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与1876，一场灾荒连着另一场灾荒

　　大航海时代，西班牙把原产于美洲的马铃薯带回了本国和葡萄牙，并经由意大利传遍了整个欧洲。

　　一说到马铃薯，我们总能想到它导致了欧洲的农业革命，促进了人口爆炸性增长。但事实上，欧洲人刚开始很看不上马铃薯，直到今天，英语“小土豆”仍被用来形容那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王辉云，2010：46)

　　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就曾这样评价土豆：

　　无论你如何去烹饪它，它都没有任何味道而且吃起来很面，它绝不是一种好吃的食物，但对于那些不考虑口味只想要吃饱的人，它能提供足够的能量和保证健康。(狄德罗，2007：117)

　　这种“没有任何味道而且吃起来很面”的食物长期以来不受上流社会待见，以至于它虽然广泛传播，但很长时间无法成为欧洲人的主粮。

　　不过总有一个地方属于例外，那就是爱尔兰。在爱尔兰，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根本没有资格考虑口味如何，对于他们来讲，能吃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了。(李秦，2017：21)

　　一、虚构的“不流血革命”

　　不列颠岛孤悬于欧亚大陆的西北角，爱尔兰则是西北角的西北角。不仅爱尔兰岛的行状像一只马铃薯，爱尔兰岛的农民也像马铃薯那样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只要一点儿土地和肥料就能生根、发芽……

　　早在公元1世纪，盖尔人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直到19世纪，盖尔语仍然是大多数爱尔兰居民的日常语言。

　　不幸的是，公元5世纪，也就是盖尔人开始定居在爱尔兰岛四百年后，他们的隔壁从德意志北部和斯堪的那威亚南部，迁徙来了一群海盗。

　　几乎与此同时，爱尔兰人就在圣徒帕特里克(St. Patrick)的不懈努力下皈依了罗马天主教。

　　直到一百年后，他们的邻居英格兰人才在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的影响下，逐渐接受了天主教。(阎照祥，2003A：16)

　　从一开始，爱尔兰与英格兰在接受基督教信仰上，走的就是两条各自独立的路径。到了近代早期，因之亨利八世狗血的换老婆闹剧，英格兰和爱尔兰更逐渐成为了两个信仰不同的国家。(李秦，2017：5)

　　“英格兰的困境就是爱尔兰的机遇”(Woodham-Smith，1962：19)，英格兰人如是评价隔海相望的爱尔兰邻居。

　　正因如此，英格兰人自从1169年起就踏上了征服爱尔兰的道路。比如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格兰人大规模殖民乌尔斯特(爱尔兰东北部)。“土地被没收充公，并不断被重新分配，人口降到灭绝的边缘”，途经克伦威尔的征服，“只有50万爱尔兰人幸存下来。”(袁茜，2008：7)与之相应，到了1685年，英国人就已经控制了爱尔兰几乎80%的土地。

　　1688年，英格兰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一说到“光荣革命”，我国总有那么一些人会习惯性地高潮，什么“宪政民主的开端”、什么“不流血的革命”、什么“保护私有产权”……

　　各种天花乱坠的粉饰用语几乎使我们忘掉了，所谓的“光荣革命”是缘于一系列的反天主教法案。再说的明确些，这场所谓的“革命”根本就是一场宗教战争。

　　以赛亚·伯林有句名言：“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末日。”我相信他是在深刻体会欧洲历史上血腥残酷的宗教屠杀后，才说出这句话的。所谓的“光荣革命”不是例外，新教的自由就是天主教徒的末日，英格兰的光荣就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灾难。

　　1690—1691年，代表新教势力的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在甫一站稳脚跟后，就马不停蹄地对爱尔兰发动了血腥的征服。经由博伊恩(Boyne)战役和奥赫里姆(Aughrim)战役，爱尔兰人对自己土地的控制量迅速下降到了14%，又过了仅仅不到20年，这个数据就下降到了7%，时至1775年，就只有5%的土地还掌握在爱尔兰本地人手中了。(基，2010：44-46;Liz Curtis，1994：1-3)

　　为了确保尽可能地奴役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光荣革命”刚刚结束，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议会就制定通过了一些列镇压天主教的“刑法”(Penal Laws)。

　　刑法禁止天主教徒拥有超过价值5英镑的马;禁止他们在国内外接受教育;禁止他们拥有武器;……。千万不要以为宗教的屠刀只是针对高地苏格兰和爱尔兰人民的，它同样适用于一切不信仰圣公会的英格兰人和威尔士人。(杨天虎，2013：20)

　　告发异教徒成为了英格兰国教徒的一项光荣义务，以至于埃德蒙·柏克后来这样评价英国的反异教刑法：“作为一种非常适合镇压一个民族的机器，能使一个民族困窘和堕落，失去人的本性。”(袁茜，2008：8)

　　看到这里，我们还会相信“光荣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吗?还会认为“光荣革命”有任何“自由民主”或“宪政改革”的意义吗?你见过任意向不同信仰者举起屠刀的“自由人权”吗?难道天主教徒和其他一切所谓的“异端”所流的血就不是人血吗?

　　欧洲人的“宗教宽容”恰恰是英格兰人的死敌拿破仑推广开去的，甚至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政治和法律都丝毫没有“宗教宽容”的影子。

　　所有关于“光荣革命”的现代民主意义都是19世纪的英国辉格党人和剑桥历史学家发明出来的。他们虚构了英国历史上的“自由主义”传统，并把它一路上溯到13世纪的《大宪章》那里去。

　　千万别被那群无耻小人骗了，不要说封建时代的《大宪章》，就算是“光荣革命”也跟今天我们熟知的自由原则，没有哪怕一丁点关系。

　　其实即便19世纪辉格主义历史学家脑袋里的自由观，又哪里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自由呢?

　　事实证明，所谓“市场看不见的手”，一样可以成为“看不见的屠刀”。

　　二、英格兰地主的血盆大口

　　1801年1月1日，英国与爱尔兰的《合并法案》(the Act of Union)正式生效。为此，爱尔兰放弃了自己的议会，正式加入联合王国，回报是它可以在英国下议院有100个席位(共658席)。随着1832年议会改革，爱尔兰的席位又增加到105个。

　　然而事实正如学者所说，“这种做法有效地剥夺了这种做法有效地剥夺了众多爱尔兰议员的公民权。”当时爱尔兰人口占到了英国总人口的40%，但爱尔兰在下议院的席位不过只占15%多。按照议员与选民的比例计算，英格兰和威尔士高达1比5，爱尔兰仅有可怜的1比20。(Wright，1984：50-51;杨天虎，2013：26)

　　为了促成这笔稳赚不赔的买卖，英国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政府曾向爱尔兰议会许诺，只要爱尔兰人同意加入联合王国，就将给予其正式的国民身份。换句话说，爱尔兰将不再只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而是它的一部分。所谓的国民待遇就包括“宗教宽容”，赋予天主教徒平等的权利。

　　然而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和英国贵族却从来没有把这样许诺当回事，所谓的“解放天主教徒”终究只是虚幻的空中楼阁。

　　为了这个美丽的谎言，爱尔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820年，保护性关税遭到废除，大批不列颠廉价工业品潮水般地涌入爱尔兰，迅速挤垮了它原本孱弱的手工业经济。这不仅使许多人迅速沦为赤贫，更使得爱尔兰长期停留在低级的农业社会。

　　对此，罗伯特·凯恩爵士在《爱尔兰工业资源》一书中曾夸口道：“爱尔兰人被它姊妹国组织展出的精巧的工业生产装备搞得眼花缭乱，逐渐产生了茫茫然的感觉，认为爱尔兰不适宜于工业。”(弗里曼，1977：179)

　　是爱尔兰人真的不善于现代工商业吗?从他们后来的表现看，此说纯属胡扯。那么又是什么造成了爱尔兰的经济在大不列颠面前不堪一击呢?

　　有学者一针见血：“所有这些悲惨与不幸，几乎无一例外都可以追溯到一个简单的源头——由于土地被占领而形成的爱尔兰土地制度，这个制度是由数世纪成功的征服、叛乱、剥夺、充公和严厉的立法形成的。”话也可以这么说，“爱尔兰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爱尔兰农民是被驱逐的人，而她的地主却是外国人。”(袁茜，2008：12)

　　比如卢坎伯爵(The Earl of Lucan)在爱尔兰就拥有超过60000英亩的土地。这种占据爱尔兰大片土地的英格兰寄生虫还有很多。他们长期呆在自己的老家，从不照管那些在爱尔兰掠夺来的土地，而是把它们租赁给中间人，预先收取固定地租，再由中间人层层加码，转租给普通佃农。用纽卡斯尔公爵的话说：“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地主出租的是田庄;然而在爱尔兰，地主出租的只是地皮。”(柯蒂斯，1974：695)

　　这种土地制度形成于18世纪，被称为“中间人系统”(Middleman System)，而卢坎伯爵这样英格兰地主则被称为“缺席地主”(absenteelandlords)。其结果是英格兰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东西，就轻轻松松地从爱尔兰那里汲取了大量地租。据统计，仅1842年，爱尔兰农民就通过辛勤劳动为英格兰无偿输入了至少600万英镑的租金。(Woodham-Smith，1962：21)

　　马克思教育我们，圈地运动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集中了土地和劳动力。但在爱尔兰，情况正好相反。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边际利润，这些地主或者中间人把土地尽可能地分割成小块，在许多地方，佃农甚至只能租到0.25英亩的耕地。

　　更有甚者，进入19世纪，尤其是1815年以后，土地价格开始下跌。外来地主为了维持地租水平，纷纷破坏原本相对稳定的地租关系，缩短租赁期限，以便他们能够隔三差五把土地使用权拿到市场上公开竞标，哄抬价格。

　　此举使得爱尔兰佃农对于土地的使用期限得不到任何保证。约翰·密尔就曾颇为痛心地指出：“只有在爱尔兰，一个民族的大部分人完全依赖于土地却无法期盼对土地哪怕一年的使用期。”(袁茜，2008：15)

　　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来自英格兰的大地主除了哄抬土地租金以外，什么也不干就可以收获大把大把的金钱，根本不用花心思去改良农业;另一方面，爱尔兰佃农不得不把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打理那一小块不稳定的土地，完全没有时间外出务工以补贴家用。

　　一边是大腹便便的英格兰殖民主义者，一边是骨瘦嶙峋的爱尔兰农民。这正如一篇1845年来自于德文郡的报告所描绘的那样：对于佃农而言，“一张床甚至一条毯子对于他们而言都属奢侈”，“猪与猪粪几乎是他们唯一的财产”。(Woodham-Smith，1962：24)

　　贪婪的英国地主和极端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制度毁掉了爱尔兰工业化的可能，却为不列颠的现代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列宁曾十分精辟地指出：

　　爱尔兰农民遭到的空前未有灾难和痛苦是一个大有教益的例子，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统治”民族的地主和自由资产阶级惨酷到什么程度。英格兰使自己的经济“辉煌地”发展起来，使自己的工商业“繁荣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在对付爱尔兰农民上立下的功劳，这些功劳不禁使人回想起俄国的女农奴萨耳特奇赫。英格兰“繁荣起来了”，爱尔兰则奄奄待毙，仍旧是一个不开化、半野蛮的纯农业国，一个贫困的佃农国。(列宁，1958：141)

　　0.25英亩的方圆，不到一年的租期，什么农作物可以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繁衍开来，养活一家人呢?只有马铃薯!马铃薯甚至是普通爱尔兰农民的硬通货。

　　“马铃薯几乎是爱尔兰人唯一的食物，如果幸运，才能喝到一点牛奶补充蛋白质;如果靠海，还能吃到一点鱼或者巨藻。”(沙玛，2018：280)不是爱尔兰人天生喜欢马铃薯，而是英国的殖民统治逼得他们只能选择马铃薯。

　　当一个民族的生命线维系在这样单一的农作物头上时，它将变得脆弱不堪。任何一场小小的自然变故都有可能摧毁它。

　　三、以“自由”的名义杀人

　　自然的变故终于来了。1845年，“霜霉病”(blight)席卷了爱尔兰。它是由一种名为“马铃薯晚疫病菌”(Phytophthorainfestans)的真菌引起的，从而引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生态灾难。(格雷，2005：33-34)

　　这场灾难究竟有多惨?

　　1846—1850年，爱尔兰发生了现代西欧国家当中最严重的饥荒。这几年，爱尔兰丧失了整整四分之一的人口。……在西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例如梅奥郡，将近30%人口死于非命。(沙玛，2018：276)

　　若谓这场灾难仅仅持续了四五年时间，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副作用造成了爱尔兰长 达一个世纪的人口衰退。1841年，爱尔兰总人口为817.5万，到了1937年它独立时，仅剩下420.4万，足足下降了将近一半!

　　在一个前现代社会，请恕我只能把不列颠对于爱尔兰的殖民统治称为“前现代社会”，农业灾害造成人口锐减，并不是非常稀奇的事情。令人震惊的不是马铃薯危机本身，而是英国人对于危机的态度。

　　灾害爆发之初，财政部常务次官查尔斯·屈维廉(Charles Trevelyan)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爱尔兰饥荒完全是“上帝对懒惰、不自立的民族下的判决;上帝给爱尔兰降灾，让它受到教训的时候，灾祸不应该由我们缓和得太多。自私而懒惰的人，一定要吸取教训，这样整个爱尔兰才能出现全新的兴旺面貌”。

　　须知屈维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代表了当时英国精英的主流看法。《泰晤士报》的观点更加冷酷无情，它坚持说，灾害的好处是能让懒散堕落的爱尔兰人学会自立，因而“饥荒是一种伪装起来的赐福”。(沙玛，2018：276-277)

　　在1845年灾荒之初，皮尔(Sir RobertPeel)政府还多少想到了从美国进口玉米，以平抑爱尔兰的粮食价格。不幸的是，这位保守党首相很快因为废除《谷物法》而下台。继任他职位的自由党党魁约翰·罗素(John Russell)是一位狂热的自由放任主义教徒。

　　根据罗素的原则，“一旦援助爱尔兰，就会让爱尔兰的地主免除责任，逃脱因自己的自私、贪婪带来的后果。”(沙玛，2018：282-283)即使粮食市场被垄断商人逼到绝境，政府也几乎不做干涉。

　　于是，荒谬而悲惨的一幕出现了：当爱尔兰饿殍遍野时，它仍然在大规模地向英格兰输出小麦、燕麦、猪、牛、鸡蛋、黄油等农产品。就像约翰·米歇尔所说的那样，“在整个饥荒期间，爱尔兰实际上生产了足以供应至少800—900万人温饱的食品、羊毛和亚麻制品”，只要有一艘装满谷物的船只驶入爱尔兰的港口，必定同时就会有“六艘装载同样货物的船只驶离码头”。(Mitchel，2006：208)

　　与罗素首相一样，屈维廉这位马尔萨斯的得意门生也坚信：

　　政府的职责，绝不是出手干预全面收购谷物。只要价格适当(而且肯定适当)，私人商业就自然会把谷物送到最需要的市场去。如果有谁出于一种错误的善意而操纵这些市场，那就是对上帝的自然经济秩序的放肆干涉!比如，要制止燕麦出口，是想都不能想的。(Mitchel，2006：208)

　　读到这里，心怀朴素正义感的人们忍不住会问：这位屈维廉先生的下场是什么?解职?坐牢?

　　对不起，都不是。他因为赈灾工作出色而被加冕为骑士，声望在英格兰达到了顶峰!英国学者沙玛说：“屈维廉的职务，只是一个财政部的助理常务次官，但他却成了帝国命运的象征，帝国‘无形之手’最有力、最权威的人物。”(沙玛，2018：292)

　　我相信，屈维廉之所以能获此殊荣不仅仅是因为财政部地位重要，也不仅仅是因为此人曾经推动了英国文官制度改革，更是因为他同时是一名厚颜无耻的历史学家。

　　屈维廉那厚颜无耻的史学观念在后学晚辈阿克顿勋爵那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今天总有那么一些中国人因为此人的名言，“权力往往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而将其捧之上天。但须知他同时还有一句话，“社会主义就是奴役。”那时还没有苏联，阿克顿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指一切福利政策。他是在用自己的学说为英国政府在爱尔兰乃至全世界犯下的滔天罪行，作出背书。

　　今天我们在吹捧阿克顿的所谓“自由观”时，应该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你不是像他那样的贵族精英，你没有资格享受那样的自由。

　　正是这群后来被巴特菲尔德统称为“辉格主义历史学家”的人，虚构了一个从13世纪《大宪章》，途径“光荣革命”，再到19世纪的所谓英格兰“自由主义”传统。并且，这样一个在历史上压根儿不存在的传统至少糟蹋了一代中国人的脑子!

　　仅凭英格兰贵族的所作所为，我们也可以看出，不要说《大宪章》或“光荣革命”了，即便是那群辉格主义史学家脑子里的“自由”，也与今天的主流价值观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难道所谓的“自由主义”，就不会造成惨绝人寰的专制和奴役吗?

　　值得一提，爱尔兰其实有一部《济贫法》。不过为了避免大家的误会，还是叫它《穷人劳改法》更为合适。

　　四、劳改与逃荒

　　1838年的《济贫法》把爱尔兰划分为130个教区，每个教区都设有联合救济院(union)，每个救济院又必须设立一处贫民习艺所(workhouse)，总计大概可以收容10万人。但根据皇家委员会在1836年的统计，爱尔兰至少有24万人需要被收容。

　　顾名思义，所谓的“习艺所”就是一个强制劳动机构。再说的直白一点，这就是一个重体力劳改农场。不惟劳动强度与获取食物不成比例，更有管理人员随意克扣份额。每人每天领取的口粮根本达不到健康委员会的最低标准。

　　说它的实质是“重体力劳改农场”，更在于某人一旦走进那里，就不再有资格拥有土地。这正如法国学者格雷所说：“受益者对这些收容所十分痛恨，1845年以前，只有老人、病人和在两次收获期之间走投无路的穷人才经常光顾这些地方。而《济贫法》并不以应对饥荒为目的。”(格雷，2005：29)

　　1847年，饥荒爆发一年半以后，英国人修正了《济贫法》。别误会，这不是让《济贫法》更仁慈，而是让它更残酷。

　　修正案增加了臭名昭著的“四分之一英亩条款”(quarter acre clause)，规定拥有0.25英亩土地的佃农不得接受救济。要么放弃仅有的土地，要么因为病虫灾害而活活饿死。

　　为了体现“法治”，为了保证每个接受救济的人都是合格者，为了保证每个贫民都有资格受到救济，爱尔兰各地的地主监护者开始大规模强制拆除农民的房屋。

　　一名叫作詹姆士·杜克(James Hack Tuke)的贵格教派活动家如是记录了他在梅奥郡看到的一幕：

　　佃农们的茅舍，是他们的先祖修建起来的，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代又一代;如今，面对警察的刺刀，他们愤怒地争辩起来。他们很清楚，一旦茅舍被强拆，就只好住到最近的水沟里去，日晒雨淋。妻子与孩子当中，有些人注定要死掉……六七百人被赶走了，男女老少，母亲和婴儿都被赶走了，完全没有谋生的活路!……当晚的餐会上，有位客人告诉我，地主夸口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田地，第一次走访佃农。(沙玛，2018：287)

　　也难怪乎伊格尔顿痛斥，大饥荒是“英国自私地决定把爱尔兰丢在一边所造成的”。(伊格尔顿，1999：363)

　　爱尔兰农民情状之惨，令英国自己的史学家也承认，“与被当作奴隶贩卖的黑人一样，爱尔兰是保证大不列颠取得世界霸权的那个体制的最大受害者。”(布罗代尔，1993：426)

　　为了逃荒，成千上万身患热病的爱尔兰难民涌入不列颠岛，他们随时都有可能遭到警察的无情追捕和遣返，终日东躲西藏，惶惶不安。

　　更多的人选择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利坚。这些爱尔兰难民从事着连黑人也不屑于干的艰苦、肮脏和危险的工作，却仍然备受美国当地人的歧视。

　　但正是这些爱尔兰移民为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经济建设大潮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在伊利运河、自由女神像、横穿北美铁路等大型工程的工地上，在芝加哥的工厂、宾夕法尼亚的煤矿和纽约的货运码头上，都能见到大量爱尔兰农民工的身影，他们在各条战线上为美国工业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王辉云，2010：49)

　　1849年8月，马克思来到了伦敦，几乎亲历了英国人对于爱尔兰危机的无情和冷漠。1853年，值马铃薯危机刚刚有所缓和之际，他便拿爱尔兰与印度作了对比：

　　但是从社会方面来看，印度斯坦却不是东方的意大利，而是东方的爱尔兰。意大利和爱尔兰——一个淫乐世界和一个悲苦世界——这样奇怪地结合在一起的现象，在印度斯坦的宗教的古老传统里早就显示出来了。(马克思，1998：137)

　　革命导师目光如炬，二十年后，相同的一幕就重新发生在了“东方的爱尔兰”。一样的剧情，不一样的演员，更加惨酷，更加无情。

　　五、维多利亚女王的豪华庆典

　　1874年，保守党击败自由党，迪斯累利出面组织新一届政府。这位犹太权棍早在1847年的小说《唐克雷德》(Tancred)中就建议，“女王应该集中一支强大的舰队，并与她的全部王室成员和上流精英一起出发，把帝国的所在地从伦敦迁往德里。那里，她将发现一个庞大的帝国等待着她，拥有第一流的军队和充足的储备。”

　　迪斯累利不是说说而已，他做不到让女王迁都印度，但他可以让女王加冕印度皇冠。1876年，保守党政府任命布尔沃-李顿(EdwardBulwer-Lytton)出任印度总督。此人上任的第一大任务就是为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印度女皇，筹办盛大的典礼。

　　1877年，杜巴典礼如期举行。为了体现此举顺应印度“民意”，李顿勋爵还专门组织了规模庞大的“印度营”(Indian camp)，用以招揽全印度地位最高的300名贵族及其仆人。

　　每位参加的典礼的印度王公贵族都在营地里分到了一小块土地。他们在各自的土地上竖起了自己的旗帜，圈养盛装打扮的马匹和披着彩缎的大象。

　　按照家谱的悠久程度和地位的高贵程度，这些贵族被分为不同的等级，并授以不同规格的接待仪式。比如17响礼炮的王公可以携带500名随从，11响礼炮的王公只能携带300名随从。因此仅仅“印度营”就驻扎了超过50000人!

　　作为宗主国，大不列颠也需要一个“帝国营”来撑门面。这里面驻扎了超过10000名贵族及其随从。

　　当然，14000名军人参加的盛大阅兵式也是少不了的。此外，还有各色宾客人等。这使得整场典礼的参与人数达到了惊人的84000人!(沙玛，2018：335-336)

　　李顿勋爵是成功的，如此盛大的庆典充分满足了女王陛下的虚荣心。他更成功的地方在于，仅在1876—1878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创纪录地为大英帝国在印度征收了640万吨小麦。好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

　　不过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正在女王陛下享受着穷奢极欲的豪华庆典时，印度正在经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饥荒从1876年，即李顿上任的那一年正式开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超过700万印度人死于饥饿，接近爱尔兰在马铃薯危机前的总人口!

　　类似的灾荒，类似的逻辑。

　　税收局提出的建议，却与爱尔兰1846—1849年的措施惊人的相似：“不要让民众失望……要设法让民众自救……在奥里萨邦这样做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乃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沙玛，2018：339)

　　比之当年罗素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李顿总督既禁止向一切有劳动能力的成人提供救济，又禁止向劳动营方圆10英里范围内的人提供救济。

　　于是，当成批成批骨瘦嶙峋的印度妇女领着儿童不得不走上很远的地方去寻求救济。他们往往还没来得及领导救济粮就倒毙在储粮的栅栏面前。

　　比爱尔兰更荒诞的是，印度哪里铁路最多，哪里经济最发达，哪里受到的灾荒也最严重，因为这些地区可以更容易地将粮食运到各个市场，囤积起来，让粮食涨价，以谋求最高利润。

　　面对这一幕幕惨状，李顿勋爵却十分心安理得，他竟然夸口道：“救济营里的人什么工作也不做，脂肪要把身体撑爆了……”(沙玛，2018：341)

　　有些中国内地人喜欢大谈“殖民三百年如何如何”;有些香港人则喜欢在游行时打出港英政府的旗帜。他们大概不知道，自己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眼里，连头奶牛都不如!

　　我们的李顿先生宁愿饲养一头奶牛，也不愿救济一个印度人。他可以对满大街的印度饿死鬼视而不见，却不能不为了一个虚构出来的敌人而冒险发动第二次入侵阿富汗的战争。

　　战争遭到惨败。辛辛苦苦筹集来的赈灾款大多被他挪去当作军费，全部打了水漂。

　　马铃薯危机在爱尔兰不是孤例，大饥荒在印度也不是孤例。在英国殖民统治的两百多年时间里，印度至少发生过25次大规模饥荒。比比1769—1773年孟加拉饿死1000多万人，超过总人口三分之一，这次饥荒好像也没严重到哪里去。

　　不要以为英国殖民主义者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得更有良心，只要殖民主义存在一天，他们的丑恶嘴脸就一天不会改变。1943年，孟加拉再次爆发大饥荒，仅一年时间就饿死300万人。

　　对此，伟大的丘吉尔首相评论道：“饥荒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繁殖起来像兔子。”真可惜，这位保守党屠夫至今还被人当作民主领袖供奉着，亦如今天印度政客还恬不知耻地想要继承大英帝国给他们遗留的一切。

　　据《纽约时报》2002年12月2日的报道：

　　印度有一半儿童营养不良。大约每天有3500万人饿着肚子入睡。近些年印度不断有饿死人的饥荒出现。然而政府却面临着小麦过剩问题：小麦过剩5300万吨，这意味着将过剩的小麦一包包排起来的话，可以从地球到月球两个来回。(楚全，2003：49)

　　一边是大量饥荒，一边是粮食过剩，其原因在于，为了维持高额利润，几个大邦同时收购囤积了大量粮食，而印度中央政府又遵从国际债主的要求，限制给消费者提供食物补贴。

　　不要意外，所有这一切都符合自由主义的放任原则。只是我们要问，这种“自由”是谁的自由?是人民群众的，还是封建领主或腐败寡头的?

　　参考文献

　　马克思，1998，《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列宁，1958，《英国自由党人和爱尔兰》，《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楚全，2003，《印度：饥荒与粮食过剩为何并存?》，《国外理论动态》第4期。

　　李秦，2017，《马铃薯的“慷慨”与“诅咒”——环境史学视角下的爱尔兰大饥荒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

　　王辉云，2010，《爱尔兰的土豆、大饥荒和移民潮》，《读书》第8期。

　　杨天虎，2013，《英国政府对19世纪中叶爱尔兰大饥荒的对策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

　　袁茜，2008，《1845—1849年爱尔兰大饥荒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

　　阎照祥，2003A，《英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B，《英国近代贵族大地产论略》，《史学月刊》第8期。

　　﹝英﹞巴特菲尔德，2013，《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李晋译，北京：三联书店。

　　﹝英﹞弗里曼，T. W.，1977，《爱尔兰地理》，上海师范大学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英﹞基，罗伯特，《爱尔兰史》，潘兴明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英﹞沙玛，西蒙，2018，《英国史》第3册，刘巍、翁家若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英﹞伊格尔顿，特里，1999，《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法﹞布罗代尔，1993，《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北京：三联书店。

　　﹝法﹞狄德罗，2007，《百科全书》，梁从诫译，广州：花城出版社。

　　﹝法﹞格雷，彼得，2005，《爱尔兰大饥荒》，邵明、刘宇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爱尔兰﹞柯蒂斯，艾德蒙，1974，《爱尔兰史》下册，江苏师范学院翻译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Curtis, Liz, 1994, The Cause ofIreland, From the United Irishmen to Partition, Belfast: Beyond the PalePublications.

　　Mitchel, John, The Last Conquest ofIreland (Perhaps), Dublin: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Press.

　　Woodham-Smith, Cecil, 1962, TheGreat Hunger: Ireland 1845-49, London: Hamish Hamilton Ltd.

　　Wright, D. G., Democracy and Reform1815-85, London: Longman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