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树东：新冠肺炎疫情对新自由主义及世界秩序的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是人类近几十年来面临的一次重大挑战。它对世界经济、现存国际秩序冲击和改变的程度，甚至比20世纪的资本主义大萧条时期还巨大，并迫使人们对某些经济和政治教条重新进行思考。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措施，例如社会动员、资源调配、政府强力干预、个人权利的某些限制等，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只有在战争时期才可以相比。因此，如同任何战争一样，新冠肺炎疫情必然会深刻而广泛地影响并改变人类社会。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冲击

　　第一，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思潮受到冲击。这场抗疫，让全世界重新思考个人权利或自由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个人自由高于公共利益呢?还是为了公共利益，政府可以限制个体的某些自由和权利呢?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潮把个人自由和权利视为社会契约的起点和终点，把个人权利绝对化，甚至把个人同社会对立起来，把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共利益对立起来，并以此种透视镜来观察世界上其他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将其作为判断一切的价值标准，从而掀起了世界范围的争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已经来到，那就是西方的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形式。

　　然而，这场全人类的抗疫无意中改变了这场争论。最初，当中国为限制病毒传播而采取了限制居民流动的措施的时候，中外自由主义人士都纷纷站出来指责中国政府限制了个人自由。然而，随着中国对疫情的控制，这种指责的声音逐渐稀落。再后来，西方以及世界其他许多国家，为了控制疫情，在最初的犹豫之后，纷纷在不同程度上选择了中国的方案。这时候，全世界才认识到，自由主义思潮是无法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困境的。在抗疫中，几乎所有国家都选择让个人自由从属社会公共利益，即中国方案。只有捍卫公共利益，才能让个人权利有保障。

　　第二，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受到冲击。这场疫情让世界重新思考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新自由主义强调经济自由和竞争，忽视社会公共福利;过度强调市场，贬低政府作用，提倡所谓的小政府和大社会;提倡竞争而贬低合作。在许多推动市场改革的经济体中，这种思潮设下了许多禁区，立下了许多教条。以医疗卫生系统为例，新自由主义反对公共医疗机构，反对社会医疗保障，提倡完全的私有化和市场化，甚至要市场来配置公共卫生资源，即让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来决定人的生老病死。

　　然而，这场抗疫改变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看法。首先，在抗疫中，几乎所有抗疫国家的政府在公共卫生资源的产业链(供给)和分配(需求)中扮演着支配者的角色。其次，以中国的经验看，公立医疗机构具有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在采取多种措施，提供巨大的公共医疗资源，建立公共的医疗场所等。最后，在拯救经济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例如，美国的财政刺激高达2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0%;美联储除了无限制地量化宽松及其他激励政策外，还拨出4万亿美元专门用于中小企业的直接贷款，央行直接为处于困境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相当于央行担负了商业银行的职能;对失业工人发放了相当于4个月工资的救助;对收入低于某个标准的家庭发放大约3000美元的救助。

　　美国采取的的种种拯救经济的措施，早已不是所谓的“逆周期调节”，而是超越市场的社会收入再分配。这些对经济规则大幅度改变的做法，是过去几十年未曾见过的，只有罗斯福时期可以相比。央行重新扮演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角色——为经济复苏买单，央行的独立地位，央行与财政的关系，央行与赤字的关系，央行与直接贷款的关系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大政府已经形成，政府将采用多种方法全力拯救那些可能破产的产业，如航空业等。可以说，这场疫情为新自由主义敲下了一颗钉子。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思潮的冲击

　　这场疫情让许多国家开始思考本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并对全球化思潮造成冲击。这里讲的逆全球化，不是世界各国彼此孤立，而是相对于全球化而言，国家出于安全(如卫生安全)考虑将会选择把至关重要的产业配置在本国。决策者首先考虑的不再是如何降低成本，而是如何保证国家的安全，包括经济安全、就业安全、生存安全。这场疫情让我们看到过度依赖世界市场和世界产业链的经济体的脆弱性。无论是西方国家之间，还是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关闭边境和断航现象使世界产业链瞬间中断，使人才、信息、商品、资金的流动瞬间停滞。

　　一些国家开始认真思考，这难道不是未来某种情形的预演吗?难道不是巨大的潜在风险吗?难道不是一场战略演习吗?较小规模的经济体别无选择，但一些实力较强的国家必然认识到，国家无法在战略上承受这种全球化风险，必须把核心技术、关键产业、粮食、能源、医药、主要市场和主要就业放在能够控制的本国边界以内。

　　对中国而言，这完全就是一场未来低概率事件的预演，但需要认真深入思考它对国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而不是把它视为不可能再发生的偶然事件。我们必须把它当成一次战略演习，并从这个角度来反复认真思考这一生存问题。我们必须回答：我们需要把自己的生存建立在对别国的依赖基础上吗?我们能不能独立自主?我们原有的全球化思路可能需要适时调整，并在当下就思考未来如何构建本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秩序。我们要参与世界，但是参与世界就不能把自己的生存放在对别国的依赖上。我们必须是这样的一种“立于不败”，即一旦我们被关闭了，我们也能屹立不倒和生存下去。不只是中国，疫情以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国都会思考这一问题，从而为全球化带来新的变量，继而改变世界秩序。

　　三、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秩序的重塑

　　这场疫情将对世界秩序产生巨大影响。世界秩序的重塑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世界各国在抗疫阶段和经济复苏阶段的竞争。

　　第一，抗疫阶段的竞争。面对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几乎世界上所有大国都先后选择了中国方案。中国是最早控制住疫情的国家，中国的成功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中国在世界抗疫中具有重要的话语权。中国应善于运用这一话语权，介入疫情后的世界秩序的构建。现在西方许多人都说，美国或特朗普在抗疫中没有起到领导作用，七国集团没有统一的抗疫行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没有帮助欧洲抗疫的统一规划，西方国家各自行动。是民族国家而非那些跨国组织和集团在抗疫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这些机构在抗疫中处于边缘位置的时候，它们同这些国家的人民的关系也必将走向边缘化。

　　第二，经济复苏阶段的竞争。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成为亚洲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这一次中国将如何转危为机呢?这取决于中国和世界其他经济体利用何种手段、以多大的力度、以什么观念来推动经济的复苏。可以说，世界大的经济体在刺激经济复苏上面临着一场竞争。如果中国经济不能在复苏中领先，那么中国在疫情后的世界新秩序中的地位将难以想象。如果中国应对成功，无疑会对世界秩序的重塑产生巨大影响。

　　刺激经济复苏，动作要早，力度要大。应放弃所有不利于实践的关于市场和政府的教条，一切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某种市场观念为出发点。在目前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经济复苏可能呈现V、U、L三种情形。V型复苏是指在强大的刺激下，经济迅速反弹，目前的经济困难将是一个短期过程;U型复苏意味着经济短期内无法反弹，许多企业破产，供给(产出能力)大受打击，银行因大量企业破产而受到牵连，从而演变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如果是L型，那么经济就可能进入漫长的大萧条。因此，应竭尽全力争取经济V型复苏。为此，仅仅是“逆周期调节”是不够的，因为这首先就不是一场经济周期的波动，我们有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大萧条。我们必须放弃“逆周期调节”的轻度调节思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利用一切手段，把握住这场历史性机遇，在经济复苏的比赛中胜出。

　　作者：黄树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

　　*本期笔谈文章成稿于3月份，故部分数据明显和当前不符，本栏目文章的一些观点和提法也和当时的疫情相关，特提醒读者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