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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农业与美国的社会危机

韩东屏 2019-03-20 来源:乌有之乡

美国的共和党代表的是最有钱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是不可能看到美国问题的实质,也不会采取会伤害到有钱人根本利益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

美国的农业与美国的社会危机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一日,我应邀参加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参加东亚研究系,政治系,社会学系联合举办的中国农村研讨班,做关于中国的城镇化及其后果的演讲。作为演讲的开场白,我说我虽然读了五个大学,并在美国大学当教授,但骨子里依然是一个中国农民。我在中国农村出生,并在中国农村度过了我一生中一些现在看来比较艰苦但又充满美好回忆的时光,所以我的演讲将充满中国农民的偏见与局限,请听众谅解。

  当天参加我们的研讨班的有美国几所著名大学的教授,研究生等。我说在各位美国教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研究生们看来,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最富有的国家。但在我这个中国农民的眼里看来,美国是一个失败的社会,而且失败的很严重。美国的国土面积跟中国差不多,但美国可耕地占美国国土的百分之四十,而中国的可耕地改革开放前只占中国国土的百分之十五。改革开放三十年,因为城市的扩展,修建高速公路,高铁,加上房地产业的扩展,现在中国的可耕地只占中国国土的大约百分之九了。而且,在美国有三十度坡的地就不算可耕地了,而中国农民则把梯田修上了山顶。美国有这么多可耕地,却有比中国更多的人饿肚子。

  这让想起了多年前我在河北和安徽农村考察时了解到的一个情况。21世纪初,一些中国官员请美国的农业专家到中国农村来指导中国的农业发展。中国是有四千年的农耕历史的国家。在许多人眼里,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美国教授F.H.King在其《中国朝鲜日本的四千年有机农业》一书中对中国农民的耕作技术做了很高的评价。[1]我在美国布朗戴斯大学读书的时候,学校里的非洲专家摩根桑教授,多次在班上讲,中国能够解决吃饭问题,是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有世界上最好的农业组织体系。非洲不能解决粮食问题,主要是非洲人不会种地。显然,当时的某些中国官员认为中国农民还不够优秀,中国的农业组织体系还有待提升。所以,就有了美国的农业专家到中国农村来班门弄斧。那些美国专家看到中国农民在坡度很大的土地上种地,感到很不解,提出这些土地应该全部退耕还林。那些中国官员竟然采纳了这些对中国农村一无所知的美国专家的建议,强制农民退耕还林。至少,我在河北和安徽见到的农民对此非常不理解,怨气很大。他们认为我们怎么可以听美国人的。我们祖祖辈辈就是这样耕种和生存的。现在听了所谓的美国专家一席不接地气的话,就放弃我们的耕种方式。这样下去,我们中国人的粮食哪里来?[2]不幸的是中国农民的担心,正在成为现实。中国现在已经需要大量进口粮食了。二零一二年,中国已经进口八千多万吨粮食。[3]如果按人均五百斤口粮算,这是三亿两千万人的口粮。中国粮食的危机已经开始了。

  中国用世界上百分之七的可耕地,养活着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快三十年时就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人均寿命从一九五二年的三十五岁,提高到一九七六年的六十九岁。中国人口人均寿命在前三十年几乎翻番,领先跟中国的起点一样的印度二十年。中国和世界上有些人,中国的人口在前三十年几乎翻了一番,人均寿命几乎翻了一番,这个事实是没法跟他们的饿死人的谎言匹配的。

  七十年代的中国还比较贫穷,但中国政府初步为中国的农民提供了免费教育,和以赤脚医生为特色的农村合作医疗。当时中国基本上消灭了无家可归现象,消灭了娼妓,毒品问题。中国的农民在农村发展多种经营,创办社办企业,让农民不需要离开家乡,就可以进工厂工作,增加收入,本人上大学前,就在本村的村办厂子工作过五年。我们那个厂子有一百多个工人,每年产值上百万。农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而且当时中国农村的生活基本上是无垃圾的生活方式,农民把草木灰,人粪尿,都经过发酵,作为有机肥料用到农田去了。家乡的墨水河当年清澈见底,有大量鱼虾,乡亲们直接从河里挑水吃。因为中国人的环保生活方式,七十年代联合国发展问题专家把中国的发展模式,看做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样板,人类的希望。苏珊派珀女士的英文著作里对此作了介绍。[4]

  美国有中国四倍多的可耕地,但美国人却只有中国五分之一多一点的人口。许多美国人,包括许多美国的政客和知识精英,并不知道美国人有多么的幸运。他们想当然的认为美国的成功和富有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所以他们到处向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推销他们的政治制度,甚至用枪炮来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二零零五年,我参加了一个由富布莱特基金赞助的美国教授考察团到中国的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厦门等地去考察。每到一地,我们十五个美国教授分成三人一组,给中国教授和学生讲解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经济系统。美国教授毫不掩饰他们的优越感,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的学生和老师,如果中国采纳美国的民主制度,经济也会像美国一样的发达。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说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决不是因为美国的民主制度的缘故。有美国那样的自然资源和机遇,任何制度都可以的。我的话让跟我一个小组的两位美国经济学教授怒不可遏,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荒唐的话。我问他们知道不知道美国有多少可耕地,中国有多少可耕地。他们说不知道。我告诉了他们。然后问他们用一亩地养活一个人容易,还是用二十亩地养活一个人容易?美国人的人均可耕地,至少是中国人的二十倍。美国人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就到世界各地去指手画脚。这就难怪他们在二战后主导世界的这些年,犯了一个又一个的战略错误。

  其实美国像世界历史上的其他霸权国家一样,不可能知道什么制度对别的国家好,那个问题只能由其他国家的人民来回答。其实美国并不在乎什么制度对其他国家好与不好,他们只在乎别的国家怎样做才对美国好,至于那样做对其他国家好与不好,并不是美国人关心的。

  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推行其政治制度的结果,就是在第三世界国家造成极大的政治动荡,政治分裂,战乱不断,两级分化,民不聊生。如果美国的民主制度真正是美国成功的原因,其在第三世界国家推行的结果,基本上是适得其反。看看印度,菲律宾,拉美等国家推行所谓的西方民主制度后的结果就知道了。

  八十年代末,我获得新加坡政府的奖学金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教育学院学习。当时新加坡的物质生活条件比中国好一些。我的一些同学就把新加坡的成功归功于新加坡曾是英国殖民地的缘故,认为如果中国被西方殖民几百年,生活就会像新加坡人一样。但我听到许多新加坡老华侨说过,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新加坡华人就是二等公民,能做的工作就是给西方殖民主义者当佣人。新加坡的成功,是新加坡独立后,新加坡华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同时也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及冷战时期中美苏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角力,为新加坡的发展制造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我把这些听来的话告诉我的同学,并跟他辩论。可他不同意。因为这个辩论,我的同学跟我不愉快了好长时间。我认为我的这位同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的同学看到了新加坡的繁荣,但并不知道它繁荣的根本的原因,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新加坡毕业后,我又到美国的佛蒙特大学学习。来美国之前,受八十年代中国报纸电视影响,我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还是很期待的,想研究美国的文化史,思想史,外交史,将来回中国做一个美国研究的学者。但刚到美国的经历让我大吃一惊。我来美国的时候身上带的钱不多。在纽瓦克下了飞机,要去纽约肯尼迪机场换飞机去佛蒙特的伯灵顿市。我推着行李车走出机场,一个黑人走过来帮我推车。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以为他是学雷锋做好人好事。没想到出租车来后,他伸出手来,看我没有没搞明白怎么一回事。他骂了一句,“白痴,给我钱”.他骂得很凶,我赶紧拿出五美元。他说他不是讨饭的。让我多给。我又拿出二十美元。他一把夺了过去,然后骂骂咧咧的走了。简直就是光天化日之下抢劫。

  到了肯尼迪机场,一个人拿着一本素食主义生活方式的书,说是他自己写的,免费送我。我想人家把自己的书免费送我。不要的话,太不礼貌了。就拿了一本。刚拿了书,那人就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要求捐款的数目,一百美元,七十五美元,五十美元,最少是二十五美元。我知道自己上当了。但当时的我还很在乎自己的臭面子,怕被人家瞧不起。免费就拿,不免费就不要。没办法就硬着头皮给了那个人二十五美元。到美国不到一天的时间里,我这个在中国大学当过几年讲师,还在新加坡留过学的中国人,就被人骗走了五十美元。相当于当时中国人在国内几个月的工资。算是我到美国交的第一笔学费吧。

  更让我吃惊的是我在北伯灵顿的美国邻居的生活状态。柏林顿分南北两部分。有钱人聚居南部,北部主要是穷人,房租便宜很多。我跟两个美国白人合租一座小楼的二楼,有三个房间。房租每月二百五十美元。其实这个房子的主人是一个已经毕业了的医学院的学生。他来上学的时候买了这个房子,自己住着,并租给同学。现在他毕业了,就让他的一个同学帮他管理。他的同学实际上不需交房租,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房客交房租。我们的邻居是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女的叫玛丽,男的叫杰夫。他们两口都不认字。男的会开车,有一辆破旧的卡车。偶尔打一点零工。女的不会开车,当时正在听录音学驾驶执照。因为她不认字,便找朋友把驾驶员手册录下来,她听录音来准备考驾驶执照。

  他们两口有四个男孩。老大十一岁,也叫杰夫,因为在学校里用头撞校长,被送进一个问题儿童学校。平时不回家。老二叫拉夫,八岁,老三叫保尔,只有六岁,还有一个小的只有二三岁。每天下午放学后,老二和老三就到我们家来找我儿子玩。然后问我能否给他们一片中国面包。我就拿我们自己蒸的馒头给他们吃。他们天天来,让跟我合租房子的美国同屋很不高兴。说我不能让他们进屋子。后来,我就只好带他们到旁边的公园去转一圈,然后把他们送回家。周围的邻居见我天天带他们去公园,竟然戏称我是他们的义父。后来,我往波士顿搬家的时候,玛丽和他们的孩子来给我们送行。玛丽开玩笑的问我,能否把他们的老二和老三带上,眼里带着一种无奈。玛丽和她们的朋友的生活情况很糟糕。他们没有工作,孩子又多。他们能够从政府领到粮食券。如果他们节省一点的话,或许可以够吃。但跟玛丽和他的丈夫一样不会经营,又经常用粮食券买啤酒喝,所以,他们常常没有足够的食物让两个饭量比较大的孩子吃饱。

  按照美国政府的统计数字,美国现在有四千七百万人靠粮食券过日子,如果没有政府的粮食券,这些人就得饿肚子。二零一二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米尼在一次募捐会上讲,他不能指望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七的人给他投票,因为这些人完全靠政府的救济生活,是民主党的铁定票仓。罗米尼指的百分之四十七的美国人,就包括这些靠美国政府的粮食券生活的人,和靠政府提供医疗救济的人。

  美国的穷人和富人住的社区基本上是分离开的。美国的富人大都不知道美国穷人是怎么生活的,而美国的穷人也不知道富人是怎样生活的。像我这样在美国留学的人,本来没有机会了解美国的富人怎样生活。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儿子得到一个到美国私立学校念书的奖学金。这个学校在美国最富有的区之一:麻省的卫斯理市,就是宋美龄就读过的著名美国女校卫斯理大学的所在地。这个学校的前身是卫斯理学院的附小,只收女孩。后来改为男女混校。其高中部是一家独立的学校,还是只招女生。这所私立学校的学费很贵,但其学校的章程规定,每年要拿出学费的百分之十支持上不起该校的学生。我的儿子因为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在该校工作的付校长,那位付校长很喜欢我儿子,就把我儿子介绍给了学校。我儿子于是得到了这个在许多人看来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当时我正在中国,我爱人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毫不犹豫的说我们不去这样的学校。但我爱人和儿子去看了学校后决定去。那个学校的条件太好了。九十年代初,学校里的学生就每人一部电脑。一个班只有十五个人,却有三个老师。我儿子的同学中,有一个的父亲是哈沃德银行总裁,有一个是波士顿的国家街银行的投资委员会主席,还有一个参与管理哈佛大学资产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班上最穷的一个同学的父亲也拥有自己的公司,年收入也有一百多万。

  有这样的同学,我儿子理所当然的受到他们的影响,这正是我当初不愿意让儿子到这个学校去的原因。每天早上送儿子上学的路上,他总是给我讲哪个同学有什么玩具,又买了什么新的电子游戏,然后就问我为什么那么大年纪了还在念书等等。我只好给他讲出生在一个贫穷的环境也不全是坏事,可以培养一个人忍受逆境的能力和魄力。将来他学习好了,有了出息,就没有机会体验现在的艰难了等等。我几乎得天天跟儿子反复讲这些,以抵消来自同学的影响。现在我仍然认为这是我儿子的小学教育中的一个极大缺陷。他读的那个学校太不真实了。他失去了与同样家庭背景的人交往交流的机会。

  因为儿子上这个学校的缘故,我得到了了解美国最富有的家庭的生活状态的机会。每年班上的同学的家长都会举办圣诞晚会,班上的家长都受邀参加。我也有机会去了好几个这样的家长晚会。有一次晚会是在哈沃徳银行总裁的家里。他家里有室内游泳池,室外游泳池。他家厨房的墙上有十几个很大的动物的头部标本,这些标本是他本人亲自到非洲猎杀的动物。光从非洲运回来,整理成标本,就花去他十几万美元。记得我当时问了他一句非常不合时宜的话,他们家一个月的暖气费要多少钱,他说大概在四到五千美元吧。还有一次的晚会是在参与管理哈佛大学资产的那个家长的家里。他们家住的是一个二层小楼,但有电梯,也有室内和室外的游泳池,网球场,篮球场。让我最惊讶的是那天晚上,他们自己家的附路能停三十多辆车。

  有一次开家长会,我跟国家街银行投资委员会主席坐在一起。他问我在哪里做事,我说我还在念书。他问我是学什么的。我说学政治的。他马上说他可以资助我在中国竞选。我以为他是开玩笑,没有接他的话。他却以为我怀疑他的能力。便说他刚从白宫回来。克林顿竞选的时候,他资助了他很多钱等等。我只好跟他解释不是我不相信他的能力,而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一样。他却说总有一天会一样的。他接着说每天晚上的新闻里,都是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灾难,而我们这里却像天堂一样的平静和幸福。他的话让我很感慨。他们这些人根本就无法想象在同一个美国还有我见到的那样的穷人,犹如那些穷人没法想象美国的富人如何生活一样。美国穷人和富人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我在波士顿念书的时候,房东的祖先是乘坐五月花船来美国的第一批移民中的一员。他们家的孩子,告诉我他们的祖先就是那个见到陆地一激动掉到水里去的那个人。他们的祖先后来发达了,开过纺织公司,拥有捕鲸船队等等。他们家里墙上挂着当年家族船队的油画。房东一次问我对美国的印象怎样。我回答说不怎么样。我说在这样一个富有的国家居然有很多人吃不饱,无家可归。他对此很生气。说我对富人有态度问题。后来租约到期,他拒绝续约。我只好另找租房。

  我在美国大学里教书,平时接触的多是学生和教授。对美国的穷人很少了解。有一年我的朋友让我帮他到郊区去买一头猪。卖猪的人有五十多岁的样子,比我还小二岁,但牙齿已经掉了几颗。我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没有工作。以前是搞建筑的,但把腰伤了,干不了了。现在靠养几头猪维持生活。他的猪有一百多斤的样子,卖一百二十美元。我问他这一头猪能赚多少钱。他说赚不了多少钱。买小猪花五十元,还有喂养了四个多月的饲料。所以赚不到钱。我的那个朋友问他能否帮忙把猪杀死。那个人说没问题。然后把儿子叫了出来。儿子从院子里的一个帐篷里出来,二十八九岁的样子。剃着光头。卖猪的男子告诉儿子帮忙把猪杀死。儿子就从帐篷里拿出一支步枪,对着猪头打了一枪。猪叫了二声,挣扎一阵,就没有动静了。那小伙子又帮我们把猪抬到车上。我问他干什么工作。他说没有工作。他说自己高中没毕业,找不到工作。现在就住在父亲的地上的帐篷里。跟玛丽和他的丈夫一样,这也是一家没有什么希望的人。

  往回走的路上,我对我的朋友讲,多亏那个小伙子开枪打的是猪。他没有工作,也看不到生活中有什么希望。如果他哪一天对我们这些开着好车,穿戴整齐的人发生不满,把他自己的不幸,怪罪到我们这些人头上,然后把枪对准我们这些人,那就麻烦了。这些人也都包括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洛美尼所说的靠政府救济生存的那百分之四十七的人口。如果没有政府的救济,这些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无法勉强生存下去了,那么我前边担心的事,恐怕就真会发生了。美国的共和党人显然没有想到穷人也需要吃饭,如果他们到了靠合法的手段吃不上饭,生存不下去的时候,那他们只能靠不那么合法的手段生存了。到那个时候,美国就有大麻烦了。

  美国只有百分之二的人口是农民。这百分之二的农民不但生产了足够的粮食供应全美国的粮食,而且,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每年大约出口九千万吨粮食.[5]但美国的农业全靠大型机械,大量的化肥,和大量的除草剂等来维持。这样的耕作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而且,美国政府还要为其农业提供大量的补贴。根据环境保护组织的最新统计2011年度,有26户农民获得一百万美元以上的政府补贴,十万户农民获得十万美元以上的政府补贴。一个种番茄的农民得到一百九十多万美元的补贴。每年美国政府光投入的农业保险金的补贴就高达140亿美元。[6]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大量补贴,美国的农业会是什么样子很难预料。这是从另一个方面凸显出美国的农业危机。我在中西部的伊利诺伊州工作生活过几年。美国的中西部是美国的粮仓,一望无际的农田。一年只种一季。由于使用大型机械耕种,土壤高度板结。长期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土壤中的微生物已经被大量杀死,土地里除庄稼外,很少杂草和野菜。在一个中国农民眼里看来,美国的农业的未来堪忧。

  因为只有百分之二的人从事农业,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是生活在城里。城里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不知道食物是哪里来的。好多人没有见过农村,庄稼和家禽和家畜等。即便是美国农民,一般也只是把种地看做是一个赚钱的生意,很少有人把种地当做一种生活方式。美国人的粮食太便宜了。美国人在食品上的花销只占其收入的百分之五,六。很少人把吃饭看做是人生最重要的事。一旦发生粮食危机,美国人应付的能力肯定要打折扣。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二零一二年度,领取美国政府十五个食品补助计划之一美国人口达到一亿零一百万,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二零一二年度美国政府花在食品补贴上的费用是一千一百四十亿美元。[7]占美国三分之一的人口需要政府的救济粮生存,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的农业危机。

  美国的失业人口的比率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美国政府只把仍在领失业补贴的人计算在其失业人口里。那些已经失业很久,不再找工作,也超过了领取失业保险两年期限的人,不被计算在失业人口里的。二零一二年美国政府认为美国的失业人口为百分之九左右。许多州的失业人口因为拿不到失业救济,开始拿残废人救济。这样的人口占到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四。二零一三年,美国财政局统计数字显示,将近百分之六十的美国人口报税单里没有工作收入。这说明美国的人口中不能工作,不想工作,或想工作找不到工作人,占到了美国人口的大多数。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这都是一个严重危机。二零一五年,美国政府的官方失业人口是百分之五。但根据曾担任里根政府财政部助理部长,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编辑的罗伯茨的估计,美国的时机失业率应该在百分之二十三。按照他的统计,美国有百分之五十的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因为养活不了自己,不得不跟父母,或祖父母住在一起。[8]

  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五,但美国的监狱里却关着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五的犯人。除此之外,美国的拘留所里还关着一千万的候审嫌疑犯,平均每三十个美国人,就有一个被关在拘留所里。美国纽约市的警察每年在大街上叫停搜查六十万人,大部分是少数民族青少年,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人无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因为拒捕被逮捕。美国社会不但失去了这些监狱人口的生产力,同时还要花大量的资源关押这些人。美国关押犯人的费用平均是每年六万多美元,超过了美国大学教育的费用。相当于一个教师或消防员的工资。美国政府每年花在监狱的犯人的费用是六百三十亿美元。[9]美国纽约市关押一个犯人的费用更高达每年十六万七千多美元。而美国纽约市的拘留所里每天平均关押一万二千二百八十七名犯人。有人开玩笑说,让这些犯人住进纽约的高档酒店,每天管吃管住,也不会花这么多钱吧。[10]

  美国的监狱人满为患,如加州的监狱人口,已经超出监狱的容纳能力的百分之一百四十四,联邦最高法院已经命令加州解决其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现在加州已经开始提前释放其关押的犯人。[11]美国监狱的犯人如此多,当然不是因为美国人天生好犯罪。美国是所谓的法治国家,法律条文多如牛毛。美国的警察多,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所以抓犯人的效率也高。这当然是美国监狱犯人多的表面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其实是跟美国的农业危机是联系在一起的。农业在大多数国家是基础产业,不光是农业为全社会提供社会最重要的,赖以生存所必须的食物,同时也是吸纳大量劳动力的场所。美国的农业只吸纳了百分之二的劳动力。土地集中在极少数的人手里。大量的城市人口找不到非农业的工作,只能靠失业救济金,社会福利金和其他非法手段生存。我说美国的农业失败了,就是因为美国农业没有起到为更多人提供就业机会的缘故。

  美国的吸毒和酗酒问题,也是困扰美国社会的一大危机。美国人口消费的毒品占全市界总数百分之七十,大量的美国人口有吸毒的习惯。在美国西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教书的时候,学校有二万七千学生,平均每周有一百二十多个学生因吸毒被逮捕。我所任教过的大学都有严重的吸毒和酗酒问题。每当我的美国同事提出学校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时,我总是告诫他们,吸毒和酗酒问题,是严重的社会问题,靠一个学校的力量是没法解决的。如果你把吸毒,酗酒的学生都开除了,学校差不多就好关门了。

  我认为美国的毒品泛滥问题,也跟美国农业失败有关系。美国学生吸毒,酗酒,首先是因为他们的家长也吸毒,也酗酒。他们吸毒与酗酒是受整个社会的影响。当然美国人吸毒酗酒,也是因为美国人有大量的钱去买毒品,因为除了吃饭,穿衣,住房,好多人还有很多剩余的钱。我曾有一个美国室友,她爸爸给她交学费,交房租,给她买衣服,给她吃饭的钱,外加每月八百美元的零花钱。她跟我说,她钱没处花,就买毒品。但是还有另外的情况,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或者买不起毒品的人,就铤而走险,干起贩毒的勾当。按美国政府的统计数字,美国监狱的犯人,有百分之七十是非暴力的罪犯,是因为贩毒给关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的好多问题,是因为富有带来的问题,至少是财富分配不均带来的问题。

  按照美国政府的统计数字,美国有精神障碍的人口比例很高,成人中每七人有一个,青少年中每四人有一个。这个比例很高。有人认为这是现代的检测手段高明的原因。我认为这个问题跟美国的农业的失败,食品安全有很大的关系。美国的食品相当多是经过深加工的。水果和蔬菜都是从很远很远的长距离运输到超级市场的,为了保鲜和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损耗,都是经过保鲜处理的。超级市场的食品,为了保鲜,也都添加了保鲜剂。美国联邦政府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有比较严格食品安全管理机制,但是这些官僚管理机制都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全世界都一样。为了减少食品安全的风险,人为的提高食品安全的标准尺度等等。有的时候,某种添加剂被认为是安全的,只是因为其危害还没有被完全认识。这就是为什么本来被认为安全的添加剂,过一段时间又成了不安全的了。美国的食品生产厂家,为了利润,变着花样生产出新的食品,让人们消费。消费者无从知道该产品对人体的作用,只能相信食品管理部门的监管是有效的。其实,世界上最安全的食品,莫过于没经长途跋涉的,没做任何保鲜处理的,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当地生产的新鲜果蔬,新鲜粮食,新鲜肉类,新鲜奶品,新鲜禽类,新鲜禽蛋。这本来是大多数农民都能享受的食品,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奢侈品了。

  美国大城市的现代生活节奏很快,对很多人的压力很大。从人类进化角度来讲,是不适合人类的生活的方式。我们人类在几千年,几万年来,都是靠农耕社会慢慢进化来的。大部分人比较适用过去那种比较慢节奏的农耕生活。有的人比较能适用现代的,高节奏,高度紧张的城市生活,有的人不能很好的适用。吸毒,酗酒,是他们减少压力的方式之一。如果美国的农业,能给这些不能很好适应高节奏,高度紧张的城市生活的人提供更适合他们的田园生活,可能吸毒,酗酒的问题就会更容易解决一些。总而言之,美国的农业本来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有意义的就业,可以让更多无家可归的人有自己的家,让更多的靠政府救济的人有独立自主的生活,但因为土地的高度集中,却把这些人推向了城市,成为美国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美国社会没有能力解决美国的农业危机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将长时间的困扰美国人和美国社会。美国的共和党代表的是最有钱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是不可能看到美国问题的实质,也不会采取会伤害到有钱人根本利益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美国的民主党,需要美国穷人的选票,为了选票,他们只能继续加大美国政府给穷人的救济和福利。但美国的穷人不但需要社会福利,他们更需要工作,需要尊严。美国的福利政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剥夺了美国穷人工作的权利,让他们成了只能靠政府救济才能生存下去的,毫无人生尊严的人。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只看到了自己本党利益,却没有人看到什么样的政策才对美国整个国家好。这就是美国的所谓两党民主的局限。

  [1]F.H.King,FortyCenturiesofOrganicFarminginChina,KoreaandJapan,DoverPublications,2004

  [2]2008年夏天在河北和安徽与农民访谈。

  [3]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孔明:“中国没有拒绝转基因粮食的资本”中国广播网,2013年10月4日。

  [4]SuzannePepper,RadicalismandEducationalReforminTwentiethCenturyChina,

  thesearchforanidealdevelopmentalmodel.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

  [5]LesterBrown,“CantheUnitedStatesfeedChina?”WashingtonPost,Sunday,March13,2011

  [6]DavidJ.LynchandAlanBjerga,”TaxpayersTurnU.S.FarmersIntoFatCatsWithSubsidies,”BloombergView,

  Sep9,2013.

  [7]ElizabethHarrington,“101MGetFoodAidfromFederalGov’t;OutnumberFull-TimePrivateSectorWorkers”cncnews.com,July8,2013-10:32AM

  [8]PaulCraigRoberts,“The21stCentury:AnEraofFraud,”InformationClearingHouse.

  [9]CBCNEWS,“TheCostofaNationofIncarceration,”April23,2012.

  [10]“TaxPayers’CostofHousingNYCPrisonerslastyear$167,000PerInmate,”JamesRandiEducationalFoundation,

  August23,2013.

  [11]IanLovett,“CourtGivesCaliforniaMoreTimetoEasyPrisonCrowding,”NewYorkTimes,Feb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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