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霸权问题

这是关于葛兰西提倡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因素，也就是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斗争的一个策略，他认为，建立一个知识界的道德集团，这一集团不仅要在政治上使知识分子小集团的精神进步成为可能，从而使民众的智力上进步成为可能。

在这点上我是没有什么可否认的，对于葛兰西想要开辟文化斗争，我认为高度肯定。不过，我在研究葛兰西的时候，我发现了一点，他对"国家作为镇压机器"的论述相对其"文化霸权"论述而言不够突出。

在革命危机时刻，资产阶级最后和最根本的依靠永远是军队，警察，法庭等暴力机关。无论你在市民社会中获得了多少"同意"，在关键时刻，资产阶级都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来维护统治。不准备以革命暴力粉碎反革命暴力，任何文化领导权都是不稳固，虚幻的。

这个问题在于，夺取政权究竟是策略还是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如果夺取政权是一种策略，那么俄国革命和西方革命确实会有所不同，在不同特殊条件下，文化阵地和其他各方面阵地，都可以以不同方式夺取。

但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主要的一点，就是从斗争中要总结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这一点最根本的反映在了国家机器理论上。这样来看，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不可能因为特殊条件不同而产生根本目的上的不同。无论这是一个文化先进还是文化落后的国家都适用。

我们也承认，资产阶级也会通过报刊，学校和教会，甚至依靠一些民间组织，特别在美国那里会通过竞选的活动在工人阶级中具有颇大的阶层中间培养这样一种幻想，即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有可能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也严重地妨碍工人阶级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乃至独立的群众性组织。可这并不够充分说明，意识形态是一种独立的政治。

那么他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的呢?在《葛兰西文选》第419页中是这样说的："勃朗施坦(即托洛茨基)在第四次大会上对东西两条战线所作的比较，也许就是想要修改现行策略方法的一个开端。在东线，突破一举成功，但接踵而来的是空前激烈的斗争;在西线，这些斗争将'提前发生。因此问题在于，市民社会的抵抗究竟是在图谋夺取政权之前还是之后;夺取政权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发生，等等。但他对问题只是从理论上作了冠冕堂皇的概述"

他认为在俄国，首先是以一种运动战的形式，在政治方面突破，并在夺取政权之后，开始激烈的巩固成果，且西方是在夺取政权之前，提前就已经斗争了的。这就是说，他对俄国革命的专注点是完全非辩证地看待的。列宁所强调的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同帝国主义时代到处的军国主义化的事实有关，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主要是指拥有监狱等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基本已经发展出了这样一套共同特性。

葛兰西提到了不同顺序，就是说，西方是阵地到运动，而东方是运动到阵地。这个顺序正如前面所说的，并不反映资本主义共同发展的一般特性，正因如此，极其容易促使政治斗争同文化斗争相脱离。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帝国主义)，其国家暴力机器对无产阶级镇压的强化是一种共同趋势，不会因地域的文化或社会结构差异而改变其镇压职能。因此，将俄国革命的成功主要归结为运动战的顺利，而将西方革命设想为需优先进行漫长的阵地战，他就低估了在西方同样需要准备"运动战"即直接夺取政权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这一根本任务。

葛兰西同志包括一系列著作中，都把文化和政治看作一种割裂的东西，并且安排了一个独立的顺序，这极其容易造成一点错误认识，从历史上，启蒙运动的确是思想因素最为突出，但这和一个阶级作为政治力量的出现相关，如果说，一个思想斗争的突出表现和它的政治经济斗争过程相分离，那么这些知识分子何必发表进步的言论呢?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葛兰西没有讲明白文化批判的标准究竟是由什么样的实践证明呢?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们就是将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政治斗争，十分突出地表达在了他们的哲学思想里面，为自己的阶级夺取政权制造舆论，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其次，利用文化反对敌对阶级，也屡见不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和它是不是俄国，是不是西方，没有必然关联。

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进行艰苦的意识形态斗争来对抗民粹派，经济派，孟什维克等为无产阶级夺权做准备，其本质都是先进阶级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在思想领域进行的舆论准备和争夺舆论导向。这不是西方特有的"阵地战".

然而，葛兰西又这样说道："在政治中，只有一个个地夺取阵地，这些阵地虽非决定性的，却足以使国家无法充分调动其全部领导权手段，只有到那时运动战才能奏效。"(《葛兰西文选》第421页)他对政治斗争分了多种军事战争术语的范畴来说明，他承认，思想斗争不会造成政权自然落入到无产阶级手中，但仍把思想斗争独立地称作为"阵地战".

我们不能把俄国革命的特殊性绝对地夸大，这反而是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得到巨大发展和验证的，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国家暴力机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障碍，必须通过革命暴力粉碎。葛兰西的问题就在于他过分强调文化策略，却存在着明显地将文化策略代替目的的倾向，极其容易使一场革命运动的核心发展往学院式的批判方面发展。夺取政权的必要准备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但从根本上就服务于一个，就是政权，即推翻一个政权和巩固一个政权。十月革命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所以，葛兰西自己也没有办法证明乃至没有表明，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斗争谁先谁后的问题是能够成立的。

继续绕回运动战和阵地战的问题上，葛兰西如此简化地把俄国和西方划分出来，他自己不正是忽视了俄国革命斗争中，都具有着突出的思想斗争过程呢?思想斗争服务于政治斗争这个原理基本贯彻任何国家阶级斗争中。从这里来说，划分两个形式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且存在严重的唯心主义倾向。除非葛兰西证明，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同一切敌人斗争过程中完全没有思想性东西，否则就根本谈不上，所谓俄国的运动战是纯粹政治学的方面。

我对葛兰西同志的批判几乎就在于对他的错误方法论，我始终认为他这套方法是完全不对的，对于俄国和西方革命的理解也是完全不对的，是脱离了唯物主义的方法。

葛兰西的阵地战理论，其价值大小，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服务于最终夺取政权的正面决战。如果它在实践中导致革命者沉溺于学院式的文化批判，而遗忘了政治权力的核心目标，那么它就走向了歧路。如果它帮助革命者更有效地瓦解敌人，壮大自己，为最后的决战创造条件，那它就是宝贵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