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必然导致草甘膦滥用和残留

　　导语

　　只要存在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必然导致无差别大面积喷洒和使用草甘膦、同时带来草甘膦在作物上的大量残留;而不如此使用草甘膦，转而像对待非转作物那样小心翼翼地使用，则根本没必要搞这类转基因作物。

　　继续讨论草甘膦除草剂与转基因作物的关系

　　上一节讨论了草甘膦与占转基因作物总量约85%的抗草甘膦作物之间相互依存的捆绑关系，而正由于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出现，使得发苗后对着作物直接喷洒草甘膦除草剂成为可能，这带来了草甘膦用量的巨量增长。

　　另一方面，杂草也逐渐进化出对草甘膦的抗性，出现了超级杂草。早在2013年，著名的《自然》杂志就发表社论，题为《案例研究：对转基因作物的严格审视》，提出的关于转基因作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转基因作物孕育了超级杂草?”，而答案是“对”(GM crops have bred superweeds: True)。

　　2014年6月《自然》杂志再次发表社论，题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2]，指出在美国23个州已经出现超级长芒苋，而这只是正在涌现的超级杂草中的一种。文章还明确指出存在广泛的共识认为，这些抗性杂草的扩张，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主流科学界可没有像挺转者那样恬不知耻地说因为草甘膦先于转基因作物出现，非转基因作物也使用草甘膦，所以超级杂草的出现与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无关。

　　例如，2017年9月，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发布转基因十大谣言真相[3]，针对流传的关于转基因的“谣言”进行“辟谣”，可实际上这所谓的“辟谣文”，本身才是个谣言制造机器。如文中所说“谣言十：种植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会产生‘超级杂草’”，它辟谣说“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不会成为无法控制的‘超级杂草’”，对照主流科学界的观点，这才是彻头彻尾的谣言：实际上，“超级杂草”意指杂草对除草剂产生抗性因此不会被相应除草剂杀死，可笑的是，“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却信口雌黄地把“超级杂草”篡改成意指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本身，然后说这些转基因作物会被其它除草剂杀灭，所以不是“超级杂草”，从而得出超级杂草是谣言、超级杂草不存在的结论。这哪里是辟谣，分明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而面对超级杂草的涌现，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不得不更频繁地使用草甘膦除草剂并增加单次使用剂量。结果这又使得杂草抗性越来越大，而有抗性的杂草种类也越来越多。据统计到2014年在世界上18个国家共出现了23种对草甘膦具有抗性的杂草，而在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出现之前，从未有已知的抗草甘膦杂草存在。有趣的是孟山都的科学家发现某些超级杂草中有多达160个拷贝的EPSPS基因，也就是说超级杂草通过大量表达EPSPS酶来抵抗草甘膦对该酶的抑制作用[4]。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导致草甘膦的使用量急剧增长。根据美国Benbrook博士2016年发表在《欧洲环境科学》杂志上的文章《草甘膦除草剂在美国和全球应用趋势》，在引入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之前，美国草甘膦用量从1974年的64万公斤增加到1995年的1800万公斤，用了21年的时间，那年草甘膦在美国农药用量中排名仅为第7；而在1996年引入抗草甘膦作物之后，到2014年草甘膦用量达到了1亿2500万公斤。全球的使用量则从1995的6700万公斤增加到2014年的8亿2600万公斤。且在此前的年份中草甘膦早就成为全世界用量最大的农药，转基因集团所谓的转基因作物可以降低农药使用量、起到保护环境作用的神话完全破产。

　　同样根据这篇文章提供的数据，2012年全球用于农业的草甘膦有56%是用在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上的。而2012年时，世界上作物种植面积约有14亿公顷[5]，另查“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ISAAA)数据，当年共种植了1.7亿公顷转基因作物[6]，也按85%计，其中的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为1.44亿公顷，仅约占全球作物种植面积的10%，却使用了草甘膦的农业总用量的56%。换算一下，相当于全球种植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土地上每公顷使用的草甘膦，是种植非转基因作物的11.4倍(0.56/0.1 : 0.44/0.9)。形象地说，如果眼前有两公顷土地，一公顷种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一公顷种非转基因作物，那么超过90%的草甘膦是用在转基因作物上的。而老牌挺转谣棍王大元在2017年的《草甘膦又火了，他们究竟在吵吵什么》[7]一文中则造谣说全球60%以上草甘膦是用于非转基因作物。

　　结果草甘膦的残留实在太多了，超过了各权威机构规定的最大残留水平（Maximum Residue Level，MRL），以至于多国政府不得不将残留限量提高，否则该类转基因作物根本没法种植。2004年，巴西将大豆的MRL从0.2 ppm提高到10 ppm(增加了50倍)，欧洲则于1999年将其从0.1 ppm提高到20 ppm(增加了200倍)，而美国也采用了同样的20 ppm标准，所有这些管理机构对MRL的调整都不是因为发现了新的科学证据证明草甘膦的毒性比以前所知要低，而是为了务实地因应抗草甘膦大豆残留量增加的现实。目前转基因大豆中的草甘膦残留量，达到了孟山都过去所认为的“极端”的程度。

　　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转基因大豆中草甘膦的残留量可以达到约100 ppm。德国非盈利组织TestBiotech于2013年公布的一份针对阿根廷的11个转基因大豆的检测报告显示[8]，7个样品的草甘膦残留量远高于20 ppm，最高的达到约100 ppm。

　　更可怕的是，中国居然对进口转基因大豆的草甘膦残留量不设限，2014年10月《参考消息》转发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这些高残留的转基因大豆进入了中国[9]：“阿根廷向中国出口的大豆每公斤含有100毫克草甘膦...问题是，北京当局对大豆中的草甘膦含量没有规定。”

　　这些都说明了草甘膦与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只要存在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必然导致无差别大面积喷洒和使用草甘膦、同时带来草甘膦在作物上的大量残留；而不如此使用草甘膦，转而像对待非转作物那样小心翼翼地使用，则根本没必要搞这类转基因作物。

　　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场面：一方面挺转者口口声声地说草甘膦与转基因无关，另一方面几乎就看不到一个挺转者反对草甘膦，而且还都削尖了脑袋为草甘膦洗地。原因就在于，他们实际上心知肚明，一旦承认草甘膦的多种毒性和致癌性，认同需要限制甚至禁止草甘膦的使用，那么这约85%的转基因作物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如果只能像对待非转基因作物那样使用草甘膦除草剂以避免在作物上造成草甘膦残留，则根本就不需要给作物转入抗草甘膦的特性。挺转者都为草甘膦洗地这一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本身，也说明了草甘膦与85%的转基因作物不可分割的关系。

　　所以退一万步，我们先不计较这类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本身的安全性问题(虽然有研究证明存在这样的问题，后文会提到)，挺转者会同意因为草甘膦有多种毒性且很可能致癌，必须限用甚至禁止，然后顺理成章地废除这约85%的转基因作物么?若挺转者同意，那我们完全不用争论这类转基因作物本身的安全性问题，因为它们没必要存在，那就先把它们废除好了。这个逻辑，挺转者能明白么?

　　当然笔者很怀疑挺转者会同意这个逻辑，他们的思维方式是正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即使他们讲不出什么道理，他们也还是会坚持草甘膦的毒性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无关，而全然不顾草甘膦的毒性虽然不是与所有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有关、但却与其中的85%是息息相关的这个事实。

　　而如果废除了这85%的转基因作物，那全世界转基因作物还剩下什么?孟山都和其它转基因公司还如何靠销售抗草甘膦转基因专利种子以及与之捆绑的草甘膦除草剂来赚取最大利润?一旦草甘膦的毒性和致癌性被证实而导致其使用受到限制和禁止，那么带来的损失不仅是销售除草剂的利润，而且是销售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种子的利润，这种打击是双重的致命的，所以孟山都才会组织发起对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的攻击，游说美国政府停止为该机构提供经费，不惜花费巨资起诉美国加州环保署将草甘膦列入已知致癌物名单的决策，想方设法拼死维护草甘膦无害的神话。

　　本节最后，笔者要特别提到草甘膦在非转基因作物种植中的另一个用途，即作为干燥剂和催熟剂。也就是说，在作物基本成熟准备收割前，对作物大面积喷洒草甘膦除草剂，以杀死作物、使作物脱水干燥，便于机械收割[10]，草甘膦的这种用途主要应用于甘蔗(可增加甘蔗甜度)、小麦、大麦、燕麦、小扁豆、食用豌豆、葵花、土豆和香瓜)等作物， 这就是造成不少非转基因作物中也检测到草甘膦残留的原因。例如2017年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公布的食品中草甘膦残留检测报告就显示了这点，在所检测的3000多样品中，有超过30%检出草甘膦，有约4%超出规定的MRL限制[11]。

　　看到这里，挺转者立刻会兴奋地说：看，草甘膦残留并不是转基因作物独有的，非转基因作物/食品也会有。但是且慢高兴，如果草甘膦的毒性和致癌性成立，那么完全可以立法禁止使用草甘膦作为作物收割前的干燥剂，而这一点也不会影响非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作为食物，这些作物是必须种植的，而且在没有草甘膦可以作为干燥剂之前，这些作物本来就已经种植了几百上千年，所以有没有草甘膦，其种植都不会受影响;反过来，如果限制了草甘膦，那么抗草甘膦作物就成了多此一举，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试图用部分非转作物会使用草甘膦作干燥剂从而造成残留，来为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洗地，也是此路不通：没有了草甘膦，非转作物仍然是必须存在的，而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则没必要存在。

　　实际上欧盟已经在推动这样的立法，2016年4月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要求严格限制将草甘膦用作收割前干燥剂[12];而根据前述Benbrook博士的文章，德国从2014年5月开始已经禁止了将草甘膦用作收割前干燥剂;美国多个环保组织和食品零售商也共同向环保署提出申请，要求禁止草甘膦的该种用途[13];最新消息是，美国议员提出法案，为保护儿童健康，要求严格限制在燕麦收割前使用草甘膦作为干燥剂，并将燕麦允许的草甘膦最大残留量降低300倍，恢复为原先的0.1 ppm，同时要求农业部定期检测婴儿和儿童食品中的草甘膦残留[14]。

　　简单一句话，草甘膦与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之间的关系就是：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存在必然导致草甘膦滥用并残留在食品中从而带来健康危害，而禁止了草甘膦，约85%的转基因作物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注释：

　　[1]编者注：在前两次推送《世界反对孟山都 | jrry 86：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盘点》和《世界反对孟山都 | jrry 86： 抗草甘膦与转基因作物之间的猫腻》中，我们分别推送了原文第一、第二和第三篇文章内容，为大家梳理了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现状、草甘膦的安全性问题以及草甘膦与转基因作物的关系。本次我们转载原文第四篇文章内容，继续深入探讨草甘膦除草剂与转基因作物的关系及其潜在的环境问题。

　　[2]参见：

　　http://www.nature.com/news/a-growing-problem-1.15382

　　[3] 参见：

　　http://www.moa.gov.cn/ztzl/zjyqwgz/sjzx/201708/t20170803_5768417.htm

　　[4] 参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lyphosate

　　[5]参见：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Arable_land

　　[6] 参见：

　　http://www.isaaa.org/resources/publications/briefs/44/executivesummary/default.asp

　　[7] 参见：

　　http://wap.agrogene.cn/info-3888.shtml

　　[8] 参见：

　　https://www.testbiotech.org/sites/default/files/TBT_Background_Glyphosate_Argentina_0.pdf

　　[9]参见：

　　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1023/538529.shtml

　　[10]参见：

　　https://gmofreeusa.org/research/glyphosate/glyphosate-overview/

　　[11] 参见：

　　http://globalnews.ca/news/3379799/nearly-30-of-food-products-contain-residue-of-pesticide-glyphosate-cfia-report/

　　[12] 参见：

　　http://www.gmwatch.org/news/latest-news/17594-belgium-bans-glyphosate-herbicide-use-for-non-professionals

　　[13] 参见：

　　https://sustainablepulse.com/2018/09/28/us-food-brands-petition-epa-to-ban-pre-harvest-glyphosate-spraying/#.XNBNsbi2ESU

　　[14]参见：

　　https://www.gmwatch.org/en/news/latest-news/18823-new-us-bill-aims-to-limit-children-s-exposure-to-glyphosate-herbicides

　　参考文献：

　　(1)Benbrook, C. M. (2012). Impacts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on pesticide use in the US--the first sixteen years.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urope, 24(1), 24. Retrieved from https://enveurope.springeropen.com/track/pdf/10.1186/2190-4715-24-24

　　(2)Benbrook, C. M. (2016). Trends in glyphosate herbicide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lobally.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urope, 28(3), 1-15. Retrieved from https://enveurope.springeropen.com/track/pdf/10.1186/s12302-016-0070-0

　　(3)Bøhn, T., Cuhra, M., Traavik, T., Sanden, M., Fagan, J., & Primicerio, R. (2014). Compositional differences in soybeans on the market: Glyphosate accumulates in Roundup Ready GM soybeans. Food Chemistry, 153, 207-215. Retrieved from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8814613019201

　　(4)Gilbert, N. (2013). Case studies: A hard look at GM crops. Nature News, 497(7447), 24-26.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ature.com/news/case-studies-a-hard-look-at-gm-crops-1.12907

　　(5)Krieger, E. K., Allen, E., Gilbertson, L. A., Roberts, J. K., Hiatt, W., & Sanders, R. A. (2008). The Flavr Savr tomato, an early example of RNAi technology. HortScience, 43(3), 962-964. Retrieved from https://journals.ashs.org/view/journals/hortsci/43/3/article-p962.xml

　　(6)Landrigan, P. J., & Benbrook, C. (2015). GMOs, Herbicides, and Public Health.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73(8), 693-695. doi:10.1056/NEJMp1505660.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p1505660

　　(7)Szekacs, A., & Darvas, B. (2012). Forty years with glyphosate. In N. H. Mohammed (Ed.), Herbicides-properties, synthesis and control of weeds: IntechOpe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ntechopen.com/books/herbicides-properties-synthesis-and-control-of-weeds

　　文章来源：Jrry86新浪博客，对原文略加修改。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369259605194616#_0，2019年5月6日。

　　原标题：《盘点那些转基因作物之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