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体系的阶级政治

　　标题：美元体系的阶级政治

　　The Class Politics of the Dollar System

　　作者：雅科夫·费金，多米尼克·劳斯德

　　Yakov Feygin，Dominik Leusder

　　译者：（女神读书会翻译组）小毛线

　　来源：https://phenomenalworld.org/analysis/the-class-politics-of-the-dollar-system

　　女神读书会按：最近几年，对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霸权的批判蔚然成风。但是这种批判往往迎合于传统的民族-国家框架，把美元霸权视为美国这一整块铁板支配世界的工具，既容易将世界简化为国与国的冲突而忽视超国界、跨国界的层次，又容易无视美国自身内部因为经济结构而产生的撕裂(不只是种族、文化和党派的裂痕)。本文于2020年5月1日发表在《现象界》(Phenomenal World)网站上，阐述了作者的基本观点：在分析国际经济时需要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视角(即独立的国与国关系)，“美元体系产生的主要裂痕出现在阶级之间，而非国家之间”;当今的美元体系不能仅仅视为美国霸权的工具，而更要看到美元体系符合世界各国精英阶层的利益，“精英的利益并不集中在国内，而是在国际上”;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衡推动了它们接受美元体系，接受和美国的不平衡。这些观点虽然有偏颇和误导之处，但仍然具有参考和批判价值，故女神读书会翻译组特此译出，以飨读者。此外，译者经济学知识十分贫乏，相关术语翻译存在不足，因此译文仅供参考。

 

　　全球美元体系中的胜利者屈指可数。在典型框架中，理解美元就意味着需要理解美元给美国所带来的、“高到离谱的特权”。不过，美元在建构国际金融体系、定义美国霸权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依然是模糊不清的——同样模糊不清的是，在当前体系下，究竟谁是受益者?美元优势地位支撑着美国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逆差帮助美国经济不断转向“租金”(rents)的积累，而非依靠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趋势导致劳动报酬、资本份额占收入比例的下降，导致教育、医疗和租房成本的膨胀。面对这些缺陷，我们又怎能信誓旦旦地宣称，对提供流动性和以外币结算的基准资产(benchmark assets)的国家，储备货币能够给它们带来大量好处?

　　对于全世界其他国家而言，缺陷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家需要确保它们的经济能够应对货币危机和债务紧缩，这就意味着它们要牺牲必要的国内投资以积攒美元。这些政策通常伴随着抑制消费、降低收入，从而维持在美元体系下的贸易顺差。在许多国家，美元体系帮助腐败的精英阶层安全地将非法所得转移到全球银行中心——后者的物权法体系模糊不清。

　　更加仔细地考察维持当前体系的潜在机理，可以向我们揭露，为什么没人看上去想要“用美元”(buck the dollar)，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个国家都有兴趣维持这一体系。

　　与其将美元体系首先视为美国政府的工具，我们不如将它视为全球化经济的产物。我们的全球化经济有利于金融精英的偏好——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自由流通。美元体系不仅依靠所有人主动支持美元作为全球货币，而且还要依赖于我们缺乏强劲的全球货币治理，缺乏国际货币市场的相关建设。当前美元的中心地位并不来自于美国国家安全或利益的优先性。恰恰相反，美元中心地位的基础是全球货币市场——沟通各金融机构、政商精英及各个国家——全体参与者的偏好。犬牙交错的资产负债表“矩阵”构成了金融化的全球经济体系，而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的传统观点不足以解释美元在此之中所造成的裂痕。毫无疑问，虽然美元体系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不成比例的负面效果，但是美元体系产生的主要裂痕出现在阶级之间，而非国家之间。

　　我们在这一语境下很容易退回国界之内，支持各种类型的去全球化。然而真相是，美元体系主要基于社会冲突，而非地缘政治冲突。这意味着，美元体系改革的最佳方案是让全球社会体系最底层者获得权力。

　　美元体系的轮廓

　　全球财富积累、贸易或其他交易的支付主要通过美元进行。美元从而成为信用和计价的主要货币。美元体系内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不属于美联储管辖，因此绝大多数美元来自于离岸银行间的信贷，来自于美国之外银行的美元储备或“欧洲美元”(指在欧洲银行和借贷机关流通的美元。——译注)。离岸交易需要安全、美元计价的担保品以管控流动性——最好是美国国债。佐尔坦·鲍兹(Zoltan Pozsar)早已强调离岸金融管道(financial plumbing)的这一特点。他警告，美元资金市场存在一个“黑洞”。离岸美元库依赖国债以及类似替代品的流动性。一旦出现“保证金催单”(a margin call，保证金账户内资产贬值，投资者必须支付更多资金。——译注)，国债及类似替代品可以作为担保以募集资金。

　　离岸美元库的存在有双重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资金交易的需求。“欧洲美元”体系便于各国不同货币之间的交易，允许它们采用常用的稳定货币——美元——进行计价交易。美元信用使得合同交割无需真的交换美国发行的货币。事实上，“欧洲美元”体系就是众多借据在不同时刻的交易。主要货币中心的银行们在结算信用时，手段主要是合并定期账户，或者在必要时依靠回购协议，从而通过短期贷款以获得美元。短期贷款的担保一般是美国国债。

　　在新兴市场，80%的贸易以美元计价。因此，一旦本币贬值，收入本币的企业将会背负上难以偿还的美元债务。因此，中央银行试图大量储备美元资产，最常见的就是美国国债。为了获得美国国债，他们往往通过压低本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以维持贸易顺差。这一举措在短期内尚能持续，长期来看却会导致经济停滞或国际贸易战、货币战。

　　离岸美元库存在的第二个推动力是财富不平等和超高的企业回报。大企业、养老基金和巨富们不会把钱放在小额银行中，而是会放在可以迅速兑换成美元的流动性计价资产(liquid denominated assets)中。虽然这种“影子银行”体系有合法用途，但它同样便于逃税和盗贼统治(kleptocratic)的腐败。压低实际工资只会加剧这一趋势。无处不在的全球贸易不平衡让资本所有者获得更多回报，加剧不平等的程度。

　　因此，美元体系服务于精英们的权力，他们希望维持现状。一个拥有支配地位货币的全球性体系便于“租金”积累并储藏在离岸金融的合法黑洞之中，牺牲的则是出口国家工人们的消费能力。

　　金融荷兰病

　　(Dutch disease，类似于“资源陷阱”，原意指一国经济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导致其他部门衰落。——译注)

　　美元体系下，得利的精英阶层和失意的工人之间的裂痕也同样出现在美国国内。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者，美国遭受了巨大的经济负面影响。不过，不同美国人受到影响的程度却是不一样的。对优质美元计价资产的需求让美国患上了金融“荷兰病”：美国依赖于“出口”一种抬高汇率的商品。为了获得服务和金融租金，而忽视了生产可贸易的增值商品。“荷兰病”的经典例子一般是70年代的荷兰(在发现北海石油之后)、尼日利亚和俄罗斯这样的商品出口国。得了“荷兰病”的经济体往往会产生一群人数萎缩的精英阶层。他们的权力依赖于出售这种商品、这种商品产生现金流而带来的服务和管理收入。

　　对于美国而言，这种商品就是美元。内在机理不难理解。从简单的会计角度出发，一份资产伴随的必定是一份债务。这就意味着，资本账户上的一份盈余——或者是世界想要购买安全、美元计价资产的愿望——伴随着经常账户上的一份亏空。因此，美国预算赤字和贸易逆差是美元系统内在的一部分。当美国预算赤字因为贸易顺差上升或削减预算而下降时，金融风险也在上升，因为市场将安全的美国国债换成存在风险的担保品——如2008年经济危机中臭名昭著的证券抵押贷款。

　　“荷兰病”最明显的特征是，虽然美国占世界GDP比重在下降，但美元在80年代以后稳步升值。在国内，“荷兰病”的主要症状是非可贸易商品——如药物、房租和教育——价格超过可贸易商品。非可贸易商品和可贸易商品之间的差距至少部分造成了美国低通胀率、工资份额下降和经济风险上升。虽然美国消费者如今可以购买到越来越多种类的设备、电子产品、小型奢侈品，但却越来越接触不到阶层流动性、家庭可持续性所必需的服务。

　　我们难以判断美国经济究竟如何在这一体系中获益。二战后早期，美国经济也许确实在狭义的算术层面上获益了。在战后，维持储备货币的成本要比现在小得多，因为当时美国占全球GDP的比重比现在大得多。然而，虽然全球GDP蛋糕做大，但美国份额相对减少，全球对美元需求产生的成本也随之上升。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主动抑制大量、持续地使用本国货币。

　　如果这个体系不是最好的，那它为什么现在还存在着?答案在于一个新型跨国阶级政治的出现。

　　美元化(dollarization)的阶级政治

　　为了理解美元体系的生命力，人们提出的模型五花八门，既有还原主义者，也有过时的观点。后者通过将各国视为分析的主要单元以考察国际政治。他们认为，美元是美国霸权利益的产物，是政府治理国家的工具。然而，全球金融化已经推翻了这一模型：精英的利益并不集中在国内，而是在国际上，通过国际收支平衡机制和金融体系进行转移。美国领导人和技术官僚并不是直接强迫发展中国家将他们的国际收入投到美国国债上的;换言之，中国美元储备的增长也不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主动决策。

　　让我们假设，中国政府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减少美元储备。为了解决和美国的收支不平衡问题，中国需要解决国内的收支不平衡问题。这是因为基本的会计等式告诉我们，国内没有消费的东西都会剩余下来，以资本流动的方式“出口”——主要流动到美国。正如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一直以来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家庭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低(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造成国内储蓄率较高以及消费不足。国民收入的大头掌握在高储蓄率、偏好美元的个体手中，如高收入个人和大公司。为了逆转这一不平衡现象，收入必须从精英阶层转移到工薪阶层。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早在1958年就指出了这一点。要是不打算进行实质性的收入再分配，央行也可以寻求另一种储备货币或类似的安全资产。但是这是不可行的，因为除了美国，没有哪个国家在基准资产方面拥有深厚、具有流动性的市场。

　　我们这里还假设金融部门和企业精英希望改变现状。然而，实际上我们没有理由这么假设。对于当前的玩家，目前的美元体系倒不是一无是处，而改变现状就需要再分配。中国庞大的美元储备说明了，对于多年来不平衡增长造成国内不平衡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美元计价的资产是一种在政治上很方便的手段，既能维持增长，又无需诉诸于跨部门转移——比如利润让利给工资。对于日本和德国这样发达的出口国家，他们也可以维持基于成本竞争力和压低工资的发展模型。欧元或日元的地位提高会削弱这一发展模型。对于出口资源的国家，当前美元体系便于通过简单的资本流动进行腐败和逃税。在美国，当前美元体系有利于金融精英，他们可以依靠流入美国市场的资本而牟利。然而，其他人却要面临非贸易商品——例如学费、医疗和房价——成本上升。在世界各个地方，精英们都赢了。

　　全球精英、全球市场偏好美元体系。这一事实说明，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分析全球金融体系是多么无用。赫尔曼·马克·施瓦茨(Herman Mark Schwartz)是有关美元和美国霸权的顶尖专家之一。他提出了一条看待美元的更好途径，将其视为“准帝国主义全球体系的官方货币”。在这个准帝国主义全球体系中，不同经济地区依靠相同的一种储备货币相连。“帝国货币”与其说是美国扩张主义和军事冒险主义的前提(甚至是决定性因素)，不如说只是这两种主义的副产物，它们都出现在美元成为储备货币之前。

　　由于美元成为储备货币，美国又得到了两个地缘政治优势：美元货币互换协议，以及美国强大的制裁能力。然而，这几十年来，美国使用这两个优势的能力却充满着极大的偶然性。最近的研究显示，国际美元体系不是有意设计出来的，而是由一群精英拼凑起来的。这些精英相信，国际货币市场不能主动地按照公共产品(common good)理念而构建，只能给予支持。我们将交换网络体系和2008年金融危机联系到一起。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源头可以追溯到60年代初的“欧洲美元”，可以追溯到领导人们的决定：最好支持“欧洲美元”，而非反对或重构它。只要不牺牲精英以解决国内不平等问题，美元依然具有霸权地位。

　　美联储之所以能够控制“欧洲美元”体系、新兴市场在体系内之所以是脆弱的，是因为全球都依赖于央行的支持。在2008-2009年危机期间，美联储利用所谓央行流动性互换协议以支持全球体系，它的形式是央行之间的互惠货币协议。美联储换来当地货币，帮助其他央行装满美元储备。互换协议的真正威力不在于谁换了，而在于谁没换。在最近一篇发表在《国家》(Nation)的文章上，安德烈·阿劳兹(Andres Arauz)和大卫·阿德勒(David Adler)强调，这些互换协议可以作为货币分类筛选(triage)的手段，美国借此判断哪些国家更能够经受住金融风暴。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甚至让互换协议都陷入考验。不仅这次美联储签署互换协议的国家数量要多于2008和2009年，而且在2020年3月31日，美联储宣布设立临时性的回购便利工具(repo facility with foreig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uthorities)，允许其他国家央行和金融机构直接将它们的美国国债换成美元，从而避免将美国国债直接卖入一个非流动性市场。美联储依靠这一举措为各国央行创造出了美元流动性又一来源。

　　改革美元体系

　　去美元化看上去遥遥无期。比如，目前并不存在欧元计价的同等安全资产。而且欧元区的资本市场也没有美国资本市场那么发达。反对分摊金融风险的欧盟国家不断抵抗深化资本市场、引入共同债券(common debt instrument)的尝试。最近“新冠债券”(coronabond)的流产足以证明这一趋势。只要德国、荷兰这样的国家坚决反对欧元区必要的金融一体化，国际储备货币的构成依然大大倾向于美元。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首次提出一种人造货币“班科”(Bancor)，它的前景同样暗淡。

　　我们应当选择改造现有体系以降低它的破坏，美国必须在此之中扮演主要角色。我们的建议如下。

　　首先，美国应当建立制度化的货币互换协议，从而允许贸易伙伴直接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打交道。美国应当允许伙伴接触到优质的美元流动性，换取对方维持平衡的贸易政策。这一交易将会降低美国贸易逆差，同时向贸易伙伴施加提高实际工资的压力。

　　第二，正如纳森·坦库斯(Nathan Tankus)最近所建议的那样，美联储可以将货币互换协议的对象扩展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而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特别提款权成为全球财政政策制定者。在当前形式下，特别提款权大部分无法变现(illiquid)，无法转换为美元或新兴市场债务计价的其他货币。为特别提款权提供货币互换协议的支持，在政治上可以迅捷地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毕竟，我们已经保证特别提款权实际上可以兑换成美元。在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的牵头下，许多国家领导人共同致信二十国集团，支持坦库斯的提议。

　　第三，美国不应当将自身的赤字或逆差视为一个问题，而应当视为一项公共资源，并且像能源出口国利用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一样利用自身的赤字或逆差，从而避免“荷兰病”。为了管理好这一公共产品，美国应当建立起一系列公共银行，为特定的经济投资计划提供资金。美联储将会为这些公共银行的债务提供担保——按照惩罚性利率(at a penalty rate)，用准备金、美国国债或美元储备贴现。因此，这些债务在交易时的收益率要略高于国债，让投资者在面对通用国债时有着其他选项。这些投资工具的债务一方面提供全球性的担保、提高金融稳定性，另一方面提供积极、长期的投资以抵消美元霸权对国内产业的影响。

　　但是这些手段是不够的。为了不仅仅是维持现状，我们需要首先意识到，美元体系不是作为帝国主义工具而演化，而是跨国精英的“杰作”。跨国精英窃取了这一国际性公共产品的控制权。只要我们没有主动抵抗精英们的利益，美元体系将会继续是一场零和游戏——从长期来看，这一状况对于全球政治经济而言是不可持续的。正如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打趣道：“无法永久持续的东西必将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