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法律党”江平贺卫方们的宪政派画饼如何被揭穿？

　　8月5-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连续刊登三篇马钟成批评宪政的文章。此文一出，立刻激起了右翼的宪政大反弹。宪政到底是什么?右翼鼓吹宪政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宪政?……

 

　　一、简介当下中国宪政说、国内派别

　　谈到当下中国宪政说，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指出宪政的实质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限权，即限制政府及立法机构的专属权力;限权的一个精巧的技术性手段是分权。二是保障，即保障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特别是洛克主张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

　　需要注意的是，宪政主义主张政府有限，鼓吹普选和多党制，其实质上要约束政府侵犯资产阶级利益；而洛克所主张的财产权本质就是资产阶级私有财产权。

　　当下中国宪政大论战中有三大活跃性思想派别。三大活跃性思想派别包括自由主义宪政派、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宪政派和第三派。其中，前两类派别在宪政话语圈里占据主导，共同主张中国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主体。

　　自由主义宪政派,主要有以刘军宁、贺卫方为代表的激进派和以张千帆为代表的温和派，认为当下中国有宪法，但无宪政，主张中国要向欧美宪政迈进，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宪政派，主要指以江平、华炳啸、童之伟为代表的宪政社会主义学派。他们披着“社会主义”外衣谈宪政，但实质是要在中国实现“谢韬讲的民主社会主义”，根本上仍然是要推翻公有制主体地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详细

 

　二、宪政为何在当下中国成为反动的代名词?

 

　　1、宪政派的理论是虚伪的

　　一些人把抽象的人性当作宣扬“普世价值”的理论根据，认为人类通过这种天性能形成一些不受时代、地域限制而全人类必须共同操守的价值观念，比如自由、民主、宪政等。 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人性虽然有普遍的、共性的一面，但人性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作为观念的人性，它属于历史范畴，是受到一定时代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反映一定阶级利益的观念形态。人的阶级性反映在人性观上，从而人性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阶级色彩。

　　由于从来就不存在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因此也就不可能有适用一切时代、一切人的“普世价值”。所谓的自由、民主、宪政等观念自然也不具有“普世性”。历史上，资产阶级在抽象的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宪政等口号，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愿望，但这些观念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尤其当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以后，为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就竭力抹杀人性的阶级性，想方设法阉割其阶级属性，把这些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价值观念看作某种自然的永恒的东西，其本质也就日益暴露出来。

　　在宪政问题上，一些人也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他们抽象地对待并理解宪政，总是把宪政同抽象的宪法、民主、法治、人权等联系起来，以为有了宪法就有宪政，以为宪政就是民主政治，以为搞了法治就要搞宪政，以为有了宪政才能保障人权。殊不知，宪法、民主、法治、人权等概念背后无不具有深刻的阶级内涵和制度属性。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社会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解释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截然对立。如果脱离社会环境和阶级分析，仅从这些抽象的概念、仅靠相同的字眼就认定中国也要搞西化的宪政，这未免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儿戏化了。

　　还有甚者，他们完全不顾宪政特有的资本主义内涵，想当然地把宪政同社会主义生拉硬拽在一起，以为在西方宪政头上套上“社会主义”这顶帽子就万事大吉了，宪政就可以在中国通行无阻了。殊不知，这种“拉郎配”式的手法是极其拙劣的。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说过这么一段话：“这些先生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拿世界开玩笑。”这段话完全可以套用在那些企图给资本主义宪政穿上社会主义“马甲”就可以遮掩其本来面目的人身上。 ……详细

　　所以，对待那些披着假“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所谓“社会主义宪政”派，我们需要毫不留情地戳破其挂羊头卖狗肉的迷惑性。所谓的“社会主义宪政”就是曲解中国宪法，将“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条款”看做是最紧要、最核心的内容，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将“人民民主专政”条款删除;他们借着“社会主义宪政”旗号，主张借鉴欧美抽象的“自然权利的学说”解决“个人权利的本源和地位问题”，妄图推翻公有制主体地位，树立私有产权绝对地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详细

 

　　2、苏联“宪政”实践终致解体   殷鉴不远

　　冷战时期，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就是以宪政为武器，取消了苏共的执政地位，并最终瓦解了苏联。

　　在1988年6月末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在其报告中提出了“法律至上”思想，他认为苏联应成为法治国家，而“法制(治)国家的主要标志就是切实保障法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戈尔巴乔夫同时又指出“许多现行的法律文件变成了社会发展的阻碍”。

　　从1989年开始，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已经逐步公开倾向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所谓宪政制度。1990年苏共中央召开了二月全会，在此次会议上叶利钦等人力主多党制，戈尔巴乔夫则予以呼应，提出苏共“放弃任何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优先权”，并同意修改宪法取消其中关于苏共的领导地位的规定。苏联宪法中最核心的内容都被当做保守的东西“改革”掉了!也正是在这次全会上，苏共明确接受了三权分立这个宪政的核心理念。1990年3月苏联召开特别人民代表大会，从宪法上取消了苏共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地位。1990年7月，苏共28大确立“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路线，多党制和西方议会制正式成为党的行动指导方针。一年多以后，苏联正式解体。

　　强大的苏联曾经一度在军事上压倒美国，然而从八十年代开始，却在“民主社会主义”与“宪政”这两大信息心理战武器的攻击下土崩瓦解。

　　苏联戈尔巴乔夫之流专注“新思维”，向往另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没有坚守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主体的经济改革没有搞好，最终葬送了自己。而现在，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二道贩子们，重复着同样的伎俩，他们意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搞垮中国不是昭然若揭吗?……详细

 

　　3、北欧瑞典的“宪政”样板现实堪忧

　　再反观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北欧诸国，他们实行了更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宪政”制度，那么他们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现在就以北欧福利国家的典型——瑞典为例，一窥“宪政”。

　　瑞典执政的右翼政府在其网站上明确宣称”瑞典一直以来就是稳定的市场经济”。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根据公有制为生产基础，工人控制和管理，社会平等和民主的计划生产等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来说，瑞典从来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由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和本国广泛的工人运动，瑞典确实创建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福利制度，并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楷模，并且使得“瑞典模式”蜚声海外。

　　但是这种瑞典模式对于今天来说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大多数资本主义评论家都同意‘新的瑞典模式’是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其他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他们还指出，这些方法正是20世纪90年代初瑞典处置银行业危机的手段。简而言之，现在的瑞典模式是资本主义制度使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成功”范例。

　　从1991-1993年瑞典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它自1920-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右翼政府与社会民主党事实上组建了非正式宣布的民族政府，开始出售国有企业。市政服务行业中，整个90年代私有化的(含私有化出售和外包给私人公司)的从业人员数量增加超过一倍以上。而国家级公共服务领域方面也出项相同的情况。国家直接雇佣的就业人员从1997年的40万人下降到20年后的20万人。

　　对于工人阶级而言，危机远未结束。1994年后出现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生活条件的改善或者工作与就业的保障，甚至没有能使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长驱直入有些许停顿。与之恰恰相反的是，”20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瑞典群众大规模失业的十年。此外，病假工资也被削减，普通人变得更加难以获得住房补贴。而从20世纪90年代起，卫生医疗行业也开始向私人开放。理论上只要在瑞典缴纳税收就应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等福利。但这只不过是纸面文章而已。

　　令人感到并不诧异的是，2006年当选的右翼政府更是一个极端新自由主义政府，如何重建已经破烂不堪的整个福利体系，更成为瑞典人民尤其工人阶级面临的重任。……详细

 

　　4、国内主要鼓吹宪政说的宪政党背后的境外势力

　　中国的宪政思潮，是在美国情报机构扶植的各种基金会的资助下产生并发展壮大的。宪政思潮里的核心人物陈小平2002年曾承认：“当代宪政话语在中国复兴的最初源头可溯及到90年代初美国福特基金会对中国宪政研究项目的支持计划。当时，美国福特基金会决定支持一批游离于体制外的自由职业者及中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展开"当代世界比较宪政史研究"计划。为进行这一研究计划，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拟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其策划的研究战略包括宪政研究骨干队伍的培训、当代世界各国宪政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当代中国宪政问题的研究等。……为这次培训班而准备的教材、资金以及逐渐积聚起来的宪政研究的人力资源则通过各种形式保存下来，从而为90年代初宪政话语在中国的兴起储备了一定资源。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出现的着名的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宣传阵地《公共论丛》以及中国大陆中青年学者梁致平、贺卫方领衔主编的《宪政译丛》以及北京大学法学院进行的中国公民财产权保护研究课题基本都是"当代世界比较宪政史研究"的遗产项目。” (详细：陈小平："宪政"在中国的再兴起，BBC网站，2002年10月30日，http://news.bbc.co.uk/hi/chinese/china_news/newsid_2377000/23776211.stm )

　　而宪政社会主义派大佬江平及其弟子激进宪政派代表贺卫方，都曾坦言得到过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援助。

　　江平就曾在其70华诞人生回顾中讲到：“中国当代法学要博采众长、融合中外，必须要了解外国法律和法学。 ’所以，他有一个迫切的念头，就是要组织翻译一套外国法律丛书。为此，他到美国福特基金会争取资助，并组织了外国法律文库编委会，丛书的规模，初步确定了30余种……对我国文化建设和法制现 优化事业，价值不可限量。” ……详细

　　而贺卫方与福特基金会的关系颇为微妙：曾为福特基金会与中南政法学院以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合作举办的湖北省地方法官培训班协调人：“福特基金会提供资助。我当时作为这个项目的协调人，在武汉协调。我就给来的客人介绍说应该怎么讲，他们的背景是怎样的，也帮助这些法官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之中。当时还有一张跟Friedman教授的合影，觉得很荣光。” ……详细

　　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到50年代末时，基金会的资产已经高达30亿美元，是福特财团最庞大的免税机构。二战后，福特基金会“自觉自愿地充当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和美国情报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或干脆就是情报机构的人员。”从1952年开始主导福特基金会的是理查德?比尔斯，“他在福特基金会的任期内经常与艾伦?杜勒斯和其他中央情报局官员会晤……1954年1月，他突然离开基金会加入中央情报局，担任艾伦?杜勒斯的特别助理，在此之前，他已经使福特基金会变成冷战思维的先锋了。” 比尔斯的继任者是20世纪美国权势集团的代表人物约翰?麦克洛伊，在进入福特基金会前曾任助理陆军部长、外交委员会主席等职，“麦克洛伊在政治上深通世故，在他担任福特基金会理事长之后，对于中央情报局不可避免地会对基金会发生兴趣采取务实的态度。”麦克洛伊专门建立了一个管理部门(以他为首的三人委员会)来与中央情报局对接，“做出上述安排之后，福特基金会就正式成为中央情报局能够用来对共产主义进行政治战的机构之一了。” (详细：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53-157页)

 

　　三、宪政派利用社会矛盾迷惑百姓打造“改革”支持力量

 

　　政派派的理论有之所以一定的迷惑性，主要在于其与民众的部分感受相契合。改革开放以来，党群关系越来越疏远，官民矛盾越来越深刻，人民群众对腐败问题已经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宪政派强调限制政府权力以解决腐败问题的思路很有诱惑力，必须承认宪政理论吃香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在如此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宪政派大佬江平对中国如何推进实现“宪政社会主义”，也就是“谢韬讲的民主社会主”，进行顶层设计。

　　——江平指出冀勿错过十年黄金期，他表示“新的一代领导集体执政，前五年是观察期，把过去用虚假证据定罪等错误做法加以纠正。大的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期待下一个五年。”

　　宪政社会主义派悍将华炳啸为实现“宪政社会主义”，进行改革路径设计：

　　华炳啸认为，在未来十年，不宜贸然选择自由化改革优先路径，譬如要求“开放报禁党禁”、要求”实行竞争性民主选举”等，而只能优先选择制度化改革路径，譬如优先把国家宪政制度建设好，辅之以公开化改革，比如推进党务公开、财产公开等，充分发挥8千万党员主体作用，形成坚定支持推进改革开放的社会主流力量，“激发改革开放正能量。” ……详细

　　从这些法律大佬们的“设计”看，他们也的确是一如既往地有战略、有步骤地这样做的。宪政派的改革路径选择，看似光鲜无比，但他们最终还是要“宪政”的。他们鼓吹“公开化改革”、鼓吹“财产公开”、“审计民主”，实质上是服务于“宪政”大业的，他们通过这些所谓“民主”化制度改革，步步打造被他们所主导的所谓“民主”化路径， 最后“宪政”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宪政派们打着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旗号，鼓吹“改革”，最终国企被贱卖了，保障私有产权的《物权法》制定了，没有这些前奏，宪政党们如何积蓄“坚定支持推进改革开放的社会主流力量”呢?

 

　　四、真正的出路：恢复三十年被虚化的社会主义

 

　　无论自由主义宪政派，还是披着假社会主义外衣的社会主义宪政派，他们根本的目标就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公有制主体。所以，当今中国要恢复被虚化的社会主义成分，就必须牢牢抓住无产阶级专政，坚守公有制主体地位，进而一步一步地恢复三十年被虚化掉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篇大文章，由于篇幅有限，无法详尽论述，笔者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应当广泛觉醒人民群众，应当自觉地组织起来，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上广泛锄奸，遏制资改派、宪政派对于工农主体地位的进一步蚕食，逐步扩大工农阶级的参政议政权力、尤其是必须保障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必须阻止汉奸国贼进一步对一百多个超大型国企的私有化贱卖，更大程度上恢复国企的社会主义性质，确立鞍钢宪法，保障工人管理工厂的权力。其次，要尽一切可能促进人民群众觉醒，推动体制内健康力量和体制外觉醒了的人民力量的相互结合，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群众路线，真正落到实处，更要对金融等关系国计民生领域进行广泛的社会主义监督。最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拥有世界上最广大的无产阶级，必须联合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坚决阻击跨国垄断集团的阶级剥削，以求实现中国崛起、世界走向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