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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法权的产生——官僚资产阶级与修正主义

德歆 2023-11-29 来源:湖湘新文公众号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编者按:

  1.消灭了资产阶级政权,不代表革命的胜利。必须要依靠人民群众,通过群众性运动同不断产生的资产阶级法权做斗争。

  2.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想要革官僚资产阶级的命 ,靠的一定不是官僚阶级,而是人民。只有群众性运动才能真正地将官僚资产阶级“将”死。这便是文革给我们的启示。

  3.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才是对过往一切阶级的终结。小资们口中悲观的历史周期律是阶级社会的周期律,是阶级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时的周期律

  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上写了这么一段话:

  引用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第二年,毛泽东赞扬昔阳县的干部参加劳动:

  引用干部不参加劳动无非是怕耽误工作,昔阳经验恰恰相反。干部参加劳动不但没有耽误工作,而且各项工作都搞得更好了。支部书记不参加劳动还不是“保甲长”!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可能变成国民党!很多问题,一参加劳动都可以解决,至少可以减少一些贪污、多吃多占,可以向上反映一些真实情况,整党整团就好办了,就能把我们的支部放到劳动者积极分子手里。所以干部参加劳动是百年大计,是保证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劳动者手中的大问题。

  毛泽东之所以把干部参加劳动看作是无产阶级政党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区别的标志之一,是因为干部参加劳动可以防止干部集团的官僚化,继而防止官僚资本主义的复辟。

  既得利益者掌握权力,高高在上,对工人有着绝对的支配,就容易产生资产阶级法权,就容易腐化为官僚资产阶级,从而蜕变为修正主义。

  所以,要让干部与群众紧密结合,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让干部了解到了基层的真实情况、也让群众更好地监督到了干部,更是实实在在地做到了与群众结合在一起。革命胜利前和群众在一起,革命后便可以脱离群众了吗?这是绝不可以的。共产党人必须秉持“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思想,时刻要记得发动群众的力量,时刻与群众结合。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曾提出:

  块引用中国并不是西方那种“封建社会”,中国早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和市场的统一,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封建壁垒、贸易和市场壁垒。中国市场很大,商人纵横南北,获利很多,但是也正因为中国“商业资本”的过度发达,方才造成了其“工业资本”之不发达,即商人不必通过投资产业,就可以获利发财。而这正是“工业革命”不发生于中国的一个原因。

  青年毛泽东不大可能读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但时年20岁上下的图书管理员与马克思对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分析却惊人地一致。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已认为,中国并非简单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是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也正因此,他把中国的官僚阶级称为特殊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近代以来,官僚资产阶级更是与帝国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这一群体极容易对外投降卖国;又由于官僚阶层的封建性,这一群体也极容易对内形成家族垄断、门阀世袭。

  经过戊戌政变,一向囿于“君臣之义”“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 (康有为《公车上书》中语),企图“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即以和平手段完成君主立宪政治的改良派,也宣告碰壁——自上而下的改良必须被放弃的事实,终究不可逆。

  进入20世纪,是毛泽东精准觉察: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基层的土豪劣绅,由于基层社会无组织、群众没有被动员,因而官僚与基层的土豪劣绅总能够结合在一起,国家也好,百姓也罢,对他们无可奈何。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只能暂时地触及官僚,而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无组织局面。封建的晚清王朝即便被推倒,包围清朝的官僚阶级依然有不少以拥护袁世凯以自存。其后的北京政府之主权者,又各自为扩张势力、相互争夺分封地盘……

  官僚阶级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死了吗?并没有,他们环绕各军阀左右攫取政权,军阀因全力于战争、无暇过问政治,不得不与官僚阶级相提携(如奉系军阀与旧交通系提携)。国民革命发生后,随即产

  生了大批新官僚。这些新官僚就是从来未亡的士大夫阶级、士人阶层,后来称为“民国知识阶级”。他们依旧是官僚,他们的家人、亲属、同窗、弟子依旧盘踞在中华大地的各领域中枢,乃至与外国人存在深度的利益置换。即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的论述: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在年轻时的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并不是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革命,因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基层的土豪劣绅这三个互相勾结的势力才是导致近代中国瓦解的内因和外因。这三者,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而中国革命的主体,必须是被压迫的工农阶级。也就是《矛盾论》中对革命的论述: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只有人民掌握权力,才能让胜利果实免于被篡夺,社会主义才能长久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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