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的轰鸣与消费者的沉默：为什么中国能制造一切，却唯独造不出本国的消费者?

一切生产和创业都有一个终极问题：谁来消费?

这个问题简单得几乎不像个问题。你开一家店，总得有人进门。你造一件东西，总得有人掏钱。你推一个品牌，总得有人埋单。这是商业的常识，是每个生意人每天睁开眼睛就要面对的现实。

但恰恰是这个最朴素、最常识性的问题，就暴露出一个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一个许多经济体绕不开、躲不过、却又长期悬而未决的矛盾。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讲过一段极其精辟的话。

他说，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生产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和目的，没有消费，生产就失去了意义。

这两者本来是一体两面，互为前提，互为归宿。一个健康的经济循环，应该是这样的：生产创造收入，收入支撑消费，消费拉动生产，生产再创造收入。这是一个闭环，一个自洽的、能够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

但现实中的经济运转，往往不是这样。在很多经济体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那根管道是堵死的，或者至少是半堵的。生产端很强，能造出全世界最先进的产品，能搭建起最完整的产业链，能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向全球输出商品。

但消费端很弱，大多数劳动者收入微薄、保障缺失、预期不稳，他们手里的钱只够维持基本生存，没有多余的购买力投射到市场上。于是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工厂在轰鸣，商场却冷冷清清;出口在增长，内需却在萎缩;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好，买得起的人却越来越少。

要理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断裂，首先要理解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基本、也最容易被遗忘的命题：工资到底是什么?

在资本家的账本上，工资是成本。成本越低，利润越高，竞争力越强。这是每个企业主都懂的道理，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的理性选择。压低工资、压低福利、压低保障，确实能把成本控制住，产品的价格竞争力确实能保住。从这个角度看，工资越低越好。这是工资的第一张面孔——它对着生产端，是成本项，是利润的减数，是竞争力的约束条件。

但马克思早就指出过，工资还有第二张面孔。工资不仅仅是成本，它同时也是购买力的来源。工人拿到的每一块钱工资，既是企业账上的支出，也是市场上的一块钱需求。

你把工资压下去了，成本是降了，但市场上少了一块钱的购买力。你把一千万工人的工资每人每月压低了五百块，成本端省下了六十亿，但消费端少了六十亿的需求。

这六十亿的需求，本来可以变成商场里的销售额、餐厅里的流水、汽车销售店里的订单、旅游公司的营收。现在，它没了。

这就是工资的双重面孔。一张面孔对着生产，一张面孔对着消费。一张面孔是成本，一张面孔是需求。这两张面孔同时存在，不可分割。你只盯着第一张面孔做文章，把工资往死里压，第二张面孔就会在某个时候给你颜色看——东西造出来了，卖不出去;产能上去了，市场萎缩了;工厂越建越多，消费者越来越少。

这个道理，资本主义的先发国家是在血的教训中学会的。

工业革命早期，工人的日子跟地狱差不多。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写的那些场景——童工、十八小时工作制、贫民窟、职业病、平均寿命不到三十岁——不是夸张，是真实记录。

那时候的资本家只看到了工资的第一张面孔，拼命压低成本，把工人往死里榨。

结果是什么?

是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是东西堆在仓库里烂掉而工人饿死在街头，是几轮大萧条把整个体系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后来为什么变了?

不是因为资本家良心发现，是因为内在的矛盾倒逼出来的改变。工人没消费力，生产的东西就卖不动，工厂就倒闭，萧条就来了。几轮大萧条下来，共产主义思想也蔓延了，无产阶级拿着资本家卖给他们的绞索快把资本家绞死了。

所以这套体系迫于压力，为了自救，自己把自己调了一遍。福利制度、最低工资、劳动保障一步步建立起来，根本上是为了保住消费端——为了让工人买得起自己生产的东西，为了让工资的第二张面孔发挥作用。

这不是谁发善心，是阶级力量的博弈逼出来的结果，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通过制度变革实现的再平衡。

这个历史过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工资从"纯粹的成本"变成"成本与购买力的统一"，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需要制度性力量来推动的。

没有工人的组织、没有政治上的博弈、没有制度上的安排，资本的本能永远是压低工资，永远只看到工资的第一张面孔，永远倾向于把消费端的压力转嫁给外部市场或者未来的危机。

一个后发经济体刚开始搞工业化的时候，手头什么都没有。没有资本，没有技术，没有品牌，没有熟练工人，国内市场也没有发育起来。

这时候最现实的办法是什么?

是融入全球分工。先把订单接进来，把工厂建起来，把工人训练出来，把外汇攒下来，把产业链搭起来。用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去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一点一点把工业底子夯实。

这条路，很多后发经济体都走过。出口导向在早期阶段有它的合理性，甚至是必然性。没有这个阶段，后来的工业能力、技术积累、产业链配套，统统无从谈起。

这是后来所有成就的前提，这一点必须承认。

但出口导向这个东西，不应该是一个国家的终点。

它应该是一个手段。通过出口积累工业能力和外汇储备，然后逐步提高本国劳动者的收入，让他们有能力消费，让他们逐渐成为本国市场的购买力。

这才是完整的逻辑链条。

出口导向如果在发展早期是手段，那么最终目的应该是什么?

是把本国劳动者变成本国消费者，把外部市场的订单转化为内部市场的购买力。

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走出口导向路径的经济体都完成了这个转型。有些经济体在走到某个节点的时候，拐了个弯，走出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它把出口导向从"阶段性的手段"变成了"长期性的模式"，把压低劳动力成本从"初期的权宜之计"变成了"持续的制度安排"。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压低劳动力成本带来的竞争优势是实实在在的、立竿见影的。订单来了，工厂建起来了，就业增加了，GDP增长了，出口数据好看了。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和利润。

而提高劳动者收入、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是一个缓慢的、滞后的、短期内看不到直接回报的过程。

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在看得见的增长和看不见的潜力之间，很多决策者和资本选择了前者。

这就是路径依赖。一旦一个经济体习惯了靠压低成本来竞争，它就会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因为所有的制度安排——劳动法规、社会保障、税收结构、产业政策——都会围绕"维持低成本优势"这个核心来设计。

这些制度一旦成型，就形成了强大的惯性，要改变它，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制度变革的能量。

当出口导向从手段变成了模式，当压低劳动力成本从权宜之计变成了制度安排，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就出现了。

在这个结构里，消费不是靠全体劳动者收入提高来实现的。

消费主要是靠一部分人来支撑的。

哪些人?

公共部门雇员、垄断行业从业者、金融地产相关行业的从业者，以及在资产价格暴涨过程中吃到红利的那一批城市中产。这部分人有稳定的工资，有稳定的社会保障，有稳定的预期，有稳定的休息时间。他们敢花钱，能花钱，是消费的主体。

那么生产的成本优势怎么维持呢?

当然是交给另一部分人。

体制外的制造业工人、平台劳动者、外包岗位从业者、灵活就业人员、中小商户，这些群体承担了市场波动、订单压力、加班文化、极低的议价能力和极不稳定的收入。他们继续维持生产端的低成本、高弹性、高竞争、高不确定性。

这个社会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分工。一部分人负责消费，另一部分人负责生产。这不是经济从"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型，这是把生产导向和消费导向分配给了两个不同的人群，让它们同时存在。

这个结构的好处是什么?是可以同时吃到两头的红利。生产端靠压低成本维持国际竞争力，消费端靠稳定高收入群体维持一定的国内市场。两头都在运转，看起来很美。

但这个结构的坏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暴露出来。消费的底盘太窄。一个经济体的消费市场能不能真正火起来，不能只靠前面那一小群人。公共部门雇员、垄断行业从业者、资产红利获得者，占人口的比例终究是有限的。他们再能花钱，也撑不起一个巨型人口级别的消费市场。

真正能让市场沸腾起来的，是后面那几亿劳动者。他们有收入，有保障，有闲暇，有安全感，才可能去消费，去升级，去尝试新品牌，去买耐用品，去旅游，去追求品质生活。如果这部分人的收入长期被压低，保障长期缺位，预期长期不稳，那么整个社会的消费底盘就是塌的。

你说，他们咬咬牙也能买点东西。能，但买的是基础消费品，是对付一下日子的生活必需品，是极致性价比，是囤货，是薅羊毛。

他们可以活着，但没有多余的欲望投射到市场上。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他们只是在维持基本生存。而一个靠基本生存需求支撑的消费市场，永远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引擎。

现在我们可以来描绘两种不同的经济循环了。

第一种循环。

生产创造就业，就业创造收入，收入支撑消费，消费拉动生产，生产再创造更多就业和更高收入。这是一个正向的、自我强化的螺旋。在这个循环里，工资的两张面孔是统一的——它既是企业的成本，也是市场的需求。企业给工人发工资，工人拿工资去买东西，企业把东西卖出去回笼资金，再扩大生产，再雇佣工人，再发工资。这是资本主义几百年下来最基本的一个循环，也是任何一个相对健康经济体运转的底层逻辑。

第二种循环。

生产很强，但收入没跟上。东西很多，但老百姓买不动。出口很猛，但国内市场很冷。企业利润靠的是压低成本，压低成本靠的是压低工资，压低工资的结果就是老百姓更没钱消费。然后又得靠出口来消化过剩的产能。出口越多，越依赖低成本;越依赖低成本，越要压低工资;越压低工资，消费越起不来;消费越起不来，越要依赖出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一个自我锁定的死循环。

在这个病态循环里，工资的两张面孔被撕裂了。生产端只看到工资的第一张面孔——成本，拼命往下压。消费端需要工资的第二张面孔——购买力，但已经被压得没水了。

管子两头堵死了。

生产端那头，压低工资、压低福利、压低保障，确实把成本控制住了，国际竞争力保住了。但消费端那头，就没水了。工资低、福利少、保障差的人，他不会去逛商场，不会去买耐用品，不会去订旅游套餐，不会去尝试新品牌。

他只会把手里那点钱捂得死死的。他捂钱不是因为他抠门，是因为他知道明天可能没活儿干了，后天可能生病，大后天孩子要交学费，将来养老没人管。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环境里，理性个体的最优选择就是存钱，不是花钱。

这就是循环断裂的根源。不是生产端不够强，不是技术不够先进，不是供应链不够完善，而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那根管道——也就是劳动者的收入和社会保障——被人为地收窄了。

管道一窄，水就流不过去。生产端的水位再高，消费端也是干涸的。

有人会说，产业升级本身就是出路。造更好的东西，卖更贵的东西，赚更多的利润，然后反哺劳动者。这个逻辑在理论上是通的，但在现实的二元结构下，未必走得通。

为什么?因为产业升级如果主要面向外部市场，利润就算高了，也未必会分配到国内劳动者的工资里。企业赚了钱，可以再投资，可以回购股票，可以给股东分红，可以给高管加薪，但未必会让一线工人的收入水平有质的飞跃。除非有制度性的力量迫使利润向劳动者倾斜，而这个制度性力量，在很多经济体中是缺位的。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生产结构在迅速升级，但消费结构没有跟着升级。高科技制造涨了，先进电子产品涨了，这本身是工业能力跃升的明证，不是坏事。

但问题在于，如果大部分国民的收入增长停滞，消费结构停留在满足基本生存的层面，那么产业升级的成果谁来吸收?产业往高端走，需要有一个同样往高端走的国内消费市场来承接。如果这个市场发育不良，产业升级就始终是外向型的。外向型产业升级不是不行，但它的脆弱性显而易见——全球经济有周期，外部市场有波动，贸易壁垒在加高，地缘政治在变化。把增长的引擎长时间绑在外部需求上，等于把自己的命根子放在别人手里。

更根本的问题还不是外部环境变化，而是内部的循环在堵塞。产业升级解决不了分配问题。技术可以越来越先进，产品可以越来越高端，但如果分配结构不变，如果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提高，那么产业升级的成果就只能在外部市场兑现，或者在国内一小部分高收入群体中兑现。它无法转化为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提升，无法形成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

技术是生产力，但生产力不能自动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马克思讲得很清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历史前进。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如果跟不上，就会从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产业升级是生产力的进步，但如果分配结构——也就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不随之调整，那么生产力的进步反而会加剧矛盾：东西越来越好，买得起的人越来越少;产能越来越先进，市场越来越狭窄。

这就是根本性的问题：消费者不是造出来的，是培养出来的。

你可以造出全世界最先进的芯片，可以造出最完整的工业链条，可以造出最具竞争力的出口产品。但唯独造不出一个体量足够、底盘够厚、韧性够强的消费者阶层。因为这个东西，造不出来。消费者不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是制度安排和社会环境养出来的。

怎么养?

让劳动者有议价能力，有稳定合同，有像样的社会保障，有合理的工时，有看得见的上升通道，有可以预期的未来。

有了这些，他自然而然会去消费，会去买质量更好的东西，会去尝试新的服务和体验，会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有欲望的消费者。

这不是靠促销刺激出来的，不是靠商业造节逼出来的，是制度安排自然生发出来的。

消费这件事，不只是看你兜里现在有多少钱，还看你觉得自己将来能挣多少钱，以及你觉得自己将来会不会遇到大的风险。

这三者共同构成了消费信心。

如果一个人的收入长期停滞甚至下降，如果他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不乐观，如果他觉得看病、养老、子女教育这些大项支出在未来会越来越重，那么不管他现在兜里有多少钱，他都会倾向于少花点、多存点。

这是理性选择，是人之常情。

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环境里，存钱是理性的，消费是非理性的。要让消费变成理性的选择，就必须降低不确定性——让劳动者知道明天有活干，后天不会生病致贫，大后天孩子上得起学，将来老了有人管。这些不是靠发钱、搞刺激、逆周期调节能解决的。

发钱是一次性的，刺激是短效的，逆周期调节是在周期内腾挪，改变不了结构。这些手段可以让消费数据某个月好看一点，但改变不了老百姓不愿意消费的深层原因。深层的那个原因，是劳动者在整个分配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

位置没变，任何刺激都只能是杯水车薪。

要消费，就得改善劳动者的待遇。要维持制造业竞争力，就得控制成本。控制成本意味着不能大幅改善待遇。不能改善待遇，消费就起不来。消费起不来，内需就没有支撑。内需没支撑，就只能继续依赖出口。依赖出口，就得继续控制成本。

这个循环一旦形成，就极难打破。因为它不是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而是整个循环的方向出了问题。每一个环节都在强化下一个环节，每一个选择都在锁定下一个选择。

压低工资→压低消费→依赖出口→继续压低工资，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闭环。你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会遭到整个系统的抵抗。

你提高最低工资?企业说成本上去了，出口竞争力下来了，订单跑了，工厂要搬走了。

你加强劳动保障?资本说营商环境变差了，投资要撤了。

你扩大社会保障?财政说负担太重了，钱从哪里来。

每一个试图打破循环的努力，都会遇到来自循环内部的强大阻力。因为这些阻力不是某个人的私心，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阴谋，而是整个结构的内在逻辑。

这个结构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它塑造了一整套制度安排、一整套利益格局、一整套思维惯性。要改变它，需要的不是修修补补，不是政策微调，而是结构性的变革。

毛泽东在《矛盾论》里讲过一个道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一个经济体面临消费不足、内需不振的问题，表面上看是消费端出了问题，但根子不在消费本身，而在生产关系和分配结构。是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能力，消费能力决定了市场容量，市场容量决定了投资意愿，投资意愿决定了就业和收入，就业和收入又反过来强化了分配结构。

这是一个闭环，一个自我锁定的闭环。要打破这个闭环，光在消费端做文章是不够的。真正的病灶在生产关系那头——在劳动者为什么拿不到足够的收入，在为什么保障体系覆盖不全，在为什么工人没有足够的议价能力，在为什么利润的分配严重向资本倾斜。

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制度安排，是权力结构，是阶级力量的对比。不碰这些，就碰不到问题的根。

一切创业和生产都有一个终极问题：谁来消费?

这个问题，每一个企业家在创业之前都要问自己，每一个政策制定者在设计制度之前也要问自己。

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制度安排使得大多数劳动者只能维持基本生存而无力成为真正的消费者，那么这个经济体的增长就是跛脚的，它的繁荣就是沙上之塔，它的未来就是悬在外部需求这根细线上的。

机器的轰鸣声和消费者的沉默，构成了这个时代最深刻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是偶然的，不是暂时的，不是周期性的。它是结构性的，是制度性的，是某条特殊发展路径积累下来的必然结果。只要那条路径不改变，只要二元结构不打破，只要劳动者的收入和社会保障不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这个矛盾就会一直存在，而且会越来越尖锐。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讲过，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这个论断，放在今天，依然有着惊人的解释力。生产端越来越强，强到可以造出全世界最先进的产品。但消费端越来越弱，弱到连本国生产的东西都消化不了。

这不是技术问题，不是管理问题，不是效率问题。这是分配问题，是制度问题，是道路问题。

出路在哪里?

出路不在更先进的技术，不在更高效的制造，不在更便宜的劳动力。

出路在于重新接通那根被掐断的管道——让生产者变成消费者，让劳动者分享发展的成果，让工资不仅仅是成本，更是购买力的源泉。这需要制度性的变革，需要分配结构的重塑，需要阶级力量的再平衡。

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道路问题。

而历史反复证明，道路问题，才是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