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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乡村干部的战“疫”之路

任亮亮 2020-02-17 来源:新乡土

  笔者的家乡位于山西小县城下辖小乡镇中心所在地的行政村所管辖的自然村,行政村两委沿用“人民公社”下的大队、小队制度对本村共约110余人组织管理,此自然村没有中共党员,大、小队管理沿袭已经过时,因此选出的负责人也就是家乡人口中的小队长王力(本文所用为化名)对行政村两委负责人没有强制性的隶属关系。

  在“肺炎”发生后,由于获取信息的滞后性加上对病症严重性的低估,家乡并没有按照市级、县级政府在政府网公布的一级响应措施施行。在网络舆情造成极度恐慌的时候,家乡因对本村人无返汉人员这一情况的了解,并且对权威媒体公布的戴口罩、勤洗手等措施不在意,村中始终存在人们流动串门以及几乎没有自觉戴口罩人员。以至于就在媒体宣传全国各大城市口罩缺货的时候,乡镇商店的口罩并没有脱销甚至于涨价,反而是粮油店的面粉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形,两委人员紧急求助乡政府急调,方平息了这场风波。

  1月25日,在县里出现首例确诊人员时,夜晚8点王力被行政村两委负责人紧急叫到乡镇开会,并宣布开始施行封村封路措施。由是,担任小队长的王力作为村干部正式开始战“疫”之路。

  难以避免的“人情”

  

  1月26日,王力与儿子两人拿着铁钳、钢管等设备前往村口对唯一的路进行封闭。聚集在路口聊天的十几人对此视若无睹,甚至在王力走远后大家评价其毫无意义。也就是大家对封村背后的肺炎的严重性以及公权力的运作毫不认可乃至于消极应付。在堵路之后,车辆仍然通行,只不过大家将拦路的设备搬开通过后再搬回,本村人的流动没有受到影响,小队长见到闯关后的同村人并未进行劝阻。小队长王力作为笔者的叔叔,笔者在进行询问时,王力谈到:“在110余人口的村中,大家都是血肉骨亲,都是熟人,我实在没有必要,也抹不开面子,我也知道大家都是太原附近打工的,不存在被传染情况,一旦存在这种情况,哪有人能够避免。封路措施是对上级的应付,要是太上纲上线没有办法面对村里人。”在此能够得出结论,因为人情的存在导致封路措施缺乏外村人代表的公权力人员监督的情况下并不能起到实效,同样的由于人情的存在导致抹不开面子的村中小队长无法有效动员村中人以战时的状态对肺炎进行应对。

  有待提高的“本领”

  

  1月27日,村中公共活动区域的墙上贴了一张告示,是县政府对肺炎的七项禁令。禁止集聚喧闹的文字下每天有人下象棋、打麻将是对公权力的漠视与不屑。王力对行政村两委的决定:禁止众人聚集、建议各自留守在家、禁绝亲戚走动往来等措施没有办法落实。面对面的挨家挨户通知总被其他人以玩笑的话语转移话题,王力对聚集的人群只能一笑而过,玩笑的说道“该通知的已经通知到了。”王力对行政村的大喇叭非常羡慕,一旦面对面自己就会缺乏撕破脸面维护法理、维护权威的信心。在村中,王力始终认为自己只是110余人的代表而不是管理者。他认为缺乏管理的手段并且没有管理的必要,同时他认为缺乏管理的空间,自己作为一个大家长在村中还需要面对说话算话的权威长者、异性家中不满自己的家族代表。七项禁令背后国家暴力机关的支持让王力有通知相关措施以及封路封村的权利,但是考虑到将来如何相处的问题导致王力并没有下定决心去运用法律以及政府力量坚决贯彻相关举措。

  人情的存在和本领的不足导致王力没有办法将战“疫”的措施落实到位,笔者在对王力的交流中发现他存在两种心理。

  从始至终存在的“尽义务”心理

  

  王力认为自己只是小队长,并不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代表,在行政村两委的人员职业化享受国家补贴的时候,自己并没有享受到相关待遇的权利。同时一旦村中出现问题,承担责任的是两委的负责人而并不是自己。一直以来,对行政村两委负责人的治理措施进行施行,只是因为自然村110余人对自己的信任。但是自然村缺乏乡政府直接的领导,属于被漠视的区域,自然也没有配置资源的机会。因此在笔者的家乡对村民代表的选拔是一道难题,没有人愿意参选。王力认为自己只是有机会为大家服务,就算有些事情不办,谁也不能将之如何。由于自然村居住的人群中主要为在家务农和在外务工。对于代表的权利没有真切的认知,王力认为自己只是听从家族长者的嘱托承担起为大家办力所能及之事的义务,而并没有必要为了两委得罪村里人。因此,在宣布相关措施之后,即便村里人毫不在意,王力也不认为是自己的失败,而是正常现象的必然。

  从始至终存在的“无所谓”心理

  作为小队长一年以来没有享受到任何补贴反而由于行政村村务毫不公开的习惯,致  使自己受到很多误解和非议。受到很多委屈但是没有排解渠道。同时由于行政村以及其他自然村的负责人都是党员,能够在主题党日活动中有平等交流的机会,但是自己始终认为自己没有说话的权利和空间。因此,在诸多政府工作人员防疫工作不力以及行政村两委害怕被辞去工作的可能而加班加点进行蹲守对封路封村工作组织严密以及笔者所在的自然村依旧是打麻将、聚众串门的时候,王力再无任何措施。只是村中原本举行十二岁生日宴请宾朋的行为被行政村两委负责人呵止。因此,缺乏工作激励以及惩治措施可能的机会,导致王力始终认为自己对小队长工作“无所谓”。因此战“疫”的工作成败也就无所谓。

  依靠笔者来看,家乡战“疫”的成败取决于村干部的作为,但更多地依靠对居民的有效动员。

  虚拟的发达网络有效的替代了村中的“大喇叭”

  智能手机的普遍化致使村民几乎人人都下载快手、抖音等APP。疫情扩散以来,村民依靠媒体平台发布消息的及时性与真实性能够让村中人获得了国家公布的各种措施,直面国家权威,产生巨大的恐慌心理之后,能够自发的由自在群众走向自为组织。

  识文断字的乡贤有效的替代了呈现隐性的政府权威。在行政村两委对自然村管辖乏力和小队长王力不作为的时候,聚众之风不减、打麻将之风不弱,笔者作为村中的大学生联合村里的作为年轻有希望的一代能够得到村中人的尊重,因此在参与聚众的时候有意识的对一级防备的封路封村措施进行普及,以及有人破坏的情况下将会出现的严重后果对他们宣传。因此普法的话语能够有效的增强公权力的权威。

  自我觉醒的民众减弱了科层制的压力

  王力作为小队长存在一定的压力,但是并不是直接来自于国家科层制权力压迫的传导,而是内心的一定愧疚。但是随着民众对疫情逐渐完整的认知,渐渐的开始自发减少串门、聚众的频率。将出门的频率降低。村干部得益于民众对信息获取完整化而减少了劝阻压力。

  笔者认为村中缺少公权力在村中的强力构建,作为自然村缺少了很多资源配置的机会,导致村中民众的组织化缺乏驱动力。对民众的动员缺乏有效措施,导致出现了内松外紧的对外防疫利益共同体,然而对内却仍然呈现高度流动情形。因此村干部一个人的战“疫”之路必将走向失败。

  任亮亮                                          202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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