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云：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的冲击和影响

　　2011年5月-2012年5月， 围绕西方敌对势力是怎样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这个子课题，课题组与广东、新疆、国务院新闻办、国家安全部、清华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的相关人士，采用了座谈与访谈的方式进行了调研。

　　一、渗透途径

　　毛泽东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2004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

　　意识形态渗透始终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一个主战场，也是西方敌对势力的一贯手段。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曾说过：“政治上的繁荣，最重要的支柱是道德和宗教。”美国已故总统尼克松公开宣称：“意识形态是我们争夺的根源”，“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

　　我国是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些处心积虑要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西方敌对势力，面对综合国力竞争中彼消我长、彼降我升的新格局，认识到单纯依靠硬实力遏制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困难，就加大了意识形态渗透的力度。

　　自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如何把社会主义国家从地球上抹去，就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痴心梦想。当武力达不到他们的目的后，他们就转变了策略，在不放弃武力颠覆的手段同时，更多地把希望寄予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势力的和平演变，加强思想文化的渗透。1953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强调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明确提出应该使社会主义国家“被奴役的人民”得到“解放”，成为“自由的人民”，而“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攻击“中国共产主义是一致命的危险”，“是一种要消失的现象”，宣扬美国及其同盟国的责任就是要“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失”，“用和平的方法使中国得到自由”。

　　西方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化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宣传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传播资本主义的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造成对共产党统治的反抗，以至最终推翻这种统治。”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曾说过：“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应该制定一个在铁幕里面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战略”，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和平演变”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进攻的主要手段。邓小平曾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和平演变”的图谋和手段，着眼点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

　　美国已故总统里根提出，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斗争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为了在“本世纪的其余时间里看到自由和民主的理想逐渐发扬光大，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帮助民主运动”。1986年，里根在对外政策咨文中表示，美国的目标是“促进世界的民主革命”，“按照美国的理想去影响事态的发展”。他提出要“通过电子媒介、文字材料，增加接触和接触中的思想交流”，“使我们的政治和宣传力量达到被剥夺了自由的地区……以鼓励他们产生变革的希望和了解自由之都的好处。”美国一家战略机构明确提出，打好一场“无硝烟的‘新的世界大战’”，“最重要的是要搞攻心战”，要“将70%的力气用于攻心战”。

　　在苏东解体后，中国成为西方反共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点。苏东剧变后，中国被西方国家视为“最后一个眼中钉”，攻击中国是“日渐缩小的共产党国家的代言人”，“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敢于维护大部分中国人认为过时或邪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声称“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主要的意识形态的对手和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讨厌的象征。”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中国对外开放的机会，极力向中国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曾任美国国务卿的沃伦?克里斯托弗表示：对中国，“我们的政策将是设法通过鼓励伟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势力，来促进中国从共产主义向民主的和平演变。”美国新闻出版署的高官也曾经露骨地表示：“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这是比传授科学知识本身更为重要的任务。”“对西方来说这是一笔明智的投资”，“不要忽视美国帮助训练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意义。”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赫尔姆斯1987年在美国国会会议上赤裸裸地说：“现在是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的时候了：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资助中国留学生)。慈善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决不是首要因素。我们是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目的的。我们的目标是让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自由、民主原则的熏陶。”

　　美国兰德公司一位教授说：现在我们对付中国比过去对付苏联难多了。我们搞垮苏联只用了“两化”，就是“西化”和“分化”，要搞垮中国至少还要再加“四化”，就是要让中国老百姓对政治“淡化”，让中国官员“腐化”，让中共领袖“丑化”，让马列主义在多元化意识形态冲击下“溶化”。

　　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目的，利用一切手段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方面，西方反华势力特别舍得大投资。美国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认为，“在宣传上花一个美元等于等于在国防上花五个美元”。他们屡屡运用“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问题经济化、宗教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宗教化”等方式，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书籍、电影、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等手段进行攻击和渗透，在我国青年一代身上培育“自由的种子”。

　　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价值渗透

　　西方敌对势力认为西方的价值是代表人类的“普世价值”。尼克松强调“美国的自由和民主价值在全世界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应当充分运用作为西方文明基本特点的精神和文化心理价值观的影响”。 “我们与东方的来往越多，我们向东方显示西方榜样的力量的机会就越多。西方榜样的力量是即使共产党上层人物也难以抵抗的力量。”为此，他们特别强调捍卫“人类普遍的价值观”，提出西方的“人权”、“法治”等等都是“普世价值”， 坚信 “美国依然代表着全世界民众向往的普世理想――自由和民主。美国人一直在向世界传达着一种清晰的理念。与美国人不同，中国人自己都没有明确的价值观，更别提影响世界了”，同时不断对外输出“普世价值”，注重核心价值观的渗透。当代西方的意识形态扩张、渗透，更多的是以“全球性话语”和“普世价值”的方式实施的。

　　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优势，利用在国际交往中的强势话语权，不断扩宽意识形态渗透的辐射面，加强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它们利用一切机会，传播资本主义的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在政治上极力推销西方民主价值观，贬低马克思主义，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在经济上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宣扬私有化;在文化上，建立“文化武器库”，设立“基金会”、“研究会”、“培训中心”等机构，邀请中国境内所谓“异见人士”访问西方，培植“亲西代理人”，散播“自由种子”。美国政府近年来一直鼓励本国民众通过商业合作、文化活动、教育交流等接触方式宣传美国的价值观。《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接触方式在海外具有强大而持久的影响，也是一个低成本、高收益地投射美国领导地位的积极办法。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代表美国价值和利益的最佳大使是美国人民——我们的商业、非政府组织、科学家、运动员、艺术家、军事服务人员和学生等。”

　　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以“普世价值”论为突破口，竭力渗透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西方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始终围绕着核心价值观这条主线来展开，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较量。2005年，流亡美国的民运分子胡平通过《简评中共民主白皮书》，以所谓“普世价值”为武器，攻击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2007年秋天起，借助于某些报刊和网站媒体的推动，“普世价值”论开始在国内扩散、传播，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为“不断学习和实践人类普世价值”。2008年以后，境内外一部分媒体又借“藏独”暴力事件、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北京举办奥运会和纪念改革开放30年等重大事件借题发挥，集中炒作，以“普世价值”曲解民族分裂问题、曲解抗震救灾精神、曲解奥运口号、曲解改革取向，误导了很多群众甚至党员干部。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重创西方体制神话，“普世价值”的鼓噪有所降温，但仍伺机而起。

　　西方敌对势力通过“普世价值”干预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以期颠覆和终结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权力结构，在本质上是当代西方话语霸权及其价值渗透方式的表达。

　　从理论上看，“普世价值”以消解共产主义理想、确立资本主义不可超越为前提，其立足点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及其制度架构是历史的终点，人类在这方面将不可能再有真正的进步和突破。鼓吹“历史的终结”的弗.福山曾经坦言：他和马克思一样，都承认历史有一个终极目标，但这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共产主义，而是今天的资本主义，因此，历史在这一制度前终结了。“历史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终结，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再发生了或者报道重大事件的报纸从此销声匿迹了，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

　　从实践上看，“普世价值”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完全割裂中国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间的内在联系，力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导到“回归西方文明”的方向，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到西方“民主化”的陷阱。它把体现西方政党竞争制的“政党轮替”视为民主的制度前提，根本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以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民主政治方向;它把“三权分立”视为民主的基本制度设计，根本无视其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并不通用的事实，根本否定在我国行之有效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它把民主和人权限制在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因而把民主的实质归结为个人权利与政府公权力之间的博弈，根本否定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人民意志的存在，从而否认民主更为具体丰富的内容和方式。

　　总之，以“普世价值”为思想武器，按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民主模式全面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根本改变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是“普世价值”贩卖者坚定而明确的追求。

　　西方敌对势力之所以青睐于“普世价值”，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实行思想统治和价值渗透的有效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一个趋势，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1]虽然任何统治阶级都力图以全社会利益代表的面貌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都使用抽象普遍性的思想观念，然而真正实现了用抽象的普遍观念作为思想统治形式的却是资产阶级社会。

　　除了鼓吹“普世价值”外，西方还利用“人权”旗号进行价值渗透活动。布热津斯基赤裸裸地说：“倡导尊重人权，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可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进程”，“使现有的共产党国家处于守势”，“还为更直接地进行争取民主的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美国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坦率地指出：“美国采取的是鲜为人知的武器，利用‘人权’、 ‘民主’作为21世纪版的鸦片战争的武器，迫使中国敞开自己，接受美国的超级大国统治。”

　　实际上，西方敌对势力极力宣扬的西方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自由，首先或本质上是资本流转的自由、买卖自由，实质是资本对于劳动的支配;民主，要害是金钱做主、商品投票，实质是金钱对民意的操纵;人权，首要或本质上是维护异化状态下人格独立的外观，实质是资本人格化和劳动非人化的权力。对西方的价值渗透，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揭穿其阶级实质，用西方活生生的现实来教育广大群众。

　　2.文化渗透

　　新形势下社会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依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对立意识下的斗争，这种斗争尖锐复杂，但是它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文化战略地位的提升。这使得当前意识形态的对立斗争、社会思潮的演变呈现出一种很复杂的状况。文化战略地位的提升导致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出现了一种以文化为依托的趋势。2011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背景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文化渗透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西方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一贯的做法。

　　从历史来看，美国一直通过文化操纵他者维护美国霸权。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把软力量(softpower)解释为，“一个国家吸引它国的能力源于其文化、价值观、国内实践及其被视为合法性的外交政策”。其实质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纵观西方文化战演变的历史，约瑟夫?奈所说软力量就会显示出另一幅面孔，即它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形成的，通过文化、意识形态和心理渗透来操纵其他国家的能力。文化的影响力古已有之，而软力量的真正出现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争霸的战争中，经过了宣传战、心理战和文化冷战等阶段，形成了美国学者所说的软力量。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决定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争霸战争是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总体战。为了提高民心士气，政府通过控制舆论进行宣传战成为了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哈罗德?D?拉斯韦尔最先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敌对双方的宣传活动，揭露了宣传战的本质，“通过宣传意味着不通过改变客观条件……来控制人们的精神状态。它仅仅指通过重要的符号，或者更具体地但是不那么准确地说，就是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它形式来控制意见。”就是通过文化符号、信息传媒对人的思想意识进行控制。

　　一战结束后，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纷纷向自己预期的战略目标区域展开大规模的广播。1930年代末，美国开始将拉美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对其进行渗透。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动员公共关系方面的专家来研究接近拉美国家的最佳形式，并在1938年6月成立文化关系处，全面负责这一任务。 此后，《时代》杂志和《读者文摘》都开始有了西班牙版。迪斯尼动画片被定为“亲善大使”，制作了一批电影和戏剧动画，产生了一些在西班牙、巴西和墨西哥家喻户晓的卡通形象。与此同时，美国对拉美地区投资大规模上升。美国开始把地缘战略目标与文化战略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这一时期，美国软力量初显身手。

　　二战以后，在以美苏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中，继心理战之后又出现了文化冷战，也被称之为意识形态战。 意识形态之争成为最重要的斗争形式，文化争夺被摆在了核心地位。

　　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消解苏联在世界范围的影响，美国制定详细的计划，耗费巨资，在文化领域展开了全方位争夺。其目标是让人们接受，美国的发展道路是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针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特征，美国通过文化渗透，先控制知识分子，进而颠覆对方的社会心理、意识，然后操纵对方的经济与政治决策，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随着苏联巨人轰然倒地，美国的意识形态战大获全胜。

　　从历史演变来看，美国的软力量，并非简单的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的影响力，而是通过大众传媒塑造关于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的符号或图像，让其他国家民族从心理上、文化上主动认同，继而达到操纵他者，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能力。实际上，约瑟夫?奈自己也曾说过，软力量是“使得他者期望你所期望的目标”，只是没说操纵而已。

　　美国在其文化渗透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其文化操纵的运行机制。

　　军事-工业-传媒联合体是美国软力量的实际控制者。

　　早在二战之前，美国商业、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学术机构的精英们就已经开始相互影响，结成了庞大的关系网。二战之后，为了保证美国的军事优势，在宇航、卫星通讯和电子技术领域，美国军方开始大规模资助私有公司进行研发并购买其新产品。在这个过程中，电子产业不断集中形成了垄断性的电子通讯技术巨型公司。同时，这些公司不断地向传媒领域渗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军事-工业-传媒利益共生集团。如美国无线电公司。在1965年，它是拥有20亿美元盈余的电子制造商，又拥有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所有权，还拥有全美主要城市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经营全国第二大电子网。正因为此，美国精英往往具有多重身份。比如，20世纪60-70年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弗兰克?斯坦顿，他是最有实力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公司的总裁;美国信息顾问委员副主席，负责评估美国新闻署海外宣传的效率;美国空军全力资助的兰德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向东欧和苏联传播节目的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样的利益共生集团，具有了根据自身的利益影响美国的国家战略目标的能力，他们控制的美国文化的生产机制，也自然决定了美国文化信息生产、传播的内容、性质和方向。信息自由虽然是美国人的主流观念，但实际上却是被这样的利益集团所操纵。美国对社会心理操控技术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涉及心理学、符号学等学科。20世纪初，以勒庞为代表的心理学家研究了情绪诱导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在这之后，潜意识研究成为重心。1938年，弗洛伊德的学生恩斯特?迪赫捷尔来到美国，开始研究商业广告中的潜意识操纵问题，并创立美国行为动机研究所。1960年，他成为肯尼迪的选举顾问，把意识操纵研究引入政治领域。后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得到了解释学、符号学、民族学和文化学的补充。另一位著名心理学家卢伊?切斯金是美国颜色研究所所长，对通过颜色影响潜意识进行了广泛研究。70年代，以弗里德里克?斯金纳的新行为主义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意识操纵研究的重要组成部份。为了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美国进行了大量的跨文化研究，重点集中在对每个国家内部群体冲突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条件的研究。在社会学和人类学调查科研立项中，“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合同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少数民族的精英，研究他们的价值观，他们面对心理战的脆弱性，它们的社会关系和它们的传播制度。同时受到特别重视的是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分析和地方军事能力在承担国家发展的领导权方面的演变。”

　　美国利用一明一暗两条渠道的文化输出来进行文化渗透。

　　文化商品输出是传播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重要方式。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认为，美国通过垄断公司推销其文化产品的手段非常巧妙。这些公司实际上是利用传播设施-销售设备-服务承包-生产节目这样的纵向一体化体系进行文化输出。拉美和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发展广播传媒事业，要向美国购买传媒设备。但是，设备到位之后，由于资金缺乏无力制作节目。而美国公司往往把销售传播设备、售后服务与文化产品进行捆绑式的销售，而且，由于这些产品在国内已经收回成本，往往以低廉价格外销。这就形成了美国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泛滥，冲击着其他民族的文化。同时，美国文化输出还有一条秘密渠道，这就是以文化交流、商品交流为掩饰，由美国政府(主要是中央情报局)背后操纵的文化输出。冷战时期，为了与苏联争夺文化霸权，美国进行了秘密的文化战。中央情报局在宗教、艺术、文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不断推出美国文化，争取世界范围的知识分子对美国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不断妖魔化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为了掩饰这些活动，中央情报局往往成立一些外围基金会，把资金打入基金会帐户，钱“洗”干净之后，再来资助他们看中的知识分子和由他们成立的文化组织。另外一些著名的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其领导人与中央情报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经常主动为中央情报局排忧解难。以中央情报局操纵的最著名的文化组织文化自由同盟为例。该组织的目的就是与苏联在世界范围内争夺人心，宣传美国的价值理念。在60年代中期鼎盛时，该组织影响巨大，在35个国家设有办事处，雇佣280名工作人员，用几十种语言出版20多种有影响的刊物，举办各种艺术展览、音乐会、高水平的国际会议等文化活动。仅1966年这个组织的活动经费就达200万美元。[2]而这里显露的，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向文化、宗教传统复归，“文化和文化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在新的“文明范式”中，“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亨廷顿在分析“正在形成的联盟”时，臆测了一个所谓反对西方的“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联盟”。为了保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优势地位，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讨论所谓的“亚洲—美国冷战”。他们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具对抗性”，两国冲突的潜在原因，除了“两国在东亚未来均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外，“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行我国文化渗透。

　　利用政治性非法出版物攻击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力图消解中国人的红色情结。西方敌对势力在本土或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中国港台等地出版大量政治出版物，并非法入境，与中国国内公开反对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势力相勾结，在中国境内传播。境内一些人与境外势力相互沟通、配合，出版和传播大量的政治性非法出版物，旨在颠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大多具有攻击诽谤捏造不实或煽动性敏感内容，容易对具有猎奇心理、缺乏判断力的读者产生思想政治上的误导。非法出版物主要通过几种方式传播，一是在境外出版然后流入境内，二是在境内非法印制散发，三是通过盗版印制低价销售流传，四是制作成电子书籍在互联网上传播。流传较广的政治性非法出版物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类是政府明令禁止销售、增印的国内正式出版物，如《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等。第二类是在境外出版的充斥着大量诋毁诽谤领导人或内容不实的政治性著作，如《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晚年周恩来》、《李锐近作——世纪之交留言》、《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新发现的毛泽东》、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宗凤鸣记述、李锐和鲍彤作序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等。第三类是私自编辑、印制和散发的宣传自由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如《怀念李慎之》、《李慎之文集》、《胡绩伟自选集》、《哈维尔文集》等。

　　利用学术途径渗透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抢占我国的意识形态话语权。这方面的主要手法有：一是将意识形态冲突转化为文化冲突，以文明冲突论掩盖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本质;二是将意识形态转化为价值之争，将两种社会制度之争解释为自由、民主、人权与专制、集权、蔑视人权的斗争;三是将意识形态融合入学术性话语，以科学、学术的名义阐释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合理性和普世性，并运用西方理论、概念、方法和思想话语总结中国经验、对策中国问题;四是将意识形态消解于大众文化，通过世俗化的、大众化的、娱乐化的文化符号和对实用主义生活态度的支持和培育，以长期潜移默化的功能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传入和传播就是典型。新自由主义理论在我国较大规模地传播和讨论始于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主要通过文献出版物、以大学为主的各种讲坛(论坛)、各种研究机构(包括学会、研究会)主办的学术讨论等几种渠道或方式传播。目前，我国很多大学都先后安排了介绍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思潮的专题课程;有些学者主持讲解有关新自由主义的教学大纲和教案，也陆续整理成书出版，成为新自由主义在青年学生中传播的主要渠道和重要物质载体。新自由主义的研讨会也逐渐多了起来。新自由主义的传播已经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虽然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理论破产，但是，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

　　利用现代文化传媒进行广泛传播，抢占舆论高地。西方敌对势力借助书刊、电视、大学讲坛等传统渗透手段。互联网也成为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的重要工具。敌对势力利用电子邮件、电子公告板、电子论坛、网络聊天室、留言板等一切网络传播途径，宣传西方生活，美化西方社会，传播西方制度，抨击我国经济社会政策，歪曲和攻击我国人权状况，诋毁我国形象。当前这些网站境外的主要有：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BBC、大纪元、博讯、看中国、人民报、民主中国、北京之春、争鸣、动向、多维网、万维网、大参考、自由时报、华夏文摘、议报、开放杂志、自由新闻导报、新世纪、中国事务、中文独立笔会、西藏之页等。同时，境外资本、民间资本大举进入文化领域，使敌对势力和资本势力掌握了文化传播平台，对文化产业的价值观导向造成了巨大影响。

　　西方运用各种传播工具，从舆论上攻击中国。具体表现为：第一，运用新闻传媒，指责中国政府，贬损中国形象，尤其是一些美国媒体表现尤为明显。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赫曼与乔姆斯基说过：“美国新闻或多或少地带有‘反共’的味道，‘唯意识形态论’不仅始终主导着美国媒体对发生在社会主义‘敌国’的所有新闻的诠释，而且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威胁与恫吓‘敌国’的途径。”第二，积极利用新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向中国境内发送垃圾政治邮件、“翻墙”软件，利用BBS散布虚假信息祸乱人心。互联网已经成为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着力利用的渠道和腐朽思想文化沉渣泛起的一个传播途径。美国政府近年特别重视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加强对外意识形态渗透。《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政府将采取各种措施，“支持这些技术的扩散和使用，以促进表达自由、扩大信息的获得、增进政府的透明度，反对对这些技术使用的限制。我们也将更好地利用这些技术以有效地将我们的信息传递到世界。”第三，建立立体宣传包围网。据国家有关部门2003年监测结果显示，“境外敌对势力在我国周边已设立了30多个转播台，每天使用多种语言、170多个频率对华播出60多个小时的节目……同时，利用空间技术，在我国上空构建了密集的卫星电视网，频道达400多个，尤其是加大了对我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区域的宣传覆盖。”课题组成员在新疆、云南、广东调研时，就充分感受到了境外媒体对我国边疆的很大影响。课题组的一个成员的老家湖北农村，也可以通过简单的“卫星锅”接收到多个国家电视节目。第四，有意识策动各种反面宣传和虚假宣传，弱化我国政府的正面宣传教育效果。西方一些媒体专门针对我国的正面宣传，制造失实性乃至歪曲性报道，攻击我国的正面宣传是“假新闻”、“不真实”。“许多美国人把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野蛮力量叙事：践踏个人权利的‘东方暴君’或‘红色共产党人’”。把我国政府平抑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和拉萨3·14骚乱事件攻击为“暴力镇压”、“文化灭绝”。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冷战思维惯性、遏制中国等原因，加紧针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活动，不断推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

　　西方反华势力除了直接攻讦中国，还支持中国境外的各种反华反共势力，让他们散布各种反动言论，如“疆独”言论，藏独言论，“台独”言论，“法轮功”邪教组织言论和“民运”言论，支持宗教分裂组织、“法轮功”邪教组织和民运群体结成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大联盟”，上演各种反动意识形态的“大合唱”。美国某些城市授予李洪志为“荣誉市民”，设立“法轮大法周”;2009年澳大利亚墨尔本第58届电影节组委会不顾中国反对，执意为“疆独”头目热比娅作宣传，不仅放映热比娅的纪录片《爱之10条件》，还邀请热比娅出席该片首映式;2010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推荐下将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因违反中国法律而正在服刑的刘晓波，粗暴干涉中国司法主权。

　　支撑西方文化渗透的最根本的是文化背后的基本价值。西方的价值观渗透归结到一点，就是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判断和关于人性的判断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主要动力和主导性线索，他们认为这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人是可以超越自私自利而进入自由全面发展新境界的，他们认为这也是错误的。这是最根本的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通过文化渗透，西方的意识形态实现了话语和主体的改变，学者和思想家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主体。诚如东南大学樊浩教授评价的，“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只是换了‘发言人’和话语，其实质并没有改变。”“话语与主体的改变，导致意识形态形式的改变，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甚至浓厚的‘文化’与‘学术’的色彩。韦伯的‘理想类型’、贝尔的‘终结论’、福山的‘最后一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无一不是以学者的身份、用学术的话语宣告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胜利，或者进行意识形态上的谋划，其背后隐藏的，是西方中心论或优越论的价值霸权或文化帝国主义。这种变化被有些西方学者用一句话道破：当今之世，帝国主义已经为全球化取而代之!”

　　针对西方文化渗透的新特点，我们要充分认识有效应对，在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时候，要防止把文化中性化的错误做法，在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成果的同时，注意防范西方文化挤压主流文化空间、舞台和阵地，从而潜移默化地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价值渗透。

　　3.宗教渗透

　　西方敌对势力还利用宗教势力进行渗透，开展“信仰外交”。宗教渗透成为西方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途径。

　　在冷战时期，基督教被当作“美国反对无神论共产主义的重要立足点。”许多美国著名传教士成为天然的“冷战布道者”，他们认为：“共产主义不仅是对生命的经济解释……共产主义是由向全能上帝宣战的魔鬼引领、激发和推动的。”为战胜作为撒旦工具的共产主义，“今日世界唯有一种哲学体系可与共产主义的阴谋策划相抗衡，这就是生机勃勃、动力十足的正统基督教……今日最伟大且有效的反共利器是再生的基督徒。”

　　对于宗教的渗透作用，尼克松认为：“教皇没有装甲师，但是他拥有的力量不是苏联的坦克能粉碎得了的。他触发的情绪深入人的精神的核心，不理解宗教信仰的人往往低估这种力量。”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在1983年10月美国国务院召开的关于“共产党国家民主化”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从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动，只有一小步的距离。”

　　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列强的核心话语，已经转向“以宗教自由为基石”的人权。基督教的“普世价值”不断被抽象化，成为西式民主制度的图腾，美国基督教新基要主义势力和政治新保守主义势力结盟，共同推动国会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使其成为以国家力量进行基督教全球战略扩张的工具。美国国务院在《2001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的导言中，宣称要“使宗教自由成为宪法中的第一自由”。《2006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宣称：“宗教信仰作为个人选项和基本自由，是美国特征的立足点，根植于我国开国先贤的理想。从建国至今，宗教自由一直是我国最首要的自由之一。美国人民捍卫宗教自由的决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全世界——始终不渝。”美国国务院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国务卿认为：“‘对美国来说，没有比宗教自由和宗教良心更根本的东西。我们国家就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2008年，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主任托马斯.F.法尔(Thomas.F.Farr)公开呼吁美国外交应使“保护和扩展宗教自由成为其核心因素之一”，并宣称“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心议题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美国当局声称，“宗教自由成为人权的第一基石”。2008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发表谈话说：“我已通过明确、坦率和一贯的方式告诉中国领导人，我们高度关注宗教自由和人权”。

　　美国通过国内立法，定期审查世界各国的宗教现状。当代中国的“宗教问题”，长期被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审查，就是美国干预中国宗教事务的例证。

　　近些年，随着中国国内信教的人越来越多，西方国家注重以新式的宗教渗透作为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有效手段。西方某些国家一直利用宗教反华，支持达赖谋求西藏独立，鼓动法轮功邪教分子闹事，出巨资160亿美元要把“中国基督教化”。美国《时代周刊》前驻北京记者艾克曼在《耶稣在北京》一书中指出：“根植于西方的大陆基督教会，崇尚美国的宗教自由和民主价值，倾向支持中国走向民主。在中国，上至政治学术精英，下至农民工人百姓，信仰基督教的人数至少有八千多万，超过中共党员的人数。未来30年，中国经济在实现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基督徒的人数会达到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这条东方的巨龙，或许会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西方一些基督教学会打着学术交流、研讨、传授宗教文化普及人文知识的旗号，进行比较隐蔽的宗教渗透。北美某基督教学会2001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多届“美国宗教与文化暑期高级研讨班”，每期培训中国宗教学方面的10名左右学者，并且还组织到美国进行宗教考察、体验活动。主办者公开声称办研讨班的目的，就是“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一次亲身考察、理解、感受和认识美国宗教文化与社会的机会”，这“对于他们认识美国的宗教文化，反省中华民族的历史、现状以及更加全面地把握未来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启迪。”而参加研讨班的中国学者感到“受益匪浅”，一方面表示“现在对美国的基督教有了更具体、更切身的认识和体会”，从中“看到了信仰的力量，看到了信仰如何使他们的生命变得喜乐与丰盛、更有意义”;另一方面认为“这种美国体验，对当下中国大陆，可鉴之处深多”，“把基督教中有益于社会、个人的文化精髓发扬光大是有必要的，对于中国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也是有价值的”，“这对于重构中国当代社会的信仰体系和价值体系坐标不无启示意义。”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对华宗教渗透出现与其国内出现的“新冷战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的根本诉求正是以《国际宗教自由法》为依据在中国建立的“新宗教治外法权”。[3]

　　“新宗教治外法权”以美国国内法的形式死灰复燃，成为美国宗教外交的“机制性”目标。在人权问题上，将“宗教自由”问题提升到“第一自由”的高度，鼓吹“宗教自由和平论”，认为“宗教自由”问题不仅是人权问题，而且是美国“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宗教自由促进国家安全”。1998年，美国通过了《国际宗教自由法》，该法案的签署正如克林顿所说：“我的政府已经把宗教自由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因素。”《国际宗教自由法》的实质就是美国政府企图获得国际宗教事务中的“新治外法权”。

　　当年美国史学家赖德烈对近代《中美天津条约》中的“宗教治外法权”的批判今天同样适用于《国际宗教自由法》。他指出：“条约(《中美天津条约》)势必使中国信徒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而使教会团体成为一些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受着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 ……差不多任何诉讼案子，都可以说成是由于非信徒逼迫信徒的。而外国领事或公使，只要他愿意的话，总可以找到干涉的借口。许多中国人，因为看见强大的外国靠山的好处，就假装悔改而加入教会。也有不少传教士，用外国政府的保护为饵，引诱中国人入教……因此，‘宽容条款’的效果，对基督的名并不是很光彩的教会……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伙伴，对于因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不能推卸责任的。”[4]

　　为了在中国实现建立在“新宗教治外法权”基础上的“国中之国”这一目标，美国对华宗教宣教机构在中国推行“中国宗教政治化”。

　　推动基督徒维权运动或“维权政治”是实现中国“宗教政治化”策略的主要实现途径。一些美国宣教机构提出中国家庭教会应该抛弃过去“躲、忍”的策略，转而与“公民维权’相结合，采取更加主动的持续行为去”争权”。一些激进分子则进一步提出具体的”运动式维权”模式：在方法论上注重发现事件、引导事件、升华事件、扩大事件、总结事件、推广事件;在行动机制上强调互联网与媒体联动、草根行动、律师维权、民间筹款、教会与知识系统等形成合力，从而迅速使个体的维权事件运动化、规模化、国际化和政治化。这种新的基督徒维权政治被界定为“是继20世纪80年代的广场政治，和90年代的地下政治，在2000年代崛起的新模式，其基本特征包括互动网络政治、爱与正义的政治、司法中心的政治、秉承自由传统的政治、护宪和立宪的政治等”。

　　美国为了达到推动中国宗教政治化的目的，极力扶持和栽培华人传教知识分子。

　　改革开放以来，具有港台背景的海外华人传教士是进入中国内地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外来宣教群体。20世纪90年代以后，来自中国内地的传教士将福音传回中国内地成为主流趋势，数量迅速增加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群体被美国培植为这一趋势的新的传教载体。

　　“将福音传给中国未来的领导者” ，“为基督赢得这世代的华人知识分子”是美国对华宣教机构的首要目标。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华人知识分子事工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更快发展。以知名对华宣教机构“友爱中华协会”(COM)为例，1988年，随着数以千计的中国大陆研究生和学者聚集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校园，该机构开始将其事工核心转换为北美校园布道。根据该机构2008年的年度事工统计：“有46名工作人员在41所大学服务于中国学生团契;在这41所大学校园里有超过24000名中国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向超过6100名中国学人宣讲过基督的福音;有2150名学人得到友爱中华的具体帮助;有320名学人参加福音培训;有817名学人得到福音指导和门徒培训;有71名中国学人基督徒回到中国。” 美国主流媒体评价道：“我认为将福音传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到美国的学生是这个世界上战略意义最重大的基督教福音使命。”[5]

　　随着“海归潮”出现，以留美中国知识分子为重要载体的“海归福音事工”兴起，中国家庭教会开始出现“战略转折”： 第一，从以乡村宣教为中心向以城市事工为中心转变;第二，关注政治法律问题，以清教徒的神学观念把世界看作修道院，在职业中荣耀上帝;第三，改革宗神学是年轻一代传道人的主流宗派认信;第四，年轻一代传道人逐渐崛起;第五，家庭教会加速整合并进入公共领域。而“网络福音”的兴起，使海外“网上基督徒”“虚拟回国”传教成为可能，中国国内高校的BBS成为“福音的大好禾场”。

　　美国为了达到对华宗教渗透的目的，成立了“对华援助协会”，建立对华进行宗教渗透的严密组织体系。

　　2002年，“对华援助协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成立，“对华援助协会系非盈利基督教机构，旨在探索、讲述、捍卫涉及中国宗教自由问题的真理，并专注于非官方教会的命运”[6]。该机构与传统宗教组织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组织的根本目标不是传教，而是专注于经过特殊界定的“宗教自由”。该机构主办了系列对华网站，其中的“中国宗教自由观察网”罗列了三个方面的主要使命：第一，中国宗教自由观察网的使命是促进推动所有中国人的宗教自由。第二，将有关践踏中国公民宗教自由的消息和报道传递及时发表。第三，推动中国成为信仰上没有栅栏的天空。该机构自成立伊始，就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在中国的“准民间执行机构”自居，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活动：首先，策划、推动并直接参与中国国内的“宗教事件”，并以这些所谓的“宗教事件”为素材推动美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对中国施压。我们可以在国内绝大多数与宗教相关的群体事件中看到该机构活跃的身影。第二，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系统炮制和宣扬“中国宗教迫害论”。该机构密切配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的实施，每年向美国国会和国务院提交所谓的“中国宗教迫害年度报告”。第三，阻碍中国宗教组织正常开展的对外交流活动。该机构对海外宗教机构和相关人士与中国合法宗教组织开展的友好交往活动大肆批评，认为这些交往活动会“向全世界的信仰者发出误导和令人气馁的信号”，从而忽略了“不受政府控制的宗教”。

　　2007年 ，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直接操控下，“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被拼凑出来。该组织组建各省分会，指定分会会长，开展全国性的施工拓展。在各种势力操纵下，该组织很快沦为以“施工拓展为招牌的敛财工具”。2008年11月，该非法组织被中国民政部依法取缔。

　　在国际上，以美国政府、国会和相关宗教机构为主导者，以“对华援助协会”为组织核心，形成针对“中国宗教问题”的压力集团。在中国国内，“对华援助协会”一方面觊觎中国家庭教会的领导权，尝试建立“整合城乡”的全国性宗教领导机构，完成在其掌控下的“教会国度化”;另一方面，企图以家庭教会为依托，超越宗教领域，“巧妙编辑中国社会的各种自由元素”，形成包括“互联网、政法系、家庭教会、媒体等力量”的维权政治组织体系。

　　一位学者在评估美国基督教对华战略扩张的态势时，指出：“它可以开动全部国家机器，从总统、国务院、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运作，许多教会组织和教会院校协同配合，形成国家、宗教和非政府组织各以不同的优势对外扩张，政治威胁、经济收买、文化宣传、合法与非法手段齐头并进，以至于能够在基督教历来势微的我国，制造出相当强大的舆论，进入高等讲堂和学术研究机构，地下教会敢于与国家法规公开对立。”

　　从实质来看，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宗教渗透，是一种“政治渗透”。“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境外敌对势力，境外宗教只不过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境外敌对势力推行其和平演变战略的一种方便的‘工具’或‘手段’而已”。也就是说，境外宗教渗透的“终极主体”或“深层主体”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境外敌对势力，而境外宗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次终极主体”或“表层主体”。

　　宗教渗透已经成为当前西方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途径。面对文化问题，宗教问题，以至意识形态问题，有效方式是需要思想上的应对。我们应该掌握话语权，应该培植我们的学术优势，不应该放弃意识形态阵地。

　　4. 利用非政府组织渗透

　　利用本国的非政府组织和中国国内的非政府组织，是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又一途径。

　　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国越来越活跃，从表面原因来看，是因为非政府组织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影响到社会。从深层次角度来看，它们这样做的动机与背后的利益集团有关。《环球时报》驻英国记者对和国际大赦组织伦敦分部发言人的一次接触印象深刻。在伦敦的办公室，该机构公关负责人尼克尔原本因女权问题接受记者的访问，然而他得知记者来自中国后，似乎有话要说却欲言又止。直到采访完毕后，尼克尔终于忍不住说：“我们很愿意和中国记者谈谈对于西藏人权问题的看法，你有兴趣吗?”尽管记者称没有准备这方面的问题，但尼克尔还是拿出几盘光碟，称这些都是国际大赦组织多年来拍摄的有关中国人权的专题，观点可供参考。记者奇怪地问，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中国人权问题呢。尼克尔说了一番大道理后，最后一句话是，他们从事的研究话题必须是资助机构感兴趣的。

　　非政府组织在西方近年迅速膨胀。1946年美国大约有20万个非政府组织，进入21世纪后，登记免税的非营利组织就有160多万个，还有约100万没注册的非政府组织。英国《经济学家》称，尽管从“非政府组织”名词的表面含义看，NGO应该独立于政府，但只要看看它们的资金来源，就知道，这些机构几乎都是“特定政府的傀儡”。

　　德国“全球视角”网站说，美国非政府组织在“9?11”事件后出现“大改变”。很多非政府组织越来越散发着“国家的情绪”，它们与CNN一样担负起更多的“美国责任”

　　非政府组织公开操纵各国内部事务。印度总理辛格公开抨击美国非政府组织“操纵印度民意”，给印度核电站建设制造障碍。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2011年8月公布的年报显示，该基金会已渗入俄罗斯全境。该基金会在俄资助了许多青年组织和各种形式的研讨会，用以培养俄罗斯的青年反对派领导人。仅2010年一年就花费278.3万美元在全俄境内资助数十个项目。 俄罗斯《观点报》称，目前美国有1.5万多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其他国家从事活动。许多间谍都是以这类机构作为掩护，干涉他国内政。

　　西方国家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接收西方国家政府的资金资助。埃及《金字塔报》公布了美国NGO对埃及的一些主要非政府组织资助的具体金额，如国际共和研究所2200万美元，全国民主研究院1800万美元，自由之家400万美元等。该报称，这些组织虽然美其名曰“非政府组织”，但是有深厚的政府背景的。它们都是由美国监督海外选举和促进外国民主的工具。美国“全国民主研究院”在埃及革命期间一直帮助埃及一些反对派起草政党纲领，制定选举战略以及为候选人编写训练手册等。该组织董事会主席是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

　　对于非政府组织在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中的作用，莫斯科大学学者玛施金娜对中国《环球时报》记者说，跨国NGO组织是全球化的产物，美国作为文化强国，其政治制度和文化理念对世界其他国家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依靠NGO的活动，推广美国“公民社会”的价值理念，是美国“软实力”的体现。她说，许多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广泛兴起的NGO组织具有相同的特征：试图影响社会观念、试图掌握话语权，但“没有什么组织是不带有政治色彩的。”

　　在中国学术界有比较高的知名度的某民间研究所，就是一个与国外的非政府组织有着密切联系的民间学术机构。该研究所经常以学术报告的名义发表一些调整主流意识形态的报告，如反对中国政府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攻击中国国有企业。这个研究所经常组织学术活动。2012年年初，该所创始人荣获美国一个基金会颁布的大奖。而该人因为在网站上公开全面否定毛泽东受到一些广大网民的强烈攻击。

　　可以说，在中国类似这个民间研究所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称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

　　在利用非政府组织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时，西方敌对势力以基金会为平台，寻找热点问题，以此为突破口，制造社会动荡事件。美国利用美国民主基金会作为其渗透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工具。2008年拉萨的“3·14”事件、2009年乌鲁木齐的“7·5”事件，背后都有民主基金会的影子。美国民主基金会对中国极为重视，它资助的中国项目多达50项，仅次于伊拉克的52项。美国民主基金会在中国资助的重点：一是“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二是所谓“民运”势力和各种“民权”团体;三是国际学术界的“中国项目”;四是“纯文化与技术”团体。如美国民主基金会拨款3.65万美元资助“北京东增纳兰文化传播公司”。这个项目对外宣称是“资助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与保护”。近年来，美国国会对美国民主基金会的拨款数额在增加：由最初3300万美元的“定额”增至2004年的7900万美元，再跳到2005财年的1.13亿美元，2006年为1.09亿美元，2007年为1.06亿美元2008年为1.34亿美元，2009年为1.31亿美元，2010年为1.35亿美元。

　　美国民主基金会在赞助国际反华势力也做到了“与时俱进”，根据这些反华反共组织的所谓“贡献”不断调整资助金额。根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公布的资料，其对特定对象资助的金额也显示出该组织对高科技技术的浓厚和与时俱进的时代敏感，正如美联社记者敏锐地指出，当前的高科技时代凸显出互联网对一个国家和政府冲击的巨大作用。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中国民运组织拨款的账单上，老牌民运组织“北京之春”2010年只获得了区区6万余美元，而其在2006年和2007年每年都曾获高达195,000元的款项。至于号称“中国民主之父”的魏京生基金会2010年更只有少得可怜的54,300美元，其数额仅相当于一个中产阶级职员的年薪。相反的是，博讯在2005年仅获得美国民主基金会25,000元的资助，但2006年就几乎翻了一倍，获款58,366元。到2007年，得到的资助又翻了一倍多，达到135,000元。此后每年递增，到2010年已拿到了22万美元，几乎是“北京之春”和魏京生基金会两家合起来再翻一倍的数目。 [7] 西方敌对势力在这个方面的渗透已经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重威威胁。

　　西方敌对势力在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时，其精神内核始终是宣扬西方社会制度、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合理性、优越性、普世性，同时诋毁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等核心价值观，以此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新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具体方式和传播途径不断变化，呈现了一些新特点：化实为虚、化虚为实、立体散播、聚焦攻击[8]。

　　第一，化实为虚，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注重渗透手段的欺骗性、隐蔽性、虚伪性。在意识形态渗透中，西方敌对势力惯于以抽象的“人性论”为掩饰，把否定阶级分析的所谓“非意识形态化”的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奉作“普世价值”，制造出超脱于意识形态之外的假象。

　　第二，化虚为实，核心价值观由幕后走向台前，更加注重渗透效果的现实化、具体化、应用化。西方敌对势力越来越不满足于抽象的论争和空泛的宣传，而是更加关注现实利益问题，扶植现实力量，试图影响现实决策和中国发展方向。在论题上，针对某些政治、经济、社会、民生领域的具体问题，抛出相应的制度层面上可操作的“诊断”和“药方”，注重争夺话语权，影响人们的思想认识;在组织上，通过资金扶持、邀请出国交流、西方政要高规格接见等多种手段，在中国境内培植代理人并鼓动他们从“地下”走向“公开”，不时推出所谓意见书、公开信，挑战我国政治底线;在对象上，加紧对领导干部的思想头脑进行渗透，在党员领导干部中间与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争夺市场，力图对实际部门的决策施加影响。

　　第三，立体散播，传统途径与新兴媒介并行，注重渗透渠道的立体化、深入化、平民化。意识形态渗透不仅仅限于在思想文化领域企图抽掉我们的精神脊梁，它还涉及到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社会生活、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在多极化、全球化、网络化的世界里，意识形态渗透更为广泛和深入。除了继续借助书刊、电视、大学讲坛等传统途径进行传播外，还积极利用覆盖广泛、快捷高效、互动性强的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扩大社会影响，增强传播效果;传播形式不断丰富，表达方式更通俗易懂，更加生活化，在大众百姓当中的影响更加普及。

　　第四，聚焦攻击，利用热点敏感问题进行炒作发挥，注重渗透时机的准确性、集中性、针对性。敌对势力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抓住重大事件借题发挥，一方面唱“反调”，夸大渲染或制造谣言，妖魔化中国形象，将一般问题政治化，将单一问题复杂化，最终归结为“社会制度弊端”和“一党执政”，矛头对准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党的领导，离间党群关系，企图动摇民心;另一方面唱“赞歌”，以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阐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一些变化，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全部成就归功于“普世价值”的实施，同时否定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2012年的王立军事件、陈光诚事件都成为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所谓契机。

　　二、我国应对敌对势力渗透存在的不足和隐患[9]

　　意识形态渗透始终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一个主战场，并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俘获了某些人包括党员领导干部的头脑，已经开始形成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软实力，这暴露出了我国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严重不足和深层次隐患。

　　(一)不足

　　第一，面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缺乏系统应对，表现出被动应付，成效不大。

　　面对西方长期的意识形态形态渗透，主流意识形态处于头痛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缺乏持之以恒的有效应对，常常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比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说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贯穿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但最近十几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语词基本上已经淡出主流话语。近年的普世价值批判是一个典型例子。为了批判普世价值，意识形态工作主管部门和理论界作出了一定努力，但从总体上看，处于一种集体失语、回避交锋的状态，公开鲜明的批驳不足，缺乏统一果断的行动，使“反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孤立性话语。2008年开始的批判普世价值，不到一年，就嘎然而止。这样造成的实际效果就是，“普世价值”论者将主管部门的态度视为默许，气焰不降反升;迄今为止大多数人仍然认识混乱，思想未得到澄清，倡导、信奉和同情“普世价值”观的人们依然为数不少，应对工作未能取得明显收效。

　　新自由主义思潮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强烈批判的错误思潮，也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载体。但成效不大，诚如一位美籍华裔著名教授这样描述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泛滥状况：“在中国则是由新自由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独享霸权。在‘国际接轨’的大潮流下，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制度上深入教科书、核心刊物等，而由此也在研究生的遴选、教员的聘任与评审中占据霸权地位。一个具体的例子是，我自己这几年所在的国内单位，虽然是在一位认同于‘另类’学术的非常能干的院长的领导之下，并且附带有新左派的倾向(包含经过重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去西方中心化的后现代主义，以及一定程度的本土意识)，但事实上，在关键性的招生、招聘以及评审方面，实际上几乎完全由占据霸权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所左右——依据它们的标准而选定必读书目，设计考卷问题，规定要杂哪些刊物发表论文等，几乎完全臣服于新自由主义知识体系之下。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学科的未来其实完全被新自由主义所掌控。”“在一统的制度性实际运作中，新自由主义其实已经占据了绝对的霸权地位。”“我个人由此得出的实用性结论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霸权比在美国更需要反思、批判、挑战。”

　　“在中国，新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得到国家政权的认可和支持，与官方的社会主义话语并存于极其微妙的关系之中。在那样的环境下，有的高度教条化的经济学家门，酷似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苏联的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等‘海归’领导人。陈、秦等经过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坚信马列理论乃是革命的绝对真理，坚信苏联的革命经验乃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典范。今天在美国受培训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有的同样以为自己已经掌握绝对真理(‘科学’)，意图以至改造中国。两者同样不顾中国实际，无视中国实践经验，要把中国推向已经给定的教条。过去是城市革命、工人阶级专政，轻视农村和游击战;今天是市场经济、资本和‘效率’挂帅，忽视农民和公平。新自由主义中影响最大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更建构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绝对对立——私有产权vs公有制;市场vs计划;市场分配vs国家分配;个人抉择vs官僚抉择——并以此完全拒绝中国的现代革命传统，完全无视其历史背景。如此的二元区分，特别清晰地展示于今天在国内影响最大的哈耶克(FriedrichA.Hayek)和科尔奈(Janos Kornai),也可见与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科斯(R.H.Coase)、诺斯(Douglass North)等经济学理论家。(我开设的课程把舒尔茨的著作当作掌握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切入点。”

　　“和过去的马列主义同样，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是以普遍真理和科学来自我包装的。不同的是，过去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把它视作‘政治’的核心;今天则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去阶级的‘政治’。即便是在极其显著的社会不公现实之下，新自由主义只讨论个人利益和博弈，拒绝讨论阶级矛盾。”

　　“和过去马列主义指导下的研究同样，教条化的新自由主义经验研究多受其意识形态所主导。它在表面上虽然强调‘科学的’、实证的、精确的经验研究，但实际上缺乏真正的、既有经验根据也有创新概念的学术研究。这种教条化的学术主要有两种：要么努力证明新自由主义理论，时而借助貌似科学的计量方法;要么试图说明中国去他们的理想图景还有一定的距离，借以强调中国必须向新自由主义理想进一步迈进。这种研究其实和冷战时期的美国中国研究非常相似。它们呼吁，要确立私有产权，确立纯粹的市场竞争，遏制、消除国有企业，目的是建立和(他们想象中的)美国相同的完全私有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至于引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学术，它们主要借用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批判来树立中国传统(或乡土文化)的正当性，借以去西方中心化。部分学者则更是模仿美国学者的话语分析，并且多多少少染上了美国最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学术特征，即主要以批判姿态呈现自己——竞相试图对现代主要作出深层的反思与批判，把建树理解为批判。如此的学术，多缺乏扎实的经验根据。”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过去是国家政权的正式意识形态，但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是被遗忘的理论。在年轻一代的学生中，部分由于教育制度对‘政治’的强制要求，相当普遍被视作仅是一种修辞。就其现在在学术界的活力，或许还不如在美国处于另类和边缘地位的马克思主义。”[10]

　　黄宗智教授的话可能有些过重，但也基本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在我国渗透的实际情况。

　　第二，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成效不大，导致主流意识形态抗击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能力不强。

　　要有效应对敌对势力的渗透，从根本上是要增强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吸引力。我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不连贯、不明确，甚至有相互矛盾、前后冲突之处。例如，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存在多种理解，甚至有人提出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民间的马克思主义”等概念，把马克思主义多元化，而有关部门却并不加以阻止，甚至一些媒体也加以引用。在对待这些理论困惑和争论时，不加引导、任由发展的倾向是不应该的，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困惑和混乱长期发酵，不利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发挥，反而让境外敌对势力趁机兜售西方的核心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十分辉煌，但大众化、普及化工作相对薄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往往被裁剪成一些抽象的、空洞的、标语口号化的政治概念，改革开放的切实成就未能有效地转化为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吸引力的认同，导致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萎缩。《文摘报》等一些媒体选择的文章内容与中央精神有出入，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为随意剪裁甚至歪曲历史的学者提供平台，反映出掌握话语权和新闻传播平台的编辑人员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或是仅注重经济效益和经济价值的实现，导致这些人们日常接触的文化产品、舆论导向同主流意识形态相矛盾。

　　意识形态部分在选拔任用人才时，经常以温和、折中作为用人标准，持中庸态度的“和事佬”占了主要地位，对错误思潮和反动言论不支持但也不明确制止和反对，态度立场不鲜明。长此以往，使得正常批判的合法性遭到质疑，而言论者将主管部门的态度视为默许，气焰不降反升，人们思想难以得到澄清。在如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环境下，即使面对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力量发动进攻时，主管部门也往往是刻意回避、保持中立，不与之正面交锋。这种漫无原则的“庸俗宽容论”，导致了许多正常的政治批评和理论抵制无法展开，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一些错误乃至反动思潮的泛滥。

　　在主流意识形态应对西方渗透乏力的情况下，一些人寄希望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增强我国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吸引力，特别是用新儒学来抵御西化、分化的攻势，夸大了孔子学院、世界孔学热的文化价值和象征意义。但实际上，封建主义是无法抵御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的，只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才真正是有生命力竞争力、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意识形态。

　　在对群众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上，不能正视广大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当前所谓80后、90后的青少年具有并行不悖的双重标准的价值观，一方面不反对走中国道路，另一方面又赞同西方社会制度。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宣传的时代感、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不够强，不太注重对个人发展的价值导向，难以满足他们丰富的精神与心理需求，不能及时反映社会生活发生的新的变化，对群众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困惑，缺少新的有说服力的解释或说明，导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维护功能、教化功能、协调功能和发展功能没能得到充分发挥。

　　在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时缺乏与世界进步阵营的有效合作。国际上西方各国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比较一致，可以说建立了意识形态的统一战线，如“中国责任论”的问题上相互配合、论调一致。我国在国际交往中只进行经济交往，不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与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形成意识形态联盟，导致意识形态渗透与反渗透斗争的战场上陷入被动和孤立境地，力量对比十分不对等。

　　第三，对国内一些西方意识形态的应声者缺乏有力的措施。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国内的一些所谓“持不同异见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来进行的，形成里应外合之时。

　　2005年北大知名法学教授在一次内部座谈会上公开声称“中国共产党非法”，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制裁，反而更加嚣张。2010年笔者到内蒙古呼伦贝尔调研时，当地律师协会当面质问贺卫方是否鼓动大家起来造反，并且表示对这些人过于软弱。2007年老干部谢韬公开发文宣称“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由于批判不力，致使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更大。而国内的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基本上就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响应者和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者。一位榜上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境外网站上宣称：“在今天的大陆，‘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在知识上、政治上对共产党统治满怀否定和愤怒的人，就是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隐约称呼，是异议人士开始浮出水面的标志”。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事哲学、经济学、法学、行政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专业研究，其中部分人有海外留学经历。其共同特点是自我标榜“理性”、“超然”、“独立”、“秉持良知”、“兼具专业性、公共性和批判性”素质，但都对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持批判或否定态度，并以所谓“价值中立”、“客观公正”的姿态出现，宣称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评论与其个人利益无关，完全出于他们对“公众利益”的关心。他们经常在媒体上对“公共领域问题”、特别是社会上发生的“负面事件”发表议论，提出与众不同的“惊人”见解，或明或暗地向执政党、政府、现行体制和主流意识形态发难。他们敢于批评、嘲弄政府的“大胆”和“反主流”思想话语，得到了与他们观点类似的部分媒体和受众的支持和共鸣，并在涉世不深、思想单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国情了解不多、缺乏今昔对比经历和是非真伪判断能力较弱、正处于成长“叛逆期”的部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群众中有一定市场。

　　对这些人缺乏有效的制裁措施，致使宣扬西方意识形态的人更加肆无忌惮，而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感到倍受压力。

　　第四，对流入的境外出版物或外资民资控制的媒体，缺乏有效管理。

　　一些敌对分子利用境外或香港的新闻出版渠道，出版和发表反党反华出版物，但意在影响国内舆论思想，通过种种方式在国内扩大传播。同时，境外资本、民间资本大举进入文化领域，使敌对势力和资本势力掌握了文化传播平台，对文化产业的价值观导向造成了巨大影响，如中国选举网、凯迪网等为右翼分子发表言论提供了活跃的场所，都拥有比较高的知 名度和点击量。特别是香港出版的大量非法政治出版物，其主要读者群是国内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离退休干部，在国内有相当影响。如何管理这些非法出版物和公开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媒体，缺乏有效措施。

　　第五，西方话语体系向党政机关和学界渗透，并影响中国实践。

　　西方的话语体系逐渐对学术界的理论研究以至各级党政机关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产生很大影响，西方的话语平移、话语控制现象突出。一些领导干部在海外接受培训以后，成为西方意识形态在国内推行的有力工具。笔者2006-2007年在浙江、广东调研时，发现指导不少领导干部言行的是西方的话语。宁波市原来的宣传部长在饭桌上与课题组交流时，就用西方的代表制质疑中国共产党无法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广东的不少干部开口闭口就是“公民社会”、“小政府”。

　　第六，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严重挑战。

　　意识形态离不开经济基础，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际联系的日益密切，随着国内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社会思想也日趋多元、多样、多变。一些人面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分配不公、拆迁征地等社会矛盾问题思想迷茫，也有一些人则由于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变化，在政治上必然反映出各种各样的诉求。在党组织内部，党员的社会成分和文化水准呈现多层次性，党员流动性加大导致思想政治工作“断层”、“盲区”增多，个别党员干部贪污腐化、蜕化堕落等等。这些问题使得主流意识形态与现实的社会存在严重脱节，这些现象在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冲击的同时，也向境外渗透势力打开了方便之门。

　　(二)隐患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应对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不力，折射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存在深层次隐患。

　　第一，对一元指导思想的阐发“歧异化”，缺乏一致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不连贯、不明确，甚至有相互矛盾、前后冲突之处，例如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存在多种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割裂开来，等等。党和人民在某些根本性理论问题上的困惑，有时会存在一段时间的讨论和意见分歧，但目前在对待这些理论困惑和争论时，有一种不加引导、任由发展的倾向，未能及时统一全党、全社会的认识，而是让困惑和混乱的状态长期发酵。这不利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发挥，让境外敌对势力趁机兜售西方的核心价值观。

　　第二，对反主流价值观的批判“真空化”，缺乏斗争性。境外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和国内反动思潮的存在不是新情况，问题在于，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环境下，即使面对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力量发动进攻时，也往往是刻意回避、集体失语，不与之正面交锋。这种漫无原则的“庸俗宽容论”，导致了许多正常的政治批评和理论抵制无法展开，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一些错误乃至反动思潮的泛滥。

　　第三、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析“非意识形态化”，缺乏阶级性。目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软肋”，就是广泛地存在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即不少人在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的同时，走向另一个极端——“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些党员干部也被这种倾向俘获了头脑，深层理论问题模糊，理论水平降低，思想认识混乱，特别是在重大价值观上认识不清，抛弃和回避阶级分析这一思想武器，给境外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

　　第四，对社会主义的宣传“空洞化”，缺乏针对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十分辉煌，但大众化、普及化工作相对薄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往往被裁剪成一些抽象的、空洞的、标语口号化的政治概念，改革开放的切实成就未能有效地转化为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吸引力的认同，而境外敌对势力则借机将中国的成功与“普世价值”、与资本主义挂起钩来。

　　第五、对新式渗透的抵御方式“老旧化”，缺乏创新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境外敌对势力不断开发新战略、研制新“武器”、开辟新战场，而我国尚未探索出一整套新的有效的应对机制、途径和方式。既不可能以搞全民运动的方式清除这些思想干扰，也不能在宣传上一味地强调“和平演变”和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还有一些曾行之有效的传统工作方式经多年沿用已显得陈旧落后，在新时期社会群体的眼中毫无吸引力和说服力，缺乏实效。

　　第六，对意识形态工作定位的“模糊化”，缺乏准确性。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领导机制存在着责任不清、组织不力、应对失效等一些突出问题，这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定位有所模糊有密切关系，即在实际中由全局工作下降为少数理论宣传和教育部门的任务，将其等同于宣传中央精神和思想政治教育等部分意识形态工作;地方党政一把手不亲自主抓，主抓该工作的实际负责人又因职权有限而不可能全面开展意识形态工作。

　　三、应对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对策

　　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已经威胁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全党一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第一，要高度重视反对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工作。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搞乱一个政权、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他还告诫全党：“严峻的事实告诉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全党同志一刻都不能放松政治这根弦，始终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增强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要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工作抓好，始终坚持和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1]美国学者大卫·科茨在分析苏联解体原因时说：“应该说，对苏联的解体，美国和西方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非常有效地渗透到了苏联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的思想中。”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为代表的敌视和反对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当前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主要危险。

　　第二，增强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坚信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增强自信。相信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占领科学制高点，而且占领道德制高点，列宁所说，“他们曾经一百次、一千次地宣告唯物主义已被驳倒，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继续驳斥它。”[12]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有机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应有品质。“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13]

　　要积极有效应对这方面的严峻挑战，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要不断增强理论自觉和自信，壮大理论实力，充分运用我国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资源，积极向国际社会宣示我国价值观念，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增强国际话语权。

　　第三，要清醒认清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要充分认识世情、国情与党情的变化给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带来系列新挑战。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际联系的日益密切，随着国内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社会思想也日趋多元、多样、多变。一些人面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思想迷茫，对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的前途感到难以把握;也有一些人则由于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变化，在政治上必然反映出各种各样的诉求;网络宣传使国际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更趋“短兵相接”，国外文化产品大举入境，大众文化日渐流行，媒体传播内容更趋多样化，这都使得主流意识形态难以直接有效地“灌输”给大众，而自由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却迅速蔓延。在党组织内部，党员的社会成分和文化水准呈现多层次性，党员流动性加大导致思想政治工作“断层”、“盲区”增多，个别党员干部贪污腐化、蜕化堕落等等。这些现象在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冲击的同时，也向境外渗透势力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四，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实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整体转型，克服“软化”与“弱化”现象。

　　在意识形态工作主体上，提高领导干部特别是非意识形态部门领导干部对思想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建设一致特别能战斗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在对群众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上，要正视广大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许多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宣传的时代感、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注重对个人发展的价值导向，满足人们丰富的精神与心理需求，及时反映社会生活发生的新的变化，对群众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困惑，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或说明，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维护功能、教化功能、协调功能和发展功能。

　　在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宏观指导上，主流意识形态要及时从其它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汲取最新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与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研究的有效互动，增强与当代各种思想学术体系的对话、交流和论争。

　　第五，要充分思想理论战线特别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反对西方渗透中的主力军作用。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在国内的响应者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要加强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教育，同时也要发挥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国内许多领导干部将出国当做出差一样，而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缺无法走出国门，无法了解西方意识形态的最新发展走向，从而提出有效的措施。他们的大量成果积压在那里，无法传播出去，不能有效发挥学术抗渗的作用。

　　第六，要做好宗教工作。

　　坚持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适应的新型政教关系。“这种新型政教关系，以政教分离原则为基础，以政教和谐为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坚持政教分离原则，在政教之间划分出清晰的界限，防止以政代教或者以教代政，为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并不把政教分离作为处理政教关系的终极目标，而是在政教分离基础上努力追求政教关系的和谐，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14]。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我国宪法第36条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中国再也不应该和不会出现建立在“宗教治外法权”基础上的“国中之国”。 增强宗教忧患意识，建立长效的宗教突发事件危机处理机制。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经预言，“当今的中国不太稳定，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会出现宗教领袖执政。”“局部宗教抗议扩大到大规模的社会行动”很可能会导致现有国家政权被暴力推翻[15]。这个提醒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2] [澳]彼得?科尔曼：《自由派的阴谋-文化自由同盟与战后欧洲人心的争夺》，黄家宁、季宏、许天舒

　　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页。

　　[3] 黄超：《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及其意识形态演变》，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2期。

　　[4]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N.Y.：Macmillan，1929.279

　　[5]大卫?爱卡门博士，《时代》杂志资深记者、中国通。

　　[6]参见该机构会刊《中国法律与宗教观察》发刊词。

　　[7] 胡仁：《美国民主基金会是促华“新闻自由”幕后金主》，载《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58期。

　　[8] 这些特点的概括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王佳菲博士的文章。

　　[9] 这部分写作的个别观点和部分材料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王佳菲博士的相关成果，对其表示感谢。

　　[10] 参见《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国内十年教学回顾》，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期，第63-66页。

　　[1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18页。

　　[1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1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14] 王作安：《关于中国当代政教关系》，《学习时报》2009年11月23日

　　[15] 转引自黄超：《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及其意识形态演变》，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