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春：回归科学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2019年迎春经济文章选编

回归科学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

2019年迎春经济文章选编

　　前        言

　　新中国的毛泽东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经济发展史上，由古老的手工工具时代进入机械化、现代化时期的伟大转折;是由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跃入先进的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的伟大转折，这种跃进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绝无仅有。历史发展的潮流不可能是直线的，出现一点回流也是必然的。但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经济制度已经处于风烛残年、朝不保夕，经济发展回归科学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不可阻挡的大潮!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雇佣劳动制度，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生产力的发展，由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再到现在即将进入机器人的时代，这种雇佣劳动经济制度实在是容纳不下生产力的发展了。

　　早在1825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就已经显现出这种经济制度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危机由生产过剩的形式，转变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再转变为债务危机。总之，劳动群众的消费能力不足，而生产则要继续发展，因此，资产阶级的总代表用滥发纸币的办法“扩大消费”，再不行就用借债的办法“扩大消费”，采用这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根本解决不了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的问题。

　　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等，把资本主义世界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世界人民欢欣鼓舞。但是，历史的发展不是直线的，从几千年私有制社会向共产主义公有制社会转变，必然要经历曲折、反复。苏联彻底复辟了，我国也实行“改革开放”，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又“一统天下”，资产阶级重新统治世界，一时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公然宣称“历史的终结”。然而资产阶级的好景不长，2008年爆发的债务危机，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经济制度即将寿终正寝的面貌暴露无遗。“当地时间10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下调至3%，较今年7月份预测值下调0.2个百分点。这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低水平。”《精选》中的《世界经济形势一瞥：无可挽救的衰落》大体上反映了这一事实。

　　《开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从毛主席<理论谈话要点>说起》一文，简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下，沿着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向共产主义的公有制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在这样一个生产力十分落后的社会，有的人甚至于不承认我国是社会主义，加上国际资本主义强大势力的压迫下，社会的发展也必然会经历曲折。改革开放以后，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国内资本趁势而起，国有经济也演变为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生产力虽然曾一度迅速发展，但是，确实坠入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泥坑。2008年以后，立刻显现出原形：“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于是沿着老路：滥发纸币、大肆借债：中央政府借债、地方政府借债，企业借债，个人也借债：房贷、学贷等等，而且债务越来越重，显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即将寿终正寝的面目。这些在《精选》的文章中都有所反映。

　　西方经济学根本不承认有什么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经济制度与科学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的区别，在西方经济学里，雇佣劳动经济制度是永恒的，商品买卖是“天然存在”的;而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虽然承认存在着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区别，但是，他们却硬要把当前的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粉饰成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这两种观点，《精选》的文章都进行了批判。

　　总之，《精选》要向读者说明的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经济制度即将寿终正寝，只有回归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才会有无限光明的前景!

　　《精选》是奉献给各位的新年献礼!

　　目录

　　一，回归科学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

　　——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二，世界经济形势一瞥：无可挽回的衰落

　　三，   从认识经济发展看两种经济理论的根区别

　　四，几个经济理论问题的探讨 

　　——与周新城同志商榷

　　五，“卫兴华们”的悲哀！

　　六，开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

　　——从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说起　　

　　

　　一，回归科学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

　　——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发展生产、经济，是沿着公有制经济的道路发展，还是沿着私有制经济的道路发展。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两条不同发展经济道路的斗争，70 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毛泽东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现在是到了回归毛泽东时期经济发展道路的时候了!

　　一，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发展

　　毛泽东时期经济发展的特点是：速度快、产业结构合理、工业向落后地区转移、高新技术自主掌握，特别是生产不断扩大，根本不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

　　新中国建立不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就制定了“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到1956年，全国经济基本上实现了公有化：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的集体经济。有关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发展，笔者曾经在《论毛泽东时期生产发展的伟大成就及原因》、《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结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发展》等文章中进行过详细论述，引用了大量数据和事实，这里只做简要的概述。

　　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以下特点：

　　1，速度快

　　反映物质生产发展的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

　　以1952年我国工农业生产指数为100，1978年为779，年均增长8.2%;工业总产值由100上升到1598.4%，年均增长11.2%(《中国统计年鉴》1983  第17页)这是在原有经济非常落后，外部环境恶劣的条件下取得的。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间，物质生产持续高速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上也非常罕见，说是“经济奇迹”一点也不过分。笔者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叫《毛泽东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

　　2，产业结构合理

　　工业农业齐头发展;重工业与轻工业并重;粮食生产、能源产业、原材料产业等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平衡发展;既发展了生产资料生产，又发展了生活资料生产，形成了部门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因此，不仅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用现代机械武装了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双手，用机械代替了手工工具，使整个经济获得高速发展，并为不断扩大再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短短的二十几年，我国由一个消费“洋货”的国家，发展到能够自行建设和装备攀枝花钢铁企业、第二汽车厂，建设成昆铁路、襄樊铁路，建设西昌、酒泉火箭发射场，能够发射人造卫星，爆炸原子弹、氢弹和试制“运10”大型民用飞机的工业大国。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资本之所以大量涌入，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时期建设了工业部门齐备、基础设施完整的物质基础。

　　3，工业向落后地区转移

　　旧中国仅有的一点点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的几个城市。新中国建立以后，工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特别是“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在主要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涉及600多家企事业单位重建、搬迁、合并，整个工程规模史无前例。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次民工的建设者，打起背包、爬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他们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引自《毛泽东时代的大三线建设》)四川、贵州等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以及整个经济，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

　　4，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自主掌握核心技术

　　旧中国连自行车都造不好，新中国的短短二十几年，不仅能够生产汽车、一般的飞机，而且试制了大型民用客机“运10”，与美国的波音、欧洲的空客并肩;发展了电子工业等高新产业，还生产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等军工产品;发射了人造卫星。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说过，艇上零部件共有4.6万个，需要的材料多达1300多种，却没有用一颗外国的螺丝钉！说明我国不仅能够生产世界最先进产品，而且自主掌握核心技术，自己生产全部零部件。

　　5，生产不断扩大，不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

　　毛泽东时期的生产发展非常快，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都取得高速发展，但是，都满足不了消费的需求，消费有力地推动着生产的发展。无论是钢铁、石油等生产资料生产，还是住房、粮食、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生活资料生产，都供不应求，广大群众的收入不断增长，推动生产发展，完全不存在生产过剩的影子。

　　生产发展能够具有上述特点，是由于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发展国营经济的结果。

　　总之，那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快，产业结构合理，经济向落后地区转移，发展了高新技术产业，而且核心技术自主掌握，特别是整个经济归劳动者所有，因此，呈现出消费推动生产发展：当时的主要生活消费品，如粮食、布匹，工业品的“三转一响”，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等，尽管产量增长很快，但是仍然供应不上消费的需要。为了避免投机倒把，政府采取了发行票证的办法：粮食有粮票、布有布票、自行车有自行车票等，反映出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广阔前景，这些是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然结果。而资产阶级的学者则讽刺为“短缺经济”。

　　那时，全社会没有资本家。城市的劳动者上至国家主席、总理，下至一般工人都凭工资收入生活；农村劳动者除了有少量的自留地生产私有产品外，一律凭工分分配，完全消除了利润收入。随着生产发展，工人工资的逐渐增加，农村集体经济工分值的提高，特别是就业人数大幅度增长，由1949年的18，082万人，增加到1978年的39，856万人，翻了一番还多，而且捧的是“铁饭碗”，没有失业的威胁，也没有“下岗”一说，整个社会购买力蒸蒸日上，仅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总额就由1952年的6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469亿元，增加了5.9倍，（《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120、489页）因此，根本看不到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过剩危机的阴影，经济发展的前景一片光明.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实际上是掩盖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提倡搞“外向型”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377、375页)“改开”以来，我国走的就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沿着日本、亚洲四小龙的老路，走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死胡同。

　　有关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发展，笔者也写了一系列文章。如《经济高速畸形发展与经济关系大倒退》、《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谈谈“改开”以来“两纸”乱中国》、《我国必将爆发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等等，引用了大量事实和数据。这里主要是从经济发展的前景，概括地叙述经济发展的特征。

　　1，依靠外资、外贸推动经济高速发展，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显现“下行压力加大”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主要是依靠吸引外资，发展外贸推动我国物质生产的高速发展。

　　毛泽东时期美帝国主义等国家不仅不给我国投资，甚至不和我国做生意，企图从经济上“掐死”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国存在大量廉价劳动力，工业部门齐备，基础设施完备，加上政府给予资本主义国家企业“超国民待遇”，从而大量外资和大批外企蜂拥而入。从1993年开始，每年引进几百亿美元，而且不断增加，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急剧增长：1993年进出口总额不到2000亿美元，2008年就增加到25632.6亿美元，增加了12.1倍;出口总额由1993年的917.4亿美元，发展到2008年的14306.9亿美元，增加了14.6倍。可见，我国的物质生产主要是依靠引进外资，发展外贸推动的。

　　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债务危机，显示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穷途末路，我国生产的高速增长也戛然而止。危机爆发以后，我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急剧下降，由2008年的25632.6亿美元，降到2009年的22075.4亿美元;出口额由14306.9亿美元，降到12016.1亿美元，分别下降了14%和16%，对依靠出口发展经济的我国来说，是极大的“下行压力”。

　　2008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再一次显示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痼疾，不过这一次的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出的是负债沉重，而生产过剩则主要表现在我国。由于出口贸易急剧下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由原来的两位数，下降到8%、6%点几。而且这种增长是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个人、企业负债不断增加的条件下实现的，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证明走不通的一条死路。依靠滥发纸币(即“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增加债务(即“财政政策”)“拉动内需”，维持所谓的国内生产总值“稳定”增长，不过是一些人的主观“梦想”，最终必将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1978年时，我国流通中货币总共只有212亿，到2018年就增长到73208亿，增加了344倍，货币贬值、物价大幅度提升。毛泽东时期月收入几十元，就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现在收入几千元也难以维持;毛泽东时期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又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却债务累累，不仅中央政府负债，地方政府负债，还依靠出卖土地维持地方财政，不断推高房价，让房地产老板大量掠夺群众的财产;而以节俭出名的中国老百姓，也不得不大量负债，被房贷等各种贷款压得喘不过气来;而且各种债务不断增长，看不到尽头。这种依靠发行纸币、债券，用“寅吃卯粮”的办法维持经济运行，根本不可能持久，这一点已经被资本主义周期性爆发的危机证明，我国爆发经济危机只是时间早迟的问题。

　　2，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发展不均衡

　　由于大量引进外资，不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崛起，原有的国营经济也演变成为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雇佣劳动制度。因此，不能赚钱的农业、石油开采等基础产业的生产，不仅得不到发展，有的还逐渐衰落;另一方面加工工业却高速发展，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大量廉价生活消费品，从儿童玩具、鞋、服装，逐步发展到家用电器等等。因此，我国的“米袋子”、“油瓶子”和“汽油桶”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只要世界上什么地方冒一点火花，爆发战争，我国的粮食、食用油和石油等就会出现供应危机，人们就会缺粮、缺油，汽车就会“趴窝”，整个经济生活必将会出现混乱局面。

　　3，工业向沿海城市集中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是依靠外资企业、发展外贸带动的，因此，加工工业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一带，而东北等地区的老国营工业衰落，特别是广大的农村更加衰败，青壮年纷纷跑到沿海城市“打工”，出卖劳动力，农村只剩下老头、老太太和留守儿童。

　　4，一些产业的核心技术被外国控制

　　毛泽东时期我国已经试制的民用大型客机被迫“下马”，自主生产的电子产品，也改从外国采购，一些高端产业的产品，如大型民用客机、芯片等要从外国购买;一些高技术产品的核心技术，如汽车等的发动机还是要靠外国等。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又是增加我国出口商品的关税，又是制裁中兴、华为等公司，充分反映出依靠出口和核心技术不能自主掌握的被动状态。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是沿着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外向型”老路发展，具有殖民地的性质。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阻碍，就是广大劳动群众的经济地位的变化，由毛泽东时期的企业的主人，转变为雇佣奴隶。

　　毛泽东时期，我国企业没有老板与打工仔的区别，没有工资的与利润之间的对立，所有企业的职工，一律领取工资。那时的工人工资，从经济学来说，已经不是出卖劳动力商品的价格，而是工人自己劳动的一部分;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位劳动时间生产的物质财富增加，工人、农民的实际收入也会不断增加，这也是毛泽东时期不可能出现生产过剩的根本原因;而另一方面看，工人、农民创造的积累资金，不仅不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利润那样与工资对立，相反，这种积累资金用来扩大再生产，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进一步改善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区别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点，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发展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企业属于老板私有，生产是为了利润，“老板们”千方百计地少用工人，压低工资，生产的社会财富很大一部分以利润的形式被“老板们”占有。据2019年《福布斯富豪榜》，我国的马化腾、马云、许家印分别以388、372、362亿美元，位列世界富豪的第20、21和22位，仅这三个人就拥有一千多亿美元的财产，约7000亿人民币。在短短的几十年就积累了这么多财产，也应该算是“世界奇迹”。“老板们”占有的这一部分财富，被继续用来剥削工农劳动群众。

　　历史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正确、光明大道，而所谓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道路，是资本主义的“死胡同”，这个事实不仅被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反复证明，也被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事实所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濒临死亡，资产阶级的政客和学者们也已黔驴技穷!

　　我国的广大劳动群众经历过近三十年毛泽东时期的生活，深深体会到科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前一浪高过一浪的“毛泽东热”，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毛泽东时期经济制度的怀念，认识到发展公有制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是经济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要不断地用马列毛主义武装群众，为重新回归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奋斗!　　

　　二，世界经济形势一瞥：无可挽回的衰落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非常严峻，自2008年爆发经济危机十多年来，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徘徊在1—2%左右，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而世界各国的债务却不断增加，尤其是中美贸易战的爆发，表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气数已尽，资产阶级政府黔驴技穷。

　　一，不断增加的债务

　　资本主义国家的债务不断增加，中美爆发的贸易战，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形势严峻的主要标志。

　　1，债务沉重、不断创历史新高

　　最近看到一条消息，说美国国债创历史新高，达22万亿美元。另外“去年第四季度，美国家庭债务增加320亿美元，至13.5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这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峰值高出7%。”日本国家债务也很沉重：“日本财务省周四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财年末(2018年3月底)，包括国债、借款和政府短期证券在内的国家债务余额达1087.813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万亿元)，较2016财年末增加16.2536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也是“创历史新高”。欧盟呢?“据欧盟统计局7月20日发布的数据，2018年第一季度欧元区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升至86.8%，欧盟各成员国中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最高的国家为希腊(180.4%)，其次为意大利(133.4%)和葡萄牙(126.4%)。”等等。我国呢?2017年国债余额134770.2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6.2%，(《中国统计摘要》2018   第68页)也是“创历史新高”，地方政府的债务更是不断增加。不仅美国、欧盟、日本、中国世界的四大经济体债务沉重，连非洲的债务也高速增长。“自2013年以来，非洲的债务迅速增加，2017年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中位数比率增加到53%。因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大约1/3的国家被归类为处于或面临高债务危机风险的国家---------债务与GDP的中位数比率从2013年的33%上升到2016年的52%，这大约相当于每年增长GDP的5个百分点。”看来债务累累、“创历史新高”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而债务累累、“创历史新高”的本质，则是群众的贫困和消费能力不足，说明当前的世界经济连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了。

　　什么叫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例如手机生产。2017年我国生产18.9亿台，全部都买出去了，或者说是消费掉了，第二年才能再生产18.9亿台。按照原来规模生产就是简单再生产;如果消费量增大，需要生产更多的手机，这就是扩大再生产;反之，消费不了那么多，生产规模缩小，就是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可见，生产、消费等是紧密联系的再生产环节。只有生产的产品卖了、消费掉，再生产才能够继续进行。

　　债务累累，不断“创历史新高”，表明消费能力不足，要依靠借债消费，就是把将来的消费能力提前预支，才能维持生产的继续。这种现象从生产的角度看，就是生产过剩。

　　当前世界经济的形势不仅债务累累、创历史新高，而且危机重重：世界贸易组织下调了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据汇信报道，欧盟委员会7日依照惯例发布了春季经济预测报告。报告中，欧委会再次下调了2019年与2020年欧元区和欧盟的经济增长预期。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预计，欧元区的19个国家，2019年GDP的增速为1.2%，2020年预期为1.5%;而欧盟28个成员国2019年的增速为1.4%，2020年则为1.6%。”日本的经济形势经济也很不好。“13日发布新闻公报说，由于3月份景气一致指数下滑，内阁府对日本经济基本情况的判断从此前的‘表现出向下的迹象’下调至‘正在恶化’，这是日本政府自2013年年初以来首次用‘恶化’来描述经济情况。”而世界四大经济体的另外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目前正在展开贸易大战，相互增加进口商品的关税，这也是美国为了减少购买商品的支出，降低政府债务的必然。总之，当前的世界经济仍然没有摆脱2008年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的阴影。

　　资本主义世界从1825年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几乎每隔十年左右就爆发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尽管危机的形式可能变化，或转化为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或者是债务危机，本质上都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谬尔森承认：“美国经济在我们的整个现代史上一直受着经济周期的折磨。”“----经济周期的各个相继的阶段。当实际GNP连续下降两个季度时，经济便进入了衰退。衰退在‘谷底’结束------然后便是复苏、高峰、衰退、低谷、复苏------以及永无止境的涨落交替。”(《经济学》第12版    萨谬尔森、诺德豪斯著   高鸿业等译  第313、314页)按照恩格斯的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体是：“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停滞状态持续了几年--------生产和交换的运动逐渐恢复起来，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阻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马恩选集》第三卷   433页)西方经济学描述经济周期的公式是衰退——复苏——扩张——衰退;马克思主义的公式是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

　　最近一次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已经脱离了原来周期的轨道，根本看不到扩张或者高涨阶段，一直处于复苏阶段，而且是复苏乏力。

　　自2008年爆发经济危机至今已经十年多了，经济复苏乏力，不见扩张，更看不见“跑步”、“狂奔”。而一些国家债务创新高的事实说明，目前的“复苏乏力”还是依靠预支将来的消费能力得来的。众所周知，借债是要还本付息，再一次爆发债务危机的阴影一直环绕着世界经济。

　　英国的“脱欧”，法国的“黄马甲”，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以及四处制裁和发动贸易战等，都是这种经济形势低迷在政治、经济上的表现。

　　美国发动贸易战，四处制裁别国，特别是当前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实行战争边缘政策等，都是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垂死挣扎。美国自上世纪末以来，资本家把大量工业转移到国外，每年有几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造成国内债务不断增加。不过它还有最完备的军事工业。为了保持和扩大军事工业的生产，必然不断地挑起战争，或者进行军事威胁，这样才能够消费军工产品，扩大军工产品的生产、销售。这就是当前特朗普四处制裁别国、发动中美贸易战，造成战云密布的形势而使世界不安宁的原因。

　　2，根本原因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债务沉重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到现阶段，已经严重阻碍生产发展，危机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程度了。

　　经济危机的性质是生产过剩。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论》第三卷   第549页)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追逐利润，无产阶级只能获得自己劳动价值的一部分即工资;另一部分价值则作为利润被资本家占有。

　　从消费能力看，无产者占有的工资部分，仅仅能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花完了工资以后，仍然是无产者，要继续出卖劳动力。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

　　有人认为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福利很高，即使失业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比我国在职工人的生活水平高。这是一种脱离社会实际的比较。人、劳动者总是现实社会的人、社会的劳动者，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比较生活水平。美国的劳动者是美国社会的产物，判断他们的生活水平，必须从美国社会的发展进行比较：与他们过去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与美国其他阶级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不能脱离美国社会的实际和我国的工人进行比较。如果美国的劳动者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比过去高，还有所下降，而少数资产者的财富愈来愈增加，社会矛盾就会日益尖锐，更何况现在债务还不断增长。美国按人口平均的家庭债务就达4万美元，再加上政府债务，人均债务竟高达10万美元，相当于2017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可见，现有的生活水平是在债务不断增加的条件下维持着。而劳动者创造的另一部分价值，作为利润归资产阶级所有。资产阶级根本消费不了这些财富，可见，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发展前期，资本主义国家不断用机器制造的廉价产品，摧毁了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把世界经济逐步卷入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这个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反复地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1929年爆发了大危机以后，为了“防范和化解”经济危机，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即大量发行纸币刺激消费，结果是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转化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的危机。恶性的通货膨胀使资产阶级也无法正常生产，资产阶级政府转而采用大量借债的办法“防范和化解”危机，经济危机又以债务危机的形式表现。2008年的危机就是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大量印发纸币和不断增长的债务，使资本主义世界已经不可能再出现“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阻碍赛马中的狂奔”了。

　　从当前世界范围看，消费不足主要表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依靠借债维持着群众的生活水平，而生产过剩则主要表现在我国。

　　二，生产过剩主要表现在我国

　　新中国的毛泽东时期，在短短的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在帝国主义经济封锁的条件下，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把一个极端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能够制造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的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具备了良好的基础设施，而且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为进一步发展经济准备了良好条件。

　　改革开放以后，政府根本改变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路线，完全投入了资本主义的怀抱，“融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为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提供了广阔天地。一时间大量外资涌入，使我国经济呈现出高速而畸形的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廉价的生活用品，为资本家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商品，使资本家们赚得盆满钵满，世界经济一度显示出繁荣的景象。但是，好景不长，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旧病复发，一次旷日持久的萧条降临了，不仅经济复苏乏力，而且债务不断增长。而世界的生产过剩，主要就表现在我国这个“世界工厂”。

　　毛泽东时期我国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严密封锁，不仅不贷款给我国，连买卖都不做。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走上“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道路，沿着日本、“四小龙”的道路爬行，所谓的我国“经济奇迹”，就是依靠引进外资和发展外贸造成的，是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结果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1983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22.6亿美元，1995年就增长到481.3亿美元，2007年更增长到783.4亿美元;同期我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则由1983年的436.2亿美元，分别增长到1487.8亿美元和12204.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995年比1983年增长了20.3倍;2017年比1995年又增长了62.8%;外贸进出口总额则分别增长了3.4倍和81倍。可见，引进外资以后，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其中净出口的发展速度增长更快。1995年，我国出口额为1487.8亿美元，2017年则高达12204.6亿美元，增长了7.2倍，年均增长19.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也由1995年的1.6，上升到2017年的8.6(《中国统计摘要》2018    第103、93、32页)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靠引进外资，发展外贸，特别是发展出口生产带动经济发展，生产大量廉价商品供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费。2008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负债维持经济增长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了，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就急剧下降，由2008年的179921.5亿元，下降到2009年的150648.1亿元，下降了近16.3%;其中，服务与净出口由2008年的24226.8亿元，下降到2009年的15037.1亿元，降幅达到38%;到2017年，净出口总额也只有15958亿元。总之，我国这个“世界工厂”，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债务泡沫的破裂，呈现出消费能力不足的真相，我国生产过剩的面目就暴露无遗。

　　目前，我国的生产过剩状况十分明显而突出。“早在2009年的《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   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中就明确指出，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过剩矛盾十分突出-------如粗钢，2008年粗钢产能6.6亿吨，实际需求仅5亿吨左右------经过近十年的时间，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一些过剩的产品产量不降反升：我国的粗钢产量由2008年的5亿吨，2017年增加到8.3亿吨;原煤由29亿吨增加到35亿吨;水泥由14.2亿吨增加到23.4亿吨;移动通讯手持机由5.6亿台到18.9亿台;彩电由9187万台到1.6亿台等等。”(迎春《我国必将爆发生产过剩危机》)

　　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由于对外贸易严重受阻，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政府由“保8”，一直滑到“保6.5”左右。在生产过剩的严峻形势下，为了保持经济“高中速”增长，中央政府的债务不断增加;地方政府不仅要靠大量卖地收入维持，也在不断增加债务;家庭债务更是由无到有，快速发展等。这些都是沿着日本、亚洲“四小龙”的脚步，一步一步地陷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泥坑。

　　日本也曾经依靠外资、外贸的发展，有过一段所谓的“经济奇迹”，以后就是“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等等。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后，叫嚷有什么“安倍经济学”，要挽救日本经济，认为长官意志可以改变经济发展的趋势，时至今日仍然处于经济“恶化”的状态。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日暮途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黔驴技穷，根本改变不了经济恶化的客观趋势。

　　我国经济既然已经走进了资本主义的死胡同，当然也不可能逃避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爆发经济危机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三，只有回归科学社会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时期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根本不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当时，不仅钢铁等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很快，生活资料的生产增长也是高速度，但是依然赶不上消费需求的增长。

　　农产品的增长，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一般都比较慢。但是，毛泽东时期集体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旧中国养活不了5亿多人的贫穷状况，发展到使9亿多人丰衣足食的程度。

　　工业品的增长更是高速度。从产品的总产量看，1952年工业总产品为100，1978年为1598.6，增加了将近15倍，年均增长11.2%------当时的高档消费品‘三转一响’：自行车由1952年的8万辆，增长到1978年的623万辆，增长了将近78倍;缝纫机由6.6万架，增长到424万架，增长了64倍;收音机由1.7万台，增长到1167万台，增长了686倍;手表由无到有，1978年生产了1351万只。尽管工农业产品高速增长，但是，群众的消费能力增长更快，因此，一些生活消费品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不得不采用票证的办法控制销售。这种消费能力高速发展的景象，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嘲讽为“短缺经济”。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所谓的“短缺经济”，正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资产阶级，广大劳动群众成为社会主人，生产的全部产品都归劳动群众所有的结果，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就不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可见，要解决当前我国和世界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生产过剩和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走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

　　三，从认识经济发展看两种经济理论的根区别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学界普遍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上没有人讲西方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现阶段，情况完全颠倒过来，经济学界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而西方经济学则“一统天下”。这里通过对当前经济发展的认识，分析一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根本区别

　　一，对经济发展认识的根本区别

　　对于什么是经济发展，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是指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扩大生产规模，就是经济发展，反之，就是衰退。

　　2016年，我国生产粮食66044万吨，2017年生产了66161万吨，是生产的发展;而2018年粮食生产65789万吨，粮食生产下降了。这里的所说的经济发展，是指物质产品的增减。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观点，当然，还包括物质产品的流通、消费等再生产的全过程，但是，决定性的是物质产品的生产。

　　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说的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且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收支。只要有货币流通的部门，都属于生产部门，把所有的货币收支都包括在国内生产总值之内。

　　例如，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构成中(支出法)的“政府消费支出”。1978年，我国的“政府消费支出”是437.8亿元，2018年增长到132131亿元，增长了301.8倍，年均增长8.9%。(《中国统计摘要》2019    第109、32页)政府部门能够生产吗?不能!那么政府部门的消费支出，怎么成为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内容呢?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公务支出，不应该成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内容。把政府消费包括在国内生产总值之中，反映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错误，把所有的货币收支都认为是生产!

　　又如，我国的金融业有了很大发展，“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领域，种类齐全”。这些部门属于经济领域，但是，银行、保险公司能够生产物质产品吗?不能!银行属于经济范畴的流通领域，但是，这些部门不是生产部门，不能生产物质产品;基金、期货交易更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不是一切社会都有的。封建社会的中国没有期货交易，新中国毛泽东时期也没有，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存在期货交易。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物质生产，不可能停止物质生产活动，但是，可以没有期货买卖等金融活动。历史事实说明，期货交易等不是一切社会的经济活动，而仅仅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活动。

　　我们所说的经济发展，是指是抽象了具体生产关系的一切社会共有的物质生产，用马克思的话说叫“生产一般”。所以，把金融业等非物质生产部门包括在国内生产总值之内，是错误的，是西方经济学庸俗的表现。因为，它认为凡有货币收支都是生产，认为“凡是收入的所有者即收入的创造者”。

　　政府部门有收入、支出，文教部门也有收入支出，但不是生产部门，这些部门的收入支出不能包括在国内生产总值之内。不过这种收入支出说明，所有的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活动，都要以物质生产为基础。政府部门的公务员要吃饭，要坐车办公，必须有粮食、汽油等物质产品，这就是马克思的第一大发现。他指出文教、科研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活动，必须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可见，物质生产部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区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否认这种区分，而且有意抹杀两者之间的界限，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就是抹杀这种界限最明显的例证。

　　我国现在号称第二大经济体，金融业发达，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已经超过一半。但是，我国要大量进口大豆、粮食、石油等基础产品。如果海湾地区或者其他地区爆发冲突，石油和农产品进口受阻，我国的一些汽车、坦克就要“趴窝”，人们就会缺少食用油、粮食等，经济生活会发生混乱。那时候银行能够供应粮食吗?不能!期货、股票市场能够供应石油吗?不能!银行业、期货、股票市场再发达，也解决不了粮食、食用油、石油等的缺乏。到那时再承认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区分的科学性，为时晚矣!

　　二，对经济关系认识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发展的认识不同，而且认为在物质生产的过程中人与人必然发生一定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先进的生产关系将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则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在考察经济发展时，必然要考察经济关系的性质及其对于生产发展的作用。而西方经济学则根本不承认存在生产关系，极力抹杀不同性质生产关系的区别，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永恒的。用马克思的话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是证明资本主义经济的永恒。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物质生产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物质生产的内容与社会形式。物质生产的内容就是指生产粮食、钢铁等物质产品;社会形式就是生产关系，如地主与佃农的关系、资本家与打工仔的关系等。物质生产的过程，一方面生产物质产品，同时再生产这种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则不承认存在生产关系，认为所有的生产都一样：“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共同创造价值，劳动创造工资，资本创造利润，土地创造地租”。根本不承认有封建经济关系、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和共产主义经济关系的区分。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他们在论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以后又指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恩选集》第一卷   第256、257、263页)可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研究物质生产发展，必须考察生产关系的反作用。

　　新中国的毛泽东时期，我国的物质生产发展非常快。工农业产值以1952年为基数100，1978年则为779，年均增长8.2%;工业产值由1952年的100，增长到1978年的1598.6,年均增长11.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高速发展，是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生产发展的结果;由于劳动群众的购买力不断提高，推动着物质生产继续迅速发展。历史事实证明，只有走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经济的道路，才是唯一的健康、光明大道。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不分姓“资”姓“社”，只要发展生产就好，叫“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于是大量引进外资，发展“民营企业”，使我国复辟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国内外的资本主义企业，利用我国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廉价生活用品。一段时间内确实使我国的物质生产得到发展，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是，这种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畸形”：农业、能源等基础产业落后;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高新技术产业被外国掌握;特别是依靠外贸推动生产发展，2008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对外贸易急剧下降，“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充分显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而我国经济学界就是不承认经济发展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认识的又一个严重的分歧。

　　三，对经济发展趋势认识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存在着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发展是由人们的意志决定的，特别是按照长官意志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是以历史唯心主义作为哲学基础。因此，两种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就是根本对立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则是一切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致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恩选集》第三卷   第574页)由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承认上层建筑和经济关系对于生产发展的反作用，但是，它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存在着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用我们的语言就是“大势所趋”，或者叫“大潮流”，就是不由人们意志左右的客观趋势。

　　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的社会学家，“----径直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留下来;结果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社会契约论》就是理论的集中表现。“这些主观社会学家所凭借的是这类的论据：社会的目的是为社会全体成员谋利益，因此，正义要求有某一种组织，凡不符合这种理想(-----)组织的制度都是不正常的，应该取消的。”(《列宁选集》第一卷   第7、5页)所以，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社会学家都相信长官意志，认为长官意志决定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我国的经济发展，虽然依靠吸引外资、发展外贸，物质生产曾经获得一定发展，但是，由于采用国内生产总值的理论，推动经济走上了发展第三产业的斜路;特别是实现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爆发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因此，在马列毛主义者的眼里，看到的不是什么“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而是危机重重;经济发展不是“走在大路上”，而是走进了资本主义的“死胡同;看到的不是什么“工具箱里”的种种“工具”，而是世界经济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大潮。总之，由于我们抛弃了马列毛主义，用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把一个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信仰危机以及国际危机等危机重重的国家，描绘成锦绣灿烂的“梦想”社会，必将被严酷的现实所粉碎。当马列毛主义的文章被屏蔽、网站的公众号也被屏蔽时，而主流媒体甚至于连马克思主义的词句都不用，赤裸裸、毫无顾忌地运用西方经济学解释经济发展，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为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失去马列毛主义的灵魂而痛心!

　　总之，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就是要不断地与修正主义者作斗争，批判西方经济学，大声疾呼地宣传马列毛主义，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武装群众头脑，为重新回归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而斗争!　　

　　四，几个经济理论问题的探讨 

　　——与周新城同志商榷

　　最近，周新城发表了《应该把所有制放到首位——必须重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等文章(以下简称《文章》)，我非常赞成“把所有制放到首位”的观点，也十分拥护消灭私有制的立场。但是，对于这些文章中的几个理论观点有不同看法，提出来探讨。

　　一，关于国有经济的性质问题

　　《文章》认为：“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有化也不会改变资本的属性，不会改变雇佣和剥削工人的关系，这种国有经济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它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运用这些生产资料为人民谋福利，这时国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的。”

　　我认为国有经济的性质不取决于国家的性质，而是由国有企业的经济关系决定。正如《文章》所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有化也不会改变资本的属性，不会改变雇佣和剥削工人的关系。”

　　当前我国的国有经济，大量企业是上市公司，是股份制企业，主要管理人员占有一定量的股份;另一方面又雇佣大量合同工、派遣工等。这不就是劳动力商品买卖吗?这不是雇佣劳动关系吗?这种国有经济和毛泽东时期的国营经济有本质的区别。毛泽东时期国营企业的工人，由国家有关部门分配，捧的是“铁饭碗”，不存在解雇的问题，这些现象表明工人是企业的主人;企业的管理人员不是“老板”，也拿工资，不占有企业的利润，那时的国营企业才是全民所有制。现在的国有企业已经不是全民所有制，而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经济。

　　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是雇佣劳动制度，国有企业实行的也是雇佣劳动关系，怎么能够证明这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它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运用这些生产资料为人民谋福利，这时国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对立。马克思主义认为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决定国家的性质，怎么会变成国家性质决定国有企业的性质呢?这不成了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了吗，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吗?

　　我赞成国有企业的性质，由企业内部生产关系决定的观点。现在我国的国有经济内部的生产关系，是雇佣劳动关系，因此，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

　　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

　　《文章》说：“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种所有制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大的特点，也是根本的特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符合马列毛主义吗?符合历史事实吗?我认为既不符合马列毛主义，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先提出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即过渡时期和高级阶段。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他把这个革命转变时期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把后者称为“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马恩选集》第三卷   第21、12页)这是他在详细地分析了过渡时期的经济关系之后，得出的科学论断。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第四卷   第84页)

　　毛泽东在总结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后指出：“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   第196页)这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继承。

　　可见，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论述中，共产主义只划分为两个阶段：过渡时期即现在称为社会主义和高级阶段，没有把过渡时期再划分出初级阶段的理论。

　　理论是可以发展的。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否符合实际呢?

　　《文章》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晶。”“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有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上缺乏清醒的认识。”“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必须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

　　“有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上缺乏清醒的认识。”不对!毛主席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认识非常清醒，完全符合马列主义，也符合我国的实际。

　　前面说了，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理论中，共产主义只有过渡时期与高级阶段的划分，没有社会主义阶段再分为初级阶段的理论。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怎么就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晶了呢?

　　更为重要的是，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种所有制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大的特点，也是根本的特点。”这里只讲“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共同发展”，不讲公有制与私有制经济的矛盾，根本就没有论述消灭私有制的内容，这和周新城同志一贯坚持的消灭私有制完全矛盾。

　　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事实看，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就是逐步消灭商品经济和私有制的过程。我在《开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一文有比较详细的阐述，就不重复。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一方面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另一方面还存在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不仅消灭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经济关系，而且把小私有制的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生产发展也取得很大成就。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尽管主要目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它还承认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定成就，指出：“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    第301页)可见，历史事实也不存在“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根据。

　　总之，初级阶段的理论，既不符合马列毛主义，也没有事实依据，是一种复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理论。正像民间流传的：“初级阶段是个筐，乌七八糟往里装!”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文章》说：“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所有制问题放到首位。”这无疑是正确的。

　　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就是研究所有制，因为，所有制是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关系的总和。

　　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只有封建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即雇佣劳动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共产主义经济关系之类的区分，根本就不存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所以，政治经济学也只有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不可能有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毛泽东时期的我国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虽然具有中国的特征，但是，不是一种独特的生产关系，仍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此，没有单独的经济发展规律，也不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封建生产关系是地主与佃农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即通常叫的“老板”和“打工仔”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按照列宁的说法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关系，或者说是残存的私有经济关系与生长的公有经济关系的彼此斗争。

　　《文章》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因素并存的社会，既有公有制经济，又有私有制经济;既有按劳分配，又有按要素分配;既有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的生产，又有以追逐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这不就是马列毛主义所论述的社会主义即过渡时期的生产关系吗?怎么又成了“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呢?

　　《文章》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那么“多种所有制经济”与公有制之间不斗争了吗?彼此能够“共同发展”吗?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就是私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由小私有制发展到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再到当前雇佣劳动经济关系占统治地位。现实生活不存在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只存在一些人头脑中，而且已经被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撞的粉碎。既然不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也就不可能有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了。

　　《文章》的副标题是《必须重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而且确实比较正确地阐述了1958至1959年间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但是，《文章》完全没有提及毛泽东晚年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理论。毛泽东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他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第413)这是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是把所有制、生产关系放在首位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发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时，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在我国已经被消灭。毛泽东在总结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指出社会主义存在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还进一步指出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存在，是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经济根源。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证明，正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所说，社会主义是私有制经济关系与公有制经济关系斗争的过程，并没有什么“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特色社会主义，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为了掩盖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修正主义理论，是欺骗群众的精神鸦片，必须用马列毛主义经济学加以批判。

　　周新城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较深的研究，但是，他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新中国的现实经济发展，因此，当晏智杰批周新城有关私有制言论“苍白无力 根本不懂马克思”，并列举当前我国经济的实际是：“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他们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2018年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民营企业已达28家------为什么历史和现实生活证明，一味追求消灭私有制必然导致失败，而认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私有制经济却能够取得成功，这个客观事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严肃课题。”周新城虽然批判了晏智杰关于人性决定不能消灭私有制的错误观点，但是，面对列举的大量事实，则无言以对。这也是他在经济学理论上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总之，当前我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已经是雇佣劳动经济制度，但是，政治的形式还是共产党领导，我国社会已经处于彻底复辟资本主义的边缘，距原苏联解体、降下社会主义旗帜仅一步之遥，而不是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只有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又仔细地研究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才可能真正探索出我国经济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必须进行批判，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　　

　　五，“卫兴华们”的悲哀！

　　——简评《我国当前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及其根源》

　　最近不少网站刊载了卫兴华的《我国当前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及其根源》(以下简称《文章》)文章，暴露了“卫兴华们”(指和卫兴华持类似观点的人)的悲哀：

　　一，“卫兴华们”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几十年实践的结果，不仅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反而出现了两极分化。《文章》说：“一方面是拥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的富翁阶层，另一方面存在着所占财富只能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甚至是‘家徒四壁’的困难群体。从增量收入来看，大款大腕们一年收入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亿元以上，而广大弱势群体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甚至更低，相差百倍、千倍、万倍。”

　　二，“卫兴华们”设想的“两手都要硬”，结果是出现了“抓发展生产力一手硬、抓共同富裕一手软的格局”;

　　他们的设想是：“按邓小平理论、我国宪法以及中央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规定，坚持和发展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搞全面私有化。富人可以继续富，但穷人不要继续穷。富人应回报社会，尽些社会责任。除多交税外，还应有善举，关心和扶助困难群体，缓解社会矛盾和仇富情绪。私有制经济可以继续发展，但不应妖魔化国有经济，搞‘国退民进’，排斥国有经济的发展。要把国有经济搞好搞活，做大做优做强，有效发挥主导作用，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为全国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增加全民的利益，以永葆社会主义的江山不会变色。”但是，现实是私有资本经济的大发展：“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他们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2018年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民营企业已达28家。”(引自《经济学理论家晏智杰批周新城私有制言论：苍白无力 根本不懂马克思》)更不说当前的国有经济也不是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了，实际上我国已经实现了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复辟。

　　为什么我国的现实经济发展与“卫兴华们”的主观意愿完全相反呢?这是因为“卫兴华们”没有真正学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第一个伟大的发现，就是经济发展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会按照长官的意志发展。他们闭门设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没有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设想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

　　毛主席指出：“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   第96页)“卫兴华们”极力反对毛泽东的这一科学论断，主张建立没有阶级斗争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不发展公有制的经济，必然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不存在没有两条道路斗争的“基本经济制度”;也不可能存在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如此，由于我国发展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自2008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我国经济一直处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生产过剩的问题十分突出，爆发经济危机只是时间问题。

　　正如列宁所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第四卷   第84页)过渡时期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再一次证明，毛泽东、列宁有关过渡时期论断的科学性;证明社会发展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规律;证明了“卫兴华们”历史唯心主义的破产，历史发展给“卫兴华们”带来的只能是“悲哀”!

　　希望“卫兴华们”能够从自己的错误中，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彻底批判历史唯心主义，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由于《我国当前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及其根源》一文很长，需要批判的观点很多，而当前我国理论界唯心主义盛行，为了读者阅读方便，这里只做一个有关哲学方面的简评。

　　六，开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

　　——从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说起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是毛主席经过长期思考和总结社会主义的重要文件，它把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置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是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它掀开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所以要专门进行探讨。

　　一，毛主席非常重视这个谈话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一文，《毛泽东传》1949-1976是这样记述的：“由于毛泽东年迈多病，周恩来病势日重-------”， “毛泽东在解决四届人大的问题后，放心不下的仍是他认为具有根本意义的反修防修问题。二十六日(1974年——引者注)那天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直到次日凌晨。这也是相处近半个世纪的这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深谈。长谈的全部内容已无人知晓。据周恩来说，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毛泽东对‘理论问题’主要讲了以下看法：‘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泽东传》1949-1976   下    第1713页)

　　可见，这个文件是毛主席在病重的条件下，为反修防修，经过反复思考以后做出的指示，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精华之一，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锐利武器。文件突出了过渡时期产生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经济根源是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这就把政治、文化斗争引回到经济基础，把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二，开辟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意义重大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最主要的内容是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根源：“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第413页)明确指出商品货币关系，是社会主义即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共产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存在复辟资本主义势力的经济基础，否定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及其在我国的全部“翻版”，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

　　马克思主义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把过去历史唯心主义的社会观颠倒过来，建立了科学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认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建立的生产关系，是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社会关系的基础，而生产关系最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这就把社会学建立在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科学的社会学。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在人民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马恩选集》第三卷   第425页)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我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这样震惊世界的社会革命运动，更要从经济关系中寻找根本原因。毛泽东的《关于理论问题谈话要点》，就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主义的成功典范。毛泽东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全过程都存在阶级斗争，而且进一步指出这种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不仅把继续革命理论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也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或者叫过渡时期)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过渡，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

　　三，过渡时期我国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历史，从经济关系来看，简单的说就是一部产品经济限制并逐步消灭商品经济及商品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经济的斗争史;是生长着的公有经济与残存的私有经济相互斗争的历史，这才是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规律，而斯大林概括的那个基本经济规律则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

　　1，我国的毛泽东时期是产品经济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经济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建立，就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国营经济，产品经济开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

　　国营经济之间的调拨物资是产品。“我们国家能够调拨的产品，只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的产品。”“要调拨的东西，必须无条件的调拨，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不服从全国调拨，不能算全民所有制。”(《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   第54、55页)

　　为什么要提出产品这个概念呢?因为任何新型社会都是以新的生产关系为基础，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过渡时期，也必然以新的生产关系为基础，这种新的经济细胞就是产品，连接的生产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

　　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谈到商品与产品的区别，涉及共产主义萌芽等问题。他说：“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是买卖”，“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他(指斯大林——引者注)-----想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不要不断革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共产主义萌芽”。(第49、63、70页)产品就是共产主义的“细胞”，是共产主义“萌芽”。实现国家工业化，从生产力方面看，是用机械代替古老的手工工具;从生产关系方面看，则是增长共产主义经济因素，限制私有制的商品经济。毛泽东讲这些话时，刚建国不久，又正值社会上存在否定商品经济的错误倾向，能够准确地区别产品与商品;认识到存在共产主义萌芽，联系他以后指出的：“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等等------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第413页)充分表明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学风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厚素养。

　　毛主席指出：“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    第63页)

　　为了说明产品与商品之间的区别，我们举一个实际事例。建国以前，我国火车所用的轮箍，长期依赖进口，新中国成立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火车轮箍不能进口，整个铁路运输都会瘫痪。为此，国家决定在马鞍山钢铁厂建立轮箍车间，自己生产轮箍。建立轮箍生产车间需要的一整套机器设备，则由第一机械工业部下属的国营工厂生产，按时供应马鞍山钢铁厂;而轮箍车间生产了轮箍，又供应铁路局，保证铁路运输畅通。机器设备等是产品，不经过市场买卖，而是通过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组成部分订货会议联接。

　　产品当时通俗称为计划调拨物资。产品生产和再生产的内在联系是满足社会需要，而不是商品经济的实现价值;产品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工厂工人与另外工厂的工人，是同志间的互助合作关系;而商品连接的是小私有者之间交换商品的关系。所以说产品是共产主义的经济因素，与商品有本质的区别。”(参看迎春《毛泽东指引向共产主义进军》)

　　产品经济的出现与发展，表明共产主义的经济因素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性质，进入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过渡时期。过渡时期还存在着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之间的斗争，就是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基本经济规律。

　　建国以后，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任务，毛泽东及时提出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就是消灭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斗争。

　　解放后，我国实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村成为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私有制的小农经济是典型的商品经济，每时每刻都产生着资本主义，一方面产生着出卖劳动力商品的雇佣奴隶，一方面生产着资本家。而实现农业集体化，就挖了资本主义的根基，个体农民转变为集体经济的农民，消灭了劳动力商品的源泉。

　　农业集体化以后，农村集体经济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虽然还是商品经济，但是，已经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经济。我国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前，就实行了“统购统销”制度，这种制度使农产品的流通形态发生了变化。一般商品经济的运动形态是：商品——货币——商品。而实行统购统销以后，运动形态变成了商品——货币(计划价格)——商品。这里的计划价格是由国营经济规定的，是产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必然产物，是产品对商品经济的限制，它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小私有的小农经济必然反抗。

　　农业实现了集体化以后，仍然存在着商品经济与产品经济的矛盾，不过斗争的激烈程度有所减缓，因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可以从各个方面给予集体经济补偿。

　　赎买资本主义工商业则是直接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消灭劳动力商品制度。商品——货币——商品，是一般商品经济的运动形态，而当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进入以后，商品经济就演变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所以，资本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最高阶段。

　　我国在赎买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后，劳动力完全退出了市场，不再是商品，这是对商品经济的最大限制，是消灭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重要步骤。

　　在实现农业集体化和赎买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后，从流通领域看，社会上存在着产品调拨和商品流通;而商品流通又分为：商品——货币——商品;商品——货币(计划价格)——商品;货币——商品等几种形态，这些产品、商品的不同运动形态，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关系。

　　产品表现的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这是共产主义的经济关系，是决定社会性质的经济关系;商品经济的存在，则表现出交换生产物、交换劳动的私有经济关系。

　　商品——货币——商品，是小私有者相互交换生产品的关系。如农民在自留地生产的产品，拿到自由市场出卖，在流通领域就表现为商品——货币——商品。这种商品生产在当时只占很少的一部分，

　　商品——货币(计划价格)——商品，这种商品生产在当时商品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集体经济与国营经济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商品生产的关系，但是，是一种受到限制的商品生产关系，商品的价格已经不能随市场供求自由波动，而是被国营经济固定为计划价格，显示出共产主义经济因素在社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对商品经济的限制。

　　货币——商品，这也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以前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也将消失。货币——商品表现的是劳动者在劳动以后，领取一定量的货币，然后到市场购买商品。

　　劳动者在劳动以后领取工资，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现象。在雇佣劳动制度下，无产者在市场是出卖劳动力商品。说它是商品，因为，有时卖得出去，有时就卖不出去;雇佣劳动与奴隶的区别是出卖劳动力，不是出卖人身。无产者取得的工资，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它的表现形态是商品(劳动力)——货币——商品。

　　货币——商品这种形态，反映了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直接与生产资料结合，他的劳动是直接的社会劳动。货币——商品运动中的货币，只是劳动者的一部分劳动，是为自己的那一部分劳动，也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的那一部分;劳动者另一部分劳动必须作为社会扣除，作为公共所有的财富，这一部分劳动是劳动者的为社会劳动。

　　随着国营经济的高速发展，虽然从商品的数量看有大幅增涨，但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生产品的总体看，产品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商品经济不仅运动形态发生了变化，受到产品经济的限制，在总产品的比重中也不断缩小。这就是毛泽东时期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斗争的历史。

　　2，商品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后，不仅不断地削弱国营的产品经济，而且直接引进外资，发展私人资本经济，重新进入了商品经济的最高阶段，最终消灭了产品经济，实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辟。

　　改革开放以来，首先是全面推行包产到户，使集体经济的重新回归为最细小的小农经济，为发展雇佣劳动经济，准备好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充分条件。实行包产到户不久，我国农村就出现了陈志雄雇工经营包鱼塘、李金耀雇工包山林等资本主义经济(参看《社会主义本质探索》第239页)城市也出现了“傻子瓜子”等雇工经济。

　　实行包产到户，为劳动力成为商品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发展资本主义所缺乏的只是资金。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大量外资涌入，雇佣劳动制度得到了高速的发展，深圳、上海等沿海城市，成为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典型，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重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原有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也进行了“改革”：首先是用“增强企业活力”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名义，以给职工发奖金的形式，把国营经济的产品(积累)转变为商品;以后又实行了“拨改贷”，把原来国家银行给国营企业的拨款改为贷款，也就是把产品经济关系改为商品货币关系，种种改革措施，使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由大量盈利，搞得成为亏损连连，最后实行了“减员增效”，解雇了数以千万计的公有制企业的员工，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改革”成为雇佣劳动的国营经济。

　　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是一个商品经济逐步消灭产品经济的过程，商品经济不仅重新得到发展壮大，而且把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发展到了极至，雇佣劳动制度成为我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

　　总之，从新中国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经济或者说过渡时期的发展过程，就是一部私有制的商品经济与公有制的产品经济反复斗争的过程，也充分证明毛泽东所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论断的科学性。这两种经济关系的斗争，就是过渡时期始终存在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经济根源。

　　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要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文说起。马克思没有亲身经历共产主义，他是从批判资本主义中，揭示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他科学地预见消灭了最后一个私有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必将出现共产主义的公有制社会。不过在进入完全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前，必然还有一个过渡时期，或者说是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社会形态，没有单独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共产主义划分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和低级阶段，把低级阶段称为过渡时期。马克思在批判“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时，对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的经济关系进行过科学地分析，揭示了这个阶段的劳动者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处于社会成员地位”，另一方面又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的地位，就是说生产者一方面具有“社会成员”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具有“私有者”的身份，是“公有者”与“私有者”的统一，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必然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马克思的这种分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辟了道路。(《马恩选集》第三卷   第10页)

　　列宁亲身经历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他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他在世时，俄国还存在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当时他就指出：“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而且同共产主义进行极其残酷的斗争。”(《列宁选集》第四卷    第84、86页)当时俄国还没有实现农业集体化，生产资料还没有实现全部公有制。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实现了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他“犯了大错误”，除了否认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存在阶级斗争之外，还否认商品经济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存在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根源。他认为这个阶段的商品经济，“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的事业服务。”他还为过渡时期“制定”了“基本经济规律”，表述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就从经济关系方面完全排除苏联社会存在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排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

　　毛泽东在与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斗争中，总结了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得出了与斯大林相反的结论，认为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他说：“-----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  第196页)

　　对于社会主义存在的阶级斗争，最初他说是：“-----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    第197、293页)这里说过渡时期存在阶级斗争，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反动势力造成的，是“人还在，心不死”，当然也就不存在探寻阶级斗争经济根源的问题。

　　建国以来毛泽东一直关注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早在建国初期，他就指示要反对官僚主义。他说：“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73页)这里说的仍然是旧社会残余的影响。

　　1958年张春桥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他运用马克思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说明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以后，过去同志式的关系削弱和官僚主义的发展，并与实行供给制和红军时期的官兵平等、军民平等进行对比，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问题。毛泽东看了文章以后，让《人民日报》转发，并代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    第447页)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淡话》中也指出：“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上  第67页)等等。这就触及到社会主义内在的社会关系，但是，当时还只涉及法权关系，没有涉及经济关系。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指出：“书中不强调政治挂帅，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    第801、807页)又说：“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一点上却有体系。”(同上书   上   第403页)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思想、经济理论领域的矛盾。

　　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化，提出党内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明确指出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他在《毛主席重要指示》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等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第487页)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还存在着激烈的政治斗争。

　　可见，无论是思想文化领域还是政治领域，社会主义都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仅仅用旧社会“人还在，心不死”解释不了，用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也无法说明。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总结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413页)这些论断不仅使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有了经济基础，使继续革命理论回归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社会主义阶段的革命，从经济领域看，就是限制并逐步消灭商品经济，虽然每一个社会主义劳动者既是产品又是商品的承担者，都存在自身革命的任务，但是，高薪的官员及高级知识分子等作为商品经济的主要承担者，最可能反对限制和消灭商品经济，成为斗争的主要对象，这些论断也就成为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在上世纪70 年代回到学校以后，从事人民公社的理论研究。当时就“涉及到社会主义的‘细胞’：产品和商品;社会主义劳动的社会形态：为自己劳动和为社会劳动;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公有制和个人所有制这样三对经济范畴(注)。我以为认识这三对经济范畴，是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关键，也表明社会主义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社会。”(《社会主义本质探索》内容简介   第一页)但是，我没有把这些研究结果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由于我研究过社会主义的这些经济范畴，所以，对《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和《毛主席重要指示》等文件特别重视，写过文章反复宣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论述的重要性，认为上述文件不仅对于认识当前斗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从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看，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看，都具有开辟新篇章的历史意义。

　　(注)参看《论工分》、《论个人所有制》《论社会主义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社会》等，载《社会主义本质探索》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