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学术

跨越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的鸿沟

叶险明 2022-11-25 来源:马克思主义公众号

在中国,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整体上没有以“前提性批判”的形式不断介入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从而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国家层面上的稳妥推进提供方法论的支持,就不能说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已经出场。但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何以没有出场?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何以出场?本文拟就这两个相互关联方面的问题,从学理层面上谈一些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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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何以没有出场

  政治哲学是以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为主要对象的,其中内含着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组织间的关系、公民与民间组织间的关系、公民与公民间的关系等,进而言之,如果政治哲学(确切地说是当代政治哲学)的主要对象不确定为国家与公民的关系,那么,政治哲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当然,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涵盖面或涉及面是十分广泛的,其中哪些普遍性问题能够提炼为政治哲学问题,探讨这些问题具有何种本体论、历史观、价值观和认识论的意义,则是政治哲学需要进一步展开的逻辑。从方法论上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应作如是观。

  从方法论上看,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尚未出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学界相关的研究中,存在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的鸿沟。正是这种鸿沟堵塞了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出场路径。笔者以为,这种鸿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表现一”:反复重复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哲学如何正确,论证其有多么重要的现代意义或启示,并猛烈抨击西方学界有些学者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曲解,但就是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面前“晃来晃去”,不切入其中,从而使马克思政治哲学(以下也称“经典”)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隔岸相望”,两不相干。笔者并不否认马克思政治哲学所具有的跨时空的世界历史意义,然而,对于中国来说,这种跨时空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切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才能彰显出来。

  “表现二”: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论述,如关于资本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哲学批判的论述,直接照搬到中国,而无视前资本主义的落后、腐朽的关系和因素仍然对中国社会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从而在方法论上造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越来越远离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状态。这种表现,从其形式上看,似乎是不想再让马克思政治哲学“隔岸相望”,但实则却使其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渐行渐远。如果说,“表现一”使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成为“云山雾罩”“不着边际”的论说的话,那么“表现二”则把马克思政治哲学进一步搞得“不在场”。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理论或论述去套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在方法论上必然会产生两个相伴而生的结果:一方面马克思政治哲学相关论述被扭曲;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在“自以为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框架”中被扭曲。要言之,这种“双重扭曲”,既阻隔了马克思政治哲学走向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路径,也使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以非现实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

  “表现三”: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价值目标,视为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而在逻辑上使跨越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的鸿沟几乎成为不可能。这种表现在我国学界比较典型的话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而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自然实现了真正的平等、正义、公正等。应当承认,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当家作主”一直在做着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个完成了的状态,而是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不断实现的过程。进而言之,这一过程的顺利延伸,是需要由一系列民主和法治环节构成的制度来保证的。没有这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难以在许多方面落到实处,从而实质上的平等、正义、公正等的不断实现必然会被遏制。这是被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的经验所充分证实了的真理。因此,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直接引申出“实现了平等和公正等”,实际上就是在逻辑上把需要不断实现的“价值目标”,等同于既定的、已经实现了的状态了。所以,可以认为,上述话语在逻辑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不断改造的过程,从而也在逻辑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上述“价值目标”而不断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过程。

  如果说,“表现一”还只是把马克思政治哲学搞得“云山雾罩”,使其远离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而“表现二”既扭曲了前者也扭曲了后者,从而使它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那么“表现三”则把被扭曲的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捏合成为一个“被扭曲的整体”。与前两种表现相比,“表现三”的危害更大。20 世纪社会主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国家的政治经济越是相 对落后,前资本主义的关系越深厚,国家官僚机器越庞大,工人阶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后遇到的“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方面的困难也就越大。毫无疑问,在等级观念和专制主义文化根深蒂固的国家,这种“盲目崇拜”(与 “官本位”紧密相连)要盛行得多。因此,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不在建立和发展“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上下功夫,以保证社会公仆不退变为社会主人,即便最初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落后国家,也迟早会发生退变。

  综上所述,必须要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构建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否则,“经典”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的鸿沟就难以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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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何以出场

  在这方面,只有一条路径可走,即在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提炼和剖析真问题,使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本真精神融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而在方法论上推动对相关中国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解决。跨越“经典”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鸿沟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出场和构建的过程。那么,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何谓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本真精神?批判性地汲取和创造性地转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在不断增大的范围内和程度上实现正义、公平、平等、法治、自由、民主等的过程中,有效地防止国家权力异化为压迫公民、侵占公民利益和生存空间的力量,发展和完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使国家管理机构成为“在社会中的管理机构”,从而更广泛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本真精神。坚持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本真精神,既不是对其意义的空乏阐述,也不是对其具体论述盲目的无条件照搬,更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已经实现了的现实状态,而是一种需要在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改造和构建的过程中不断加以贯彻的现实批判精神。

  “在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提炼和剖析真问题,使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本真精神融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而在方法论上推动对相关中国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解决”,既是“跨越‘经典’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的鸿沟”的必要条件,也是“跨越‘经典’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的鸿沟”的充分条件。不过,其中的“在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提炼和剖析真问题”,是这一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最为重要、关键的构成环节。因为,如果不能“在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提炼和剖析真问题”,那么,“使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本真精神融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而在方法论上推动相关中国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解决”,就只能流于空谈。而这种空谈对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构建的危害是很大的。因此,本文这里侧重谈谈何谓“在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提炼和剖析真问题”。

  这里所说的“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是指研究主体的一种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改造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和超越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状态。具体说来就是:研究主体是从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构成部分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普遍的政治哲学原则出发;研究主体直接反思的是中国国家与公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淡化甚至掩盖中国国家与公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主体旨在为正确认识和改造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提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支持,而不是仅仅专注于对马克思政治哲学各主要概念或范畴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做“知识性”的论证。可见,“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由“出发点”“对象”“旨趣”三个要素构成,缺一不可,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地“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来说,要 “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就不能掩盖当代中国社会的矛盾,不能回避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方式和观念及其机构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 否则,就必然会模糊甚至扭曲真正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

  “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不等于“提炼和剖析真问题”。“‘提炼’和‘剖析’”在方法论上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前者是指: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中,科学抽象出政治哲学层面或意义上的问题,如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背景下的中国竞争民主与中国协商民主关系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背景下的中国政治理想与中国政治现实关系中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问题等。对这类问题的科学提出,是以中国国家与公民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构成部分。后者是指:把“提炼”出的中国政治哲学问题,置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变革的大背景下加以全面地批判性分析,并在方法论上探索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解决的路径。不能“提炼和剖析真问题”,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中国问题就不能真正呈现在人们的思维中。只有在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提炼和剖析真问题,使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本真精神融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而在方法论上推动对相关中国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解决,我们才能跨越“经典”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的鸿沟,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亦即构建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 思主义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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