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哪个小县年税收仅4亿,公务人员工资却超26亿!全县44000多张嘴吃皇粮?
《半月谈》有篇文章流传很广,据其记者调研发现,乌蒙山区A县,2023年在职正式编制人员的工资总支出为20亿元,临聘人员的工资支出为4.6亿元,还有离退休人员工资支出1.7亿元,共计26.3亿元。而2022年的该县税收总收入仅仅只有4.14亿元!这组刺眼的数字,撕开了部分欠发达县域“造血不足、养人过载”的尴尬现实,也让一个深藏乌蒙山区的小县,暴露在公众审视的目光下。

01 这个乌蒙山区A县,就是毕节大方县。
很多人好奇这个被《半月谈》点名的A县到底是哪个县?现在人工智能厉害,将有关数据放上去一搜,发现这个县正是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乌蒙山区腹地的典型欠发达县,也是全国脱贫攻坚重点县。
翻开大方县的财政账本,荒诞感扑面而来:2022年,全县税收收入仅4.14亿元,这是当地全年产业发展、市场活力的全部“造血成果”。可到了2023年,仅“保工资”一项支出就高达26.3亿元,是税收收入的6.3倍。
拆解这笔工资支出:在职正式编制人员15580人,工资支出20亿元,人均年薪约12.83万元;离退休人员约数千人,支出1.7亿元;临聘人员28806人,支出4.6亿元,人均年薪仅1.61万元。三项相加,财政供养总人数超44000人,而大方县常住人口不过60余万,相当于每14个当地人里,就有1个吃财政饭。
更讽刺的是,这个“工资黑洞”的窟窿,全靠上级转移支付填补——2022年大方县上级补助收入高达42.28亿元,是本地税收的10倍还多。换句话说,大方县的运转,本质是“东部买单、中部统筹、西部消费”,本地几乎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只负责“分配财富”。
这不是临时困境,而是长期积弊:早在2020年,大方县就因拖欠教师工资补贴4.8亿元、挪用教育专项经费3.4亿元被国办督查室通报,“穷县富养人、有钱发工资没钱办实事”的问题早已根深蒂固。

02 大方县是个孤例吗?不是。全国欠发达县城比比皆是。
很多人以为大方县是极端个例,是乌蒙山区的“特产”,但真相冰冷又残酷:大方县的财政困境,是全国数千个欠发达县城的共同缩影,比比皆是,早已成常态。
在乌蒙山区,不止大方县如此。云南永善、彝良,贵州威宁、赫章等县,无一不是“税收微薄、养人庞大”。这些县深处大山,交通闭塞,土地贫瘠,工业基础为零,农业附加值极低,全年税收能过2亿已属不易,可财政供养人员动辄两三万,工资支出常年是税收的5倍、8倍甚至10倍。
跳出乌蒙山区,放眼中西部:湖南安乡县,典型农业县,工业税收仅1800万元,财政支出70%靠转移支付;皖北某县,常住人口不足50万,财政供养人员(含退休)超2.3万人,工资支出是税收的4倍;青海某县,财政自给率仅1%,几乎所有支出全靠上级拨款。
西南财经大学2025年报告更直白:全国2774个县级地区,平均财政自给率仅38%,意味着县里每花100元,就有62元靠上级输血。其中,中西部欠发达县自给率普遍低于20%,“吃饭财政”成了唯一底色——财政的核心功能不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是“养人”,保住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发放。
更值得警惕的是,“正式编+临聘”的双重供养模式,在全国县城广泛复制:正式编人员稳拿高薪,临聘人员数量是正式编的1.5-2倍,拿着微薄工资,干着基层琐事。这种“臃肿化”供养结构,让本就薄弱的县级财政雪上加霜,陷入“越穷越养人、越养人越穷”的死循环。

03 细数全国县城财政:造血无能、养人无度、债务缠身。
把大方县的个案放大到全国,欠发达县城的财政现状,可用三句话概括:造血无能、养人无度、债务缠身,三重困境交织,早已积重难返。
造血无能:产业空心化,税收微薄见底
全国绝大多数县城,尤其是中西部县城,根本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产业空心化是普遍常态。
工业“虚有其表”:各地都建工业园区,但大多是“圈地空转”,真正落地的工厂寥寥无几,即便有,也多是低附加值的小加工厂,纳税能力极弱。
农业“薄利难撑”:以传统种植、养殖为主,没有产业链,没有品牌,农产品利润薄如纸,贡献的税收可以忽略不计。
土地财政“走到尽头”:过去十年,县城靠卖地维持收入,可如今楼市低迷,土地流拍成常态,2024年全国县级土地出让收入平均下降18.3%,这条路彻底走不通。
最终结果就是:县城税收盘子极小,多数欠发达县年税收在1-3亿元,能超5亿的寥寥无几,这点收入,连“保工资”的零头都不够。
养人无度:44000人吃皇粮,绝非个例。
“穷县富养人”,是全国县城最荒诞的共识。
人员规模失控:一个普通县城,公务员、事业编(教师、医生为主)、国企正式工,再加上临聘人员、离退休人员,财政供养人数轻松突破2万,人口稍多的县可达4-5万。
工资支出刚性膨胀:即便税收不涨、经济下滑,体制内工资只涨不跌,补贴、津贴不断加码,再加上临聘人员工资、离退休人员养老金,“保工资”支出逐年攀升,占财政总支出的70%-80%。
临聘人员“隐性负担”: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完成基层任务,县城大量招聘临聘人员,数量远超正式编,虽然人均工资低,但总量庞大,成为财政的“隐形包袱”。
债务缠身:借债度日,风险濒临爆发
“工资靠转移支付、发展靠借债”,是欠发达县城的生存日常。
债务规模惊人:截至2025年,全国县级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元,平均每个县城负债22亿元,很多县债务率远超警戒线,靠借新还旧维持运转。
民生投入“有心无力”:工资、债务利息是刚性支出,占了财政的90%以上,剩下的钱,连修路、治水、教育配套、医疗改善的基本民生需求都满足不了,“民生欠账”越积越多。
转移支付“杯水车薪”:虽然上级转移支付逐年增加,但面对“工资+债务”的双重刚性支出,依然不够用。
一旦转移支付出现问题,部分县城将直接面临“停摆”风险。这些年各地公交车停运、教师工资拖欠、公务员工资拖欠、都是“转移支付”出了问题。

04 我对此的看法:悲观至极,积弊难除,破局无望
面对大方县的荒诞账本,面对全国县城的普遍困境,我的看法非常悲观:这不是短期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长期体制、结构、观念叠加的积弊,积重难返,破局之路异常艰难,甚至可以说,短期内几乎无望。
大方县的26.3亿元工资支出、4.14亿元税收收入,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对比,而是中国数千个欠发达县城命运的缩影。它暴露的,不仅是财政收支的失衡,更是体制结构的积弊、发展逻辑的扭曲、治理能力的不足。
对于这些县城而言,“造血”已是奢望,“养人”仍有增无减,“破局”难如登天。这种悲观的现实,短期内难以改变。 不正视它、不警惕它,风险会进一步扩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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