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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彻底扭转对外经济政策的方向

左大培 2022-08-16 来源:乌有之乡

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抛弃依附主义,实行真正有利于中国长远经济发展的政策,意味着对外经济政策要为建立各行业都达到世界最先进技术水平的、独立自主的完整制造业体系服务。有了这样的制造业体系,中国就会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和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

  彻底扭转对外经济政策的方向

  (2022年8月13日)

  对外经济政策主要包括有关对外贸易的政策和有关跨国资金流动的政策,跨国资金流动中也包括了企业的跨国直接投资。

  改革开放前,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总方向没有错,但是也确实存在着发展对外贸易不够、跨国资金流动和跨国的企业直接投资太少的问题。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着力促进跨国的资金流动和企业直接投资,克服了对外经济交往过少的缺陷,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另一个方向上的政策偏差,把开展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对外经济往来变成了对外国企业和外国资本的依附。这种依附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已经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但是少数经济依附主义者却想推动国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公然以“融入国际社会”、“同国际规则接轨”为旗号,主张彻底依附西方,实行彻底依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这样的依附主义路线继续实行下去,势必会葬送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途。彻底改变对外经济政策的方向,现在已经刻不容缓。

  彻底改变对外经济政策的方向,首先要端正对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的认识。

  推动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力量是增加掌握的现代生产技术。一国人均产出与收入的增长在长期中只能靠提高其掌握的技术。对中国这样一直保持着高储蓄率的国家,更是只要有了快速的技术进步就必定会有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的高储蓄率保证了足够的资金来源,为发展而真正需要从外部得到的是先进的生产技术。

  而依附主义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主张的那一套政策是要让中国这样的国家固定于生产低技术低收入的产品,阻碍中国发展高技术高收入的产品生产,妨碍本土企业发展。他们所谓的“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其实质就是固化西方集团生产高技术产品而中国永远生产低技术产品的国际分工体系。依附主义者散布谬论,把提高对外贸易依存度既进出口占总产出比重和增多外商投资看成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宣扬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越好,外商投资越多越好,由此而调动一切可能的政策手段来增大进出口的规模,吸引和增加国内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国这样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本来有能力按最优的分工程度和竞争效率建立各行业都有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依附主义者却硬要将中国融入西方的国际分工体系,实际上是阻止中国生产高技术高收入的产品,妨碍本土企业的发展,让中国永远固化在低技术的不发展至多是半发展状态。

  经济依附主义的害处特别表现在它对外商投资的热爱上。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本来是本国企业越发展越好,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越高越好,技术进步越快越好。对资金过剩的国家来说,外商投资多只能是本土经济不发达的结果,是本土企业技术水平低的结果,外商投资又通过抢占投资机会和产品市场妨碍本土企业发展,最终放慢甚至阻止了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依附主义者投靠外资企业,从根本上损害了本国的经济发展。

  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抛弃依附主义,实行真正有利于中国长远经济发展的政策,意味着对外经济政策要为建立各行业都达到世界最先进技术水平的、独立自主的完整制造业体系服务。有了这样的制造业体系,中国就会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和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

  建立了各行业都达到世界最先进技术水平的、独立自主的完整制造业体系,中国就会变为进口的主要是能源和各种矿产资源、出口的基本上是制造业产品,并且大量出口高端的制造业产品。那时中国从外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数量将极其有限,而且主要是产业内贸易式的进口,任何进口的制造业产品都极容易以本土的产品替代。形成这样的对外贸易结构,应当是整个对外经济政策的长远目标。

  而现在中国的发展水平还低,这主要表现在芯片、精密机床、大飞机等许多高技术制造业产品还要依靠进口。发展这些其产品还需要进口的高技术制造业,尽快以国产的同种产品替代进口,摆脱高技术制造业产品依靠进口的状况,正是尽快提高中国产业技术水平的直接需要。尽快发展所有高技术水平的制造业,这是当前尽快发展中国的制造业并由此尽快发展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而尽快实现高技术制造业产品的进口替代,正是完成这一任务最简捷快速的途径。因此,当前的第一要务是尽快实现高技术制造业产品的进口替代,对外经济政策要为这个第一要务服务,为此就要对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实行必要的保护。不应当容许任何与此相冲突的经济政策。

  尽快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建成各行业都达到世界最先进技术水平的、独立自主的完整制造业体系,是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核心部分。中国必须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不仅摆脱产业上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更要摆脱投资和货币金融上对西方国家的依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利用其货币金融霸权,以其发行的美元、欧元、英镑等货币换取其它国家向其出口商品,实际上是在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幌子下剥削和掠夺全世界。依附于这样一个国际经济体系,就是以本国的劳动成果向欧美国家进贡受剥削,增加欧美国家的收入而使自己贫困。

  为了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尽快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建成各行业都达到世界最先进技术水平的、独立自主的完整制造业体系,必须放弃追求“国际贸易自由化”和“跨国投资自由化”的对外经济政策方向,把对外贸易政策的基点放在为本土企业保护国内市场上,加紧保护本国市场,包括实行严格的保护关税,而辅之以适度的鼓励出口政策;同时转向严格限制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的经营,严格控制和适度引导对外投资,防止资本外逃式的资金外流。

  自由贸易和跨国投资自由化本来是发达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用以摧毁落后国家对民族产业的保护的武器,现在已经发展成为西方金融寡头带领落后国家买办资产阶级剥削全世界、向全世界劳动人民进攻的武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实行自由贸易和跨国投资自由化,只会变成以本国廉价劳动的成果向欧美国家进贡受剥削,增加欧美国家的收入而使自己贫困。我们应当实行的,恰恰是与之相反的对外经济政策。

  为了真正迈向发达经济体,建成各行业都达到世界最先进技术水平的、独立自主的完整制造业体系,必须彻底摒弃“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努力方向,端正对外贸易政策的总方针。必须完全停止追求扩大对外贸易规模,适度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将整个对外贸易都转到为国内的经济生活服务、为国内自主经济发展服务的根本上来。开放的进口应当只服务于保障民生和保证经济生活正常运行,为提高生活水平的进口则应只限制于较小的范围内。应当力争的则是以国内产品满足本国对制造业产品的全部需求。而出口的首要目的则应当是保证对外经济平衡,是以出口换取进口所需的全部外币资金。不应当把无节制地扩大出口作为政策目标。无论是有关进口的还是有关出口的经济政策,都必须有效地为促进本土企业发展、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服务。

  依附主义政策的实质,是要让中国永远依赖从外国的进口来满足自己对高技术产品的需要。这势必会扼杀中国高技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而如果不能大规模地生产高技术产品,中国就将永远是一个低收入的不发达国家。更严重的是,依靠外国提供高技术产品,将使中国面临任由发达的不友好国家打击的危险。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以禁令大幅度减少对俄罗斯的出口,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出口减少了大约一半,给俄罗斯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而欧美国家对俄罗斯减少出口的,主要就是高技术的制造业产品。这凸显出了依赖外国提供高技术产品的害处。

  中国如果达到了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水平,真正缺乏而需要进口的将首先是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和铁矿石等矿产式的自然资源,甚至可能还需要进口一部分粮食和饲料用谷物。中国只能以大量生产并出口制造业产品来换取进口这些初级产品的外币资金。对外贸易政策应当为这样的经济运行服务,并促进进一步向这样的进出口结构发展。而要发展为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今后最需要的是发展高技术的制造业,是发展以最高技术水平进行生产的本土企业,以它们来满足自己对所有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并出口换取各种初级产品。通过保护国内市场防止外部产品冲击来促进本土制造业发展,也是对外贸易政策的主要任务之一。

  基于这样的对外贸易总战略,对外贸易政策的目标应当是:在进口上重在确保民生必需和经济运行需要的初级产品进口,出口上只限于换取为保障进口所必需的外币资金并略有盈余,在这个基础上保持进出口贸易长期中的适当盈余;而在进出口两方面的政策都必须有利于保护本国企业促进其发展,特别是着重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企业。

  这样的对外贸易政策总方针当然首先意味着弃绝“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政策导向,不将增大对外贸易规模作为政策目标,更不攀比和追求增大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在当前反而是要适当降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而放在首位的则是发展替代进口的生产以逐渐停止高技术制造业产品的进口。

  这样的对外贸易政策总方针也意味着不再追求“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由于世界经济的总格局限制,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本来就根本不可能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西方的发达国家也不会容许中国靠向它们出口来谋取经济发展。特朗普挑起的对华贸易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走“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道路,不再无限度地追求增加出口,有利于我国将节省下来的稀缺资源投入到国家发展真正需要的高技术制造业和军工产业中去,投入到满足国内民生需要上去。

  为促进高技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和替代进口,为建成各行业都达到世界最先进技术水平的、独立自主的完整制造业体系,就必须注重对国内产业的保护,注重为本土企业保留国内市场,防止进口产品夺走国内市场阻碍本土产业发展,防止外资企业夺走国内投资机会阻碍本土企业成长。为此,必须放弃“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政策努力方向,转而把对外贸易政策的重点放在以关税等贸易壁垒保护国内市场上,放在保护本土企业上。为此要增多、增强各种阻碍进口的限制性措施,首先是停止降低关税,反过来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理由来提高进口关税。

  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恰恰是今后,中国的制造业很有可能陷入受到两面夹击的困境。

  一方面,在技术含量高的那些制造业产品的生产上,中国仍然还是弱国。这些技术含量高的制造业产品,不仅有芯片、高端数控机床、大型客机、各种高精尖的设备仪器和工具材料,甚至还包括燃油汽车。发达国家和半发达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这些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上积累了经验,可以用低成本保证的低廉价格向中国大量出口这些产品占领中国市场而赚取利润,这些产品中有许多中国甚至还不能生产。但是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我们的恰恰是大力发展这些产品的国内生产,而为鼓励本土企业发展这些产品的生产,我们需要限制这些高技术产品的进口,以迫使其提高在国内市场上的售价。而限制这些产品进口的最好方式就是大幅度提高其进口关税。

  但是另一方面,还需要预防在中国过去大量生产甚至大批出口的许多低技术的产品上可能出现的困境。这些中国过去大量生产甚至大批出口的低技术产品主要是所谓的劳动密集产品。在这些产品上,过去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工资水平低。随着中国变为中等人均收入国家,中国的工资水平在迅速上升,在低技术的劳动密集产品生产上的国际竞争力有可能消失。越南、印度等更穷的国家有低得多的工资,他们不久后可能会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生产这些低技术的劳动密集产品并向中国出口它们。放任这种进口冲击不仅可能在短期内造成中国的就业问题,而且放任这些进口的低技术劳动密集产品占领中国市场在长远中会冲垮中国国内的同类产业,造成美国最近几十年中经历过的经济结构变化灾难,破坏中国独立自主的制造业体系和产业体系。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更穷国家低技术劳动密集产品的进口冲击,我们也需要及时采取提高关税等限制进口的措施,以防止此类冲击破坏满足国内需求的各种制造业产业。

  中国制造业很可能会面临这种两面夹击的困境,一方面是技术落后造成的高技术产品进口反过来压制本土高技术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是工资上涨导致低技术劳动密集产品从出口转为进口造成对现有产业的冲击。应对这两面的夹击都要求我们采取提高关税等限制进口的措施,不仅提高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关税,而且也应当准备好在需要时及时提高低技术劳动密集产品的进口关税。这样提高进口关税当然不能只限于提高个别产品的进口关税,而是应当相当普遍地提高进口关税,提高进口关税的平均水平。

  为了能够普遍地提高进口关税并提高进口关税的平均水平,我们应当利用一切机会支持自主提高进口关税的举措,原则上反对一切互减进口关税的要求,拒绝参加一切互减进口关税的谈判。

  近年来国际上流行的建立国家间自贸区的政策,其核心的措施是各国互相减免进口关税等对进口的限制措施。而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沉迷于“自由贸易”的幻想,前些年一直热衷于建立各种各样的“自贸区”,热衷于参加建立各种各样的“自贸区”的谈判。这是完全错误的。原则上应当不再参加此类的国家间自由贸易区,为此应拒绝参加为加入国家间自贸区所进行的谈判,对已经开始与外国政府进行的加入国家间自贸区的谈判,应采取适当方式退出,同时责成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把对外贸易工作的重心转向保护国内产业上来。在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应当立即停止与韩国和日本建立自贸区的谈判,因为这种自贸区的作用只是将中国变为日本甚至韩国的经济殖民地。

  我们当然应当维持和发展与世界各国间的必要贸易。为了便利这些贸易,也需要与外国政府谈判和磋商以协调彼此的有关国际贸易的政策。但是恰恰是近年与欧盟发生的冲突表明,外国政府间组成的贸易自由化组织(欧盟本来只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组织)通常都会演变成西方反华的联盟。前几年立陶宛采取支持台独的行动后,欧盟跳出来支持立陶宛反对中国,就是这一类自贸区机构与中国为敌的典型案例。在今后与外国政府进行有关对外经济政策的谈判、磋商和达成协议的工作中,应当尽量避免与国家间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联盟打交道,而应尽量与单个国家进行一对一的商谈和达成协议。今后谈判和签订的贸易协定,原则上都应是国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协定,我国在这方面政策的重点应当是更有效地保护本国企业。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自由化区域,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协议。加入WTO并接受其各种贸易自由化规则,虽然使中国享受到了更有利地向外国出口产品的贸易好处,但是按WTO要求给予许多国家的贸易最惠国待遇,也极大地便利了外国产品侵入和占领中国市场,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国内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应当利用美国政府故意瘫痪WTO执行机制并带头破坏WTO有关贸易最惠国待遇规定所提供的有利机会,打破WTO规则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束缚。一个当前的案例是,美国以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为借口,以威胁其安全为理由单方面取消了俄罗斯根据WTO规则所享有的贸易最惠国待遇。本来WTO的规则中就允许了这样的例外:当国家安全受威胁时,可以考虑取消对方最惠国待遇。美国开启了取消俄罗斯贸易最惠国待遇这一先例,也正好给了我们以照做的理由。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加入反华军事同盟已经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威胁中国安全作为最充分的理由,取消对韩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大幅度提高韩国产品的进口关税。

  中国已经在近三十年的时间中持续保有显著的经常项目顺差。而经常项目顺差下必定会有资金的净流出。这样的资金净流出,意味着中国借给外国的钱比从外国借入的钱多,或者中国对外的直接投资多于外商对中国境内的直接投资。而长期的资金净流出本身就意味着国内的资金过剩。但是在这样长的时间中,中国竟同时一直具有巨额的外商企业直接投资,这就形成了一种畸形的跨国资金对流。

  这种畸形的跨国资金对流,根源在于涌入境内的外商直接投资过多。长远来说,这些涌入境内的外商直接投资抢占了境内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了中国国内的本土企业的投资机会,使本来就过剩的国内资金变成了极为严重地过剩从而不得不大量流出国外,这才造成了目前这种畸形的跨国资金对流。而在这种畸形的跨国资金对流中,还混杂着中国国内的富豪将其巧取豪夺的财产转移到国外造成中国财富损失的情况。

  这种畸形的跨国资金对流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外商直接投资挤出国内资金所控制的企业让外国人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不仅将中国的大量产出变成了外国人的利润收入,而且夺走了中国国内的投资机会,妨碍本土企业成长,将更多的中国国内资金挤出国外,造成一边流入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一边又有更多的国内资金被挤出流向国外的畸形跨国资金对流。而国内流出到国外的资金,早期主要是以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形式购买外国资产特别是欧美国家国债,现在则逐渐变为主要通过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我们还可以根据种种迹象推断,最近一些年中国流出到国外的资金中,有不小的数量是国内的富人将财产转移到国外的资本外逃。

  对外经济政策的任务就是消除这种种伤害中国人民利益的资源配置扭曲。为此就必须彻底转变对外经济政策的方向。

  简要地概括说来:

  对外经济政策所应达到的目的,短期内是协助保障人民生活所需物资的供应,长远来说则是服务于建立各行业都达到世界最先进技术水平的、独立自主的完整制造业体系。对外经济政策的目标,既不应当是增大对外贸易的规模、增加进口的数量,更不应当是吸引外资、增加国内的外商投资。在正确的对外经济政策指导方针下,当前对外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实现高技术制造业产品的进口替代,为此要坚决对进行这种进口替代的本土企业实行保护。不应当容许与此相冲突的政策。

  对外经济政策要达成的长远目标是,将中国变为一个进口能源和各种矿产资源、出口制造业产品的国家,摆脱国内所需的高技术制造业产品依靠大规模进口的状况。当前的优先事项是以本土企业的进口替代生产逐渐阻止高技术制造业产品的进口。

  必须放弃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和“跨国投资自由化”的追求,转向严格限制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的经营,把对外贸易政策的基点放在协助保障人民生活所需物资的供应上,放在为本土的制造业企业保护国内市场上。这样的对外贸易政策包括了实行严格的保护关税,辅之以适度的鼓励出口政策,而促进出口的目的应当只限于为换得进口资源性产品所需外汇。在将国内过剩资金输出到国外的过程中,要严格控制和引导本土企业的对外投资。

  当前首先要做的是消除畸形的跨国资金对流。最终目标应当是将外流资金的数额限制在当下的经常项目顺差上。这本身就意味着制止外资的流入和阻止外企的进入,以避免由此带来的外流资金数额明显超过经常项目顺差。由经常项目顺差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资金流出,应当通过尽量避免持有西方国家金融资产的方式来实现。而既不购入西方国家金融资产又对外输出资金的方式,应当包括购买黄金、购买友好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债、向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这样地消除畸形的跨国资金对流,意味着政府必须对跨国的资金流动实行严格控制,特别是限制外资流入和外企进入,以免其抢占投资机会挤出本土资金。外企进入及其它形式的外资流入,是迫使中国外汇储备过度增大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中国的外汇储备就是官方持有的外国资产,它本身就是国内资金流出的重要方式。应当通过严格限制外企进入和严格限制外资流入,减少流入的外汇资金,由此遏制外汇储备的过度增加,并据此相应地减少官方持有的美国国债。

  对外企进入的限制应当有利于国内本土企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很好的政策,那就是:不准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独资经营,而强制进入的外企必须与国内的本土企业合资经营。这个政策有利于在引进外资上兴利除弊,既照顾了在某些场合引进外资的需要,又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外企进入对本土企业的冲击。但是,近年来国内的外企代言人却借口“扩大开放”,废止了这项行之有效的不准外企独资的政策。这是外企代理人在经济政策上对中国利益的巨大伤害。应当恢复禁止在华外企独资、要求在华经营的外企必须与中国本土企业合资的政策,以便尽可能减缓外企进入对本土企业的冲击,并做到任何在华外企都处于随时可由中企接管的状态。这样才能够预先防止外企的恶意撤出对国内生产和就业的冲击。最近俄乌爆发战争后,大批西方国家企业以制裁为名停止在俄罗斯的经营,就是外企恶意撤出的典型例子。怀有敌意的西方国家惯于强迫其企业退出中国以打压中国经济,必须强迫在华外企与中国企业合营以预防外企撤出造成的冲击。

  今后对外资企业的政策,应以限制和改造为主。基于这一总方针,在有任何对在我国国内经营的企业的供给或需求方面冲击发生时,都应在保企业、帮企业的工作中把本土企业放在优先位置,而把外企放到“保”和“帮”的顺序的最后,绝不允许为保外企、帮外企而挤占了保本土企业、帮本土企业的资源。

  限制和排挤外企,是在中国存在着明显的资金净外流的环境下,尽量减小无效率的跨境资本对流所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的政策措施的一部分。为尽可能减小无效率的跨境资金对流,应当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政策手段。严格限制本外币之间的兑换,就是减小非效率的跨境资金对流的一个重要手段。

  这样严格限制本外币之间的兑换,意味着停止一切向着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努力,反过来转而研究和实行行之有效的抑制非效率的跨境资金对流的方法。为此首先要取消向着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方向努力的政策目标,反过来通过加强对货币兑换的管制来限制跨国资金流动,以缓解国外的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对国内经济的冲击。

  目前国内私人部门资金外逃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种外逃实质上是将中国的财产输送到国外。必须尽量阻止这种将中国财富送给外国的行为。限制外币兑换也是限制私人部门资金外流的有力手段。应当通过限制外币兑换等一系列措施,严格限制私人部门的资金外流。

  更重要的是,人民币不能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就大大减少了保持巨额外汇储备的需要。

  目前我国以外币资产形式持有的外汇储备过多,这本身就是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这种以外币资产形式持有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是累积起来的经由官方渠道流出的资金。以外汇储备的方式通过官方渠道向外流出资金,既是由于不能通过适当的方式使用经常项目下的巨额贸易顺差,更是由于外资和外企的进入抢占了国内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将更多的国内资金挤出到海外,而中国的私人部门企业和个人却没有能力将这些必须流出的资金变为可以在境外赚钱的投资。这就使许多被挤出到海外的国内资金通过官方以外币资产形式持有的外汇储备流出。

  这样一边大量流入外资和外企,一边通过购买外汇储备中的外币资产输出资金,正是畸形的跨国资金对流的一个主要形式,其结果是一方面让外企抢占中国的投资机会阻碍了中国本土企业成长,另一方面则是将中国的巨额收入送给了美欧日韩等国。

  经济决策者容忍甚至鼓励这种畸形的跨国资金对流和外汇储备积累,理由是这有利于防止国内资金大规模流出造成的汇率暴跌和货币金融危机,全不顾只有在本币在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这样严重的货币金融危机。而这样畸形的大规模跨国资金对流和外汇储备又对中国极为不利:造成了外汇储备积累的外企资金流入抢占了中国国内的投资机会,妨碍中国企业成长;外企进入赚取10%以上利润,被挤出的购买外国国债的资金最多只获得5%的利息,金融危机后甚至连获取的利息都降低到接近零,这造成了中国人民收入的巨额损失;不仅如此,大量购买和持有美元、欧元和英镑资产特别是相应国家的国债,助长了将美元和欧元等西方货币当作世界货币的国际经济环境,强化了西方国家的货币霸权,进而强化了西方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霸权,还让西方国家乘机捞取了巨额的发行货币得到的铸币税;外汇储备中保有过多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国债,增大了西方国家借口政治和军事问题没收中国官方资产而赖债以造成中国财产损失的风险。

  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减少以外币资产形式持有的外汇储备,特别是显著减少官方外汇储备中的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国债。

  为持有巨额外币资产形式的外汇储备辩护的所有理由,都是强调美元、英镑、欧元等西方国家货币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中的世界货币功能。这说明的不过是,持有过多的外币资产形式的外汇储备,既是美国和西欧在世界上的货币霸权的结果,又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和西欧在世界上的货币霸权。而不准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有助于尽量减少畸形的跨国资金对流,这将大幅减少对国际金融交易的需要,必定会大大减少对保持外币资产形式的外汇储备的需要。

  通过不准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而尽量减少对外汇储备的需要,就使我们可以尽量减少外汇储备在中央银行资产中的比例,将中央银行资产空出来购买国债,实行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利用这样的国有股权投资来大力发展芯片制造等战略性产业。

  在国家经济利益需要改造外商投资企业的场合,可以直接动用外汇储备资金购买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其方法是以外汇储备的外币资金购买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将其变为国有财产,而在财务的账面处理上,则是将中央银行持有的外国资产形式的外汇储备,变为中央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务,政府以这样的债务所筹资金进行国有股权投资购买外商投资企业股权。

  在适当减少外汇储备的过程中,应当大幅减少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资产,特别是减少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国国债,以降低中国财产遭美方扣押的风险。原则上应当将官方持有的外国资产多元化,官方持有的每个西方阵营国家的资产,应以一年从该国进口的金额为限,如该国在华投资总金额超过了中国一年从该国进口的金额,则官方持有的该国资产不应多于该国在华投资的总金额。

  适当减少外汇储备应当与打破美元、欧元和英镑等西方国家货币的国际经济霸权相结合。而打破美元、欧元和英镑的货币霸权,就表现于在国际贸易和金融的交易中不再以美元、欧元和英镑作中介,而直接以人民币和交易对象国的货币相兑换并支付。这就要求今后在国际贸易和金融的交易中加紧推行人民币结算,尽可能地直接以人民币进行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的支付和结算。尽可能实行人民币结算,再辅之以不准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会有力地阻止有害的跨境资金流动。

  矫正畸形的跨国资金对流,必须与纠正对外贸易政策上的偏向相配合。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首先应端正对外贸易政策的指导方针,放弃“发展外向型经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对外经济政策导向,使对外贸易为改善国内民生、促进国内自主经济发展服务,不再专注于追求扩大对外贸易规模。明确进口的首要目的是保障国内民生、帮助改善本国人民生活包括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进口政策也要为促进本土企业发展服务,而出口则主要是为保证对外经济平衡服务,目标只是取得足够的进口用外汇。为此而实行重点在于保护和促进本土产业和企业发展的对外贸易政策,其中包括实行严格的保护关税,而辅之以适度的鼓励出口政策,促进出口的目的只限于为换得进口资源性产品所需的外汇,同时严格控制和引导国内资金的对外投资。

  依照这样的对外贸易政策总方针,必须放弃“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政策努力方向,确立对外贸易政策着重点的顺序为:第一,进口要服务于保障国内民生基本需要、保障国民经济安全稳定运行;第二,进口不能与本土企业发展相冲突,为此要限制一切有害于本土产业发展的进口以保护本国企业;第三,出口的发展只限于为必要的进口获取外汇并为稳定对外经济关系而保证具有适度的贸易顺差。

  依据这样的对外贸易政策目标排序,今后在进口方面要把重点放在确保民生必需和经济运行需要的初级产品进口上,出口方面则只限于换取为保障进口所必需的外币资金并保证略有盈余,在这个基础上保持进出口贸易长期中的适当盈余;而在进出口两方面的政策又都必须有利于保护本国企业促进其发展,特别是着重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产业和本土企业。这就意味着不再盲目片面地追求增大对外贸易规模,尤其是杜绝盲目地追求扩大进口。

  为贯彻这样的对外贸易政策总方针,今后应当努力争取提高进口产品关税,提高进口关税率的平均水平,特别是要提高国内尚不能生产的高技术制造业产品的进口关税,以鼓励国内企业的进口替代生产。为了能在现有的以WTO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中顺利地提高进口产品关税,有必要借鉴美国的做法,在适用的情况下以安全为理由单方面取消某些贸易对象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实例应当是,如果今后韩国再有部署萨德导弹系统之类的威胁中国安全的行动,就取消韩国在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大幅度提高韩国产品的进口关税。

  为便于提高进口产品关税,应当不再加入国际上的各种自由贸易区。原则上应当停止一切参加国际上的自贸区的谈判,把对外贸易工作的重心转向保护国内产业上来。尤其是应当停止与韩国和日本作任何建立自贸区的谈判。今后我国与国外的贸易协定,原则上都应通过双边的贸易谈判来尽量争取达成双边的贸易协定,以争取获得尽可能多的保护本土产业和本国企业的机会。

  近年来美国和西欧国家已经将经济制裁变为常事。这些制裁涉及的主要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方面。西方国家不仅制裁中国的机构、企业和个人,在制裁其它国家时还往往将我国牵连进去,对不参与它们制裁其它国家行动的中方相关机构、企业和个人也实行制裁。我们绝不应忍受西方国家的这些制裁和与制裁相关的“长臂管辖”。应当原则上宣布,中国方面绝不服从西方国家搞的任何制裁,而且必定对任何针对中方的制裁进行加倍的还击;要利用一切西方国家制裁造成的机会和理由来实行提高产品进口关税、打击和排挤外企等保护国内产业的措施,并以此作为对西方制裁的更猛烈的回击。对一切为中国利益而受到了西方制裁的企业和个人,政府应当给予足够的援助甚至经济上的资助,而对配合西方制裁的企业和个人,则应当给予严厉的惩罚。

  最近一些年来,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国都因为维护本国利益、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而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严厉制裁甚至经济封锁。这些国家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霸权的正业斗争,本来就应当受到我们的支持;而这些国家特别是其中的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三国,又都有着丰富的天然气、石油、铁矿石和煤炭等资源性产品,可以很好地满足我国对这些资源性产品的需要。因此,我们现在急需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封锁,从这些国家大量进口天然气、石油、铁矿石和煤炭等资源性产品,把它们变为我国进口这些资源性产品的重要来源地,而以向这些国家大量出口我国的工业制成品相交换。大力发展与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国的贸易和金融关系,应当成为我国今后的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国家对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国的经济制裁措施特别是金融制裁措施制造了许多难题,使我国也难以与这些国家进行大规模的货物贸易。为与这些国家开展大规模地以工业品换资源性产品的国际贸易,应规定和实行专门的特殊政策并组建和运营专门的特殊机构。应当由商务部和中央银行牵头,组建专门的换货贸易体系,对伊朗、朝鲜、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受西方的制裁国家进行换货贸易,只以人民币和贸易对象国的货币进行结算,并单纯以双边货币存款和货物偿债的形式进行清算,不准美元和欧元等西方货币介入这些交易。这样专门的换货贸易,将会大大有助于保障我国必要的能源等资源性产品的进口。

  原则上说,对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国的换货贸易,可以由现有的国有专业化大企业中石油等执行。但是我从最近一些年中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中判断,中石油等掌管现在的大宗商品进口的企业,有自愿服从美国单方面制裁的嫌疑。考虑到现在的大企业领导往往可能与美欧国家有种种个人利益上的关联,有这种行为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这种自愿服从美国单方面制裁的行为损害的是中国人民的利益,又是不能容忍的。杜绝这种行为为害的一个方法,是组建专门的与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受西方制裁国家进行换货贸易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这些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不再受西方金融体系制约,甚至不再参与可能受西方制裁的与西方国家的交易。而对那些无法割断与美欧国家的贸易和金融联系的企业,则应将其排除在与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国的换货贸易体系之外。

  这里所宣示的各种政策,目的都在停止实行各种依附西方的对外经济政策。这些依附西方的对外经济政策追求自由贸易,放任西方产品进口,片面追求扩大对外贸易规模,鼓励外企进入国内并维护外企利益。我们在前边已经揭示了这些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危害。而俄乌之战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行的种种经济制裁,更是戏剧性地暴露了依附西方的对外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恶果。是到了与这些依附西方的对外经济政策决裂的时候了。必须彻底扭转对外经济政策的方向。

  彻底扭转对外经济政策的方向,现在就要作的是,严格限制外资和外企的进入,利用一切机会提高产品进口关税,全力推进国际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不允许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

  长远来说,彻底扭转对外经济政策的方向,就是把对外贸易政策的基点放在保障进口民生必需的资源性产品进口上,放在为本土企业保护国内市场上,加紧保护本国市场,包括实行严格的保护关税,而辅之以适度的鼓励出口政策;同时转向严格限制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的经营,严格控制和适度引导对外投资,防止资本外逃式的资金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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