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学术

Black Lives Matter会成为21世纪的黑豹党吗?

魏劳泉 2020-06-26 来源:马各庄青年

ta们将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方式来克服可能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以使阵营更加强大?面对白人右翼势力的崛起,ta们又将如何化解这种敌对力量?在上世纪的黑人运动中,激进主义者通过学习第三世界的革命理论来开展自己的战略部署,但是在今天,有效的方法论似乎仍在发明当中。

  按:开始于5月底且仍在持续中的弗洛伊德抗议活动已经席卷了美国三十多个州、两百多座城市,成为该国自1968年民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被枪杀以来规模最大的种族抗议事件。仅从参与的地域范围和人数来看,这次抗议活动的强度仅次于美国内战,使得新一代黑人激进运动再次引起全球舆论的关注。

  一切其来有自。如果仅在8年前,当人们被问起什么样的集体行动可以展示非裔美国人对其种族受压迫历史的态度,答案多半是50年前的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或黑权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一点儿也不奇怪,那些过去参与到这些运动的老人们反复在问:“今天的年轻人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他们遭受压迫,却鲜有反抗?”不过他们很快被证明是错的。新的黑人激进运动也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很难想象,如果缺乏运动组织者的长期社区投入以及跨组织和跨地域协作,黑人青年弗洛伊德的死可以带来如此声势浩大的集中抗议,并伴随着清晰和多层次的诉求。

  那么,#blm是民权运动或黑权运动在新世纪的重演吗?在这场运动中最引人瞩目的组织会成为新一代的黑豹党吗?谁是马丁·路德·金,谁又是马尔科姆·X?但也许正应了那句老话:“历史不会重复,只是押韵。”如果我们像国内一些舆论那样认为今天正在发生的运动只是照搬过去失败的革命经验,那么未免太过食古不化。而用当权者的意识形态来贬低和抹黑今天的新运动,则不光是贻笑大方,更可能是居心不良了。

  本文将分为战略篇战术篇两部分,分别从战略思想和运动战术两个维度来简要介绍#blm是如何处理民权运动与黑权运动遗产的——这里的关系并不简单,既涉及到延续、继承和转化,也涉及到吸取教训、反思和发展。在论述的同时我也将介绍运动当前受到的质疑和挑战,以期为更深入的讨论打下基础。

  此次推送的是本文的第二部分——战术篇。第一部分「战略篇」见:

  黑命攸关|21世纪的黑豹党?黑权运动的延续与转化(战略篇)

  去中心化: 强大的人民不需要强大的领导者

  暴君的极限取决于受压迫者的承受能力。—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The limits of tyrants are prescribed by the endurance of those whom they oppress.——Frederick Douglass

  新的技术工具(尤其是社交媒体比如Twitter)推动了由民众自下而上组织运动的模式,取代了传统民权组织自上而下的组织方法。《从#黑人的命也是命到黑人解放》一书的作者Keeanga-Yamahtta Taylor提到弗格森抗议中年轻激进分子与传统民权领袖所表现出来的分歧。诸如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和艾尔·夏普敦(Al Sharpton)这样的NAACP和国家城市联盟(National Urban League)的负责人,不再被认为可以代表新的运动。当夏普敦到达弗格森时,年轻人们已经受够了警察的橡胶子弹和催泪弹,但夏普顿的首次讲话主题是谴责运动者采取的暴力——如果他只看主流媒体的报道,的确会得出这样的印象。他补充说:“在迈克尔·布朗(警察暴力受害者)的名义下采取暴力是对这位温柔巨人的背叛。”在“弗格森十月”的论坛上,地方运动者在NAACP的现任主席发表演讲时背转了身。有人打断讲话,并对台上的NAACP成员说:“(在运动中)你们都没露面,把你们的屁股挪开!”嘻哈艺术家Tef Poe则说:“这不是你爷爷奶奶的民权运动。”他们拒绝任何凌驾于街头运动之上的建制派,因为他们看到这些人在平时并没有做实际的贡献,现在却试图利用运动来为自己捞取体制内的好处。

  不过相比最开始,#blm仍然更加组织化了。如果说在2013-2014年诞生初期它更像占领华尔街运动那样仅仅认可街头活动,拒绝形成政策和领导,那么当前的#blm也形成了自己的权力结构,只是仍然坚持“去中心化”(decentrelized)的组织原则。

  形成组织的blm拥有30多个地方分支,但决策的权力属于地方运动者,核心平台仅提供参考意见以及协调功能。从更大的运动范围来说,blm这一组织是构成M4BL联盟的50多个独立组织中的一个。M4BL在2014年成立两年后推出了2016年远景计划,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政策目标。在2019年,M4BL推出了2024年黑人权力觉醒的五年计划。这些方案实际上比上世纪最具有野心的黑豹党所提出的“十点计划”还要细致和广泛得多。

  为了实现这些计划,#blm展现比黑豹党更多的包容度。组织者遵循以下原则:任何人或任何团体都不得代表运动发言或做决定。尽管#blm联合创始人Alicia Garza以对现存政治建制的坚定拒绝而闻名,主张彻底的激进变革框架,但她同时并不对那些提出局部改良措施并为之努力的政策团体予以否定——但仍然保持不同意见的辩论甚至争吵。(如果我们考虑到上世纪SNCC与黑豹党的失败合并,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探索组织间民主的重要性,组织统一也并不一定要以合并的方式。对于这种重要性来说,交叉性分析和实践是很关键的)[1]

  [1]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darrensands/what-happened-to-black-lives-matter

  这种组织方式也为培养和形成更多具有领导才能的黑人提供了条件,并在实际上使尽量多的人成为决策者。正如Patrisse Cullors所说,#blm并不是无领导的(leaderless),而是充满领导的(leaderful)。这仍然体现出黑人女权主义对黑人激进运动的影响。就像埃拉·贝克所倡导的那样,“强大的人民不需要强大的领导者”,最好的办法是所有人成为领导者。因此#blm的活动家坚持根植于参与式民主理念的集体领导模式。类似于废除主义,去中心化的战略思想也是运动对国家机器镇压的反应。这将使得“斩首”行动变得更加无效,并增加监听等手段的成本。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实验会面临许多困难,毕竟没有如此规模的运动尝试过这种组织方式。#blm在初期面临地方分支机构缺乏支持(包括指导和资源)的问题,许多人也抱怨运动缺乏总体目标和行动策略。但这些问题随着运动的推进几乎都得到了解决。还有一种质疑是,随着运动越来越关注政策目标的实现,街头抗议变少了——这导致运动似乎由范围更小的领导人团体主导,而不再是民众主导了——也使媒体的关注变得更少。但发生在当下的弗洛伊德抗议浪潮实际上表明,扎实和持久的基层社区工作并不比街头抗议更不重要。它可以为街道抗议积蓄更多能量,从而为整体运动的推进提供更强大的韧性和耐力。尽管基层社区工作可能是默默无闻的。也只有通过基层社区工作,社区自决才能找到它的实践主体,为激进的直接民主打下基础。[2]

  [2]https://www.thedailybeast.com/who-really-runs-blacklivesmatter?ref=scroll

  社交媒体与符号传播: 把颠倒的再颠倒过来

  通过社交媒体即时传播信息的特点来进行动员、组织和现场报道,这在占领华尔街运动时期就已经成为一种运动战术。在2014年的弗格森抗议当中,许多黑人运动的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得知事件并驱车前往事发当地参与行动。而在今年的弗洛伊德抗议当中,如果没有社交媒体的使用,人们就无法迅速在全美多地联动。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运动者对街头抗议的现场进行录像并即时上载,有时这是间歇性的,有时则是全程直播。这不仅对现场参与者形成激励,而且常常对警察形成威慑,因为他们害怕轻举妄动就会被卷入到社交媒体上的话题漩涡中去。

  很大程度上,社交媒体的应用使得黑人运动者可以克服在信息传播上的劣势,尤其当我们和历史上的记录进行比照时,这一点就很明显。主流媒体不属于他们,常常倾向于在报道和镜头当中呈现运动中的暴力以及无辜者受到的伤害,从而把参与者塑造为暴徒,而警察采取的极端措施反而是被迫反应——很多时候这是颠倒黑白的。在弗格森抗议当中,一位年轻组织者Hodari B. Davis谈到,FBI在上世纪的反运动计划Cointelpro包含了一条最成功的策略,那就是打压黑人记者和媒体,使得他们无法做他们想做的事。黑豹党采取的应对策略是,创办自己的社区报纸,并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美学风格以向黑人社区宣传自己的主张。但是今天,年轻人可以去社交媒体上从更多信息源中辨别真相。

  同样重要的还有社交媒体对运动组织的塑造。在twitter 上创立话题以及在facebook上建立以black lives matter为口号的地方性主页,为形成虚拟性的运动社区、聚拢活跃的参与者提供了基础。事实上,许多参与M4BL联盟的组织以及blm组织的地方分支最开始只是社交媒体网站上的一个主页,而#black lives matter本身也起源于三位发起人创建的话题标签。社交媒体也使得话语权更加均质化了,尽管无法做到完全平等。任何针对组织或运动的批评,一旦形成声音,相关者就难以逃避回应。这形成了对领导者的监督。例如,有批评者在早期认为#blm并没有对暴力中的女性受害者予以足够的重视,受到强调的警察暴力受害者基本是黑人男性。在这个过程中,黑人女性被隐形了。很快,非裔美国人政策论坛(AAPF)在2015年创建了#说出她的名字(sayhername),并与M4BL的许多组织一起开展了多项行动。

  此外,通过社交媒体来筹款以及签署请愿书的方式也增强了社区的归属感和参与度,成为一种组织形式。

  另外一种借助社交媒体的战术则是通过口号、标志或身体形象等符号建构来传播运动文化,增强受众对运动的认同感。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许多围绕#blacklivesmatter发散开来的标签口号,它们强调了运动侧重的不同方面,例如#blackgirlmatter、#sayhername、#blackworkersmatter等,用来引导不同的运动方向。“不要开枪,举起手来”(don‘t shoot,hands up)、“我无法呼吸”(I can‘t breathe)也成为多场街道抗议的口号,成为揭露警察暴力、争取支持的有力话语。

  黑权运动时期的黑色拳头标志也在#blm中得以延续和复兴,用以象征黑人权力。这一形象在黑人运动中被赋予重要地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6年,当时休伊·牛顿和鲍比·西尔挑战警察对黑人社区的残暴行为,举起了拳头。此后,在会议和集会上,黑豹党成员都通过举拳来互相致敬,并经常伴以“黑人权力”(black power)的口号。这一形象为更多人所知则是在1968年的墨西哥城奥运会上,当时获得奖牌的两位美国黑人短跑选手汤米·史密斯( Tommie Smith)和约翰·卡洛斯(John Carlos)在美国国歌演奏时戴着黑手套举起了拳头。

  这些符号还通过艺术家的海报制作以及流行文化的演绎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M4BL的发言人切尔西·弗勒(Chelsea Fuller)认为运动的核心精神通过“理直气壮地黑” (unapologetically black)这一流行美学传达出去,相关的口号或标志作为网络模因出现在日用品、艺术展览、音乐、综艺节目和影视剧当中。例如美国著名黑人明星碧昂斯(Beyoncé)近年来就多次在超级碗以及重要音乐节现场表演带有黑豹党以及#blm模因的节目。她的歌曲MV《形成》(Formation)则不但带有直接致敬运动的歌词:“不要开枪”,而且以表演影射了2014年迈克尔·布朗被枪杀事件以及黑人损失惨重的卡特里娜飓风灾害。某种程度上,碧昂斯长期以来担任着#blm的大众传播者角色。

  我们还可以看到近十年来黑人电影的崛起。它们不仅反映当下黑人生活,而且有许多直接以历史上的民权和黑权运动为题材。黑人激进主义也在一些具有类型片外壳的黑人影片当中得到出色的表达并激起广泛讨论。对比《黑色党徒》以及《逃出绝命镇》两部影片,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新老两代黑人导演之间开始存在的分歧。前者的导演斯派克·李仍然将批评的重点放在3k党以及正在兴起的另类右翼和新纳粹身上,并在实际上认可诸如黑人警察这样的建制派路线对黑人运动的贡献。然而乔丹·皮尔则将矛头对准白人自由主义者,痛斥白人对黑人从文化到身体的隐秘殖民和控制。而在其后一部影片《我们》中,融入白人体制的黑人中产阶级也成为抨击的对象,影片最后揭露的是一个被掩盖并且无法翻身的地下阶级的世界。当我们回顾上文,就会明白这种激进主义的思想源泉。

  另一种战术则是对白人霸权符号的拆解和破坏。在往次运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运动者对美国国旗的颠倒和烧毁,这显然不是和一块布有什么仇,而是运动者在表达对美国白人主导秩序的不信任和反对。本次弗洛伊德抗议活动中,英美多地的运动者破坏和推倒了一些历史上著名殖民者以及奴隶主的雕塑,引起很大的争议。实际上,在公共场合放置什么样的雕塑,反映了意识形态的主导者如何看待过往的历史以及当下的自己——什么样的记忆可以留存下来,什么样的记忆不可以 。通过破坏雕塑的方式,运动者成功地把被掩盖的历史揭示出来,说出了不可说的。

  街头抗议与占领: 谁的街道?我们的街道!

  一种最常见的说法是,#blm街头抗议战术延续了民权运动的非暴力特征,即便是大部分激进的#blm运动组织者也宣扬非暴力这一点。但非暴力从来只是一种战术而不是目的本身,即便在马丁·路德·金的时代也是如此。实际上,所有运动者都明白,不可能实现非暴力,因为运动的对手正是运动所要反对的暴力本身。而警察往往反应过度甚至怀着先下手为强的心态。在这种情形下,宣扬非暴力至少有两个作用:一个是使警察没有理由进行攻击,否则他们就会失去道德上的制高点,另一个则是揭露警察的暴力性质,某种程度上将问题放大,或如金本人所说的:“使问题变得戏剧化,从而无法忽视。“

  在2014年弗格森抗议发生时,许多媒体将#blm描述为一种恐怖活动,因为它烧毁建筑物、破坏街道上的设施并与警察发生冲突。今天的弗洛伊德抗议事件发生了同样的事。然而60年代的民权运动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可那时候没有人将它称为“非暴力运动”——这种形象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被塑造出来的。在以弗格森抗议为主题的纪录片《谁的街道?》(2017)中,当一位地方组织者被问及关于暴力这样的问题,她认为将烧毁建筑物视为运动的暴力证据站不住脚,因为生命比建筑物更重要,她只在乎在运动中是否有人受到伤害。因而可以发现,运动者采取了非常务实的态度来处理暴力这个问题。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尽管#blm宣扬非暴力的抗议,然而在黑人社区防卫的目标上,它完全是认同黑豹党的,只是以非常不一样的实现路径。黑豹党采取了一种模仿-对抗的策略:像白人警察一样进行持枪武装,像白人警察一样社区巡逻,在白人警察可能使用暴力的场合与他们进行“冷战”式的对峙——某种程度上也是非暴力的,从而维护社区居民不受到伤害。但#blm中声响较大的激进派的目标,如前所述,是废除警务,实现社区的自我防卫——这意味着社区即便存在治安人员,也不是对当下警察的复制。

  除此以外,#blm的抗议活动更加注重对系统施加暴力而不是直接对个体施加暴力。例如通过占领来关闭高速公路、购物中心等场所。这一战术在奥克兰、洛杉矶、丹佛、达拉斯、芝加哥、亚特兰大、明尼阿波利斯、多伦多等多地都有使用。正如组织者亚伦·高更斯(Aaron Goggans)所说:“目标是必须让机器的齿轮停止工作。” 这些行动在事前不可能得到政府机构的允许,因而都是非法的。随后的逮捕和诉讼都使运动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了。

  高更斯引用几十年前的民权运动者贝亚德·鲁斯汀(Bayard Rustin)的话说,“我们拥有的唯一武器是我们的身体”,以此阻止资本主义流动。有时这种占领和关闭活动发生的地点是出奇不意的,例如在一些大型的展览会或运动赛事上,乍看上去似乎与运动者的诉求没有关联,但也有组织者站出来进行解释:“美国黑人没有自由的生活空间。无需考虑种族而参与日常活动的权利是一种特权。”在抗议中,运动者还使用诸如die-in这样的“视觉剧场”方法,通过表演性的抗议来突出主题,并造成对现场围观者和媒体受众更强大的冲击力。

  在本次弗洛伊德抗议当中,西雅图的运动者还采取了一种占领和建立自治区(autonomous zone)的战术。当与抗议者对峙的西雅图警察决定放弃国会山地区后,人们在6月8日设立了它(开始被称为CHAZ,现改称CHOP)。人们设置路障,设立了“ 无警察合作社 ”(no cop co-op),提供免费的水、洗手消毒剂、口罩、食物和其他用品,营建小型社区花园和临时医疗中心,并且举行集会,谈论与种族平等相关的话题。[3]实际上,在明尼阿波利斯,抗议者也曾将一家闲置的酒店改造为无家可归者的安置点,由志愿者提供服务,直到他们最后被驱逐。[4]如果说实现#blm的整体战略思想仍有漫漫长路要走,这些占领区则无疑为人们提供了对另类社会想象的惊鸿一瞥。

  [3] https://grist.org/justice/seattles-autonomous-zone-belongs-to-a-grand-tradition-of-utopian-experiments/

  [4] https://www.motherjones.com/crime-justice/2020/06/minneapolis-sheraton-george-floyd-protests/

  与体制互动: 破坏、挑战和揭露

  对体制的态度也在#blm中产生了分歧。尽管以Alicia Garza为代表的激进派拒绝被民主党收编——Ta们中的大多数拒绝了奥巴马总统的对话请求,拒绝了2015年民主党关于支持#blm运动的决议,拒绝被纳入到2016年民主党总统选举的政治框架内(2016年美国大选中黑人投票率为20年来首次下降),并且拒绝民主党给ta们提供的职位(以换取他们的支持),但仍然有一些运动者认为通过选民教育和参加竞选的途径可以实现黑人政治权益。

  发起零运动的德雷·麦克森(DeRay Mckesson)曾说:“仅依赖外部的策略不是赢的策略。”在2016年他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参加了巴尔的摩市长竞选,并在败选后被任命为巴尔的摩市公立学校系统的临时首席人力资本官。还有一些运动参与者则发起了以#blacklivesmatter为名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美国的总统竞选一般要通过PAC的筹款来支持某位候选人的竞选费用,而PAC通常代表了了各类社会团体的利益。成立这类以#blm为头衔的PAC具有太过明显的目的是在为争取民主党竞选的黑人支持做准备。[5]实际上,这样的路径是与M4BL联盟这样的激进主义者政策平台相背离的。它承诺要结束超级PAC和未登记的政治献金对候选人的支持,以此结束美国的金钱政治。

  但是激进主义者仍然有他们的选举策略,因为他们意识到不进入体制并不意味着就应该无视建制派政治的存在。在他们看来,必须通过破坏陈规形成对政党和政客的公开挑战,并尽量减少这种政治给黑人社区带来的危害。例如在2016年美国大选前,#blm运动者通过打断候选人发言、敦促民主党就黑人社区问题展开公开辩论来揭露建制派对种族问题的轻视。[6]在此次大选中,运动者则威胁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如果他不将自己平台上的警务政策由投资社区警务(即派驻警察到社区)改为减少对警察部门的投资(defund the police),他将得不到黑人的支持。地方上的运动者则认识到,为了争取政策平台的落实,必须与地方官员保持持续沟通(在继续保持街头抗议选项的同时)。正如Alicia Garza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的,在今天要重建黑人解放运动,我们就必须建设一种不同的联合阵线——既包括黑人社区内部,也包括外部。

  [5] https://archive.thinkprogress.org/how-the-black-lives-matter-pac-differs-from-the-movement-its-named-after-50786824dd91/

  [6] https://www.nytimes.com/2015/11/19/us/one-slogan-many-methods-black-lives-matter-enters-politics.html

  BLM面临的挑战

  太阳底下无新事,但有许多新太阳。——奥克塔维娅·巴特勒

  there are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 but there are new suns.——octavia butler

  尽管整个#blm运动已经形成系统的战略思想,并且发展出灵活生动的运动战术。但它仍然受到一些关键性的困扰和挑战,而许多挑战在上世纪的黑人运动中就已经存在。

  一个常见的提醒来自于资金提供方可能对运动产生的影响和干预。最理想的状态是,运动的资金完全由黑人社区中的草根参与者众筹来提供,对于m4bl这样提供庞大替代性方案的平台来说,资金就更重要了。我们在运动组织的许多官网以及社交媒体账号上都可以很轻易地进入到支持#blm运动的捐赠渠道。然而这种捐赠可能非常不稳定。在运动最受到主流媒体关注的头几年以及再次形成大规模抗议活动的今年,受到的大众捐款也许是最多的。然而在最需要资金投入的长期社区项目开展时,捐款可能减少了。我们也看到运动者非常注重在政策平台中纳入为远景计划赢得投资的诉求,包括各种有关财政预算转移的要求:将警务投资转移给黑人社区建设,对种族主义历史进行赔偿,以及支持社区自力更生的要求:为合作社和社会经济提供启动资金的贷款。但这些诉求尚在转化为现实政策的路程中。

  因而毫不奇怪,不断有声音要求运动者警惕福特基金会等著名基金会对它的支持。早在2016年,福特基金会就宣布将在未来六年内向M4BL提供超过4000万美元的资金。但福特基金会具有通过注资从而引导黑权运动的不良历史。[7]在上世纪60-70年代,福特基金会通过支持黑人艺术和黑人学术研究将知识分子体制化,并在社区通过“领导人计划”支持黑人企业家的成长,这些资助的目的都是在黑人社区内部培养出一个融入体制的领导人阶级。尽管它支持了一些黑人社区控制本地学校的计划,但它资助的目的与黑权运动者的想法并不一致——福特基金会认为强行推动种族融合会引起白人的反对,因而一定程度的种族分离主义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此外,它对社区控制学校的理解是有利于把更多黑人学生送进大学,从而维护社区稳定,而并不理解黑人权力的核心精神。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950年代,NAACP在花环基金会(Garland Foundation)的资助下逐渐将其对种族暴力的关注转移到教育上,这种现象被学者Megan Ming Francis称为运动捕获(movement capture)。[8]

  [7]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8/11/black-lives-matter-ford-foundation-black-power-mcgeorge-bundy

  [8] https://histphil.org/2015/08/17/do-foundations-co-opt-civil-rights-organizations/

  根据《从#黑人的命也是命到黑人解放》一书的观点,基金会资助可能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倾向于将运动职业化。比如为运动目标制定量化指标,这也容易使运动者产生将职务固定化的期待。实际上,这一点与#blm运动的核心精神和现状都是相违背的,因为大多数运动主义者是基于志愿工作的,并通过众筹来实现集体凝聚力,他们并不是专家。许多致力于解决本地特殊问题的小型地方委员会至关重要,但它们可能从此被财务更加稳定的大型组织掩盖。

  另一个挑战在于,政治建制的“收编”和“打压”策略仍然可能有效。当黑豹党在1970年代越来越陷入僵局、革命遥遥无期的时候,一些领导人改辕易辙,开始参与市长竞选,并最终进入了体制内成为黑人精英。而有证据表明,自2014年弗格森抗议以来,国土安全局等情报部门就一直在通过社交网络搜集运动者的信息以进行监视。[9]一些活跃的运动者也多次遭到诉讼和逮捕——这些事实让废除主义和社区自决更加迫切!

  [9] https://theintercept.com/2015/07/24/documents-show-department-homeland-security-monitoring-black-lives-matter-since-ferguson/

  依旧艰难的还有根据复杂的形势制定灵活适用的联合策略。今天的美国黑人将自己塑造为国内左翼运动/革命的重要领导者,实事求是地讲,Ta们也的确是。但ta们将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方式来克服可能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以使阵营更加强大?面对白人右翼势力的崛起,ta们又将如何化解这种敌对力量?在上世纪的黑人运动中,激进主义者通过学习第三世界的革命理论来开展自己的战略部署,但是在今天,有效的方法论似乎仍在发明当中。从跨越世纪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到罗贾瓦地区的库尔德人自治运动再到今天的美国黑人激进运动,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种试图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内部撑开替代性空间并同时瓦解两者的运动方式——它并不寻求即刻的取而代之(复刻),而是在较长的时间内形成双重权力(另一种权力)。在多大程度上它是完备的且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其中是否包含更多的跨地域联合的可能?一切似乎才刚刚开始。

  参考文献

  1.Black power : the politics of liberation in America / Stokely Carmichael & Charles V. Hamilton. Originally published: New York : Random House, © 1967.

  2.From #BlackLivesMatter to Black Liberation /Keeanga Yamahtta-Taylor's  By Haymarket Books / June 3 2020

  3.Futures of Black Radicalism /Gaye Theresa Johnson, Alex Lubin  by Verso 2017

  4.The End of Policing/Alex S. Vitale By Verso 2017

  5.From Civil Rights to Black Liberation: Malcolm X and the Organisation of African-American Unity/William Sales by South End Press 1994

  6.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 / Michelle Alexander by The New Pres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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