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读《刘进庆思想评传》︱台湾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先导与后继

　　台湾旅日学者刘进庆（1931-2005），是众所周知的台湾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先行者，其传世之作《战后台湾经济分析》，在台湾学界和社运界很有影响。

　　今年初，厦门大学台籍学者邱士杰的新作《战后台湾经济的左翼分析：刘进庆思想评传》问世，对刘进庆的生平和学问做出深刻、生动的论述。针对这部思想传记，台湾、大陆、日本都将在近期举办研讨活动，际此台湾前途面临转折时候，这些活动有可能会带来一股热潮，重新检视刘进庆的分析和论述、探讨其尚未解答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邱士杰，《战后台湾经济的左翼分析：刘进庆思想评传》，台大出版中心，2022年版

　　刘进庆的“抵抗与学问”

　　“抵抗与学问”，这是刘进庆的人生主题，在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漫长岁月中是这样，在解严之后以至政党轮替年代还是这样。按照他的自述：“我往复于对抗专制政治的民主化运动的感性，和研究专制政治的下层构造的经济的理性认识之间，这使台湾政治经济的全貌和本质更加明确地浮现出来。”

　　可见，“抵抗与学问”不是两个并行主题，是两者紧密结合，将“抵抗”建立在“学问”的基础上。所谓抵抗，指的是就是争民主，求发展，让辛勤的劳动大众过上有尊严的富裕的生活。所谓学问，指的是政治经济学。

　　《刘进庆文选：我的抵抗与学问》（上卷），人间出版社，2015版

　　按照刘进庆的论述，战后二十年（1945-65年）的台湾是“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蕴含着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经济，殖民地无论新与旧意味着本地经济剩余攫取者的买办性，封建无论是否完全意味着寄生性，两者都是经济发展的对立面。二是政治，与寄生性和买办性相联系的，是统治阶级的掠夺导向，也就是经济和社会的再生产内在地具有催生、依靠专制政治的倾向。

　　劉進慶《戦後台湾経済分析：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て》（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5）

　　随着台湾经济在1960年代进入高速工业化阶段，以及台湾社会的资本主义关系普遍渗透，“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愈益显得不足以解释现实。于是，刘进庆的台湾论述进入新阶段，在一系列论著中阐释“新殖民地NIE”论（NIE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简称），将重心从“半封建”转到“新殖民”。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并不意味着摆脱不发展，更加与摆脱专制无涉，归根究底，这是因为“资本倚仗强权，牺牲广大小农经济和低廉劳工的利益推动原始积累，其本质仍然是附庸依外”。换言之，“半封建”主导的社会中经济剩余被浪费掉，“新殖民”主导的社会中经济剩余则主要是被发达国家攫取了，而这两者都是有赖于压榨小农和工人，尽量强制他们生产和提供经济剩余，这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民主和发展。

　　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如何在知识意义上看待刘进庆的“抵抗与学问”？尤其是，如何理解他一贯的专注和强调，即，政治倡议必须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

　　在写作本文的时候，笔者意识到自己对刘进庆的学问和人生都是认识极其有限，同时却又深为他的“抵抗与学问”这一问题意识所吸引。我在1988-1990年期间其实两次见过刘进庆，接触到他的论述。那正是香港、台湾、大陆同时面临大转折的年头，思想震荡此起彼落；而包括刘进庆在内的一众台湾政治活跃知识分子络绎不绝访港，与他们的接触，彻底改变了我对台湾的认识，同时也大大拓宽了我的知识视野。在此之前，也就是我的大学年代，所见到的台湾学者，其论调几乎都是《中央日报》/《香港时报》那种国民党外宣。少数具判性者，则不离思想家殷海光那种论述，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是民主的唯一真义，其他的都是假的，都是有害的”。——归根究底，这是“只有个人，没有社会”，以普世价值透视和要求现实的历史观。当时我的对立认识，是简单地诉诸列宁式“资产阶级民主也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理论，对于特定社会中如何辨认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等等确实所知不多。

　　

　　刘进庆《台湾战后经济分析》人间出版社，1992年初版（左）及2012年修订版（右），王宏仁、林继文、李明峻译

　　后来的现实发展是，在香港和台湾，政治倡议无视政治经济学批判，普世价值论成为绝对主导，成为公共空间各种政治话语、政治鼓动的基调，包括各路自称左翼也被统摄其间。

　　刘进庆《战后台湾经济分析》（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雷慧英译）

　　犹记得，1990年在中文大学的一个研讨会上，有一位很有亲和力的民进党理论大师，就是在这种基调上面大段大段引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大谈葛兰西、“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理论”等等，让党国系学者一派懵逼，让满怀热诚的青年们陶醉不已。忘记了在中文大学见到刘进庆时是不是这同一研讨会，可以确定的是在差不多同一时间，而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论述的基调却是“价值的历史化，而非历史的价值化”，就是说，合理的政治诉求和行动，必须是建立在对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上。

　　政治经济学不能替代政治理论，但是前者为后者的边界划定所不可或缺，也就意味着后者不可能颠覆或消解前者：没有认定系统性的资本积累逻辑，以及在难以逾越的历史条件中对这个逻辑的抵抗与屈从，就不可能认定阶级关系以及政治的可能边界。换一个具体说法，说“（制造）贫穷是最大的罪恶”与说“发展主义就是不顾人的尊严而只谈猪的权利”，这两者不只是道德选择，而是反映了对现实的不同认识，以及认识背后的政治-阶级利益。

　　现在回头看，三十多年来港台政治、群众运动，根本性地背离了刘进庆所追求的“抵抗”，走到它的对立面，这与普世价值式政治论述统摄一切大有关系。我想，按照刘进庆的思路来理解或加以发挥，这正是港台两地的历史发展、两地社会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特性使然，简言之就是相当于列宁所概括的“工人贵族”政治。

　　发展、民主、统一运动

　　刘进庆的“抵抗与学问”，在台湾学界中一方面得到尊敬，另一方面其实也颇受批评、挑战、或被简单漠视，这包括三方面：发展、民主、统一运动。

　　刘进庆在台湾反帝学生组织发表演说，会议由劳动人权协会会长林书扬主持

　　发展问题其实并不简单。刘进庆判断台湾作为“新殖民地”不可能发展，这与实际历史表现好像是大相径庭，不过，这个矛盾不足以动摇他的基本分析的合理性，因为在基本分析与实际表现之间必然存在一系列中介因素和外生因素。台湾的经济发展，在1980年之前的“资本主义黄金年代”有赖于冷战红利，在全球化年代则得益于大陆的改革开放，而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退，基本分析所揭示的内在动力终究会起到主导作用。

　　民主问题同样并非一目了然。台湾的政党轮替，不能否定刘进庆所揭示的“新殖民地无法民主”——广大劳动者处于无权和被剥削、被压榨状态仍是事实，所以对政党轮替可以应之于“资产阶级民主也只是资产阶级专政”。更重要是，在今日世界和台湾资本主义进入危机阶段，冷战的负担愈益沉重，基本分析所揭示的内在动力愈益起到作用，“资产阶级民主”很有大步后退的迹象。

　　统一问题才是真正的复杂。刘进庆是在日侨界的中国统一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其动力主要是来自对历史正义的体认，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则是一方面诉诸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反资本主义性质，另一方面是阐释惟有统一才能使台湾摆脱“新殖民地”的命运。只是这种阐释远不足以让今日台湾的即使是认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界和社运界信服，近十年前“太阳花运动”时候台湾各路自称左翼的论述，就是几乎与此反着来。

　　刘进庆与七十年代以来共同推动中国统一运动的旅日同志的合影

　　关键始终是如何认识资本主义。按照刘进庆的论述，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性体系，其系统运作逻辑包括“中心地区资本”剥削“外围地区劳动”，而劳动者构成人民的主体，因此，资本主义内在地具有压制外围地区的发展和民主的特性。

　　从这个论述引申，反资本主义不仅是反对特定的资本，甚至不仅是一般而言的“外围地区劳动”抵抗“中心地区资本”，更根本是反抗资本主义体系的整体秩序、系统运作逻辑。而“中国人民”这个历史范畴，其基础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不仅是抵抗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资本主义秩序“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也即赤裸裸的殖民主义，而且是随后至今抵抗着“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也即新殖民主义。这种抵抗正是今日台湾、香港各路自称左翼要促进的运动所欠缺的，也正是从这一点可以判断，“中国人民”的主权，其正义性远远超过台湾或香港的任何性质、任何形式的“自决”。

　　刘进庆到访大陆留下的题词

　　就实际情况看，近十年来港台两地反中政治主导社会，其所拥抱的甚至不再是以普世价值为包装的“美利坚治世”，而是堕落到拥抱早已被全世界人民唾弃的“不列颠治世”，表现为“恋殖”也即对战前英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推崇和认同，对“中国人民”和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敌视和敌对，这实质上就是攀附世界资本主义霸权的地方沙文主义的最低劣表现。而这种倒退、堕落其实也正是今日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趋势——经济空心化、社会崩坏、统治危机、保守主义民粹政治蜂起等等，强化盘剥“外围地区劳动”于是势不可免，新冷战是必然趋势，而港台政治只不过是这个大趋势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