责任的机构，没有保护意大利和其他成员国免受疫情侵袭的能力。英国共产党支持英国退出欧盟，还呼吁人民警惕那些亲欧盟的游说集团利用这场危机来为延长脱欧过渡期辩护，同时引发人们对英国退出欧盟的恐惧。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马可·里佐指出，在柏林墙倒塌的30年后，意大利的福利国家制度和公共保健已经全面瓦解。在意大利人民最为困难的时期，欧盟“确实消失了”，而来自“中国、古巴、越南和委内瑞拉”等国的援助却已抵达意大利。疫情结束之后意大利共产党将推动意大利退出欧盟、欧元区和北约，并取消不必要的军费开支。西班牙人民共产党则抨击欧盟收走了各成员国的自主政策制定权，但在疫情发生后又让各国独自承担责任，甚至是相互排挤，导致旅游、交通等部门瘫痪，对工人阶级以及整个经济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显示了欧盟的脆弱性。

　　3．美国左翼的反特朗普主义运动

　　特朗普主义在美国的崛起使得美国政治加剧了两极分化，尤其是种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抬头更是加剧了社会的割裂，美国出现了反特朗普主义的政治运动。美国左翼力量以反对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极右翼民粹主义为切入点，成为其中一支重要力量。比如，美国左翼历史学家马克斯·埃尔鲍姆认为，特朗普主义的危害不亚于法西斯主义。特朗普支持者主要由一批右翼亿万富翁、化工和军工集团组成，他们善于利用“狗哨政治”来散布种族主义信息以攻击政治对手，获取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支持。特朗普主义者们妄想在美国军事力量的基础上发展不受管制和反劳工的经济模式，推行白人至上原则，确保永久的全球主导地位。这虽然不完全等同于法西斯主义，但作用和危险本质是一样的。疫情和金融危机的大爆发暴露了特朗普主义政府的局限性，如果特朗普连任，将导致种族主义的蔓延，把中国和其他任何人当作替罪羊。所以，埃尔鲍姆认为，这是美国左翼运动的契机，工人阶级应当团结起来，颠覆当前的政治秩序，为实现“人民优于利润”的社会根本变革而斗争。

　　美国共产党主席乔·西姆斯也认为，随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式微和长期的治理和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与战争的威胁隐约可见，如特朗普主义就有变成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因此，美共政治议程的重中之重是建立统一战线以击败特朗普及其领导的右翼分子，同时美国共产党还将组织“穷人运动”，计划在华盛顿特区举行大规模游行，争取全民医疗保健等平权政策。

　　五、总结与展望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对国外左翼力量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疫情中的表现使得左翼力量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对新自由主义泛滥造成的公共服务缺失和有限责任政府的弊端进行了猛烈批判，并且深刻地认识到疫情在全球的发生不单是一次公共健康危机，更是一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资本主义长期的内部矛盾积累助推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疫情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新表现形式，而不是其根本原因，不能用疫情危机掩盖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其次，国外左翼力量通过对各国在对抗疫情中的表现进行对比，坚定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社会主义制度在公共医疗服务的公平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高效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等多方面均展示出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进一步显现。再次，国外左翼力量在疫情期间坚持进步的立场，对反华种族主义、极右翼与可能出现的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批判，成为抵抗政治倒退的重要力量，并且将社会主义运动与其他政治运动结合起来，丰富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多样性与适应性。最后，国外左翼力量加强了团结与合作。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及下属的青年团体，各左翼工会纷纷通过发表联合声明、协调立场和相互声援的方式进行了合作。西班牙历史学家约瑟芬娜·马丁内斯甚至呼吁建立第四国际，领导世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一切都说明，国际左翼力量的联合成为大势所趋。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也使得国外左翼力量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世界体系逐渐没落，弊病丛生的资本主义陷入彷徨期，为国外左翼力量宣传和提供社会主义方案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在西方现有的政治格局下，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力量仍然很弱小，加上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孤立主义不断抬头并且合流，使其面临的政治环境更加恶劣，斗争形势也更加复杂。在争取资产阶级政府公共政策左转的过程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虽然在某些政策上与社会党和民主社会主义者有共同的目标，但在自身弱势的情况下很可能会被分流掉大批支持者，动摇群众基础，加剧左翼阵营的内耗。在资本主义处于徘徊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各国左翼力量如何提升理论和实践水平，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方式，仍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陈兴亮：《国外左翼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

　　[2]余维海、肖凤华：《国外共产党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经验与教训》，《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0期。

　　[3]杨素群：《国外共产党和左翼学者对当前世界社会主义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7期。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