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民” ! & “世界货币” ?

　　按：此文为南水老师为经略团队“法权秩序与中国道路”第六届学术研讨会5位发言人的评议。既有各国统治政治的变化，也有各国反抗政治的变化。从货币信用到国际体系，南水老师的评议将种种看似无关的话题统筹联系，为我们看待未来提供了新的思考和角度。

　　零

　　经略团队“法权秩序与中国道路”第六届学术研讨会，2017年6月10-11日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在这次研讨会上被戏称为“汉东大学法学院”)举行。

　　我是第一场评议人之一。第一场主题为“全球变局与中国道路”。发言人和发言题目分别是：

　　章永乐《大变局下的内外关系：从19到21世纪》

　　殷之光《作为方法的第三世界》

　　贾晋京《从经济央行化看当代世界》

　　魏南枝《当前西方大众民主的“超越左右”浪潮》

　　王行坤《诸众与组织：哈特与奈格里论全球反抗运动》

　　我事先拿到除贾晋京外的其他四人的文章。贾晋京发言内容近期在多处演讲过，我大体了解。评议属于深度发言，为慎重起见，我一般都会撰写发言稿。

　　去年第五届学术研讨会，我也参与评议。多人说被评议人事后在一旁躲着哭。在学术思想上，我一向主张严厉批评之风，而在实际操作中我多会提出修改建议或供参考的意见。严格地说，我去年的评议从头至尾都是修改建议和进一步的学术训练建议。中国学术界不缺谩骂和吹捧之风，而最缺的是相互批评的正气。

　　今年所评议的文章多，时间少，不适宜对单篇文章做批评，否则就是无头无脑的指责。我便改换方式，把他们的主题置于同一结构中，力图产生一种相互映照的后果。

　　今天把评议稿刊布于此，供有心人参考。

　　壹

　　这一组发言者的主题比较奇妙，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一种闭环。在这个闭环中可以有两种发言顺序。第一种发言顺序是魏南枝、王行坤、章永乐、殷之光、贾晋京。或者反过来，也就是第二种发言顺序，即贾晋京、殷之光、章永乐、王行坤、魏南枝。这两种不同的发言顺序会形成不同的解释进路或理解进路。

　　先讲第一种发言顺序可能的理解进路。

　　在这个理解进路中，魏南枝和王行坤提出问题，章永乐分析问题，殷之光和贾晋京解决问题。

　　魏南枝《当前西方大众民主的“超越左右”浪潮辨析》一文是观察全球各国统治政治的变化。

　　在这里，对内政治对外政治结构化为人们日常政治的冲突结构。美国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政治框架与“经济全球化-经济民族主义”政治框架的纵横交融，法国的“精英主义-平民主义”与“全球主义-爱国主义”的纵横交融。

　　在我看来，一言以蔽之，这是对外政治的内部化，也可称为全球化的本土化，即将前一阶段的全球化成果在各国内部进一步消化，让它成为各国的内在元素，而不只是外在元素。这也就是俗称的“逆全球化”。这一逆全球化，属于从原来的全球化广度化转变成今天的全球化深度化。

　　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中心转移基础上，全球经济增长出现长期停滞趋势。这可以说是考察最近几年及未来数年政经变化和社会变化共同的历史前提。

　　在这一条件下，以普选制为核心的大众民主政治与以雇佣劳动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逻辑的矛盾，出现激化和变形的严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统治政治发生相应变化，比如操控经济民族主义、移民矛盾、族群矛盾、文明冲突等议题。

　　文章末尾提出问题：“在这样的现状之下，阶级话语如何进入西方国家的政治话语，过度失衡的劳资关系如何通过政治行动得到修正?”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行坤《诸众与扁平化组织——哈特和奈格里论全球反抗运动》一文是从阶级角度探讨如何通过政治行动修正过度失衡的劳资关系。

　　王行坤则是观察全球各国反抗政治的变化，并落脚在反抗阶级及其组织的变化，即“诸众”和“扁平化”。从组织层面考察问题，对于人文学者来说，这是难得的。我曾经指出，“组织”是社会实践的真正开端。

　　扁平化和经济全球化、生产网络化密切相关，是全球资本主义在互联网时代应对经济活动的超大规模性、流动性和灵活性而形成的一种组织形式或组织方式，是另一种对外政治的内部化，即全球纵深性转化成国内的扁平化，或者大范围的纵深化转化成局部的偏平化，或者是纵深的不可见化和扁平的可见化。

　　哈特和奈格里以隐秘的托洛茨基式民主观和所谓的“诸众”的特征而将“偏平化”应用于“诸众”反抗政治的组织，并将“诸众”的斗争目的设定为“共同性”，即“共有制”：“财富的开放使用、 集体的民主决策以及自我管理”。总体来说，看起来很美好。

　　谁能说清楚21世纪的无产阶级是什么，谁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发展者。在资产阶级和平时期，无产阶级从来不直接表现为无产阶级，而表现为不同产业、不同行业和不同职位的被雇佣者。只有在特定时期，无产阶级才作为无产阶级直接表现出来。在资本有机构成中不变资本占比越来越高的时代，这种现象尤其明显。这其实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资本主义和平时代，无产阶级该如何认识?该如何作为?

　　魏南枝和王行坤的文章分别从统治政治和反抗政治两个角度探讨全球政治新近的变化，即对外政治的内部化。我个人建议，哈特和奈格里的著作翻翻可以，但不值得花时间和精力。

　　贰

　　章永乐《大变局下的内外关系：从19到21世纪》则是以中国为视角，从国际体系的演变来梳理两百年来对外政治与对内政治互动关系的变迁。

　　在这里说一句题外话。章永乐的这种朝向国际体系的研究方向，我是赞赏的。记得很多年前，那时他还在美国读书。有一年回国，兴奋地对我说，大意是他要组织人马来梳理“民族国家”的发展史，特别是“民族国家”的概念史、观念史和思想史。当时我坚决反对这一做法，并阐述自己的理由，大意是“民族国家”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短暂的过渡现象，研究者一旦深陷其中，就会影响自己对未来新趋势的敏锐。从现在来看，我当时的判断是成立的，至少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尝试跳出“民族国家”藩篱去重新认识今天的世界体系。

　　这可以拿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作比较。如果当年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主题聚焦在希腊城邦体系的统一和治理上，而不是聚焦在希腊城邦上，西方政治及其学术的演变就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形态，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帝国也不至于瞬间垮塌，英国政治家沃尔特·白哲特也不至于说罗马与英国的衰落在于他们创造了帝国文明却不理解他们所创造的制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西方政治的千年魔咒。

　　章永乐此文的梳理，在我看来，似乎隐含这样一个诉求：魏南枝的统治政治难题和王行坤德反抗政治难题，需要在重塑国际体系的前提下，才可能有比较好的前景。这个诉求背后又存在这样一个逻辑：对外政治或国际政治是对内政治的前提，对内政治是国际政治行动主体的形成机制，从而也是重塑国际体系的主体。这个逻辑又隐含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就是这样一个重塑国际体系的政治主体。这是两百年国际体系演变及其对国内政治影响的结果。

　　从魏南枝和王行坤两人文章共同组成的“统治政治”和“反抗政治”结构来看，章永乐所梳理的，可以看作是国际社会层面统治政治的变迁。与其相应的是国际社会层面反抗政治的变迁。在章永乐文章的后半部分涉及国际社会层面反抗政治的部分内容，但似乎更应该贯彻全文，并努力归纳国际社会层面反抗政治的体系及其变迁，比如“三个国际”及后来的社会党国际，等等，或者是与章永乐所梳理的国际体系的变迁是平行关系的却被遮蔽的另一种或数种国际体系及其变迁，比如伊斯兰世界国际体系的变迁，等等。由此也可知，在很多时候，反抗政治是需要被归纳的，除非这种反抗政治的体系化是一种自觉行为。

　　章永乐一文末尾引出“世界人民大团结”——超越国界的“世界人民”这一概念。我们不妨把这看作是在国际社会层面统治政治的两百年变迁中，国际社会层面反抗政治终于发展出来的一种自觉的体系。

　　殷之光的《国际主义时刻——中国革命视野下的阿拉伯民族独立与第三世界秩序观的形成》一文，在直接回答章永乐一文所隐含的结论，即中国将以什么重塑国际体系，这个“什么”就是由国际社会已经体系化的反抗政治转化而来的“世界人民大团结”政治。“世界人民大团结”政治及其话语，在殷之光这里是中国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产物。

　　根据殷之光的分析来推论，“国际主义”的演变似乎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融入“民族独立”政治体验的“国际主义”。在我这里，第三阶段也可看作是“国际主义”在一国的内部化，或者视为“国际主义”政治在一国内的消化。在现有论述框架中，就显然存在一种隐秘的渴望，即融有“国际主义”的民族国家——中国，现在已经崛起，融入进来的“国际主义”应该从原来的内部化向外部化转化，也就是所谓的“走出去”。

　　从“第三世界”理论来看，融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民族国家也许很少，但融有“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民族国家似乎不少，这似乎就可以构成“世界人民”的基石。

　　叁

　　贾晋京的“经济央行化”主题与他们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

　　贾晋京的经济央行化观点，可以说是以“信用货币”为基础的。有些人热衷于讨论“货币信用”和“信用货币”的关系，认为有一个从“货币信用”向“信用货币”的转化。我们都知道“货币”是信用的产物和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切货币都是“信用货币”。但在有些人看来，原来的货币的表现形式本身就存在一定的信用功能，比如金银是贵金属、坚硬、易切割等，而现在的货币的表现形式本身是不存在信用的，而纯粹是信用的产物，尽管事实上现在的货币的表现形式与其背后的一套体系是分不开的，而这套体系是存在信用的，在这一点上“信用货币”与“货币信用”毫无二致。

　　贾晋京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主要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而且主要是以此唱衰美国。这有点像前几十年里美国有不少人年年唱衰中国一样。我尝试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简单探讨，以便勾勒“世界人民”与“世界货币”在现阶段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与货币”反复论述到“抽象的人类劳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等，但不一定注意到马克思的另一个词“商品世界”，或者已经注意到了却没有重视它。抽象的“人类”与具体的“商品世界”，在马克思这里是一种动态的发展关系。这一点更加不为人们注意。在马克思这里，所谓“信用”只可能是指人与人的一种社会关系总和。所谓“信用货币”的产生，是指这种社会关系总和发展到一定程度，这种一定程度就是具体的“商品世界”与抽象的“人类”有了一定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越高，“信用货币”的强度越强，“人类”概念的具体性也越强。不过，这个一致性一旦超过一定程度，“货币”的价值就可能会被削弱甚至消失。

　　具体的“商品世界”和抽象的“人类”的一致性及其程度，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经济全球化及其程度。从这可知，信用货币的产生机制不一定催生“世界人民”，但在当前条件下，“世界人民”离不开“信用货币”的产生机制。“信用货币”反映的是具体的“商品世界”和抽象的“人类”的某种一致性。

　　再运用魏南枝和王行坤两人文章的“统治政治”和“反抗政治”结构来看殷之光的“世界人民”概念和贾晋京的“信用货币”或“世界货币”概念，可以说，迄今为止，“世界人民”概念主要处于“反抗政治”的地位，“世界货币”概念主要处于“统治政治”的地位。我们的讨论就是如何将这两者统一起来，使它们一体化。

　　肆

　　现在来讲第二种发言顺序可能的理解进路。

　　在这一进路里，贾晋京和殷之光提出当代世界或未来世界的基本原理，章永乐分析这种原理的形成机制，王行坤和魏南枝则用这种原理来解释当前全球各国统治政治和反抗政治的变迁。

　　贾晋京和殷之光两人提出“世界人民”和“世界货币”这两种相关联的新原理、新机制。虽然目前它们还处于分离状态，但一体化的进程也在加速。

　　章永乐的国际体系演变角度，在我看来，就是梳理“人类”从“类概念”向“整体”概念或“总体”概念转化的过程。我们会发现，章永乐所分析的那几个国际体系具有这样的演变轨迹：维尔纳体系只有条约，没有实体性国际组织;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仅有条约，而且有实体性国际组织——国联，但覆盖面不广，效力很弱;雅尔塔体系不仅有条约，而且有覆盖面广泛、效力越来越强的实体性国际组织——联合国。后冷战时期，实体性国际组织越来越多，这些多样的实体性国际组织越来越具有由分工和合作而来的结构化。在这一时期，在全球具有相当效力的美国也兼有实体性国际组织的功能。这背后隐含的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总和在形态上的变化：它的覆盖面越广，信用越发达;它的相互性越强，信用越发达。这可以视为“信用货币”之所以产生的人类组织化背景。在这一过程中，“世界人民”概念的产生毋庸多说。也许可以说，实体性国际组织的产生、多样化、结构化和未来的一体化，是近一百年来人类组织变迁最重要的变革之一，也是人类发展史上全新的增长点之一。

　　然而，“世界人民”和“世界货币”在当前毕竟没有统一起来，依然处于某种分离状态，这就产生王行坤的反抗政治问题和魏南枝的统治政治问题。

　　偏平化其实是以信用货币为基础，偏平组织之间的信用和结算都是以信用货币进行的。在这里，信用货币不仅是工具，而且是这种人与人社会关系总和的表现形式和确证形式。然而在目前阶段，它只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一种工具和表现形式，它把背后的全球范围的纵深支配性隐藏起来，不仅扩大剥削范围，而且掩盖剥削实质和奴役实质。被卷入扁平化组织的被雇佣者的劳动强度，其实是远超原有组织形式的。

　　在这种情形下，哈特和奈格里为这种假象所蒙蔽，以为可以采取这种方式达到反抗的目标，实现对共同性的争取，其实反而是更加落入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片面化陷阱中。在无力建立全球纵深性反抗组织的时候，片面地主张可见的偏平化组织，只是一种对反抗型民主的幻想行为。王行坤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扁平化组织建设来批评哈特和奈格里的主张，无疑具有非历史化的嫌疑。此扁平化非彼扁平化也。

　　在这种情形下，统治政治反而显得更加明智，利用反抗政治所迷醉的“大众民主”来为资本主义服务，即“对外政治的内部化”，以此满足反抗政治的需求。这就是反抗者一夜之间从“华尔街占领运动”转向支持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基本原因之一。他们既不是同一拨人，又是同一拨人，是反抗政治在相继时段的不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