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尔·贝宁（Joel Beinin）：阿拉伯工人与争取民主的斗争

　　乔尔·贝宁（Joel Beinin）：阿拉伯工人与争取民主的斗争

　　（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  麦沛玲  编译）

　　自2011年以来，阿拉伯劳工组织和左翼政党一直是中东争取民主和社会正义运动的核心。从埃及，突尼斯到阿尔及利亚和苏丹，他们经常被西方媒体的报道所忽略，但是不能否认他们在逆境中进行的伟大斗争。

　　2020年1月14日，数千人沿着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的主要大道游行，庆祝胜利推翻腐败的独裁者、突尼斯前总统扎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九周年。在安全部队的包围下，人群没有提出政治口号。当天的游行主要表达了对2010-2011年“茉莉花革命”成果的自豪和对未来的展望。

　　几百人聚集在突尼斯总工会(简称UGTT)总部前的广场上。他们高呼：“工作!自由!尊严!“的革命口号，然而这些目标尚未实现。

　　突尼斯总工会秘书长努雷丁·塔布比(Noureddine Taboubi)在人群中发表讲话，谴责本·阿里离开后缺乏经济进展：“革命将继续下去，直到真正的共和国建立起来。”随后，突尼斯全国环卫工人联合会秘书长蒙吉·梅尔兹吉(Mongi Merzgui)说：“我真的很失望。我们有言论自由，但这不能创造就业机会或养活我们。”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18年对突尼斯的经济调查证实了突尼斯总工会领导人的观点：自本·阿里去世以来，经济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西部和南部地区以及青年和妇女群体依然贫困。资本投资有所下降。全国失业率超过15%，青年失业率高达30%，西部和南部失业率为20-30%(与2011年之前的失业率大致相同)。

　　大多数行业的实际工资有所下降，而自2011年以来，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推动突尼斯工资冻结和第纳尔(突尼斯的法定货币)贬值的方式，以此补偿其2016年发放给突尼斯的29亿美元贷款。到2018年3月，货币贬值使通胀率上升到7.6%。

　　1月14日的两次示威活动是2010-2011年阿拉伯人民起义的政治意义斗争的例证。他们只是要求民主和尊严吗?或者，他们还为工作和社会正义而运动，并暗中反抗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和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该地区工人阶级在起义中扮演什么角色?

　　关于起义的政治经济学

　　工人和失业者的集体行动是推翻突尼斯本·阿里和埃及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独裁统治以及挑战巴林和摩洛哥君主制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人很少提出民主或政权更迭的要求，但巴林总工会联合会(GFBTU)是个例外，其自2004年成立以来一直保持左翼倾向。但是，越来越频繁的、旷日持久的罢工、静坐和示威活动助长了一种破坏专制合法性的抗议文化。

　　2018-2020年，苏丹、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的民众起义，更简单地说，还有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众起义，成为2010-2011 年抗议活动的延续。之所以这样，其动因在于 2010-2011 年前后中东和北非政治经济和治理主要特征依然存在。以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六个国家(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王国和阿曼苏丹王国)为中心的石油资本主义仍然是该地区资本积累的主要制度，尽管它的发展已经超过了以石油和天然气租金为基础的原始积累阶段。

　　油气贫乏的国家通过移民工人的汇款以及来自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油气富国的援助和投资，逐步融入石油资本主义的发展行列。这种资本积累的制度正如吉尔伯特·阿卡(Gilbert Achcar)所描述的，是在“在社会政治不稳定、无能甚至不存在法治的背景下，由世袭主义、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掠夺公共财产、官僚主义膨胀和普遍腐败混合而成的”，我要补充一点：人类发展指数低、公共文化压抑、伊斯兰运动盛行是政治反对派的主要形式。

　　油气贫乏的地区国家既受制于油气富国，也受制于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得到美国和欧盟支持的国际金融机构。当他们需要金融救助以弥补外汇短缺(例如，由于进口石油价格飙升)或预算短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会借钱给他们，条件是他们采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经济政策，通常被称为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ERSAPs)。

　　这个计划包括削减公共支出，公共部门企业私有化，限制工人权利，减少或取消政府对基本消费品的补贴，可兑换当地货币以及加强对外国投资的激励。它们本质上是紧缩计划，使就业和服务领域的公共投资失效，其动机是一种教条主义信念，即私人投资将更有效地执行这些任务。

　　在2010-2011年的起义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它忽视了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不断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利益分配的高度不平等。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博客中写道：“坦率地说：我们没有充分关注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如何分享的。”但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是简单地将其在2011年之前吹捧的基本政策，重新命名为“包容性增长”。

　　反革命轴心

　　2011年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执行地区反革命秩序方面更加高调。他们的战略一直是建立一个宗派的“逊尼派轴心”，包括巴林、埃及，以及以色列，反对伊朗及其区域盟友——叙利亚、伊拉克、也门胡塞、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

　　2011年，他们进行军事干预以镇压巴林2月14日的民主运动。2015年，他们向也门派遣军队打击胡塞叛军，试图恢复他们选择的总统候选人的权力，尽管沙特和阿联酋在也门的政策后来出现分歧。沙特支持埃及军方和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反对穆斯林兄弟，后者在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被赶下台后短暂地获得了权力。

　　2017年，沙特和阿联酋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联合抵制逊尼派卡塔尔。其实，根本问题在于卡塔尔拒绝对伊朗采取敌对立场，因为两国共享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田，波斯湾的南帕尔斯和北穹顶气田。

　　卡塔尔已动用大量资源支持整个地区的伊斯兰势力，包括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突尼斯的恩纳赫达党，后者支持比沙特瓦哈比派主义更自由的伊斯兰形式。沙特-阿联酋对卡塔尔的抵制没有成功。但卡塔尔的政治盟友在埃及和叙利亚被击败，并在利比亚陷入困境。

　　恩纳赫达在突尼斯更为成功，自2011年以来，恩纳赫达在突尼斯的三次全国选举中赢得了多数选票。尽管恩纳赫达支持新自由主义和反工人政策，但它在突尼斯贫穷和边缘化的西部和南部地区也存有群众基础，这相当于在美国的“铁锈地带”和农村地区对特朗普的支持。

　　突尼斯起义

　　2010年—2011年突尼斯起义开始于荒凉的中西部城市西迪布齐德，那里的失业率和贫困率都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2010年12月17日，26岁的水果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在政府办公室前自焚，此前一名女警察在没收他的商品时羞辱了他，声称他没有从事街头贩卖的许可证。

　　第一次声援示威仅限于部分中西部省份。2011年1月4日，布瓦吉吉死于三度烧伤。1月6日全国社会运动在突尼斯兴起后，此前的地区性抗议活动也合并到运动浪潮中。

　　在这几周里，完全由突尼斯总工会指派的国家执行局除了敦促安全部队不要过度使用武力之外，什么也没做。然而，突尼斯总工会的一些二级或地区性领导人和激进的普通成员与民众就共同斗争事业达成一致。他们为该运动提供政治经验、后勤支持和组织结构，并支持将其要求扩大到政权更迭。本·阿里被罢免后，突尼斯总工会在2011年12月的大会以左倾领导取代其现任国家执行局。

　　突尼斯总工会是突尼斯最大的民间组织，在一个人口1150万的国家拥有50多万成员。它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远远超过任何政党。在后本·阿里时代，突尼斯总工会领导层巧妙地平衡了对世俗政治力量(包括对新自由主义友好的政治力量)的政治支持，通过反对恩纳赫达以及迫使该政权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的紧缩措施，抑制了民众的愤怒情绪。

　　它通过代表民众向该政权提出要求并说服该政权，如果不能至少满足其中一些要求，将无法保证政治稳定，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和信誉。

　　为了推行这一战略，突尼斯总工会领导层更倾向于采取控制行动，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削减政府开支的压力下，2019年1月17日总工会进行了为期一天的全国大罢工，对政府拒绝提高67万名公务员的工资提出了挑战。这次罢工使突尼斯总工会得以证明它是“站在工人一边”，同时保持在几十年前确立的政治博弈的范围内。

　　故事未完

　　然而，未经突尼斯总工会国家领导人批准的非法行动是破坏本·阿里政权合法性的主要力量。本·阿里死后，因要求就业和经济发展的爆发的民众叛乱时有发生。它们通常始于中西部或该国其他贫困地区。

　　2016年1月16日，28岁的里达·叶海维(Ridha Yahyaoui)，一名来自中西部卡塞林省省会城市的失业大学毕业生，在得知他的名字突然从即将被任命担任政府职务的75名候选人名单中删除后，在绝望中，他爬上了电线杆，触电身亡。

　　关于失业和缺乏经济机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随即爆发，此前已有既定活动：在省总部举行的游行和静坐示威中，两名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威胁要从屋顶跳楼自杀。年轻人在反抗宵禁的示威中，烧毁了执政党尼达·图尼(Nidaa Toune)的卡斯林办公室。

　　几天之内，这场运动蔓延到突尼斯和苏塞这两个更繁荣，政治影响力更大的沿海城市。最终，它扩展到24个省的16个省，然后于1月22日平息。

　　里达·叶海维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与5年前导致本·阿里被推翻的声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示威活动遵循同样的轨迹。这两个运动都始于邻近的经济被忽视的省份，然后才抵达突尼斯。

　　反映2010-2011年起义成果的一个不同点是，随着2016年1月示威活动开始蔓延，突尼斯总工会、突尼斯人权联盟、失业毕业生联盟(the Union of Unemployed Graduates)和突尼斯学生总联盟(the General Union of Tunisian Students)迅速采取行动，既支持该运动的要求，又遏制其暴力的方面。

　　这些组织认为，尽管存在许多缺陷，但维持现政权比助长可能提高伊斯兰主义者(恩纳赫达或武装圣战者)地位的不稳定更可取。相比之下，边缘地区的许多失业青年觉得他们与现政权没有任何利害关系。

　　“我们在等什么？”

　　2018年1月1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要求紧缩的新压力下，政府宣布了一项预算，将提高汽油、电话卡、住房、互联网使用和酒店房间的税收，并减少对水果和蔬菜的补贴。作为回应，1月8日，一场反对紧缩政策的示威活动在首都西部的农村城镇特布尔巴(Tebourba)爆发。

　　一名55岁的男子在示威游行后死于催泪瓦斯窒息，随后演变成了一场暴力骚乱。暴乱的抗议活动从特布尔巴蔓延到至少20个其他地方，标有“Fech_Nestannew”(我们在等什么?)标签，并一直持续到1月12日。

　　除了物价上涨之外，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就业机会的缺乏是主要的不满因素。在特布尔巴，32岁的失业音乐家乌塞玛·埃拉菲(Oussema Ellafi)解释说：“我们与人们和平交谈，我们说给我们工作;我们提交了申请，并说我们有证书，但什么都没发生。那些东西并没有什么作用。”

　　现年27岁的大学毕业生伊门·姆迪(Imen Mhamdi)目前在工厂工作。她说，她参加了苏塞的示威活动，因为“这个政府，就像本·阿里之后的所有政府一样，只许诺，什么也没做。”

　　团结还是伪装？

　　突尼斯总工会没有组织参与2018年1月的反紧缩政策的示威活动。2016 年卡塞林开始的抗议活动后，它签署了迦太基文件，组建了包括恩纳赫达和世俗主义政党在内的民族团结政府。签署国承诺在实施进一步的紧缩措施时考虑工人和穷人的利益。

　　特布尔巴起义后，突尼斯总工会呼吁政府减轻价格上涨对最弱势群体的影响。由此政府承诺向25万贫困家庭增加7030万美元的援助，并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

　　人民阵线(the Popular Front)是由左翼政党组成的联盟，在2019年10月选举前，他们组成了议会最大的反对派集团，在217个席位中占有15个席位。它公开支持特波巴起义，并试图与其他支持者共同扩大起义的影响。人民阵线谴责突尼斯总工会批准的妥协是一种“伪装”，但它无法动员进一步的反对行动。

　　人民阵线在2019年国会选举前分裂。它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人民运动(the People’s Movement)重新获得15个席位，而原先的人民阵线则跌至1席，这是左翼激进派获得的一席。然而，在2020年2月，人民运动成为联合政府的一部分。

　　这个联盟包括恩纳赫达和其他倾向于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政党，该组织提议再借给突尼斯30亿美元，以满足突尼斯2020年的政府开支。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摩洛哥的斗争

　　2011年，全国约有20万人参加了摩洛哥的2月20日民主运动。长期以来，摩洛哥政权的政治分歧和阴谋分裂了摩洛哥的劳工运动，也削弱了2月20日的运动。

　　摩洛哥民主劳工联合会(CDT)也参与了2月20日的民主运动。它在公共行政白领和银行雇员中有着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上隶属于由三个社会主义小党组成的民主左翼联盟。此外，他也属于摩洛哥工会联盟(UMT)的组织之一。

　　相比之下，与伊斯兰正义与发展党结盟的摩洛哥劳工联合会(UNMT)并不支持该运动。支持君主制的摩洛哥劳动者总联盟(UGTM)也是如此，它的主要基础是农业工人。

　　穆罕默德六世国王通过提高公共部门工人的工资、提高最低工资和提出宪法修正案来反对加强民主的要求，这些修正案将行政权力交到君主制手中。摩洛哥民主劳工联合会和它的政治伙伴在2月20日运动以及伊斯兰正义和慈善运动都呼吁抵制2011年7月1日的宪法公投。尽管如此，新宪法还是通过了。

　　2012年，作为向摩洛哥提供41亿美元贷款的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采取新的紧缩措施，削减公共投资、社会支出和养老金。与突尼斯总工会一样，摩洛哥工会更喜欢与政府和雇主进行欧洲式的“社会对话”。当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通常采取有限的罢工行动。

　　2014 年 10 月 29 日，摩洛哥劳工联合会(UMT)、民主劳工联合会(CDT)和它的分组织(FDT)就政府拒绝关于2015年国家预算中包含的紧缩措施进行对话，共同呼吁举行 24 小时的大罢工。

　　工会要求降低工资和消费税，废除将工会活动定为犯罪的立法，停止因行使自由结社权利解雇工人的做法。他们希望改善公共服务，保障安全和稳定的就业，并采取措施解决靠养恤金生活的退休人员的需要。

　　摩洛哥政府没有满足这些要求。因此，摩洛哥劳动者总联盟与劳工联合会、民主劳联和民主劳工联合会共同呼吁在 2016 年 2 月 24 日就类似问题再次举行24小时的大罢工。三年后，摩洛哥民主劳联要求自行举行第三次大罢工。

　　里夫运动（The Rif Movement）

　　像这样的罢工并没有建立工人的团结和力量：相反，它们把工人控制在君主制严密的疆界之内。然而，如果工人进行了侵犯这些界限的争议性行动，他们将受到严厉的国家镇压，如2016年10月在北部里夫地区爆发并持续10个月的民众抗议运动。

　　莫赫辛·菲克里之死(The death of Mouhcine Fikrii)引发了里夫人民运动，也就是“Hirak Rif”。菲克里是一个鱼贩子，他坐在垃圾箱后面，试图阻止警察没收他的剑鱼，警方声称他这是禁渔期内捕鱼的行为。这种情况类似于没收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商品的情况，后者引发了突尼斯民众起义。这场运动是围绕着阿马齐格(柏柏尔)[Amazigh (Berber)]的认同政治而组织起来的。

　　里夫地区在历史上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边缘化的地区，与突尼斯的西部和南部地区相似。该运动的要求集中在尊重和维护阿马齐格的身份和语言方面。但它也呼吁建设一个区域性的癌症医院、大学、图书馆、剧院、道路和鱼类加工设施。

　　到2017年8月，“Hirak Rif”运动受到了严酷的镇压。2019年7月，为庆祝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登基20周年，国王赦免了4764名囚犯，其中包括大部分因参与里夫人民运动而入狱的囚犯，他们仍在监狱中。

　　驱逐穆巴拉克

　　埃及工人是蓬勃发展的抗议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在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于2011年2月11日被赶下台前的十年间，该运动不间断地对胡斯尼·穆巴拉克统治进行破坏。从2004年至2010年，共发生2 716次罢工和其他集体行动，涉及220多万工人，比1998年以来的劳工抗议水平大幅升级。

　　其中许多行动都源于对私有化后果的反对，或是担心政府会进一步出售公营企业。这场工人运动完全是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的，并且违背埃及工会联合会(ETUF)的意愿。其议程成为2011年起义的流行口号之一：“面包、自由和社会正义!”

　　穆巴拉克的下台满足了大多数示威者的要求，但是他们不明白罢免穆巴拉克并不能满足民众对“政权倒台”的要求。然而，对民主或政权更迭的呼吁并不是工人运动的主要动机，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更加宽容的气氛中，这种运动持续并升级。罢工和劳工抗议在2011年和2012年猛增到1377起，达到1969起：比2007年的614起和2008年的609起高出两到三倍。

　　左派和民粹主义劳工组织者在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运动过程中成立了埃及独立工会联合会(EFITU)。2011年1月30日，他们在开罗解放广场(人民起义的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该组织成立。

　　埃及独立工会联合会的创始人是工会和工人服务中心，这是一个支持劳工的非政府组织;在2007年一次非常成功的非法罢工之后，包括小规模的医疗技术人员和教师独立工会以及850万退休人员协会成员以及来自多个工业生产部门的工人代表，于2009年成立了独立的房地产税务评估员总工会(General Union of Real Estate Tax Assessors)(换句话说，不隶属于埃及工会联合会)。

　　选举权和公平分配权

　　穆巴拉克被推翻后，40名埃及独立工会联合会领导人和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于2月19日在开罗举行会议，通过了“革命工人的要求”，包括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罢工的权利和解散埃及工会联合会的权利。他们主张：

　　如果这场革命不能使财富的公平分配，它就一文不值。如果没有社会自由，自由是不完整的。选举权自然取决于公平分享面包的权利。

　　在这次小型集会之后不久，3月12日在开罗举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公开活动。托洛茨基主义劳工记者穆斯塔法·巴肖尼(Mostafa Bassiouni)组建了一个小组，其中包括新上任的劳工部长艾哈迈德·哈桑·布拉伊(Ahmad Hasan al-Bura’i)，独立工会联合会主席卡迈勒·阿布·埃塔(Kamal Abu Eita)以及以及工会和工人服务中心(Center For Trade Union And Worker Services)总协调员卡迈勒·阿巴斯 (Kamal Abbas)。

　　阿布·埃塔领导了2007年税务评估员的罢工，从而赢得了他的声誉。阿巴斯在1989年因领导埃及钢铁公司两次罢工而被解雇后，与资深共产主义劳工律师尤瑟夫·达尔维什(Youssef Darwish)建立了工会中心。布拉伊部长承诺，工人将很快有权建立和加入他们选择的任何工会。他还承诺，政府将停止干涉工会事务。

　　这些事件标志着独立工会运动的团结士气的高涨。但也暴露了很多缺点。在过去十年中，只有三个独立的工会通过地方行动出现。穆巴拉克时代晚期的非法罢工都是局限于某个企业范围之内。来自各省的代表很少出席在开罗举行的这些会议。

　　除卡迈勒·阿布·埃塔曾任税务评估员工会主席外，埃及独立工会联合会领导人没有领导全国性组织的经验，资源也很少。卡迈勒·阿巴斯的小型非政府组织仅有几名工作人员。此外，一年之后，埃及独立工会联合会因个人和政治分歧而分裂。阿布·艾塔仍然是埃及独立工会联合会主席，而阿巴斯及其支持者则组成了埃及民主劳工大会。

　　塞西的胜利

　　分裂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工人运动：2013年达到2239起集体行动的峰值，其中82%发生在今年上半年。但2013年7月3日针对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的反动军事政变最终驱散了该运动。穆尔西是一名穆斯林兄弟，曾在去年埃及首次自由总统选举中险胜。

　　2014年5月，政变领导人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 Sisi)以97%的选票赢得了阶段性的总统选举。“工人候选人”劳工律师、埃及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心前执行主任哈立德·阿里(Khaled Ali)退出竞选，抗议不公平的选举法。除了一个潜在的候选人外，其他所有候选人都被迫退出。

　　塞西逐渐粉碎了各种形式的社会和政治反对派，巩固了一个比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更加残酷的独裁统治。首先，其政府暴力镇压了穆斯林兄弟会，然后攻击了独立工人运动。最后，它使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反对和独立思想都受到了威胁。政变发生后，工人罢工和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次数急剧下降。尽管如此，从2015年夏季到2016年1月的罢工浪潮涉及尼罗河三角洲的2万多名纺织工人、埃及铝业公司的6000名工人、石油服务、钢铁、焦炭、水泥、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子公司以及埃及国家铁路的售票员。

　　《Mada Masr》杂志对于这场大规模镇压和袭击行动的报道的界面已被迫撤下。自那以后，埃及媒体几乎没有报道工人的集体行动，因为害怕被关闭。

　　复兴

　　2019 年 9 月，一连串的抗议活动点燃了埃及反对派政治复兴的希望。但很少有就业工人参加。引发这些示威活动的是穆罕默德 · 阿里(Mohamed Ali) ，他是一名建筑承包商，后来成了演员。他在流亡西班牙之前曾与军方合作过。他在 Facebook 上发布的视频振振有词地宣称，塞西及其核心集团浪费了公共资金，并为自己谋取了丰厚利润，同样的指控以前也针对穆巴拉克和他儿子贾迈勒周围的商人圈。

　　9月20日和21日，数千名抗议者自发聚集在开罗、亚历山大和其他六个城市，其中许多是来自工人阶级和贫困社区的青少年。国家安全部队以暴力回应，但在驱散人群方面并不完全有效，这鼓励了9月27日进一步(尽管规模较小)的抗议活动。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大约有两千到四千人被捕，这是自塞西就任总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尽管运动被粉碎了，但是政府认识到人们对经济潜在的不满，恢复了对180万人的大米和意大利面食补贴。在政府提高了资格领取者的收入水平后，这些人也相继被取消了领取资格。

　　新兴趋势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阿拉伯反对派运动出现了三种趋势，在2018-2020年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起义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首先，白领和大学毕业生成为罢工和抗议运动中更突出的参与者。在埃及2015-2016年的罢工浪潮中，拥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失业者、教师和公务员白领尤其引人注目。

　　2015年第三季度，高等教育学位持有者(如医生和卫生保健工作者、教师、公务员和媒体工作者)占埃及所有劳工抗议群体的一半以上。(值得一提的是，报告这些数据的网站已经被撤下，此后几年都没有相关数据。)这类似于突尼斯总工会中诸如中小学教师、卫生保健、邮政、电报和银行工作人员等一直积极参与斗争的左翼积极分子。

　　其次，与2010-11年的起义相比，性别问题和妇女参与变得更加突出。在巴林，巴林总工会联合会由于积极参加2011年的民主运动而受到君主制攻击。尽管如此，巴林总工会联合会于2016年召开了一次全国大会，在大会上，当选为国家秘书处成员的15名成员中有4名是妇女。

　　长期以来，巴林总工会联合会一直主张巴林10万名移民家庭佣工加入工会，其中大部分是妇女。2019年6月，为纪念国际家政工人日，该组织与国际家政工人联合会签署了一份促进他们的权利和福利的文件。

　　大约50%的巴林总工会联合会成员是妇女。但是，在突尼斯总工会2017年大会上纳伊玛·哈马米(Naïma Hammami)赢得职位之前，没有一位女性担任国家执行局职务。她是中等教育联盟的成员，自2011年以来，该联盟成员多次举行罢工。

　　第三，目前的起义浪潮拒绝了宗派主义和种族冲突。伊拉克和黎巴嫩的起义始于2019年10月，起因是为了应对增税、生活成本高、缺乏经济机会以及政府未能提供基本服务等问题。

　　但他们也明确质疑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在伊拉克实行的政治职位的宗派分配，以及黎巴嫩建立已久的宗派宪政结构。这给沙特-阿联酋在该地区建立逊尼派和反什叶派反革命轴心带来了挑战。

　　苏丹革命

　　苏丹2018–2019革命起义体现了这些新趋势：白领和专业人员提供了领导;妇女发挥了突出作用，在一些示威活动的参与者中占70%;人们努力统一该国的少数民族社区，其中几个社区与1989年伊斯兰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政权进行了内战。

　　此外，与当前抗议周期中的其他起义不同，苏丹起义也与该国左翼工人阶级的历史领导有关。苏丹共产党是中东地区最强大的政党之一。它在1950年成立的苏丹工人工会联合会(SWTUF)中拥有支持的激进力量。

　　1971年，在该党支持的左翼政变失败后，其遭受了残酷的镇压，从此一蹶不振。巴希尔上台后，通过解散苏丹工人工会联合会、在政府监督下进行改革、禁止罢工等行动，攻击了左翼工人阶级政治的剩余基地。尽管如此，位于喀土穆首都以南220英里的阿特巴拉铁路枢纽，是共产党的前据点，也是苏丹革命的发源地。

　　自1983年至2005年与南部发生第二次内战以来，苏丹一直处于贫困状态，最终在2011年石油资源丰富的南苏丹独立。年通胀率从2011年的18%飙升至2018年的63%。2013年、2014年和2016年的物价上涨引发了广泛的示威游行。

　　2017年10月，美国部分解除了20年的贸易制裁，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援助打开了大门。2017年11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提出了标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建议，敦促喀土穆政府取消对小麦和燃料的补贴，统一货币汇率，使苏丹镑浮动，这意味着大幅贬值。

　　政府确实使英镑贬值，从而使国内物价急剧上涨。2018 年 1 月，年通货膨胀率翻了一番，引发了数周的示威游行。

　　自由与变革

　　2018年12月19日，反紧缩政策示威活动再次在阿特巴拉爆发，原因是年初以来面包价格上涨了三倍，燃料价格也在上涨(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削减补贴)。在到达喀土穆之前，抗议活动从阿特巴拉蔓延到了其他省市。示威活动的地理分布使政权难以对其实行遏制。

　　12月26日，苏丹专业人员协会(SPA)的医生宣布全国范围内的罢工。其他专业人士随后也举行了罢工。

　　苏丹专业人员协会代表了17个协会的医生、律师、记者、工程师、兽医、药剂师等。它为自由与变革力量(FFC)提供了领导和协调。自由与变革力量是一个由22个组织和政党组成的广泛联盟。2019年1月1日，其发布了《自由与变革宣言》，要求立即解除奥马尔·巴希尔的总统职务。

　　苏丹革命的象征是一段流传甚广的视频，视频中的“白衣女子”阿拉·萨拉赫(Alaa Salah)身穿传统的白色长袍，站在车上，带领群众高呼“革命”等反对巴希尔的口号。萨拉赫是工程和建筑专业的大学生，也是苏丹公民和政治团体妇女协会的成员，该协会是《自由与变革宣言》的签署方之一。

　　经过4个月的抗议和非暴力反抗，4月6日至7日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活动，军方认定巴希尔需要承担责任。经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批准，军方于4月11日逮捕了巴希尔，并成立了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TMC)，使得2011年埃及军队解职穆巴拉克的一幕重新上演。

　　埃及的教训

　　然而，苏丹反对派从埃及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示威仍在继续，要求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把权力交给由平民领导的过渡政府。在5月26日至29日举行大罢工后，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Abdel Fattah al-Burhan)将军及其副手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Mohamed Hamdan Dagalo)与埃及和沙特领导人进行了磋商。

　　这些谈判似乎达成了粉碎民间反对派运动的决定。6月3日，包括金戈威德民兵在内的快速支援部队——2003-2009年达尔富尔内战期间对种族灭绝和大规模强奸负有责任的民兵以及其他安全部队袭击喀土穆的示威者，造成128人死亡，70名妇女被强奸。

　　苏丹专业人员协会对“喀土穆大屠杀”作出回应，呼吁“彻底的非暴力反抗和公开的政治罢工”，迫使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进行恢复与自由和变革力量的谈判。罢工于6月12日结束，政治犯获释。

　　在2022年年中举行选举之前，建立了平民反对派和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之间权力分享安排，由一个军民混合的主权委员会行使苏丹的行政权力。布尔汉将军将担任安理会主席，任期21个月，随后将由一名平民担任18个月。

　　与前总统穆巴拉克执政后的埃及迅速举行选举不同的是，“自由与变革力量”试图推迟选举，以便让虚弱的政党有时间进行重组。主权委员会任命了一个过渡内阁，其中包括4名女性和14名男性平民部长和2名男性军事部长，这表明革命运动在当前取得了部分成功。

　　布尔汉将军与埃及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关系密切。2020年2月，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和鼓励下，他在乌干达会见了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这表明布尔汉倾向于加入沙特领导的反革命“逊尼派轴心”，以换取美国将苏丹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上除名，并争取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的支持。

　　向“权力”发起挑战

　　2018年12月，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宣布，他打算参加定于次年4月举行的第五届总统选举。布特弗利卡从2005年开始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2013年中风导致他坐在轮椅上，无法发表演讲。

　　布特弗利卡此后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他是一个由军事、国内安全、政府、政治和商业领袖组成的集团中有名无实的头目，统称为“权力”。在合作和竞争中，权力集团实际上统治着这个国家。但是他们认为，让一个几乎无意识的布特弗利卡连任第五届总统，是保持权力的最佳方式。

　　许多阿尔及利亚青年因名义上由一个无行为能力的八十多岁老人领导而感到受侮辱。在分散地点发生零星抗议后，他们利用社交媒体呼吁在2019年2月22日举行全国示威。参加人数众多，引发了阿尔及利亚的“微笑革命”，或者更严肃地说，是希拉克运动(Hirak movement)。从2月到4月，希拉克运动开始向四处传播，并且每周都会进行示威游行。大学和学校举行了罢工。总统选举被推迟。

　　阿尔及利亚410万人口中有三分之二在30岁以下。总体失业率超过11%，但超过四分之一的适龄工作青年处于失业状态。这些年轻人一直是希拉克运动的核心。但是，希拉克运动参与者的潜在不满，实质上来自源于权力集团的内部分歧，导致无法制定明确的经济路线——要么是根据1994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方案》(ERSAP)走向新自由主义，要么是为了复兴其创立的民粹主义反帝国主义。

　　这种失败的后果是几十年的经济停滞、高失业率和腐败丑闻不断增加。2010年至2012年，阿尔及利亚政权通过降低基本食品价格、增加小麦供应和创造一些就业机会，成功地遏制了抗议活动。然而，自2014年以来油价的大幅下跌使得2019年无法采取这种补救措施。

　　布特弗利卡政权的倒塌

　　官方承认的工会联合会，即阿尔及利亚工人总工会(UGTA)的领导层是权力集团的一部分。与阿尔及利亚工人总工会无关的自治联盟于1990年合法化。然而，政府拒绝承认该工会，对其进行了镇压并逮捕他们的领导人。自治联盟普遍支持希拉克运动，并且就连部门地区的阿尔及利亚工人总工会领导层也对这场革命予以支持。

　　3月10日至15日，生产工人工会联合会(COSYFOP)和公共燃气和电力公司工人自治联合会(SNATEG)举行了总罢工。它甚至得到了最大的非能源私人企业集团塞维塔尔(Cevital)的支持。阿尔及利亚工人希望“建立一个过渡政府，其中包括反对派的关键人物，促进民族团结”。如果过渡政府不成立，自治工会将于4月7日再次发动总罢工。

　　4月2日，布特弗利卡的昔日盟友、陆军司令艾哈迈德·加伊德·萨拉赫(Ahmed Ga D Salah)迫于民众日益增长的压力辞职。布特弗利卡身边许多有权势的政治人物被捕，包括他的弟弟萨伊德·布特弗利卡、两位前总理、两位前情报局长、一位前警察局长、十几位部长、支持布特弗利卡的四个政党的领导人、该国一些最富有的人以及几名军官。

　　旧政权已部分解体。这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因为多年来的政治参与削弱了全国性组织或与反对党的有机联系。尽管如此，权力集团的基本结构仍然存在。萨拉赫将军成了临时政府的铁腕人物。此政权的其他关键人物是布特弗利卡时代的固定成员。

　　临时政府逮捕了许多希拉克运动的领导人。其中一位杰出的人物是卡里姆·塔布(Karim Tabbou)，他是一个未被承认的民主社会党——民主和社会联盟的领导人。2019 年9月11日，他在公开批评萨拉赫将军后因“削弱军队士气”而入狱。

　　临时政府还把目标对准了独立的工会领导人。拉乌夫·梅拉尔(Raouf Mellal)在布特弗利卡4月份辞职后被捕并遭受酷刑，并在随后几个月中逃亡。9月，一名生产工人工会联合会成员因拍摄工会成员游行而被监禁;另一名成员被拘留而且遭受了酷刑。10月12日，另一个自治联盟的秘书长易卜拉欣·达乌阿吉(Ibrahim Daouadji)因与他三岁的儿子一起批评军方和民政当局而被捕。隶属于生产工人工会联合会的教育工人工会主席瑞姆·卡德里(Rym Kadri) ，因参加要求释放政治犯静坐行动而于11月24日被捕。

　　选举陷阱

　　军方坚持要求提前举行总统选举，以证明原有的秩序正在重建，并将日期定为2019年12月12日。希拉克运动试图推迟投票，以便反对派政治力量有时间与政权候选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组织和竞争。11月1日，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爆发65周年之际，希拉克举行第三十七次每周五日示威游行活动，数十万人在阿尔及尔举行抗议活动，反对12月12日的总统选举。示威者举着海报，宣称：“腐败政权的选举是一个愚蠢的陷阱。”他们高呼反对艾哈迈德·盖德·萨拉赫将军(Gen. Ahmed Gaïd Salah)，并呼吁建立一个平民领导的制宪会议。

　　示威者还呼吁释放41名因在7月的集会上展示阿马齐格国旗而被捕的人。因为没有法律禁止展示阿马齐格国旗。然而，这41人被拘留的罪名是“破坏国家统一”。11月1日，又有5人因为同样的“罪行”被捕。

　　民主选择力量(FDA)是由几个社会主义政党以及总部设在阿马齐格的争取文化和民主集会(RCD)组织共同构成的联盟。该联盟与伊斯兰正义与发展阵线一致呼吁抵制总统选举。生产工人工会联合会呼吁在11月6-7日举行大罢工以阻止12月12日的选举。

　　正如拉乌夫·梅拉尔所说：我们坚决反对这些被操纵的军事选举，这些选举的目的是要中止任何形式的民主变革。这是我们建立一个守法的文明国家的机会，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和平恢复人民的主权。

　　旧秩序仍在继续

　　在某种程度上，抵制活动是成功的：官方的投票率很低，只有40%，而争取文化和民主集会声称实际数据只有8%。然而，选举继续进行，有五名候选人参加，他们都是旧政权的人物。获胜者是阿尔及利亚现任总统阿卜杜勒·马吉德·特布博恩(Abdelmadjid Tebboune)，曾在布特弗利卡执政期间担任总理。新的政治秩序尚未出现。

　　总统选举前两天，当局逮捕了高等教育工作者独立联盟主席、阿尔及利亚捍卫人权联盟副主席卡杜尔·丘伊查(Kaddour Chouicha)。在被拘留28天后，他于3月3日被无罪释放。然而，许多其他人权捍卫者和希拉克运动的领导人仍被拘留。

　　特布博恩继续推行布特弗利卡政权和过渡政府的政策，并对支持希拉克的独立工会进行了报复。2月5日，警方封锁了位于阿尔及尔的生产工人工会联合会总部。随后，生产工人工会联合会于2月15日至16日召开了一次国会，选举扎卡里亚·本哈达德(Zakaria Benhaddad)接替拉乌夫·梅拉尔担任总统。本哈达德一直试图使联盟非政治化：“在新的法规中，我们明确规定政治激进主义被排除在外，任何想行使政治权利的人都只能加入一个政党。”

　　不确定的未来

　　COVID-19大流行改变了整个中东和北非的政治活动。在伊拉克，巴格达解放广场定期举行示威的组织者宣布，在大流行结束之前，该运动将暂停。

　　在黎巴嫩，黎巴嫩革命电视台于2月中旬开始试播。其发起者试图为民众起义建立一个独立的媒体渠道。因此，当2月下旬示威开始平息时，黎巴嫩运动已经部分上线。但是当安全部队在3月27日强行摧毁贝鲁特市中心最后几顶帐篷时，以及为限制冠状病毒传播而实施的晚上7点至凌晨5点宵禁时，该频道似乎并没有正常运作。

　　在突尼斯，突尼斯总工会秘书长努雷丁·塔布比宣布，所有罢工、抗议、会议和会议都将在大流行期间推迟。

　　在苏丹，自由和变革力量开始对主权委员会失去信心，因为它从军队中撤走了支持革命的士兵和军官。苏丹专业人员协会呼吁在2月20日举行示威，要求他们恢复军衔。安全部队以催泪瓦斯和暴力作为回应。不久之后，该委员会关闭了学校和大学，暂停了航班，并封锁了边境，以应对COVID-19。

　　同时它宣布推迟对喀土穆大屠杀的调查。由于这种情况，许多人认为，委员会夸大了这一流行病的严重性，以避免揭露军队在革命起义期间的罪行。这引发了3月16日的示威游行，似乎是对主权委员会军事分子的最后公开表达的抵抗。

　　在阿尔及利亚，当局于3月24日又判处卡里姆·塔布6个月监禁。此前，他和希拉克运动的几位著名人士曾呼吁该运动在连续56周的行动之后，从3月20日起暂停其定期的示威活动。社会主义力量阵线、争取文化和民主集会以及工人党也参与到此呼吁中来。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COVID-19使中东和北非的政治前景变得扑朔迷离。因此，无法预测2018-2020年起义的最终结果。然而，2010年至2011年的起义及其在2018年至2020年的后续行动，可能只是围绕引发这些运动的根本政治和经济条件进行的长期斗争的第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