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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市行动的“八大绝招”难显实效

王佳菲 2017-02-27 来源:建国门学派

在救市政策和应对措施方面,美国政府的出手虽然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

 

  这种强行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全部人为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第555页

 

  就算一个人从耶稣诞生之日起,每天开销100万美元,到现在都用不到1万亿美元,23.7万亿美元实在是个破天荒的数字。 (注:有感于2009720日美国财政部不良资产援助计划特别督察长巴洛夫斯基表示,联邦政府各项挽救经济与纾困措施的支出总额可能高达23.7万亿美元。)

  ——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委员 伊萨

 

  从美国国内来看,这些救助计划采取削减工资、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的形式,同时又提高累退税如销售税费和罚金,这些举措的最大受害者就是那些最为贫困的人。

  ——美国共产党经济委员会委员瓦迪·哈拉比 2009年4月于《政治事务》在线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好莱坞灾难大片中,从来都不缺少能够力挽狂澜、救人类于水火的救世英雄。这一次,当美国这轮泰坦尼克撞向金融危机的冰山时,动荡之中唯有美国政府才具备擎起救市大旗的资格。为稳定金融市场、支持经济增长,美联储、美国财政部等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其措施无论是从力度还是广度来说,都堪称上世纪经济“大萧条”时期以来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然而,这些救市措施和应对策略能否收到预期效果呢?美国政府会成为时势造就的救市英雄吗?

 

  美国次贷风暴波澜乍起之时,原本以善于审时度势、行动果断著称的美联储,却表现得讳疾忌医,反应慢了半拍。先是不断地淡化次贷问题的危害,直至危机愈演愈烈时才频频出手,一步步地走向了前台,走入危机中心。

 

  2007年2月,美国抵押贷款风险已浮出水面,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3月28日在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次贷问题对美国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影响可能有限,由于通货膨胀水平依然过高,美联储安于利率不变;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不过并没有出现衰退之虞,其增长方式正从前几年的“快速扩张”向“更可持续增长”转变。此言一出,纽约股市和欧洲股市主要股指全面下挫。

 

  2007年8月头一周里,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总裁因旗下两支对冲基金濒临瓦解而辞职,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American Home Mortgage申请破产保护,流动性恐慌已经出现,信贷乃至整个金融市场徘徊在危机边缘。而美联储在其8月7日举行的公开市场委员会货币政策例会上,仍将通货膨胀的风险置于经济滑波的担忧之上。[1]直至8月9日,欧洲中央银行面对蔓延而来的美国次级债危机率先出手,以948亿欧元的注资打响了本次央行干预的“第一枪”,随后的48小时内,世界各地央行共注资超过3262亿美元救市,成为自“9·11”事件以来最大的一次各国央行协调干预市场行动[2]。其中美联储一天三次向银行注资380亿美元以稳定股市,就此踏上了救市的漫漫长路。

 

  征程伊始,美联储充当了救市先锋,主要是直接注入流动性和密集降息,美国财政部只是协助对一些重要金融机构实施援助;随着危机的深化,财政部等政府部门的地位跃然而升,大规模的金融救援计划及经济刺激计划接连出台,逐渐成为救市大军的主力。前一阶段的措施主要针对金融体系,以挽救金融机构、防止市场形势继续恶化为目的;后一阶段主要针对经济衰退,以阻止经济继续下滑、刺激经济复苏为目的。

 

  但凡武林高手,总要有一两式看家本领,像黄飞鸿的佛山无影脚、郭靖的降龙十八掌、李寻欢的小李飞刀等等,都属此类。在救市政策和应对措施方面,美国政府的出手虽然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但不外乎用到了以下几类绝招:

 

  1、海量注资以缓解美元流动性短缺

  “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不足,这是不言而喻的。……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3]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首先向金融机构伸出了援手,而运用得最早、最频繁的方式莫过于通过注资来纾缓这些机构对流动性的渴求。

 

  一种是货币政策注资,由美联储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通过各种形式的贷款以缓解信贷紧缩的困境。除了使用公开市场操作这样的传统货币政策手段外,美联储在2007年12月之后还相继推出了一些新的流动性管理工具,如期限拍卖贷款、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定期证券借贷工具等,想方设法为金融机构输送融通资金。此外,美联储加强了与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瑞士央行、日本央行等各国央行的合作,同时注资金融系统,建立货币互换机制,缓解各地货币市场对美元的需求。

 

  另一种是财政政策注资,主要是政府通过购买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优先股股权向金融市场注入资金,改善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2008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的“紧急经济稳定法案”中就包括高达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授权政府购买部分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包括花旗、富国等在内的美国九大银行与政府签署协议,获得首批1250亿美元注资,搭上了这条“救生船”。

 

  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采用多种方式注入美元流动性,忙了个不亦乐乎,这使货币市场的紧缩有所缓解,避免了因资金链条断裂而引起的连锁倒闭风潮。不过,由注资活动之频繁我们也大抵知道,规模空前的“输血”并不能代替“造血”功能,金融体系正常融资功能的恢复尚待时日。从英国中央银行编制的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指数来看,自2007年8月猛然跌至负值以后,又连续创造了历史上的最大跌幅,直至2009年上半年仍在谷底徘徊。(见图6-1)

 

  

 

 

  2009年3月,美联储再次决定购买3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将对MBS的购买由5000亿美元增加到1.25万亿美元,并购买总额达2000亿美元机构债[4],其“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增无减。

 

  到了2009年年中,信贷市场出现了些许解冻迹象。在奥巴马政府公布各大银行的“压力测试”结果之后不久,银行巨头们便通过资本市场筹措到了数百亿美元资金。加上盈利业绩不错,几个月前还对政府注资感激涕零的高盛集团、摩根大通等大银行,现在又竞相表示要提前归还“救命钱”。在它们的要求下,美国财政部终于开启“绿灯”,允许10家大型金融机构回购政府因注资所持有的优先股,提前归还总额约为68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5]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银行盈利增长的同时,美国消费信贷、住宅和商业房地产贷款违约激增,企业经营困难导致公司债券、贷款坏债猛增,因此,利润显然不是来自与实体经济相关的业务收入,而是同政府的注资行动及新一轮金融资产泡沫有着密切关系。

 

  金融巨头们的生存危险警报虽然解除了,但是众多中小企业商业贷款机构仍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抓大放小”是美国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采取救助措施的一大特点。危机发生以来,得到救助的华尔街巨头掌握了更大的市场份额,截至2009年6月30日,摩根大通、富国银行和美国银行三家银行持有的国内存款总额2.3万亿美元,占美国存款市场30%,而三年前,这一份额不足20%。[6]除雷曼兄弟外,其余一些“富可敌国”的大型金融机构都在政府的帮助下生存下来。相比之下,中小型金融机构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在请求政府支援时纷纷吃了闭门羹。据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数据,2009年上半年,美国有45家银行破产;7月份形势更加严峻,仅前半个月就有8家银行倒闭。[7]这意味着广大中小企业依然面临着失去资金来源的困境,从而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威胁依然存在,值得进一步密切关注。

 

  2、大幅密集降息以促进流动性和防止经济衰退

  自2007年9月18日到2008年12月16日,15个月的时间里美联储十次打出了降息牌,将基准利率大幅下调累计达500个基点,由5.25%降至0.25%。在降息政策上,美联储同样展开了国际合作,与西方其他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采取联合行动。例如,2008年10月8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以及加拿大、瑞士和瑞典等国的央行均宣布将基准利率降低0.5个百分点,成为各国联手救市的标志性事件。而以美国为首的降息行动也迫使别国央行同步加入降息阵营,如2008年10月31日,日本央行为阻止日元急升和股价继续大幅缩水,防止实体经济下滑,将政策利率的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从原来的0.5%降为0.3%,成为日本自2001年3月以来的首次降息。

 

  表面上看,低利率有助于主动地促进流动性,有利于降低资金成本从而促进消费和投资,为抑制金融危机、防止经济衰退创造了有利环境;然而,这只不过是对现实要求的一个被动回应而已。危机爆发之后,一方面是各种票据亟需兑现为货币,从而对借贷资本的需求量增加,在理论上会导致利率较高,但是随着一些债务由于破产而清偿,对利率提升的压力也在减轻;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不景气,各种经营的业务量锐减,闲置的产业资本发生过剩,整个再生产过程对借贷资本的需要也大大下降,这又会导致市场利率的下降。特别是当危机的发展告一段落之时,“低微的利息率就起着支配作用。这种低微的利息率无非是表明:借贷资本的增加,正是由于产业资本的收缩和委靡不振造成的”[8]。实际上,在美联储注资的同时,根据圣路易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美国的银行储备资产在过去一年中上涨了超过860%。[9]这意味着美联储注资中的相当一部分又回到了美联储,其注资效果已然大打折扣。

 

  3、国家出面担保、控股或接管金融机构以稳定局势

  美国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收购主要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或部分股份,这实际上是部分地以国家信用代替和挽救陷入困境的企业信用。对于其他一些金融机构,则提供政府担保,稳定储户和投资者信心。同时,还帮助部分次级抵押借款人进行展期、再融资,以缓解其还款压力以及信贷违约率上升。这些措施的推出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储户和投资者的焦虑恐慌情绪,避免了大规模的资金转移以及可能引发的挤兑问题。

 

  当这些方法的力度仍不足以稳定局势的时候,最后美国政府只有步英国政府收购北岩银行全部股份之后尘,开始反复祭出“国有化”的杀手锏,将企业债务和企业信用彻底地转化为国家债务和国家信用。2008年9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接管两大住房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以防止它们倒闭。9月16日,美联储宣布授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陷于破产边缘的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供850亿美元紧急贷款,作为交换,政府获得了美国国际集团79.9%的股权。2009年2月,花旗集团与政府就股权转换事宜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将按照1比1的比例,将手中的部分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在花旗中的持股比例将升至36%,成为其最大股东。[10]金融机构的“国有化”消除了倒闭威胁,但它不仅对财政状况再次施压,而且在经营效果上很难有新的起色,其运作原则和实质控制人亦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实际上,正如新凯恩斯主义者克鲁格曼所直言的,所谓的金融体系“国有化”只是暂时性措施,“一旦形势转危为安,就必须立即对金融体系实施再私有化”。[11]汇丰集团主席史蒂芬·格林在接受采访时也明确地说:“政府不打算让公司国有化,他们只是希望通过向银行注资让它们重新运行起来,并能够为社会提供贷款。政府只有这样做,因为市场还没有准备好向银行注入资金。”[12]可见,美国的政府干预只是让民众为大资本家们的亏损买单,而盈利则会回归大资本家。这种建立在所谓自由市场制度之上的调整,正是凯恩斯主义万变不离其宗的传统。

 

  4、变革金融监管体系以设法弥补监管“缝隙”

  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监管不力论”盛极一时,美国金融市场中的监管体制和机制颇受诟病,加之金融市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当局不得不对金融监管的思路和措施进行重大变革。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保尔森直言,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已不能有效地处理当前的金融问题,并在2008年3月底抛出了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计划。计划提出,扩大美联储权限,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整合银行监管权,新建监管机构“金融审慎管理局”;新建监管机构“商业行为监管局”,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和保护消费者利益;新建联邦委员会“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以改变许多抵押贷款经纪人脱离联邦监管的现状;新建“全国保险管理局”,逐步开始由联邦政府负责监管保险业,等等。[13]这一方案提出了一个重组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框架,但由于延伸了财政部和美联储的权力、触及了某些部门的利益,而且缺乏实际执行力,招致了不少批评。

 

  2008年9月,仅存的两大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与其他商业银行一样受美联储监管,至此五大独立投行均已不复存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停止对投资银行的自愿监管计划,因为过去6个月的金融动荡“清楚地表明该计划不起作用”[14]

 

  2008年10月,几经周折通过的“紧急经济稳定法案”中也对美国金融监管制度重构作出了尝试,其内容除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外,还包括对被救助机构高管的薪酬和雇佣条件进行限制,对金融资产暂停按市值计价,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不过,这只是一个原则性框架,许多细节并未做出规定,而且新设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与其他监管机构如何进行职责的界定与协调,在执行中都面临着严重问题。实际上,监管的缺失并非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美联储的监管能力更是广受质疑,因此,即使监管体制改革蓝图化为现实也是无济于事的。

 

  5、大范围减税以刺激消费与投资

  为避免经济衰退,美国政府除了采用注资、降息以期恢复市场流动性和刺激放贷之外,还推出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通过减税等措施来鼓励消费和投资。2007年12月,出台了《抵押贷款债务减免的税收豁免法案》,在对房屋所有人住房按揭贷款减免的同时进行税收豁免援助,增强其债务偿付能力。2008年2月,总统布什签署了总额约为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通过大幅退税刺激消费和投资。其主要内容包括:年收入在7.5万美元以下的纳税人将得到600美元的一次性退税;年收入不超过15万美元的纳税家庭将得到1200美元的退税;有儿童的家庭每个儿童将得到300美元的额外退税。其他纳税人或纳税家庭也将获得部分退税。同时,大量中小企业还可获得总额为500亿美元的税收优惠。该方案公布后曾被寄予厚望,人们一度预计它将在第三季度产生近三个百分点的积极影响,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5.25%。[15]当然,事后证明,2008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了0.5%的负增长。到2009年2月,奥巴马政府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中再次推出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

 

  就算减税真能起到一定效果,美国政府也不可能无限制地使用下去。“因为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使政府可以应付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有所感觉,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16]美国固然享有向全世界发售国债的特权,享有长期维持巨额财政赤字的便利,但是两年来用于救市和刺激经济的政府支出实在过于庞大,财政赤字的过度膨胀迟早会引来国内外的疑虑,政府最终还是需要通过税收来补充资金来源。

 

  6、扩大政府支出以直接刺激经济复苏

  奥巴马政府履新伊始,便挥洒开了更为宏大的救市手笔。2009年2月通过的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包括5000亿美元政府公共开支,其余部分将用于减税;美国财长盖特纳更是宣布了2万亿美元规模的新金融救援计划。其中,经济刺激计划中的政府公共投资和支出集中在改善教育设施、职业培训,完善公路、铁路等基础建设,增加能源环保领域的投资,加强科技研发,运用于医疗保健领域和失业救济等等。

 

  有侧重点地扩大政府支出,在短期内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拉动内需,阻止经济进一步下滑;从长期看,则是为未来的增长奠定基础,储备智力、人才、技术等保障,并在新能源及环保产业领域抢占新的制高点,力图在发展理念、经济结构和技术标准等各个方面继续饰演全球领袖。不过,集中出台近3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美国政府出手如此阔绰,除了能否有效提振经济这个“近忧”外,还有财政赤字失控、引发通胀风险的“远虑”,给未来的经济发展留下隐患。

 

  7、向企业提供融资以减缓实体经济衰退

  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注资和国有化手段不仅被美国用来救助金融业,而且也用到了实体企业身上。2008年10月,美联储宣布大量购买企业短期无担保商业票据。这一举措意味着,自大萧条以来,美联储首次绕过银行,直接向美国企业放贷。2009年4月,已于年初获得了上百亿美元政府贷款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其最新生存计划中又将美国政府列为大股东,并再次获得救助。美国的经济制度和市场环境决定了国有化这种措施只是一种临时手段,国有化之后的经营效率、如何对经营者进行约束等问题,日渐成为美国政府的心腹之患。在经济真正复苏之前,在政府找到合适机会退出之前,这盘未下完的棋足以令企业和政府双方都辗转难眠。

 

  美国政府还通过补贴消费以带动生产。例如,推出“旧车换现金”项目,向以旧换新的购车族提供最高达4500美元的补贴。汽车销量立竿见影地得到了拉升,但是,这个计划只不过是将很多临近报废的旧车提前进行了更新换代,并没有增加过多额外的需求,而且现在增加的新车持有量,等到若干年后又会集中进入二手车市场,到那时就可能会影响未来的新车销售。

 

  8、举起贸易保护大棒以提振国内经济

  为了保护本国企业、提振国内产业和促进国内就业,同时挤压别国的出口利益,美国在外贸政策方面趋于保守。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9月11日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但是,由于许多美国轮胎企业已在中国合资或独资设厂,很大一部分产品又出口到美国,奥巴马的这个决定也使得这些美国企业成为直接的“受害者”,同时还会提高美国本土汽车生产商的成本。而且,贸易保护往往是单方面的和不平等的,往往会引起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美国商会于2009年9月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国会2月批准的经济刺激计划所附“购买美国货”条款可能激起其他国家抵制美国制造,令美国减少17.68万个就业机会;美国与邻国墨西哥围绕卡车跨境运输发生纠纷,引发墨西哥方面征收报复性关税,可能令美国失去2.56万个就业机会。总之,这种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损害了别国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同时也有损美国利益,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

 

  本文摘自《揭开经济危机的底牌——透过<资本论>看新危机时代》一书第三篇“凭何力挽狂澜”中的第六章“饮鸩止渴的救援行动”。

 

 

 

  [1]陈宝森:《美国次贷危机何时见底》,载《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第41期。

  [2]易宪容:《美国次级债危机及对中国的警示》,《时事资料手册》2007年第5期。

  [3]《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4-555页。

  [4]何帆:《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及其效果评述》,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4期。

  [5]资料来源于新华网华盛顿2009年6月9日电(记者刘洪):《美国大银行缘何急于归还救命钱》。

  [6]汪旭:《“双底衰退”可能有多大?》,载《财经》杂志2009年第20期,第73页。

  [7]资料来源于新华网华盛顿2009年7月16日电(记者 刘丽娜):《美国金融救助的“大小之别”》。

  [8]《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9页。

  [9]《美联储的完美模型》,来源于http://www.kiiik.com/info/1033085.html

  [10]姜山:《拯救花旗与美国银行业国有化之困》,《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2月27日。

  [11]转引自杨春学、谢志刚:《国际金融危机与凯恩斯主义》,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8月3日。

  [12]转引自郭振玺主编:《危机后的新世界》(2),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13]本报华盛顿电:《美国财长保尔森公布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载《经济参考报》2008年4月2日。

  [14]路透华盛顿2008年9月26日电:《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不再监管独立大型投资银行》,来源于 http://cn.reuters.com/article/regulatoryNews/。自愿监管计划规定,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可在自愿的基础上向证交会汇报其资本和流动性状况。

  [15]孙磊:《美国政府在次贷危机中的干预措施》,载《上海证券报》2008年9月13日。

  [16]《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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