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 | 具有伊朗特色的新自由主义：伊朗的改革派与保守派

原编者按

原标题：Voting for Neoliberalism With Iranian Characteristics 投票给具有伊朗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作者：Arron Reza Merat 校译：革利牙

原文链接：https://jacobin.com/2024/06/iran-neoliberalism-sanctions-presidential-election

本文是2024年6月28日《雅各宾》杂志发布的由Arron Reza Merat撰写的文章，写于2024年伊朗紧急总统选举时期，对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去世的今天，我们也可以从中回顾了伊朗特色的新自由主义以及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其中的作用。

可以看到，保守派与改革派均推行具有伊朗特色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保守派通过国有资产私有化、控制准国营经济网络垄断资本积累，其成员依靠制裁维持的孤立状态获取大量利润;改革派从伊斯兰革命时期的伊朗左翼转为了如今的自由派，试图通过与西方谈判融入全球市场，但谈判失败导致其在本国的政治资本流失。两派在经济封闭与开放的选择上存在分歧，但结果上都有利于与权力结合的特定布尔乔亚经济集团。

此外，权力集团内部也存在分化。最高领袖通过扶持新势力削弱传统派系，导致保守派阵营分裂;改革派作为伊朗左翼的继承者转向经济自由主义后，失去了明确的社会基础。不同派系通过庇护网络分配资源，普通民众则承受经济制裁和政治僵局的苦果。

本文不完全代表本公众号观点，供读者参考。

(Iranian reformist presidential candidate Masoud Pezeshkian votes on June 28, 2024, in Tehran, Iran. (Majid Saeedi / Getty Images))

具有伊朗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伊朗的改革派与保守派

随着伊朗于6月28日举行2024年紧急选举，以填补上月因直升机坠毁遇难的总统易卜拉欣·莱希(Ebrahim Raisi)，该国依然受制于美国的制裁及伊朗国内精英。制裁导致伊朗这个与世界市场隔绝的石油租金国家发展出一种影子经济，该经济由准军事性质的庇护网络主导，这些网络为国家的未来提供了保障，但也使伊朗政治在可预见的未来陷入僵局。

左翼在伊朗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剩下的是两种失败的新自由主义愿景——保守派与改革派——它们使伊朗陷入严重的政治僵局。什么能终结这场旷日持久的僵局，是这次选举的核心问题。领跑的候选人均属于那些提不出令人信服答案的派系。

制裁与国内领域

自成立之初，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内政治就受到美帝国主义以及美国政军阶层复仇主义的影响，他们在冷战最后十年"失去了"伊朗并因此受辱。美国支持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入侵伊朗，而在反恐战争期间，德黑兰也是新保守主义者的目标。但正是在2011年的最后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陷入了一个金融陷阱，此陷阱从此塑造了其政治生活的轮廓，并对9000万伊朗人封锁了政治可能性的边界。

就任总统第三年，巴拉克·奥巴马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部署了一种新型经济武器：“域外制裁”。这些制裁禁止任何与伊朗公司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进入美国经济体。这种惊人的金融控制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第三国之间的美元交易要通过美国的票据交换所。"你们这些该死的美国人，"一家跨境银行——渣打银行的一位官员在美国对金融巨头违规者开出巨额罚单时评论道，"你们凭什么告诉我们世界其它国家，我们不能跟伊朗人打交道?"

但美国的金融霸权很快意味着所有人——甚至包括某东方大国和俄罗斯——都不得不遵守。对于依赖石油出口以及进口从谷物到制成品几乎所有物资的伊朗来说，奥巴马的这一决定意味着毁灭。伊朗避免了美国在1990年代对伊拉克和古巴制裁所造成的那种人道主义灾难，但却被长期的经济危机所撕裂。

制裁引发了资本外逃和失控的通货膨胀，侵蚀了伊朗中产阶级的储蓄，并摧毁了依赖进口的企业。针对所谓伊朗核武器计划的制裁，反而适得其反地使伊朗经济军事化。日益严重的贫困、吸毒成瘾和“绝望之死(指因自杀、药物过量以及酒精相关疾病导致的死亡率上升，多用来指一些中年美国白人的遭遇)”，让如今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伊朗社会充满了毁灭感。

抗议活动屡见不鲜。2019年，燃油价格上涨引发的抗议活动蔓延全国。数十万人参与了持续数月的抗议。抗议者曾短暂地从当局手中夺取了数个省级城镇——据报道，随后的镇压中有超过一千人丧生，在波斯湾石油城镇马赫沙赫尔，数十名抗议者遭到屠杀。2020年至2021年期间，全国范围内爆发了行业罢工;“1400运动”见证了南部石化工人的罢工，但无济于事。2022年，因强制女性佩戴头巾引发的大规模抗议遭到暴力镇压。在这场使伊朗政策明显陷入被动的运动中，数百人丧生，其中包括许多女性。如今，大量女性可以无视法律，不戴头巾走在街上。

制裁将一个具有伊朗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国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它在1990年代似乎将要加入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分隔开来。自那以后，政府削弱了伊朗曾经慷慨的福利国家制度，并削减了面包、燃料和其它主要商品的补贴。为了应对受制裁的公共领域，伊朗领导人扩大了一种不受民主国家监管的灰色、伪私营经济，通过空壳公司进入国际市场。从事这些交易的中间人，满足了伊朗军工和消费需求，并为该国提供了账外现金，以支持"抵抗轴心"——伊朗从也门到叙利亚的地区盟友，这些盟友们都卷入一场反对以色列的地区战争。

伊朗统治阶层的合法性和生存现在越来越依赖于其满足日益军事化的庇护网络的能力，这些网络既是正式经济的生命线，也是其上的寄生虫。几乎所有伊朗人(无论贫富)都注意到了这种寄生性。当大多数民众受苦时，少数拥有正确机构关系的人却在ta们的苦难中致富。

保守派和改革派阵营(可接受的政治争论的两个界限)的政治家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已被证明无法规划出一条走出僵局的道路。在制裁下，传统的石油和国民商业经济已无法提供伊朗人在1979年革命后几十年里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平。制裁后石油出口减半;债务增加一倍多;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危机耗尽了数百万伊朗人的毕生积蓄;国家最聪明的人才流向(或被偷运到)国外。事实证明，无论是真实意图还是实际行动，伊朗都被美国和以色列安全机构相当敌视，以至于无法通过谈判回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轨道。同时，伊朗在经济上又无足轻重，不足以让某东方大国冒着违反美国制裁的风险对其进行投资，尽管与某东方大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为该国的未来提供了最佳的长期愿景。

候选人们

虽然本次选举的六名候选人是由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通过其任命的十二人委员会，间接从大约八十人中挑选出来的，但伊朗的选举并非徒有虚表的表演。哈梅内伊允许改革派参加竞选，是因为他有意通过高投票率来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合法化，并且他承认伊朗这个高度管控的“民主国家”常常超出他的控制。不可避免地，真实的政治不满会进入总统竞选活动，包括那些触及国家明显红线的议题，例如2009年的公民自由、2013年的政治犯问题，以及本次选举中关于女性佩戴头巾的强制执行问题。

在2024年选举中选出的六名总统候选人中，唯一的改革派候选人是马苏德·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他是一位69岁的心脏外科医生;曾在穆罕默德·哈塔米时代(1997-2005)担任卫生部长;是两伊战争的医疗老兵;而对哈梅内伊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是一位没有社会基础的政治家。伊朗的改革派可追溯至“哈达德第二战线(the 2nd of Khordad Front)”——哈塔米总统任期的社会基础力量，并最终追溯至1980年代伊朗革命的伊斯兰左翼。伊朗真正的左翼分子，无论伊斯兰主义者还是世俗主义者，都在1980年代末被处决或转变为经济自由主义者。2009年选举中的局外挑战者仍被软禁。作为左翼唯一继承者的改革派，其特点是信奉社会和经济自由主义、与西方和解以及反对军国主义。

佩泽希齐扬曾直言不讳地批评近期对伊朗女权抗议活动的镇压，这些抗议活动以安全部队在拘留期间杀害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尼卡·沙卡拉米(Nika Shakarami)、萨丽娜·埃斯梅尔扎德(Sarina Esmailzadeh)和哈迪斯·纳贾菲(Hadis Najafi)为标志，她们是年龄在16至22岁之间的年轻女性。这些只是最著名的烈士。还有数十人遇害。当在6月17日的电视辩论中被问及强制头巾规定时，佩泽什基安首次打破传统，批评了直到最近还是一条坚实红线的政策。“就像ta们过去无法强制摘掉女性的头巾一样，”他指的是礼萨·沙阿在1920年代试图禁止头巾，而这正是1981年强制佩戴头巾的原因，“今天我们也不能强制ta们戴上头巾。”

在经济方面，佩泽希齐扬表示：“制裁是一场灾难。我们试图规避它们，但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存在着大量腐败。所有这些腐败从何而来?”他这个反问句的答案直指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这次竞选中，其主要代表是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民调显示他与佩泽希齐扬并驾齐驱。加利巴夫，另一位战争老兵，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少将，该准军事组织成立于1980年代初，旨在保卫并扩大革命。加利巴夫是第四次参加总统选举的熟悉面孔。他曾担任德黑兰市长和警察总监。像其他候选人一样，他相当缺乏个人魅力，但他在民调中领先，略高于佩泽希齐扬。改革派媒体聚焦于一起可追溯至2022年的腐败丑闻——“婴儿送礼会门”，指控涉及加利巴夫一家前往土耳其为其新生儿购买相当大量物品。

另一位领跑者是赛义德·贾利利(Saeed Jalili)，他是2000年代"新右翼"的安全事务官员，曾在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任内(2005-2013)担任负责核问题档案的外交部长。贾利利在巴士拉战役中失去了一部分腿。尽管最近有呼声要求推出一名统一的保守派候选人，但无论是加利巴夫还是贾利利都不同意退出。这次选举几乎肯定会导致保守派和改革派候选人之间进行第二轮投票。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超过50%的选票，该国将对得票前两名的候选人进行投票。

改革派

对现状的不满传统上会转化为对改革派政治家的投票。改革主义是一种跨阶层的现象，但囊括了伊朗绝大多数中产阶级和新近向下流动的伊朗人。这次选举中选民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改革派通过数十年来试图就伊朗铀浓缩计划的限制与西方谈判以换取解除制裁，已经损失了大量政治资本，以色列和美国鹰派声称该计划暴露了武器研发意图。哈桑·鲁哈尼政府(2013-2021)最积极推进这一战略但最终失败了，因为美国随后将该协议视为一纸空文。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内，美国调整了伊朗政策，加倍实施经济战，并与以色列协同，对伊朗安全部门的人员实施暗杀。

在与大撒旦(指美国)建立关系的问题上，哈梅内伊及其背后的保守派社会基础被国内一般看作是正确的。2014年，哈梅内伊试图平息保守派对谈判的反对，表示“我们的官员开启的谈判进程将继续下去。我们不会食言。我不反对”，但这位最高领袖随即与这一外交姿态保持距离，补充道：“但我还要再说一遍：这没有用……它不会带来任何结果。”但传统的改革派选民别无选择，ta们的领导人也没有像许多人在2023年所做的那样呼吁抵制选举，当时选举名单上没有改革派人士，投票率降至50%以下，创该国历史最低。

保守派

保守派在伊朗各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哈梅内伊任命他们担任军队、媒体和司法部门的关键职位。由于在伊朗体制中拥有这种天然权力优势，他们面临着合法性问题。但除了公众不满的问题外，伊朗的保守派内部也存在严重分歧，起因是2010年代阿里·哈梅内伊的一次权力争夺严重适得其反，其影响至今仍在。

阿里·哈梅内伊是一名右翼神职人员，在鲁霍拉·霍梅尼(Ruholla Khomeini)1989年去世后成为最高领袖，尽管当时他缺乏什叶派最低限度的宗教资格——即成为“效仿源泉(object of emulation)”。霍梅尼，“伊玛目(the imam)”，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超越左右分歧，凭借近乎神圣的象征性权力主导着伊朗各级政府的权力。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正值冷战结束之际，伊斯兰右翼胜出。这个集团如今被称为保守派。但大多数保守派不把哈梅内伊视为领袖，而是视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为领袖，他是革命的奠基者之一，在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总统，并且几十年来一直是哈梅内伊的密友(两人在1970年代曾合住一所房子)。哈梅内伊的崛起得益于拉夫桑贾尼的扶持，并且在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默认权力不在自己的办公室。

尽管哈梅内伊在社会问题上比拉夫桑贾尼保守得多，镇压更严厉，对美国也更加强硬，但他们共同致力于19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转向，这一转向甚至使伊斯兰左翼变成了自由派。在1990年代初至中期的那个奇异的历史终结论时刻，伊朗被允许进入全球经济。美国购买了伊朗30%的石油，随着石油市场的繁荣，伊朗战后的经济得到了彻底的现代化改造。凭借充裕的石油美元，保守派广泛支持伊朗资本主义派别建立了一个繁荣的新自由主义国家。

但伊朗实行的是具有伊朗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在以效率内部竞争的名义下，国有资产被剥离，宪法中支持国有化的第44条被重新解释，以开放伊朗的石油部门(该部门在1950年代从英国手中夺回)进行私有化。但国有资产剥离在真正的私营部门中并不如在“准国营”经济中那么显著，后者是一个与安全部门、什叶派神职人员团体以及为老兵和烈士设立的慈善基金(bonyads)相关的公司网络，所有这些都受非民主的国家管理，而非真正的私营经济。

这些与保守派民主集团有关联的经济参与者，倾向于与西方隔绝，因为他们可以借此垄断资本积累。从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讲，这个经济阶层与其名义上的敌人美国在经济上是盟友，因为正是美国的制裁使其成员能够维持伊朗的孤立主义，并将“抵抗经济”掌握在自己手中。

哈梅内伊与拉夫桑贾尼的关系在1990年代末恶化，并在2005年选举期间达到顶点，当时哈梅内伊试图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该计划旨在建立哈梅内伊与伊朗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同时剥夺拉夫桑贾尼和伊朗体制内其它对手对该体制的权力。哈梅内伊从相对默默无闻中挑选出一位四十多岁的省长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并在2005年支持他竞选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的职务掩盖了某种秘密经历。他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活动仍然是个谜。他可能是伊朗镇压库尔德人的一名士兵，库尔德人曾将1979年视为重燃独立野心机会。他还与被指在境外暗杀库尔德人的事件有关联。

但是，作为在石油价格暴涨期间执政的伊朗最高级公职人员，艾哈迈迪-内贾德能够建立自己的庇护网络，尤其是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年轻军官中，这破坏了该组织既定的等级制度。伊斯兰革命卫队中一直有改革派，但保守派多数传统上是在革命元勋的庇护下组织起来的。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新右翼"运动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保守派很快公开批评艾哈迈迪-内贾德，正确地指出他的亲信正在掠夺经济。他们对掠夺行为本身，不如对进行掠夺的新崛起势力那样担忧。拉夫桑贾尼和阿里·阿克巴尔·纳特格-努里(Ali Akbar Nategh-Nuri)脱离了保守派阵营，成为了真正的改革派。艾哈迈迪-内贾德最终甚至与哈梅内伊闹翻(他被禁止参加本次选举)。在他之后，伊朗的保守派现在严重分裂。本次辩论(指2024年总统选举)——沉闷而肤浅——有趣之处在于，保守派内部的争斗至少与他们阵营和佩泽希齐扬阵营之间的争斗一样多，甚至在强制头巾问题上也明显如此。

2016年，改革派记者埃赫桑·迈赫拉比在拉夫桑贾尼葬礼后写道：“在为他的遗体诵读葬礼拜时，他明显省略了一句阿拉伯语祷词：‘主啊，除了善行，我们对他一无所知，而你是全知的。’相反，他重复了三遍：‘主啊，宽恕他吧。’”

(Most of the Iranian population is living very precariously — and the lack of political freedoms has eroded all state legitimacy. (Morteza Nikoubazl / 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