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仲兵：钟摆式的社改税政策，受伤的何止企业?

　　《中国新闻周刊》企鹅号文章：追踪社保费追缴：税务部门暂停追缴，避免企业更大恐慌。文中提到：“ 8月23日，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发布行政裁定书，对于常州市裕华玻璃有限公司10年间欠缴的社会保险费准予强制执行，共计180万元。”

　　这家民营企业，正是网上“常州工厂被追缴十年社保后，老板吃泡面独守工厂”所说的那一家，自6月底起，因经营困难已经关停。现在，仍然受到本轮社改税政策的眷顾，正式敲响了企业的丧钟，直接宣判了死刑。

　　按前两天的理论上说，企业现在已经死而欠费，万一清算后再资不抵费，岂不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按往常套路，再来个逃税罪致刑事入狱，谁还敢“大众创业”?因此，一定要为征收叫停叫好。

　　政策平衡设计与成本承担

　　出现这种情况并非意外。

　　在高税赋环境下，规避税费多年来已经成为企业经营和盈利的一个基本财务方案，在此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企业盈亏的财务平衡。所以，假设跳出法律和政策的视野，不论是非的话，这种平衡其实是不应该被打破的。

　　反之，如果一旦被强化征收的法律或政策打破的话，加之经济不景气的宏观背景，企业财务困境必然发生。这就是临界阙值的节点，稍有异动，非正即负。结合当下情景，此前规避税费的可能已变得不可能，无异于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倒闭是乎不合常理。

　　合理的政策设计，应该承认此前业界普遍存在的事实和结果，在社改税增加企业负担的同时，降低企业的经营性税赋，一增一减之间，体现支付转移的整体平衡，而不是单向加压。

　　需要强调的是，在几乎同期展开的个税改革惠民政策之下，不能试图再向企业转嫁财政收入减少这一成本。

　　征收端与发放端的两种理念和路径

　　从社会征收与发放两种相对行为的比较，会发现此次社改税的必然后果。

　　不可否认，但凡各征收领域，哪怕没有此类阶段性政策推动，常态化情况下从来就有“不遗余力”完成或超额完成工作任务的历史光荣传统---自09经济衰退周期以来，财政收入逆势增长，且始终远超经济增长率，即是明证。

　　如果一旦出现政策或法律助力下的“加码”征收要求，则必然会导致层层发力的情况，到征收一线，对上级精神往往能够得出翻倍的征收结果。此前多年，自然也是皆大欢喜。

　　哪怕是约束性、收缩性的减免政策，也往往被各个级别层层消解，消极对抗，直至弱化为虚无。有时候，还有反其道而行的情况。纵观其中“门道”，稍具国情常识者，当也无需明言。

　　与之相对的是，当有各种社会救济或福利发放时，几乎镜鉴一般的场景是，上面当初拿出的一块钱，雁过拔毛之后，到了终端目标手里，可能只剩下一个零头。

　　两种不同社会行为的鲜明对比，既可以看出征收与发放的不同动机，也反映出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严重的是，这两种情况已成为一种难改根治的体制性顽疾。

　　本次社改税当重新审视，减少伤害

　　本次社改税，既为财政大盘考量，更为养老金难题设计，是为急救章。此间是非不说，只就政策刚刚出台，下级即雷厉风行，但又被上级紧急叫停的极度摇摆表现来看，不仅确实证明了财政盘和养老盘的吃紧，更严重的是对本来应该造血的企业在困难情况下所造成的致命一击!

　　必须承认，这种朝三暮四的政策摇摆已非首次发生，此前有过多少伤害无法统计，透支的政府信用更难量化。不幸中的万幸是，本次叫停还算及时，并未让更多处于绝境中的实体企业因此命丧黄泉。

　　9月1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必须按照国务院明确的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的已定部署，确保现有征收政策稳定，在社保征收机构改革到位前绝不允许擅自调整。对历史形成的社保费征缴参差不齐问题，严禁自行集中清缴。

　　那么，当下经济困局面前，市场和资本恐慌之际，需要共克时坚之时，是否确实有必要出台这样的强化征收政策?如果说“君无戏言”，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