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西方“阳光”外壳内的阴暗变态

　　已故的台大外文系教授颜元叔于力作《亲美是中国的致命伤》叙及他在美国读书教学九年中与美国佬的交友互动：

　　“那年我在北密西根大学教书，一位老教授的中年太太(也在同校教书，她弟弟还在台中东海大学教过书，所以对我特别亲切)居然生了一个儿子，同事们大家很高兴，凑了份子去她家给她庆祝。到了她家，她当然抱出新生儿展示，每个人都抱抱逗逗;可是，当一位同事把婴儿传到我手中时，几乎是立即的，这位做妈妈的同事就从我手中把婴儿抱了回去(大概是怕我有东方细菌会传染给她的婴儿!)而她平常对我那么亲切，叫我Leo，像兄弟一般，好像我们间有着一层特别亲密的关系。而且，她还是一位虔诚的耶和华教会的会员!”(信神应该不歧视，信教就是为了歧视--你不懂此一矛盾命题的话，那你就不懂好了。)

　　其不禁感慨：“美国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表面看来很开放，其实它内藏许许多多的歧视玄机，不是亲身经历你是感觉不到的。”内藏的玄机是表面光鲜亮丽的西方文明不为人知的阴暗面。文中的女同事对颜元叔不吝表示兄弟般的亲密，从这点看，颜并未受到歧视;可是当他也想抱起人家的宝贝儿子时，做妈妈的就不接纳你了，这当然是歧视。可以看到，歧视与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灵活调整的——你是我同事，我弟弟又在你们台湾东海大学教过书，所以我愿意表达那一份亲切，但我儿子与你这黄种异教徒没有这层关系，要保持距离。

　　再看这段他跟同事妄议美国时政的结果：

　　“当时正是越战期间，茶余饭后，大家总是谈政治、谈越战。这几位年轻讲师正如同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一样，都属自由派，一开口总是把美国政府、美国总统(特别是约翰逊)批评得体无完肤!起初，我只是听，不插嘴;有一次，我刚刚在《时代周刊》读到一篇报导，说西雅图的飞机工业，高达百分之九十的订单都来自美国国防部，这就显示美国的飞机工业仰赖军事，而军事仰赖战争。于是，该文悄悄指出，战争产生消耗，这对美国的经济有利。报导中还引用了艾森豪威尔总统退休演说，警告美国人这种‘经济依赖战争，战争又依赖经济’的恶性循环(这其实就是资本帝国主义的邪恶面之一)。好了，我就跟这几位自由派的讲师照搬《时代周刊》的内容，以为会取悦他们，给他们批评自己的政府增添一些火力。熟知——他们当时五个人，我们经常是驾两部车到外面混——他们五人几乎是立即的，像橡皮捶敲膝盖那样，齐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那是不可能的!我说《时代周刊》这么说的，他们说《时代周刊》瞎说。我说，艾森豪威尔也这么说;他们中之一说：‘啊，艾森豪威尔只知道打高尔夫，他是个白痴!’”

　　《时代周刊》瞎说与艾森豪是白痴的脱口而出，让颜元叔感嘆：“骂美国，他们自己可以骂;你外国人要骂——甚至只是批评，甚至只是援引他们自己的数据批评——他们绝不接受。”五位年轻讲师近乎本能“怎么会这样!”的齐声，显示事实真相无足轻重，是非对错都靠了边，立场为王，有一条利益之界在衡量你是界内之友还系界外之敌——与中国同事一起吃喝玩乐，洋基佬虽然认同你;当你这黄种人也胆敢挟《时代周刊》或艾森豪之威来批评伟大的美国时，你就被圈画在界外了。同样可见歧视之界是机动挪移的。

　　西方人这种利益衡量下的“划界意识”源自基督教圣经上的信与不信，“异教必诛”经千年实体火刑架的残酷试炼，已然浸透他们的文化基因中;随著传统政教势力被金融舆论大腕取代，早年信仰上烙印打造的异教之界，乃转化为世俗的敌友利害之界。所以基督教文明的内核其实像一部切割机，它把所有的人与事都切划出内外之界，而界内界外就成为西方人一切思维的起始点——只见利害，不论是非，没有正义，就是基督教文明的本质。这一触目惊心的真相，终将使追真求实、讲究春秋大义的中华子民在崇洋媚外的迷津中觉悟到浪子回头才是唯一安全的路。

　　下面这段场景会让人深刻认知凡事“划边设界”的基督教文明之狭隘与不堪：

　　“有一次，我跟他们一道去看当时哄动全球的《广岛之恋》。该影片一开始，一两分钟之久，画面是一个日本男人抱着一个法国白女人做爱。我的这几位美国朋友(都是白人)，虽然不是偷窥狂，却也按月研读《花花公子》;但是看见这种‘黄骑白’的做爱场面，起始是一语不发，终于有一位忍不住了，迸出来一句：‘Disgusting! (恶心)’其它几个于是此起彼落地或说‘恶心’或类似的话。通常，我们看完一场电影都去喝点咖啡或啤酒，那天晚上出了电影院，大家表情凝重地各自回家。”

　　原来，美国人引以自豪的自由开放竟是如此“凝重”不堪，美丽热烈的爱情，只因男黄女白就让五个男生“恶心”至极，散场后连喝点咖啡或啤酒的心情都没了，普世云乎哉?居山巅之城者太闭塞、太不全球化了!他们应向以女人外嫁为荣的中国社会看齐，大胆改革开放一番。相对，“罗西尼的《蝴蝶夫人》，日本女人为美国男人死爱到底，他们说这是了不起的爱情，伟大的艺术。”显然，脱亚入欧、对中国人凶狠无比的八国联军成员日本虽被西方接纳为七大工业国之一，可是日本女跟法国男的恋情依旧不被认可，此犹如东京电影节遭西方集体封杀，更别说上海电影节了，那一道敌我之界可是细腻划分的毫不含糊。

　　近年不断以切身之痛揭露西方丑陋实质的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建宏博士曾表白：

　　“我刚来西方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过几个西方人主动热情地帮助我，令我感激不已。后来，当我的状况逐渐好转，以至有能力报答他们的时候，他们对我的态度却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不知何故，一向爱心满满的他们却突然变得尖酸刻薄。这样的转变实在是令我措手不及，更让我百思不解。经过对西方社会十多年的观察体验和冥思苦想之后，我才终于恍然大悟。原来为了填补异常空虚的内心世界，一些西方人不辞劳苦地四处寻找需要帮助的对象，以从居高临下的施舍者身份中获得巨大的心理快感。不幸的是，我这个被他们拣选来帮助的弱者，有一天不仅不再需要他们的帮助，反而比他们生活得还好，甚至还可以反过来帮助他们。这样一来，在我面前他们就从高贵的救世主，变成了卑微的可怜虫。这些极其扭曲变态的脆弱灵魂，实在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打击。他们倒是巴不得我一辈子过苦日子，好让他们对我提供永久性的帮助。而我在出乎意料地破坏了他们的长期助人计划之后，竟然还不知趣地反过来想要帮助他们，这更是让他们的畸形自尊在妒恨的苦毒中备受煎熬。他们因此对我恶语相向，也就不足为奇了。”

　　好一幅西方善心人士的伪善画面!“令我措手不及，更让我百思不解”的西人变脸，其实只要从前述“界之意识”切入，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原先被施舍的李建宏境遇改善，不再需要那些好心人的帮助，不就模糊了双方原先的施与授之界?于是“他们对我的态度却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当李建宏“反而比他们生活得还好，甚至还可以反过来帮助他们”时，岂不是等于双方重新划界施授易位了吗?“在我面前他们就从高贵的救世主，变成了卑微的可怜虫”，这是性喜操控的西方人绝难接受的，所以才会出现“一向爱心满满的他们却突然变得尖酸刻薄”的怪事。此正如前揭五位美国讲师看了“黄骑白”的做爱场面，不约而同以“恶心”做结、“表情凝重地各自回家”，其中的心神异化不是很明显吗?

　　走笔至此，不由让人想起曾旅法近二十年并任戛纳电影节评委，“以最快的速度与客文化靠拢，直到贴近‘心脏’，却“痛楚而真切地撞上那道界”的女作家边芹对西方世界的深入剖析：

　　“精神捆绑是西方文明的本质，西方文明在十几个世纪里，精神世界囚禁于一本《圣经》，于今也只不过是换了一本‘圣经’而已。”

　　“中国式被迫集体主义止于社会层面，而没有类似于西方社会的几乎随时随地、无孔不入的精神捆绑，教堂内的忏悔室就是精神捆绑的‘检讨室’，进去检讨的人并没有被人群押着，而是被灵魂绑进去的。我们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一个教区神父收到的教民来信中还能看到，连夫妻间自慰和夜间梦遗这类不能再隐私的事，因与宗教精神不符，都在教民主动请罪的范畴，而中国社会往灵魂深处检讨还从未深达这个程度。”

　　“这种‘精神捆绑’近代以后逐渐剔除了传统基督教和私人生这两个原先的主角，集中到新宗教‘普世价值’和公生活层面，就变成了一种非常隐蔽的捆绑。”

　　“这个社会在表面宽容、自由的外壳下，内核非常严苛偏执，其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压抑远非中国社会可比。西欧从南到北精神压抑的水平线恰与‘民主’、‘自由’的水平线成正比，除了气候纬度的地理因素，精神压抑很大一部分来自内心与外表的反差，反差越大的社会，外表越显得宽容自由，所以中国人眼中的‘天堂’北欧自杀率远远超过带有‘专制余孽’的南欧。”

　　“理想社会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奇迹，而是每个细节的‘专制独裁’，西人之所以顺从，靠的就是精神集体主义。也正因为如此，追求个人主义成为西方社会追逐的理想，内在精神集体主义促使人强烈地追求外在行为的个性化，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只有他们自己一眼能识破的反向的做作，这‘反向的做作’就是我们信以为真的‘阳光个性’。呈现在相对含蓄、拘谨、内掩的中国人面前的‘开朗、明快、直爽、洒脱’，是内心不知几多压抑、克制甚至深深扭曲而释放出来的‘反向做作’，时常外面有多‘直’，里面就有多‘弯’。西方大众电影，尤其好莱坞娱乐片，是制造此一性格神话的宣传机器，无论是警匪片还是喜剧片，主人公都是特立独行的，喜剧主角就更是潇洒无羁，令外在表现拘谨的中国人自惭形秽。谁能想到‘彰显个性’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外在表现，是精神被无孔不入的集体主义牢牢束缚的西人舒缓压力的出气口。”

　　善心人见受助者翻身而尖酸刻薄、五位自由派讲师观黄男爱白女而口吐恶心，显然都是精神被捆绑者的畸形自尊在妒恨苦毒中备受煎熬后的变态宣泄，不正暴露以开放宽容招徕者“严苛偏执”的内核?萤幕上“开朗、明快、直爽、洒脱”是别有内情的“反向做作”!点破“只有在精神心理疾病泛滥成灾的西方国家，才会产生弗洛伊德和荣格等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学大师”的李建宏论道：

　　“西方各国以及与西方有文化渊源的国家，都被极其严重而又普遍的心理问题所困扰。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个涉及全球二十六个国家的调查中发现，美国、哥伦比亚、荷兰和乌克兰等以白人为主体的欧美文化圈国家，具有全世界最高的精神病发病率，而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发病率为全球最低。据英国《卫报》报道，三分之二的英国人有精神病。美国全国合并症调查(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提供的数字则显示，高达48%的美国人的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段得过精神病。美国人精神状况以及心理问题之严重，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且大有越演越烈之趋势，曾任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负责人的Thomas Insel将其称之为“难以忽视的真相”(the inconvenient truth)。”

　　擅于妆扮外壳的西方总是在嘴巴上把自由平等、普世博爱喊得震天价响，可是内心世“界”却尽是狭隘的算计，巨大的虚伪反差必然导致精神抑郁，怪不得李建宏会做出这样的论定：

　　“西方文化造就了为数众多的扭曲变态人格，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为病态的文化。”

　　在爱情天地里，独许白骑黄;在慈善世界中，只能白助黄，反之，就要恶心难过、要恶言相向，如此劣质的畸形文化有何资格称先进?阴暗委琐中又哪来的“阳光”!受博大精深文化薰陶的我们，不禁要怀疑自认上帝选民者仍属尚待进化的野蛮物种!文明，文明，精神病患们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