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资本主义正在使我们过劳至死

原标题：We're Being Worked to Death by Capital（资本正在使我们过劳至死） 

作者：Alex N. Press

校译：革利牙

原文链接：https://jacobin.com/2021/05/overwork-underwork-unemployment-underemployment-workers-boundaries-unionize-post-work

近日发生的广州视源股份程序员猝死后仍收到工作群通知等数起过劳死事件，并非偶然的个体悲剧，。如今劳动形式随零工经济与信息技术而“灵活化”，恰恰是这种“灵活化”——工作通过智能手机与随时待命的文化侵入一切时空，模糊了上下班的界限，正如本文中指出，过长工作时间直接提升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导致全球每年数十万人死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 2021年报告）。这些猝死的案例正是此种生命政治的具象化：ta们或由“奋斗文化”为代表的劳动形而上学自我驱动（令人胆寒的是，广州程序员猝死一事中，该公司人事对提出工伤赔偿的程序员妻子说“如果我死在自己热爱的岗位上，我不会有遗憾，也不希望我的家属拿我的遗体去换钱”），或因就业压力带病返岗，最终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市场节奏中倒下。过度工作与就业岗位不足并存的悖论，正如马克思所述的“产业后备军”机制，迫使着岗者接受超时劳动。这些生命的消逝正说明，若不能重建工人对工作时间的掌控，那么“007”将继续成为恐怖无声的墓志铭。

本文不完全代表本公众号观点，供读者参考。

（图片来源do AbismoPalavras/Pinterest）

过劳的长时间工作每年导致逾70万人丧生，与此同时，数百万人无法觅得足以维生的工作。资本主义的非理性，其代价是鲜活的生命。

我最近看到一幅名称冗长的印刷品。它在亚马逊和Etsy交易平台上均被打上标签“奋斗/每周计划表/帆布印刷品/励志/墙面办公室装饰/现代艺术/创业者/励志/奋起/拼搏/创业成功”。

这些为搜索引擎优化而使用的标签虽拗口，却传达了该商品的精髓。这是一幅矩形印刷品——36 x 24英寸的尺寸在亚马逊上售价120美元——白底黑字。顶部写着“每周计划表”。下面用较小的字体跟着“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奋起并拼搏！”，然后是“新的一周，新的目标！”。再往下是计划表，内容如下：

周一：奋斗（HUSTLE）

周二：奋斗（HUSTLE）

周三：奋斗（HUSTLE）

周四：奋斗（HUSTLE）

周五：奋斗（HUSTLE）

周六：奋斗（HUSTLE）

周日：奋斗（HUSTLE）

底部有一行小字：“怀揣百万美元的梦想，就不能只有最低工资工作的行为准则。”

我是在频繁浏览互联网上关于“奋斗文化”的内容时，偶然发现这件装饰品的。那是一个人们说服自己更努力、更长久工作的世界。这份每周奋斗计划表或许以其对自我剥削的咧嘴拥抱显得滑稽，许多人也会觉得它荒谬，但它同时也反映了越来越多的人所经历的工作要求：持续不断，周末消失，第二份、第三份工作成为必需。

工作时间正在蔓延至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每年导致数十万人丧生。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和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一份新报告（本文发布于2021年5月24日）的发现。该报告分析了每周工作55小时及以上人群的健康结果。这两个组织分析了全球数据，发现2016年，每周工作55小时及以上的工作导致了745,194例死亡，高于2000年的大约59万例。在这些死亡中，398,441例可归因于中风，346,753例可归因于心脏病。这使得工作如此长时间的人，与每周工作35至40小时的人相比，中风风险估计高出35%，心脏病风险高出17%。男性和中年人尤其受此影响，而这个问题在东亚和东南亚最为普遍。

关于过度工作如何致人死亡，报告指出了两种原因。对一些人来说，过度工作的压力可能导致身体释放过量的压力激素，从而引发心血管问题。对另一些人来说，压力可能导致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如吸烟、酗酒、不良饮食、缺乏运动和睡眠不佳，这些反过来又增加了心血管风险。

该问题的普遍性使得过度工作比其它职业危害更危险。过长工作时间致死的人数超过了接触致癌物致死的人数。这当然不是工作致死的唯一方式——工作中的死亡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夺去许多生命——但过劳死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我们许多人正身处这种磨难之中：2016年，全球8.9%的人口，约4.88亿人，每周至少工作55小时。

我们为何会被驱使到过劳至死？零工经济的扩张和稳定工作的减少——以及由此导致并催生的零工“工人集体力量”的削弱——是主要原因。

工业革命后的几十年里，平均劳动时间曾呈下降趋势，尽管这在全球范围内和工人阶级内部各部类的经历并不均衡。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工人自身为掌控生活所做的努力。正如人们所说，“如果你热爱周末，感谢工会吧。”例如，1886年干草市场激进活动者的殉难，就发生在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集会上，而这场集会本身又是长达数十年努力的一部分，旨在首次对工作日（日时长时长）以及童工使用情况进行限制。正如美国劳联-产联首任主席塞缪尔·龚帕斯在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中所说：“无论ta们在其它问题上有多大分歧……所有劳动者……都能在这点上团结一致。”

但近年来，工作时间缩短的趋势已经停滞，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逆转。国际劳工组织2018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工作时间出现了分化，“全球劳动力中有相当大部分要么工作时间极长（每周超过48小时），这尤其影响男性；要么工作时间短/从事兼职工作（每周少于35小时），这尤其影响女性。”

过度劳动与工作不足或失业之间的联系并非新现象。正如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后备军的队伍，而反过来，后备军通过竞争施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并听从资本的摆布。”

这里的“后备军”即产业后备军，指的是那些站在工厂大门外的人，当工人抱怨时，ta们就成了雇主有用的工具（“如果你不想要这份工作，乐意接手的大有人在！”）。过度劳动与工作不足并存：例如在零售业，现在大多数工作都是兼职，这与几十年前相比是一个重大转变，当时这类工作约有70%到80%是全职。

这些关联使得争取缩短工作时间、争取对工作安排有更大控制权的斗争，在战略上具有可行性：这一诉求能团结更广泛社会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并且，令资本家们懊恼的是，它能融合就业者、未充分就业者和失业者的利益。

2018年国际劳工组织报告的作者乔恩·梅辛杰将工作时间的增加与几项发展联系起来。他写道，出现了“工作时间安排的多样化，从每天固定工时、每周固定天数的标准工作周（每周工作时长），转向各种形式的‘灵活’工作时间安排（例如，新的轮班形式、工时平均化、弹性工作时间安排、压缩工作周、待命工作）”。伴随着这些安排而来的是，人们被期望随时待命——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奋起并拼搏”。

这些关于灵活工作时间“可使用性”的新标准，与日益广泛使用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激增交织在一起。现在，无论是美国的白领员工还是印度的网约车司机，上班与下班之间已没有明确的界限。不仅是个人的时间，连同个人的空间——想想与老板的Zoom通话，这实际上相当于把他请进了你的家里——都被工作殖民了。

这对工人阶级来说是一个紧急状况，需要为此采取行动。对于那些可能被劳役至死的劳动者，必须减少其工作时间；对于那些挣扎着维持生计的劳动者，必须保证最低工作时间。我们需要在工作与生活其它方面之间建立更强的界限，同时需要带薪休假和病假法律，以确保工人不被强迫围绕雇主的要求塑造自己。并且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工人组织/工会组织来执行这些法律和标准。

工作，至少以其目前的存在方式而言，糟糕透顶。既然过度工作每年导致近百万人死亡，现在是时候加倍努力，减少为老板付出劳动的时间，增加为我们自己意愿支配的时间了。我们的生活不应以利润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为中心。正如E.P.汤普森所写，如果我们能放松工作纪律对我们时间使用的掌控，我们或许能“重新学习一些生活的技艺……如何用更丰富、更悠闲、更个人化和更具社会性的关系来填充我们日常生活的间隙。”或者，正如一位“后工作宣言”的作者所言：“是时候好好生活了。”要么减少时长，要么倒地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