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们当前的理论任务

　　——对新时代新理论自觉的认识

　　秦龙

　　摘要：本文以认识我们当前的理论任务为对象，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需要，从新理论自觉的视角出发，对上述时代的理论任务进行一个总体性的理论研究和概括。 以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提供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学术视角的，具有鲜明的理论指向性和时代建构性的，系统的理论认知。

　　本文从宏大历史叙事的视角出发，以笔者提炼和归结的理论自觉规律为核心概念，以范式革新的方式为依托，依次研究了当前理论任务分析的理论前提、当前理论任务的形成和当前理论任务的建构等三个理论问题，并形成了相关的具体结论。即：提出了一个创新理论——自觉理论及自觉规律，并以其作为全文分析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一个应用自觉理论对当前我国理论供求状况的分析，阐释了我们当前的理论任务——认识和完成新理论自觉——的发生；提供了一个作为我们当前理论任务内涵的新理论自觉的建构框架。

　　依托自觉理论，并通过新自觉，本文对党百余年来的全部历史-理论-政治（思想武装）进程，以及其未来发展趋向进行了总体性的理论概括，建构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概括和最高表现形态的广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释框架。从而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综合，重建和实现了党的理论、历史、政治（思想武装）的高度统一，重建和实现了理论与时代的再适应，阐明了我们时代的精神结构。从而为进一步完成这个理论任务——实现新理论自觉—— 奠定了思想基础，为更好地理解、阐释和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一种技术性的参考；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路标或路标体系，并在此意义上可被理解为一种理论创新，并具有相应理论意义与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广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理论自觉   自觉

　　

一  序言：问题的提出

 

　　

（一）问题的提出

 

　　1、经过长期而艰苦的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已全面进入新时代。进而随着2021年作为新时代第一个发展阶段的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乘势而上，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至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作为新时代第二个发展阶段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

　　2、时代的历史变迁必然要求其主流理论意识形态发生以理论发展为形式的适应性变化，以适应新的社会存在的需要，并以自身对新时代的反映和积极的反作用，推动新时代的发展。作为新时代党的指导思想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与贯彻，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现实体现。

　　3、党的理论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划时代的指导思想提出之后，都必然要有一个与时代现实具体结合、与传统理论协调综合、与以往历史论述一体化，以实现党的历史-理论-政治的高度统一，使其理论更加明确、丰富和完善，进而以此武装全党、全社会的过程。该过程在理论上具体表现为依次通过理论对外部的政治适应和在其基础上的理论内部协调两个步骤，分层次地、渐进地、逐步适应新时代和新阶段的过程。

　　4、自党的十九大以来，随着新时代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以及其相关战略的日益完备，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为标志，主流理论意识已逐步完成了理论对外部的政治适应。

　　5、当前，在对外部的政治适应的基础上，适时启动，积极推动和完成理论的内部协调，最终在学理层面上完成主流理论意识对新时代和新阶段的深层次契合与真正适应，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学理支撑，进而以此完成新时代思想统一的大业，即成为我们当前的理论任务。

　　6、从党的理论发展规律的视角来看，科学的认识和完成理论的内部协调是时代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指导思想理论化（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化）的阶段。其实质在于实现全党在思想理论上的自觉，这是关系到一个时代在精神上建构和发展的极端重要的核心问题，是这个时代的首要理论任务。对于以“思想建党”，强调“理论先行”，以党的理论及发展的理论引导时代前进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尤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7、对今天正面临历史转折和思想飞跃节点上的中国而言，科学地认识和完成这一理论任务，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客观要求，是一个时代提出的、不可回避的、具有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政治意义和基础理论意义的理论任务。也是时代的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学理阐释层面上进一步完备的要求，是理论本身与时俱进的需要，是永葆党的理论优势的前提性需要。

　　8、深刻地认识并努力完成上述任务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和理论使命。

　　9、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4月25日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要求；在2022年5月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对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的强调。正是这一时代要求最直接和最具体的体现，亦即对解决这一时代问题的最高号召。

　　

（二）研究的说明

 

　　认识我们当前的理论任务与完成这一任务时两个不同的问题。在此，认识任务是完成任务的前提。                                                                      -

　　1、基于笔者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天职，为响应党和时代的号召，本文特以认识我们当前的理论任务为对象，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需要，从新理论自觉的视角出发，尝试性地对上述时代问题进行一个总体性的理论研究和概括。 以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提供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学术视角的，具有鲜明的理论指向性和时代建构性的理论概括；以期能为更好地理解、阐释和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持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提供一种技术性的参考，为推动新时代的发展服务。

　　2、在此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本文具有明确的政治辩护性和强烈的政治宣传性。因为，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合格的党的理论工作者，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创造、建构和宣传党的理论，探讨党的政策、维护党的权威、为党辩护，批驳和推翻敌对力量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论断等是我们（包括笔者在内）的天职。我们不是那种自立于党的立场之外的，对党所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冷眼旁观，专以对党的理论与政策的挑剔、嘲讽和攻击以自夸、以为能事的所谓的纯“思想者”，更不是以纯“思想者”自我标榜的所谓“公知”。而是忠诚地为党服务的，党的驯服的理论工具。在此，笔者毫不掩饰的承认这一点，并为之感到自豪和骄傲。

　　3、基于笔者研究的技术取向，为能更好地理解本文的研究体系及其相关结论，特做以下说明：

　　一、基于研究主题的内在逻辑，本文在结构上由当前理论任务分析的理论前提、当前理论任务的形成和当前理论任务的建构三部分构成，并采用“论纲”的文体形式和表述方式进行论述。在此值得指出的是：基于本文研究的学术性，为尽可能准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同时避免因表述不充分可能引致的误解，本文在表述上特地采取传统的，就特定问题展开全面论述的方式。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当下通行的一般文风，同时也会引致论述中某些难以避免的重复。

　　二、基于研究的路径结构，本文的研究将从宏大历史叙事的视角出发，并以笔者提炼和首创的理论自觉规律为核心概念，以范式革新的方式展开自己的分析。

　　三、基于本文的研究，笔者将： 第一、提出一个创新理论，即自觉理论及规律，并以其作为全文分析的理论基础；第二、提供一个应用该创新理论对当前我国理论供求状况的分析，并据此提出我国当前的理论任务：即认识和实现新的理论自觉；第三、提供一个基于该创新理论和当前我国理论供求状况分析之上的，作为我国当前的理论任务内涵的新理论自觉的建构框架。

　　四、基于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本文的全部分析、判断及表述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针对相关具体问题的个人研究的技术性结论。其结论具有鲜明的理论指向性和时代建构性。

　　五、基于研究的尝试性，本文的全部研究结论在本质上都是基于自觉规律这一特定视角形成的一个单纯学术性质的理论-阐释体系。是笔者个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党的理论工作者，对时代需求的响应与尝试性回复，其全部分析与结论在本质上均从属和自适应于党的相关正式表述与权威阐释。

　　研究的开始

　　由于主题宏大、研究层次繁纷、以及个人能力和文章篇幅的限制，本课题的研究是一个艰巨的理论挑战。尤其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新的思想飞跃的节点时刻，就显得更为复杂。但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那样：“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即：一个问题只有在具备了解决的条件时，才会被提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完成此课题尽管有相当的难度，但也已具备了足够的可能。在此前提下，笔者对如何认识我们当前的理论任务的研究就此开始。

　　

　　二   当前理论任务分析的理论前提

　　对当前理论任务的认识，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支点，以基于科学理论的有效的方法论工具为手段，通过严格的学理研究才能完成。因此，对作为当前理论任务分析前提的理论基础的研究，就成为本文研究的第一个任务。

　　

（一）理论基础论

 

　　为适应对当前理论任务分析的需要，首先需要在理论上对传统理论进行新的、针对性的重新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综合与创新。其理论分析要点可极简洁地表述如下：

　　

（1）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

 

　　1、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就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及其内在机制而言，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构成其统一的生产方式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以及构成其统一的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实现的。

　　2、其中，从作为社会历史观基本问题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角度来看：第一、作为社会实践中有关社会生活、社会发展等观点、理论的总合，社会意识本身并没有完全独立的历史，只是、且也仅仅只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社会存在的反映；第二、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极其复杂的辩证性质。即：有着自己相对独立发展的历史和特殊的发展规律。这种相对独立性集中地表现在其本身变化相对于其自身所依赖的社会存在变化的滞后性，以及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能够在不同程度上预见社会存在变化的趋势，并促进社会发展上；第三、社会意识具有，且只能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只有借助和通过这种反作用，才能实现社会有规律的发展，解决其所提出的历史课题；第四、先进的社会思想和理论一经产生，就会成为促进新任务实现的巨大力量，可以起到和发挥极其伟大的动员、组织和改造作用，能够团结、教育人民群众，能够完成社会发展中已经成熟的任务。

　　因此，就社会发展而言，社会意识——特别是先进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对社会存在所具有的反作用不仅是能动的，而且是极其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3、从社会形态及其发展的角度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动规律考察的基础上，以生产关系为划分标准，把人类社会概括为“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等五个发展阶段或五种社会形态。在此，社会主义被视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性的发展阶段或社会形态，亦即共产主义的低级发展形态。

　　基于社会形态论，历史唯物主义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变视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且社会形态的更替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必然会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在此，作为历史发展内在的本质联系，社会形态论所体现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会具体地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历史发展的“平均数”。即：任何规律都不是以纯粹形态出现的，而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社会形态的更替因各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发展实践差别形成不同的道路和具体特点。

　　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是共产主义学说的重要依据，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部分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最根本的理论支撑。

　　4、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作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相对于实践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即：在依赖于实践的同时，认识具有自己发展的独特规律，且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在此，任何实践活动总是受一定意识支配的，意识的能动作用正是通过认识对实践的指导来实现的。

　　作为认识的高级形式，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极其明显。理论可以，而且也应该走在实践的前面，指导实践的进程。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则尤为明显。列宁曾就此深刻地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故此，一个政党理论水平的高低，是该党在政治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决定着该党所领导的实践活动成效的大小。在此，理论对客观规律的反映越深刻，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越大。

　　因此，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以致无穷，并在每一次循环中进步，这正是人类实践和认识的辩证过程。同理，这也正是人类实践和认识历史，以及其发展的辩证过程。

　　5、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一般规律和历史演进路线，但发展过程的复杂性，特别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意识的介入，使基于人的主体性的意识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因此，人类社会形态的实际演化必然呈现出包括一般性发展和特殊性发展在内的复杂性图景。而在特定的社会存在前提下，能动地、精准地、有效地把握、运用社会意识的反映/适应和反作用功能，对于推动社会存在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及历史意义。

　　6、以上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及其内在机制、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及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反作用的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人类实践和认识历史及其发展的辩证过程及社会形态实际演化的复杂性等理论要点及其新理解，内在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及理解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体系——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它是科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道路，以及其世界历史意义和其所面对的机遇与挑战的理论基础。构成了针对当前理论任务分析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即一般理论——的相应基础。

　　

（2）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

 

　　1、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背景下，为应对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以俄为师，力图通过社会主义道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际应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挽救中国，实现人民的解放，进而实现现代化和民族的复兴。 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在中国的实际应用的侧重和实践，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典型的特质和特征。

　　2、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面临着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验与中国现实的巨大差异。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以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适应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得以应用，得以能够指引中国革命，得以最终解决中国的问题。在此，这种结合过程在理论上即表现为一个历史性的、漫长而又丰富多彩的，深刻的，一次次触及灵魂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同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必然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演进而不断时代化，即必须不断创造和建构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具体时代和阶段相适应的新理论，以适应新的实践，以取代那些曾很好地适应，并有力地促进了自己时代发展的，但已不适应新时代和新阶段实践需求的理论。

　　3、其结果实现了以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与发展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飞跃。其历史意义就在于找到了以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为内涵的，独特的中国式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道路。这种特殊的历史实践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特色及其根源所在，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最为生动、有力、全面和直接的证明与发展。

　　4、可在上述基础上，并且也只在此意义上，将中国共产党一百余年的发展历史视之为一个创造性地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一个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历史，一个不断追求和获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飞跃，并以此不断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复兴的历史。

　　5、以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飞跃，以及中国式革命和发展道路等各理论要点，构成了针对当前理论任务分析所需要的，一个侧重于理论实际应用的，因而表现为或具有鲜明的实践-应用型特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应基础。

　　6、在此，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与结合中国实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之间是一般原理与其在特定条件下具体应用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本质所在，后者是前者特殊的实践-应用形态。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得到有效的实际应用，才能实现其影响和指引中国社会前进的作用。

　　

（3）本文的创新理论范式：理论自觉论

 

　　1、为能够、且便于更好地从学理上认识、阐释、表述和把握当前的理论任务，笔者依据马克思为表征无产阶级政治成熟程度和政治觉悟程度而借鉴黑格尔的，原本用于表述认识过程的“自在——自为”的理论叙述框架，并综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以及理解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体系，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将其发展为专用于本文分析的 “自在——自觉——自为”的自觉理论范式和分析-表述框架。

　　2、在“自在——自觉——自为”的自觉理论和分析范式中：“自在”特指尚未意识到需要寻求或创新理论，以与其所在时代相适应的状况和阶段； “自觉”则特指已意识到，并已寻找到，或已完成与其所在时代相适应的理论创新，且用创新理论对全党进行思想武装的状况和阶段；“自为”系特指已完成自觉，并根据其与所在时代相适应的创新理论，为积极推动时代发展而奋斗的状况和阶段。鉴于“自在”、“自为”状况/阶段均与本文主题无直接关系，故本文只研究与本文主题有密切关系的“自觉”状况/阶段。

　　3、就“自觉”而言：从认识内容上看， 包括对以时代的历史方位认识为内容的历史自觉、以对时代的创新理论认识为内容的理论自觉、以对时代的思想武装认识为内容的政治自觉、以及以对时代的整体认识为内容的时代自觉；从认识过程上看，包括已意识到需要寻求或创新理论的觉醒阶段、已在寻找或正在进行理论创新的狭义的自觉阶段、已完成或正在用创新理论对全党进行思想武装的觉悟阶段。而在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会完整地重复上述“觉醒——自觉（狭义）——觉悟”的自觉过程；从整体的和历时的视角度来看，自觉是一个可用以描述、解释和分析一个社会主导思想-理论的演变、更替的理论范畴。通过关于自觉发生的内在条件、发展机制和演化进程等一般理论，可以十分准确地分析、判断和预测一个社会的主导思想-理论的发展、演变，以及其客观进程。

　　4、从“自在——自觉（觉醒——自觉——觉悟）——自为”的理论分析范式来看，它为我们认识当前的理论任务，提供了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学术视角的，可专用于分析、阐释和表述我们当前的理论任务，以及其深层意义的学理框架。在此，根据该理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在理论上就表现为一个基于实践的，与时俱进的，不断自觉-再自觉的历史进程。而我们当前的理论任务在实质上就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中的一个新的自觉，以及新的自觉更替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就是一个新理论的创造，以及新的理论上自我革命的过程。在此，只有通过自觉，或以自觉为途径和工具，历史才是可以认识、可以把握的，可以有目标、且历史目标才是可以实现的。也只有在此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拥有了科学的理论与真正的历史，也真正拥有了正确前进的能力和方向。

　　

（4）理论基础小结

 

　　以上关于马克思主义相关经典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实践理论，以及基于两者理论综合之上的，专为从学理上理解和把握当前的理论任务而提出的创新理论——自觉理论范式，内在统一地构成了一个新的、综合的和范式化的分析-认识基础，由此建构了一个分析和完成认识当前理论任务所需的理论前提。即：统一了分析所需的理论基础，并以此构成了本文分析的理论支点。

　　

（二）历史实践论

 

　　为确认上述用作当前理论任务分析所需的理论基础的自觉论在理论和历史实践上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在此通过建党百余年的历史对该理论进行实证性验证，其实证分析要点可极简洁地表述如下：

　　

（1）毛泽东时代的理论自觉

 

　　1、从历史发展-实证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所面临的第一个理论认识任务，是在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和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寻找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规律，并实现这个革命。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以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内容的第一次历史性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从而摆脱了最初由于时代的限制而照搬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自在状态，实现了第一次理论上的自觉，开辟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道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体制建构，以及最初的经济、社会基础建设，实现了社会的初步的繁荣与发展，从而历史性地完成了中华民族从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第一个伟大的历史巨变。

　　2、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自觉理论的视角来看，这一进程由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1921-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1949-1956年）和社会主义建设（1956-1976年）在内的，分别以革命和建设为主题的两个历史阶段构成。

　　

（2）邓小平时代的理论自觉

 

　　1、同样，从历史发展-实证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第二个理论认识任务，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上，寻求在中国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经济-社会赶超型发展的实践规律，并实现这个发展。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以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为内容的第二次历史性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从而摆脱了当时由于经验的限制而照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自在状态，实现了第二次理论上的自觉，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道路，经过长期的奋斗，取得了以改革开放为内核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胜利，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建构，实现了社会的巨大发展、进步和繁荣，从而历史性地完成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第二个伟大的历史巨变。

　　2、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进程分别由以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主题的两个历史阶段构成，并结合改革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实际，与时俱进，分别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

　　

（3）习近平时代的理论自觉自觉

 

　　1、还是从历史发展-实证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第三个理论认识任务，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社会获得巨大发展的基础上，寻找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规律，并实现这个复兴。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以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时代的实际相结合为内容的第三次历史性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实现了理论上的新自觉，开辟了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经过近十年的奋斗，在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取得新的巨大发展和进步的同时，以新时代的开辟、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和进入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为标志，将通过新的奋斗完成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第三个伟大的历史巨变，并由此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结合、飞跃和自觉现仍在进行中，并已在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得到确认。

　　

（4）历史实践小结

 

　　1、从历史发展-实证的视角来看，党百余年来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脉相承、前后相继的理论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不断推动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来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实现理论自觉，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来不断开辟新的历史道路和确立新的时代主题，不断以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对全党进行思想武装，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开辟新的发展时代，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历史接力来一步步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的。由此，可以认定：自觉的发展，同党的发展，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同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是完全同一的一个历史过程。

　　2、上述基于自觉理论对党的理论发展历史分析的结论，与党关于党史的相关结论性表述在逻辑上完全相同：它一方面在理论上验证了自觉论理论范式在学理上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同时依托该阐释范式建构了新的统一的党的历史叙事和自觉实践史，并以此构成了本文分析的历史支点。

　　

（三）自觉规律论

 

　　为综合、且统一地使用上述自觉理论范式（或范畴）及自觉实践的历史概念，并在更高的规律层面上理解自觉论范式，笔者进一步将自觉理论范式及自觉实践史综合、提炼和概括为一个专门用于表述党的理论发展的特定规律，其内涵要点可极简洁地表述如下：

　　

（1）自觉规律的形成

 

　　1、如前所述，第一、自觉理论范式本身在学理逻辑上的自洽，以及其阐释框架在对历史、现实应用分析上的可应用性，使之在逻辑上具有理论意义上的规律性；第二、自觉理论在对党百余年来理论发展历史分析中所得到的实证，使之作为被证明了的理论而具有历史意义上的规律性。因此，可从逻辑上将上述两个层面的规律性综合、提炼和概括为一个统一的规律。即自觉规律。

　　2、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自觉理论、自觉实践史的规律化都是至关重要的。这种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其必要性上，即：满足时代的需求，适应时代的变化，推动时代的发展。而且也表现在其可能性上，即：理论从来都是被产生的，是人们自觉的理论追求和生产创造的结果，而不是自在和自发的产物。同样，自觉范式及自觉规律在此也都是人们自觉的理论生产和创新的产物。

　　从历时的观点来看，反映某一宏大社会实践过程的理论往往出现在其中后期。所谓“密那发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才起飞”正是对这一状况最形象，同时也是最生动的写照。因此，当我们在自觉规律产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均已具备的基础上，提出自觉规律的概念，并有目的地统合自觉范式和自觉实践史时，自觉规律就已现实地产生了。由此可见，任何理论规律都只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预先占有合理的逻辑地位，才会被时代列入应有的发展程序之中，也才会在合适的时刻获得自己发展的合理性与历史机会。自觉规律的产生就是如此。

　　

（2）自觉规律的内涵

 

　　1、自觉规律包括三个层次的内涵：第一层次的内涵是对中国道路的自觉。即：党领导全体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通过适合世情和国情的革命和建设，实现全民族的现代化和复兴的中国道路，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华民族必走的一条唯一正确的历史发展道路。其基本轨迹是：中国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特征在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既成状态出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个中介性或过渡性社会形态，跨越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阶段。

　　2、这一道路不是历史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党和党领导的人民作为实践主体介入历史发展过程，并使基于人的主体性意识在历史发展中发挥巨大的、决定性能动的作用，从而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达到特定的民族复兴的目标所开辟的一条独特的道路。是人类社会形态在中国实际演化中呈现出的，包括一般性发展和特殊性发展在内的复杂性图景的一种特殊结果。

　　这种跨越，其本质并不是简单地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进行一次自发的、漫长的历史过渡，而是按照社会发展根本规律的指向所进行的一场极其复杂的、由一连串前后相继的阶段构成的，连续的和漫长的历史革命。这就要求党作为历史发展的领导主体，必须，且能够自觉地、主动地通过一系列革命、建设的历史方式，来促使这一历史跨越的完成。在这一历史进程的所有环节中，都不是、更不能坐等该环节发展目标的自发到来，而是自觉地去努力创造一个适应该环节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条件。换言之，即：我们在历史上真正所能达到的发展高度，不是直接凭借客观规律的自身发展达到的，而是主动地通过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基于其自觉意识，以及其能动性的伟大实践来实现的。

　　3、这一道路的独特性，决定了党的理论、领导和领袖在其依次经历的各中介性或过渡性社会形态的确立、发展，以及历史转换中，发挥着重大的和决定性的历史作用。换言之，即：这一道路决定了必须依托理论自觉来把握历史发展阶段转换的时间节点，并适时地推动自觉的更替和发展；

　　4、这一道路的独特性，也决定了其所依次经历的各中介性或过渡性社会形态，都具有亦此亦彼的二重性，决定了在其过渡阶段中始终存在着二重发展的内在自发性和双向发展现实可能性。也同时决定了必须依托理论自觉来把握历史发展的政治方向。决定了党的理论、领导和领袖对于其所需要的特定可能性的最终实现，具有重大的和决定性的历史作用。换言之，理论自觉在中介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具有，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5、这一道路的独特性，也决定了理论自觉成为党的建设的真正问题。如前所述，从自觉的理论-政治渊源上看，在马克思为表征无产阶级政治成熟程度和政治觉悟程度而借鉴黑格尔的“自在——自为”的理论叙述框架中，自为范畴就已包括自觉，并将其特指作为以无产阶级对自身历史使命及主体作用的自我认识为内容的阶级自觉。在俄国的革命实践中，鉴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不可能自发地在无产阶级中产生，列宁将党视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通过这一先锋队将马克思主义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以对无产阶级进行思想武装，以形成革命的思想基础。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鉴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作为社会主义革命阶级基础的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规模和影响都较小，毛泽东强调思想建党，在将党锻造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基础上，通过对全党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武装，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教育，以形成中国革命的思想基础。在此，包括党的理论创新、党的思想武装和思想建设、对全党及全社会的教育等内容在内的理论自觉，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论自觉成为党的建设的真正问题：即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党、组织建党和作风建党中的首要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群众成为最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毛泽东曾指出； “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同理，在今天，理论自觉仍然是党的建设的真正问题，

　　6、第二层次的内涵是对自觉本身发展结构和机制的自觉。从自觉本身发展的结构来看：第一、从自觉的全过程上看，“自在——自觉——自为”构成了自觉的整体进程；第二、其中，从自觉的构成看，“自觉” 包括了已意识到需要寻求或创新理论的觉醒阶段、已在寻找或正在进行理论创新的狭义的自觉阶段、已完成或正在用创新理论对全党进行思想武装的觉悟阶段。即“觉醒——自觉（狭义的自觉）——觉悟”；第三、狭义的自觉在内容上包括：对以时代的历史方位认识为内容的历史自觉、对以时代的创新理论认识为内容的理论自觉、对以时代的思想武装认识为内容的政治自觉、以及对以时代的整体认识为内容的时代自觉。即“理论自觉——历史自觉——政治自觉——时代自觉”。

　　从自觉本身发展的机制上看：第一、从发展机制上看，在每一个历史时代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完整地重复上述“觉醒——自觉（狭义）——觉悟”的自觉过程。在此，自觉过程各环节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因此，自觉是一个基于其内在条件、发展机制和逻辑进程的，不断发展和更替的历史演进过程；第二、基于自觉发生、发展、更替和演化进程的客观而明确的规律性，对自觉本身的自觉，对于自觉本身的发展和演化，对于预见、干预、塑造、引领和促进时代发展的客观进程，都具有前提性的和前瞻性的重大推动作用。因此，对自觉本身的认识和把握，也就具首要性的地位与意义；第三、党的理论发展是、且都是通过基于历史实践的自觉过程来完成的。因此，自觉对于党的理论发展，对于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都具有重大的和决定性的意义。

　　7、第三层次的内涵是对自觉本身若干具体特点的自觉。第一、根据 “自觉”分析的理论框架，可以认定：自觉需求的表现具体形式具有多样性。即：社会对自觉的需求，不仅可在不同程度上以理论、社会思潮为其表现形式，也可以一定的社会心理、社会情绪，以及社会潜意识为其表现形式。但人们常常未能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需要给予必要的强调：

　　第二、根据 “自觉”分析的理论框架，可以认定：当我们开始在理论上重新将目光转向自觉问题或自觉的基本理论时，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已经走向、并已在某种程度上开始觉醒。换言之，即新的自觉的进程已然开始。但人们常常未能及时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同样需要给予足够的强调；

　　第三、根据 “自觉”分析的理论框架，可以认定：当我们现实地提出时代的自觉问题时，或当自觉问题成为一个时代的现实问题时。实际上意味着解决自觉问题所需要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但人们常常未能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需要给予特别的强调。

　　上述关于中国道路的自觉、对自觉本身发展结构和机制的自觉，以及对自觉本身若干特点的自觉，构成了自觉规律内涵的主要内容。

　　

（3）自觉规律的作用

 

　　1、作为一种理论规律，自觉规律的功用在于:第一、可作为一种宏观的理论范式，用以在宏观历史进程——即大历史——层面上揭示、理解和阐释党的理论发展，以及其与时代、社会发展演变的宏观历史关系，并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其未来的基本发展方向与进程；第二、可作为一种中观的支点理论体系，用以在理论上说明、解释、阐发和宣传党在特定时代、特定时期，或特定阶段的理论和理论意识形态，并为党制定和实施相应战略和推进理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具体的理论支撑；第三、可作为一种微观的理论-技术体系，通过自觉理论的逻辑化、学理化、体系化的观点与方法，来全方位地、系统地认识和解决具体的理论、实践问题，从而达到对问题的真正科学的认识和把握。第四、可作为一种特殊的理论路标，用以在理论上标示和判定党在特定阶段内的理论意识形态发展的基本进程，分析和预判下一步工作的方向及任务，并在相关技术层面上提供辅助性的理论服务。

　　2、上述分析，分别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的理论层次，简述了自觉规律在各理论层面上的作用。这些作用构成了自觉规律功用的基本内容和最主要的部分，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功用体系。这也正是人们重视和应用自觉规律的主要原因与目的所在。

　　

（4）自觉规律小结

 

　　基于分析当前理论任务的需要，本文在统合自觉理论和自觉实践历史的基础上，归结和提练出了自觉规律的概念。通过、并依托该概念，在前述通过理论创新，统一理论支点、通过历史实证，统一历史支点的基础上，通过归结自觉规律，提出了统一的规律支点。从而在三者结合的基础上，为分析当前的理论任务，建构了一个新的、统一的理论前提。

　　

（四）关于当前理论任务分析的理论前提

 

　　对本文研究的第一个任务——当前理论任务分析的理论前提的研究——业已完成，其研究的主要结论可概述如下：

　　1、本节的工作在于：为适应对当前理论任务分析的需要，本节首先有针对性地、系统地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经典理论和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应实践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建构了自觉的理论范式，其次，以党百余年理论发展的伟大历史对该分析范式的科学性和其作为分析工具的有效性进行了双重的历史验证。这一历史实证再一次表明：党的理论创新决定着党在各历史阶段历史任务完成的程度。即党的创新理论对社会存在发挥积极的反映、反作用、甚至关键性的反作用，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进程。第三、在理论建构和历史实证的基础上，提练、概括出了作为党百余年理论发展内在逻辑规律反映的自觉规律。从而为认识当前的理论任务提供了相应的、范式化的理论基础。

　　2、本节的主要创新则在于：基于自觉范式的建构，分别在理论、历史和规律的层面上实现了一般理论意义上的统一，从而为阐明当前的理论任务奠定了统一的支点。

　　3、本节的启示则在于：在一般理论和规律的抽象意义上，清晰地阐明了作为与时俱进具体理论表现形式的自觉，以及其发展的内在的必然性。

　　4、在此，本节提出，并建构的，且已被历史实证了的理论支点-分析框架——自觉理论，构成了本文对我们当前理论任务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这是我们对当前理论任务第一个层次上的认识。以此为基础，对当前理论任务的分析即可实际地进行了。

　　

 

 

　　

三  当前理论任务分析：任务的发生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因此，基于自觉理论，在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理论供求关系及状况研究的基础上，对当前理论任务的形成进行深入的分析，就成为本文研究的第二个任务。

　　

（一）传统的理论供给分析

 

　　从自觉的视角来看，在深层学理意义上支撑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仍是传统的、或本初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即：党为解决其历史上所面临的第二个理论认识任务而形成的第二个理论自觉的逻辑。

　　

（1）第二个理论自觉的形成与意义

 

　　1、作为党的理论发展历史上的第二个理论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依据，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目标，坚持社会主义主体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伟大的理论创造。它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2、其中，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固基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创性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则是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的不同发展阶段上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和表现形式，是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此，邓小平理论构成了第二个自觉的理论本质和历史基础。

　　3、通过，并依托第二个理论自觉，中国共产党得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了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为内容的第二次结合，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从而在整体上适应和满足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需要。

　　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引下，经过40多年的奋斗，中国经济、社会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了划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完成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巨变。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合国情和世情的，能够实现中国快速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2）第二个理论自觉的特点与影响

 

　　1、由于最初拨乱反正工作的繁纷复杂，以及改革初期在相关理论上的空白。同时，也由于对改革实践的高度侧重，以及作为对“文革”左倾意识形态教条化的反动，当时的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普遍存在着一种对理论的轻视，形成了一种实用化的风格，并保持了一种直到今天还在事实上存在的历史惯性。从学理上看，第二个理论自觉在整体上并未能完成、或未能很好地完成其理论内协的步骤，未能达成理论内协与外部实践的统一。换言之，从某种意义上看，第二个理论自觉是一个只完成了理论的外部政治适应，而未能完全完成理论的内部协调进程的，因而历史性地在学理上缺乏内在统一的不完整的自觉。这是第二个理论自觉的第一个特点。

　　2、基于第一个特点，并由该特点决定，作为第二个理论自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作为其前提条和基础的第一个理论自觉的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内在一致、一脉相承的逻辑历史联系，同两者间因基于不同时代的发展需求而导致的政策取向上的差异，并未能得到科学的、令人信服的阐释。这是第二个理论自觉的第二个特点。

　　3、基于第一个特点，并由该特点决定，使得理论与理论、理论与历史、理论与现实、理论与政策之间缺乏学理上的统一，导致相关的理论常常具有就事论事的特点，既缺乏科学、严谨的论证流程，也缺乏长期的战略性思考，更常常是口号化的，这是第二个理论自觉的第三个特点。

　　4、上述三个特点在学理层面直接引致了第一个理论自觉与第二个理论自觉之间的不协调，抑或某种程度上或某种意义上的矛盾和张力。这不仅存在于一系列理论论述、阐释和理论研讨之中，而且存在于理论、现实、政策和历史等各方面，以及其在各层次上的相互纠缠之中。同时还更多地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感受之中。这是第二个理论自觉的第四个特点。

　　在此，理论界关于“两个三十年”及其争论，为上述特点提供了最典型的说明和例证。

　　5、基于、且根源于前述四个特点，使得第二个理论自觉在支撑和促进时代进步的同时，也历史性地表现出一系列学理上的不足，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6、从静态上看， 一是在对主流理论的阐释、宣传中，对一些基准概念和命题的界定或表述不明确；其内部各构成因素之间，以及与相关传统理论之间，在逻辑上不协调、不自洽。从而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基于逻辑统一性的合理性。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某些阐释、宣传与相关党的理论史的表述不统一，或与党的历史的表述不统一，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基于理论与历史相统一的历史合法性。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某些阐释、宣传与相关现实不一致，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基于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现实合法性。从动态上看，随着改革社会发展，上述问题相互交错、相互影响。混合发展，使得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也更为深刻。

　　7、从历时的视角来看，一是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和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其演化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迅速而巨大的社会分化，各社会阶层基于自身的利害关系选择、接受或建立符合自身利益诉求和需要的理论意识形态。二是随着对外开放，外资和跟随外资进入中国的西方理论意识形态的影响逐渐扩大，并在同中国社会相关社会阶层在利益上相结合的同时，在客观上形成了与作为我国主流理论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竞争的理论体系。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对我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则直接挑战和侵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8、第二个理论自觉在学理建构上的不足，首先，在理论上，第一、影响了党的理论自身内部，以及理论与历史、政策之间的高度统一，导致一般受众对主流理论的阐释、宣传不易明了，不易理解和不易被顺利接受；第二、导致主流理论不易形成与现实紧密结合、贯通各个层次的、系统化的理论阐释-政策应用体系；第三、直接导致了主流理论在面对各种对立的意识形态的竞争和挑战时的理论应对能力不足，不易夺取理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领导权。而这一切又回过头来影响了社会对主流理论的接受程度。

　　9、进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第一、导致了社会普遍的麻木化和得过且过的“南宋化心理”；第二、导致了理论界普遍的“躺平化”和“他者化”——疏离或远离社会现实、且冷漠旁观——的心态。

　　10、进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第一、导致了理论研究的非科学化和庸俗化；第二、导致了理论研究中的逐利性和投机性的强化；第三、导致了理论研究的平庸化和逆淘汰化的加深；第四、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普遍的虚伪风气和对真正的现实问题的系统性的回避、无视；第五、导致了理论研究长期低水平徘徊，且同时又高度内卷化；第六、导致了理论意识因与各社会阶层利益相结合而分化、阶层化，因西方意识形态长期浸润和西方对我和平演变战略而殖民地化，以及基于两者之上，并作为两者具体体现的民粹化。第七、导致了前述现象的结构化趋向。

　　11、从整体上看，作为上述问题发展的综合结果，必然导致我国社会意识领域，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从极右到极左的完整的意识形态谱系，在此，谱系中形形色色的，且彼此互相竞争理论意识所对应的则是构成中国现实社会的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且在这一谱系中，主流意识形态在事实上被逐渐边缘化，西方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已逐渐窃据了意识形态主流的地位。这种主流与非主流的易位，引发了意识形态的混乱状况。其中，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受到了削弱，而非主流意识形态则逐渐走向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个别非主流意识形态则更是走向反动和敌对。

　　12、更重要的是：在现两种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背景下，一旦失去，或仅仅动摇了自己的理论自觉，就会在内心无法真正否认新自由主义所标榜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所谓唯一的、真正的合法性，就必然会在心理上虚无化我们的革命和历史。即使不得不承认承认这一历史，也会在认为我们只是被迫通过革命去夺取政权，而在经济建设和改革中，往往从内心深处感到迷茫、动摇和极度的不自信。党关于坚持“四个自信”要求的最深刻的根源即在于此。

　　

（3）第二个理论自觉的历史局限性与合理滞后性

 

　　1、作为上述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一、导致了我国意识形态的锁定状况；第二、导致了主流意识形态必然面临自外部和内部的双重（或双向）的挑战。

　　2、面对这种对主流理论的阐释、宣传，在微观上不易被接受；在宏观意识形态竞争-斗争中不易占据实际的统治地位；在应用层面上不易形成高质量的政策-策略体系；在整体上不易进行和真正完成对全党、全社会的思想武装，最终不易于进行和实现整个时代的精神构建的局面。其长期发展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整个意识形态的混乱状态和主流意识形态在事实上的边缘化、无力化，以及几近失控的状态。即：事实上处于一种准危机或软危机的状态。

　　在此，人们常常在社会学意义上讨论的一些问题，例如各社会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所谓“精神迷茫”、政治冷漠、意识形态疏离，陌生感和不真实感，乃至“躺平”等等，其实质都是上述问题和后果的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表现与例证。 在此，人们的意识有时甚至被降低到近乎纯本能的无意识或潜意识的心理状态（或水平），不仅丧失了基本的自我意识和主动性，更看不到意识在推进时代发展中的斗争作用。

　　3、从实质上看，上述现象是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自觉的阐释与支撑，而只能以一种就事论事，近乎穷应付的方式，来为现实政策提供肤浅的、只限于表面化的，而非深刻的、逻辑化的论证和阐释所导致的理论现象。其结果是理论的支撑性越来越弱，越来越勉强，越来越与现实脱节。最终成为一个事实上与现实脱节的，高度功利化的，且自我循环的体系。在此体系的背后，人们根据自身狭隘的利益，窥测方向、闻风而动， 言不由衷、千篇一律地进行着模糊空疏的，虚伪的，连自己也不相信的研究和写作。至此，这一体系就完全演变成了一个自娱自乐，且高度内卷化的体系。它不研究任何问题，但假装在研究问题，并建立了混乱而复杂的研究体系；它也不会、也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但却在喋喋不休地重复问题，其中许多是毫无意义的假问题，仅此而已。这种状况长期发展的后遗症就在于：它在自娱自乐的同时，也在自欺欺人、自我欺骗，最终也将欺骗自己。而当真正面对敌对意识形态的挑战和进攻时，则将难以应对。从这个意义上反观苏联的解体，其并非仅仅只是被和平演变的结果，而是在意识形态上被摧毁的结果。

　　4、上述关于第二个理论自觉在本体学理构建上的不足，其所引发的问题，以及所导致的后果，已然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第二个理论自觉作为主流理论意识形态的历史局限性。在此，这种局限性既是学理性的，也是理论性的，更是历史性的。更重要的是：从发展趋势上看，这种局限性决定了其将愈来愈不适应不断发展着的现实实践的要求。这就是党的十八大之前，我国理论意识形态的客观状况。准确、深刻地理解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4）第二个理论自觉的理论小结

 

　　1、从自觉的视角来看，在本质上对时代的适应及其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和其在学理上所存在的不足、所导致的问题及其后果，一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第二个理论自觉的范畴。并在最充分证明其是适合当时国情和世情，是实现中国快速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的同时，也最充分地表现了其本身的历史性局限性，以及由这种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发展趋势。

　　2、值得强调的是：理论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理论演化的滞后性，以及其历史惯性。在此，这种滞后性和历史惯性在一定的时段内——在不影响现实社会发展的范围内——都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因此，第二个理论自觉目前仍然是当前主流理论，以及理论意识形态工作在学理上的支撑（是，且仅仅只是学理层面上的支撑，而非政策、政治层面上的支撑）。在此，这种基于学理上的不足而导致的历史局限性，构成了当前理论意识形态工作所面临的一种基本状况或一个基本问题。

　　

（二）新时代的理论需求分析

 

　　自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巨变必然要求有新的理论发展与创造与之相适应。这是来自时代本身的要求。

　　

（1）新时代与新需求

 

　　1、自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经过长期的努力与发展，中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已基本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跨越，开始逐步向以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最终实现和完成民族复兴为主题的更高的发展阶段迈进。与此同时，党形成和提出了与新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的指导思想，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通过贯彻上述指导思想和以上述指导思想对全党进行思想武装，逐步形成了与新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结构，以及生机勃勃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在中国迅速崛起的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却逐步，且不可避免地日益趋于衰落。世界格局正在发生以“东升西降”为标志和趋势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日益走向和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因此，无论是从国内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还是从世界格局演变的趋势来看，抑或从两者的叠加统一来看，中国的发展都已然全面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中国的发展都已然进入了一个以全面实现现代化为目标，以社会的全面进步为取向，以“治理-复兴”为主题的新发展阶段。

　　2、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大历史尺度来看，该发展阶段将是历时百余年的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最后完成阶段，而进入新时代则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转折点，是21世纪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必将对中国社会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以及整个人类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历史影响。这正是现时代——我们当前所处时代——的历史方位。

　　3、由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决定，新时代历史任务就在于：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三是把握战略机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四是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为世界和平发展作作出应有贡献；五是与敌对势力展开长期顽强的斗争，为最终战胜并取代资本主义而不懈努力。这正是我们时代的历史使命。

　　4、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表明：社会存在要求社会意识必须与之相适应。这种适应不仅表现为取向上的一致，而且表现为在各个技术层面及各个技术环节上的充分和完善。即：社会意识应能及时、充分，且有效地反映和满足时代提出的理论需求。进而能够在此基础上，积极、有效地发挥其对时代的反作用、乃至关键性的反作用。因此，提出和创造适合新时代需求的新理论不仅是一种基于理论规律的需求，也是新时代的需求， 更是我党“思想建党”、“理论先行”的传统和优势的需求，

　　5、从理论发展的逻辑路径来看，新时代对理论的新需求，必须，而且只能通过构成理论供给的两个前后相继的发展阶段——理论的外部政治适应阶段和理论的内部理论协调阶段——来完成。因此，理论对外部的政治适应和理论内部的理论协调就成为分析新时代理论供给的基本途径。

　　

（2）关于理论对外部政治适应进程的分析

 

　　1、基于理论自觉发展的内在规律，理论界对新时代理论需求的供给，首先从理论对新时代的政治适应开始：即首先表现为理论对外在于理论之外的新时代、新政策在政治上的适应。具体表现为理论对新时代、新政策在论述、阐释、宣传上的支持。其次表现为党的理论管理机构对理论意识形态的领导、治理和管理。正是在理论意识形态管理机构的领导和理论界主流的响应下，第一阶段的理论供给才得以迅速地启动和有序地展开。

　　2、值得指出的是：在此，党的理论管理机构对理论意识形态的整顿和治理是整个理论对外部政治适应进程得以有效开启和运行的前提：首先，党明确了对意识形态领域整顿、治理的总体方针。其次，通过有力的手段和适当的方式，党对意识形态领域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了系统的整顿和治理。第三，在整顿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分层次、有时序、系统性的方式方法——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为示范、召开理论及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座谈会、推进意识形态责任制等——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发展进行了有力的引导、治理和培育。在此背景下，理论界积极响应、配合了党的思想整顿与思想领导。一举扭转了意识形态领域长期以来的混乱状况，扭转了主流意识形态软弱无力的状况，并在某种意义上几乎重建了我国意识形态的秩序，将理论意识形态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使之成为党可靠的理论意识形态工具。

　　3、随着新意识形态秩序的建立和理论意识形态被重新真正掌握在党的手中，作为理论界对时代理论需求供给第一阶段——理论外部政治适应阶段——在事实上已基本完成。其标志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现理论意识形态发展同党的理论和政策达成了高度一致和高度同步。

　　同时，随着作为新时代党的指导思想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特别是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发表为标志。理论意识形态对新时代理论需求的供给已开始转向理论的内部协调阶段。

　　4、在此背景下，党通过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要求，表达了对这一不可逾越的指导思想理论化的迫切要求。

　　5、至此，无论从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还是从新时代对理论需求和供给的现实状况来看，我国现阶段主流理论的发展已在完成对外部的政治适应之后，开始转入以学理化为标志的理论内部协调阶段。换言之，理论发展从对新时代的政治适应向内部理论协调的转向已成为时代的要求。

　　

（3）关于理论内部协调进程的分析

 

　　1、尽管新时代理论供给从理论对新时代的政治适应转向理论的内部协调的客观条件早已成熟，尽管有党不断通过各种不同形式明确表达的政治要求，以及有来自理论界的一些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响应。但总体而言，上述以学理化为标志的理论内部协调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并未真正启动。

　　2、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基于理论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所导致的合理的滞后性。在此，这一滞后并没有绝对的或具体的时间界限，其具体的长度往往取决一个社会理论自觉的程度；二是由于理论界长期处在新时代政治要求的适应阶段中，因而不自觉地在客观上延缓了理论内部协调进程的启动；三是因为长期偏重实践的实用风格惯性的浸淫，导致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在事实上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一种对理论近乎本能的轻视，使之在整体上对理论发展的规律既不了解，亦无兴趣，最终无法自觉地响应、引导和促进理论发展阶段的转化；四是由于以学理化为标志的内部理论协调工作本身的难度较大。尤其在不了解自觉规律及其内在机制的情况下，将很难意识到上述问题。或即使意识到，亦无从解决；五是由于上述四种因素的混合作用，共同导致了理论界未能自觉地、前瞻性地预见和及时地启动理论内部协调进程，从而阻碍了整个理论发展的进程。

　　3、因此，较之轰轰烈烈的对外在的新时代政治要求适应，理论内部协调进程几乎是一个空白。这不仅表现为相关的研究成果极少，更表现为这种研究成果水平的肤浅。

　　4、同时，在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整顿治理，强化意识形态纪律和严格管理的背景下，理论意识形态领域内逐渐出现（或兴起）了一种新的理论现象（或潮流）。其在研究形式上，以单纯照抄党的相关文件为特点，以文件解释文件为路径，以通过对文件内容及表述的分解和重新组合为方法，以对文件的重新剪贴组合代替理论研究，代替理论的外部政治适应和理论的内部协调；其在学理逻辑上，以片面地强化简单孤立现象间的某一特定联系为基础，进而建立不正确的因果关系，最终通过因果关系得出某种结论。其间，没有逻辑，或逻辑荒谬、没有或基本没有相关的理论论证，而只有结论。在此，“什么是什么”，“要如何如何” 乃是其标准的表述形式，也是典型地论证形式；在结果上，由于其研究的非理论化，以及其学术交流的表演化趋向，导致其结论及讨论因既不能说明问题，也不能解决问题，更难以被接受而无效化，甚至荒谬化、弱智化或反智化。在此，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无效就是危害，就是最大的危害。

　　这一现象应引起我们的警惕。这不仅因为它是一种不解决任何问题，也不以真正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而是因为它必然导致“复读机现象”和“回音壁效应”，即党从它那里听到的都是自己声音的重复和回声，唯一的差别仅在于回音的大小和时差可能有所不同。党不可能从这种理论“研究”或“宣传”中获得任何有意义的收获；也是因为它甚至已经导致了某些特殊的意识形态现象和后果，如所谓“洗红”、“漂红”现象；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现象。长此以往，将可能导致整个意识形态变得片面、激进和颟顸，进而失去活力、趋于僵化、弱化及失能，将导致可能影响对整个意识形态形势的准确的判断。

　　5、在此，秩序井然，风清气正的意识形态、轰轰烈烈的理论外部政治适应和几乎为零的理论内部协调，以及以用文件解释文件来代替理论研究现象的普遍化趋向，诸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蛰伏状态，新时代对理论学理化发展的迫切需要等，一同构成了现阶段我国理论意识形态错综复杂的格局。

　　

（4）当前理论需求分析的结论

 

　　基于新时代对新理论的需要，基于理论发展规律——在理论外部政治适应完成后须进行理论内部协调——的特殊需要，同时也基于理论内部协调进程实际并未启动，以及几无相关成果的现实，决定了尽快启动和完成理论发展的内部协调进程，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最为迫切的理论需要。同时也是当前理论发展的任务与趋向所在。

　　

（三）新时代理论供求分析与当前理论任务的发生

 

　　前述分析表明：双重的理论需求——基于新时代对理论发展的一般需求和基于理论发展规律对理论学理化的特殊需求——共同构成了当前我国社会新理论需求的基本结构。

　　

（1）关于当前理论发展节点的分析

 

　　1、如前所述，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跨越已最终完成。而随着全面实现现代化阶段的进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已然开始。

　　同时，基于第二次理论自觉在理论本体建构上的不足，及其与新时代要求的差距，在完成对理论意识形态的整顿之后，尽快启动、进行，并完成理论发展的内部协调进程就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在理论上最迫切的问题。

　　2、不解决这一问题，就不可能仅仅在偏重于财富增长的“富起来”的理论叙事上，为“强起来”所要完成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以及把握战略机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等新时代的历史使命，提供全面的，且逻辑统一的合法性论证；也难以为达到上述“强起来”的目标对所须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提供必须的理论支撑。

　　3、同理，不解决这一问题，就不可能在仅仅偏重于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对外开放的理论叙事上，为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所作为，不断为人类、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为在面对复杂的世界风云中，最终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与敌对势力展开长期顽强的斗争，为最终战胜并取代资本主义提供科学的、理性的和正确的理论支撑。

　　4、因此，无论是从国内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还是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外在趋势来看，抑或从两者的叠加统一来看，中国的理论发展都已在逻辑上面临一个客观的节点：即不解决这一节点问题，“强起来”的发展阶段在理论上就难以顺利、有效和高质量地实现。

　　5、从党的理论发展的规律来看，重大理论-政治节点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党的思想武装运动来解决。一方面，由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党所面临的情况不同，用以武装的指导思想及其特点不同，其思想武装也必然因此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但另一方面，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武装运动，仍显现出一系列共同的规律性的特征。一个典型的思想武装进程大致由下列阶段构成：第一、全党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创新理论的学习阶段；第二、应用创新理论研究现实实践的整风阶段；第三、以创新理论为依据，对对立的思想、理论进行批判的阶段；第四、以党的指导思想为依据，学习和重构党的历史的阶段；第五、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在思想上最终完成思想武装的阶段。

　　6、因此，依据上述关于思想武装一般进程的经验规律，一方面，可以相当准确地判定和预测一次思想武装运动发展的进程与状况。另一方面，依据自觉实践的历史发展规律，也可以相当准确地判定：上述理论-政治问题在政治上必然面临一个客观的解决节点。显然，党的20大最有可能成为这个节点。只有这样，才能最适时地，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理论上真正开始“强起来”的复兴阶段。在此，这是一个理论-政治的双节点的判断。

　　7、从自觉规律来看，当前中国理论意识形态的发展已然已面临一个质变-飞跃的关节点：即：在理论上充分适应新时代政治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进行全面的、彻底的和高质量的理论内部协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上重建、并完成党的指导思想在理论、历史和政治武装的统一。

　　8、同理，基于上述关于当前中国理论意识形态的发展已然已面临一个质变-飞跃的关节点的判断，可以进一步认定：尽快启动和完成理论发展的内部协调进程，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历史性新发展的一个时代的奇点（奇迹点）。

　　9、在此，新时代对新理论的一般需求，当前理论发展对理论内部协调的特殊需求和当前中国社会、政治及理论发展节点对理论发展的极限需求，共同构成了对新理论自觉的实际的、真实的和急迫的需求。这一状况表明：当前我国理论发展已然正处在一个决定性的关节点、质变的临界点和历史性的奇迹点上。

　　

（2）基于第二个理论自觉的新理论供给分析

 

　　1、从理论供给/理论生产的角度来看，鉴于第二个理论自觉作为当前主流意识深层学理上的实际支撑的地位。新时代理论需求的供给，在逻辑上可首先考虑通过第二个理论自觉本身的发展来满足。

　　2、但前述关于第二个理论自觉本身在学理上的不足，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后果的分析已经表明：由于理论所依据的时代、主题和战略目标不同，第二个理论自觉在其深层学理逻辑上不可能达到与新时代在本质上充分适应的状态。即：既不能及时、充分、有效地反映和满足时代提出的理论需求，亦难以发挥理论对时代发展的积极的反作用。简言之，现存的第二个理论自觉及其阐释，在学理逻辑上已无法、亦不能（实际上也不允许）满足新时代的需要；在实践上已难以达到新时代的要求。即：在本质上已然不能适应时代了。

　　3、从学理上看，其不适应产生的根源在于：在第二个理论自觉的理论框架下，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基础理论体系在现有理解阐释体系内的不自洽，以及基于这种不自洽导致的在各理论、历史、政策层面的认知矛盾。这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其成为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缺乏一种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般理论的科学、统一和有效的理论-阐释体系，因而无法在学理上消除上述各层面的认知矛盾，无法达成更深层次的思想、历史、政治以及时代间的统一。值得强调的是：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或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承认，这一深层次的矛盾及其影响的存在都是客观事实。只要没有新的更有效的理论内部协调，没有基于这种协调一致基础上的逻辑统一的理论阐释体系的出现，则上述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4、较之我党基于历史发展特征，对“思想建党”、“理论先行”的特殊的政治要求、特殊的政治传统和优势，则第二个理论自觉的不足及其导致的后果亦已表明：其与新时代发展之间的矛盾已变得更加突出。尤其是近一段时间，该矛盾更是通过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内外经济-政治事件，以及国家相应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政治政策的方向性调整，而表现得更为明确和尖锐。

　　5、从理论内在逻辑的适应性上看，因缺乏充分的理论内部协调基础，第二个理论自觉本身对新时代在本质上不能充分适应的状态，不可能通过单纯的理论改造来解决。作为反映时代要求和反作用于时代的理论，其根本就在于理论对时代的特定主题与任务的反映和一致。时代及其所决定的主题和任务的变化必然导致理论的变化。在此，因时代主题和任务的变化而被放弃的理论，并非其本身错误，而仅仅是因为其已不再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时代需要，已不再是时代最迫切的需要而已。一旦其所适应的条件在某种历史条件下重新具备，则该理论必然会重获新生。因此，通过单纯的理论改造来解决上述问题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的，因而是不必要的，在现实中则是困难的。因为它在学理逻辑上要求同一个理论须至少对应两种以上的时代主题和任务，这不仅在技术上难以做到，而且也无意义。在此，较之理论改造，理论创新显然更易于适应时代的要求。

　　6、从理论的采纳成本上看，理论创新远比理论改造在一系列采纳成本上更有利：包括更易理解、更易被接受、更易与传统理论、历史和现实等保持统一性，更具推广性或阻力最小、更受欢迎等。因此，理论创新有比理论改造更高的社会功效比，从而也更为合算。

　　7、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判定：第一、在新时代对有力而有效的理论支持的需要达到最高程度的时刻，第二次理论自觉却在一定意义上因在理论内部协调的不足，而处于由此引致的失能、低效，软弱无力的状态；第二、这种状态意味第二次理论自觉难以在其内在逻辑上适应，或更好、更有效地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第三，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状态更意味着：作为意识形态的第二次理论自觉与作为社会存在的新时代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且其已发展到了一个关节点：在此，时代最迫切地需要通经过有效的内部协调的理论自觉，如果不能或不易通过第二次理论自觉自身的发展来解决这一需要，那就只能通过创造一种新的学理阐释体系来解决这种需要，来突破前述理论意识形态发展的梗阻，并最终完成理论对新时代的适应，为理论对新时代的反作用奠定基础。

　　

（3）基于新理论自觉的新理论供给分析

 

　　1、从理论供给/理论生产的角度来看，新时代的理论需求还可通过实现新的理论自觉来满足。如前所述，在排除了对旧理论改造的选项之后，这在事实上已是唯一的、同时也将是最有效的理论供给途径。

　　2、通过实现新的理论自觉来满足新时代的新的理论需求。即：在使理论充分实现外部政治适应的基础上，通过深入完备的理论内部协调，形成在学理上能更全面、更准确、更深刻地反映时代需要，在反作用上能更直接、更有力、更有效地推动时代发展，在整体上能最大限度体现党的历史-理论-政治（思想武装）高度统一的，且更明确、更完善的理论-阐释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重建，并实现党的理论与时代的再适应、再统一，进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成对全党、乃至全社会的思想武装，重塑，并形成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认同。由此为党的政治领导建构，并提供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基于空前的思想统一及政治团结的意识形态基础。这将会极大地促进时代的发展，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达成。

　　3、从理论供给/理论生产的角度来看，上述通过理论内部协调来满足新时代理论需求的实质是一种技术性的理论创新；从自觉规律的角度来看，当这种技术性理论创新涉及时代发展的主题和任务等基础因素的变化和适应时，这种技术性的理论创新就不再是局部的、单纯的技术创新或改良了，而是整体性的和替代性的理论发展。即在本质上演化为一种新的理论自觉或新的飞跃。因此，这种技术性理论创新的过程也不再是局部的理论改进或技术改良，而在事实上是一个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并以这种发展为基础的，以一种新的适时的理论自觉取代前一种理论自觉的自觉更替的过程。亦即自觉本身历史发展的过程。

　　

（4）当前的理论供求关系和理论任务的提出

 

　　1、基于前述分析，可以认定：作为新时代新理论需求的新供给的，在已充分满足外部政治适应基础上展开的理论内部协调，其实质不仅是一种技术性的理论创新，而且是一种新的时代的理论自觉，更是一个自觉更替的进程。而当对这一自觉的认识被逻辑地作为本文研究的对象时，我们当前的理论任务也就现实地产生了！在此，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新自觉的发生，及对其的理论，认识构成了本文——论我们当前的理论任务——的研究对象或研究任务。

　　2、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及党的理论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理论总是根据时代的需要被产生和被发展的，或理论总是根据时代的需要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正是在此关节点上，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学术视角的，新的时代的理论自觉任务得以形成和提出。毫无疑问，这是新时代的理论需要，更是其现实需要：是时代的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学理-阐释层面上进一步完备的要求，也是理论本身与时俱进的需要；是推动新时代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首要的、前提性的问题，也是永葆党的理论优势的需要；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完成的理论使命。

　　需要强调的是：一切科学理论都是通过其概念-框架来构筑科学世界的图景，并通过这些概念-框架来实现科学的自我理解的。同样，新的时代的理论自觉也是通过其概念-框架系统来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图景，并通过这些概念-框架来实现对自觉的自我认知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当前的理论任务的提出和构建无疑具有基础性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

　　

（四）关于当前理论任务的发生

 

　　对本文研究的第二个任务——基于自觉理论，对我们当前的理论任务形成的分析——业已完成，现将研究的主要结论概述如下：

　　1、本节的工作在于：基于自觉的理论范式，本节首先有针对性地、系统地分析了在深层的学理意义上支撑当前主流意识的，党的第二个理论自觉的形成、学理上的特点。论述了其基于对时代的整体适应所取得的巨大历史性成功，以及其不足、不足根源和影响。其次，有针对性地、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时代的进入、变化，以及基于这种历史变化对理论意识形态的新需求。第三、以第二个理论自觉的理论供给和新时代的理论需求为基点，建构了当前我国理论自觉的供求分析框架。进而在此框架下系统地、有针对性分析了当前我国理论自觉的供求节点、第二个理论自觉学理上的不足及其局限性，以及理论创新的意义，概括了新理论自觉及自觉更替的本质，揭示了当前理论任务形成的现实背景。

　　2、本节的重要创新就在于：分别在供给、需求和供求统一三个层面上，应用自觉范式，对新时代理论自觉的发生、背景和原因进行了具体的应用分析。从而认识当前的理论任务提供了一个发生学意义上的认识基础。

　　3、本节的启示则在于：在具体时代任务的特定意义上，切身地体悟到了自觉的发展与更替，以及作为理论与时俱进发展的具体表现的，在自觉更替中汰旧创新的历史现实性。

　　4、在此，本节提出并论证了作为本文研究对象或认识任务的“我们当前的理论任务”本身。 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也表明： 当我们明确地提出我们当前的理论任务时，实际上意味着又一次新自觉所需要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且新自觉在事实上已经开始。在此，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又一次新自觉正是我们时代的理论使命，而我们当前的任务就在于努力认识、实现和完成这个自觉。这是我们对当前的理论任务的第二个层次上的认识。以此为基础，即可对当前理论任务的基本建构进行分析。

　　

四  当前理论任务分析：任务的建构

 

　　毛泽东曾深刻指出：“理论的意义全在于应用。”因此，在对当前的理论任务形成分析的基础上，作为自觉理论的现实应用，对当前的理论任务的最基本的认识建构，就成为本文研究的第三个任务。

　　

（一）当前理论任务的本体概念

 

　　以前述的发生学分析为前提，当前理论任务的基本概念可建构如下：

　　

（1）当前理论任务的本质

 

　　1、从自觉理论及规律的角度来看，可以认定：作为我们当前的理论任务，新自觉的本质在于：它不仅是（或被表现为）一种学术性的理论创新，其实质则是一种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的理论自觉（飞跃），其历史任务（或使命）更在于要进行或完成一次理论自觉的历史更替，并以此来完成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塑造和引导。

　　2、从自觉理论及规律的视角出发，可以确认：在此，作为我们当前的理论任务，新自觉在内容上将由对新时代的理论自觉、历史自觉、政治自觉，以及作为整体结论的时代自觉构成；

　　在此，自觉及自觉的更替的实质就在于：它是一场思想理论上的自我革命。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能在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不断进行以自觉的更替为内容的自我革命。即：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并以之指导时代的发展。

　　3、从 “自在——自觉（觉醒——自觉——觉悟）——自为”的理论及理论分析框架来看，可以认定：当前的理论任务是时代提出，并要求给予回答的一个巨大的理论认识问题，其从提出到回答的过程，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又一次新的自觉进程，它意味着又一次新的理论飞跃，将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时代，并导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完成。

　　上述分析，从不同的角度，多方面概括和揭示了当前理论任务的本质。在此，基于‘并由该本质决定，回答并完成对这个理论任务的认识，推进并完成这个新的自觉和理论飞跃是推动新时代未来发展的首要前提，也是当前我们必须完成的认识使命。

　　

（2）当前理论任务的特质

 

　　1、从自觉理论及规律出发，可以认定：作为一个新的理论自觉，必然在理论建构上具有对全部历史实践和理论的再次理解或重新理解，以及基于重新理解之上的彻底性的特质或特征。即：每一个新的理论自觉的建构都必然涉及对以往历史以及思想史的重新理解与总结，以保证新理论自觉在学理意义上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以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历史飞跃和理论自觉，以及作为这些飞跃和自觉的理论表现形式的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三次决议最典型地表明了这种理论发展中的重新理解的特质。在此，理论自觉对全部历史实践和理论的再次理解或重新理解，构成了当前理论任务的第一个特质。

　　2、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发展中的这种重新理解，使得理论的彻底性——在此，彻底性就是科学性——得到保证。即：通过和凭借理论的彻底性来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律，实现用理论“说服人”，以及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巨大的“实践力量”。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那样：“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改变社会的物质力量。”这一真理性的结论，在今天依然有效。在此，理论自觉在理论上的彻底性，构成了当前理论任务的第二个特质。

　　3、正如马克思在论述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时曾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革命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就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在此，新的理论自觉及自觉的更替也具有与之完全相同的特点。因此，理论自觉的自我批判、自我革命的能动特性，构成了当前理论任务的第三个特质。

　　上述分析，揭示了作为当前理论任务的新理论自觉所具有的理论特质。

　　

（3）当前理论任务的建构体系

 

　　1、自觉理论及规律表明：时代的演进与基于时代演进的新需求、基于新需求形成的新的理论供求关系、新理论供求关系下的理论对外部的政治适应，理论的内部协调，基于新理论供给的理论武装，基于新理论武装的新时代的构建，以及基于新时代的历史奋斗等诸环节，依次构成了一次理论自觉发展、演进的完整路径。

　　2、前述关于自觉问题的发生学分析表明，作为当前的理论任务，新理论自觉以理论的内部协调为切入点，并在此被提出，进而由此出发，依次展开和完成其后的理论自觉进程。

　　3、结合自觉理论与当前理论意识形态领域的现状，对新理论自觉的建构必然形成一个以自觉理论及规律为理论分析前提、以对新时代横向结构的理论认识为新自觉、以对党百余年来自觉发展史的纵向历史分析为内容及最终结论的总自觉体系。

　　上述分析，从不同角度建构了作为当前理论任务的新理论自觉论述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这也是本文建构和论述的体系，

　　

（4）当前理论任务的本体概念

 

　　通过上述关于新自觉本质、特质及建构体系的分析，笔者完成了对作为当前理论任务的新理论自觉的本体概念的建构。在此，新理论自觉本体概念的提出，以及对该概念的理解，构成了我们对当前理论任务的第一个层面的认识。

　　

（二）当前理论任务的建构原则

 

　　从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来看：基于理论-阐释体系本身的意识形态属性，结合当前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可以确认：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活动，新的理论自觉的建构，必须在恪守下列原则要求的前提下进行：

　　

（1）当前理论任务建构的政治原则

 

　　1、基于新自觉的政治属性，从政治层面上看：首先，必须绝对地坚持理论自觉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立场，并在坚持这一政治立场的前提下，绝对地维护党对意识形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阐释的领导权，并真正实现这个领导权。

　　需要指出，并强调的是：必须将曾被视为单纯专业学术活动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释活动，在政治上置于党的绝对领导和控制之下。换言之，在政治上，任何理论阐释都应当或必须从属和自适应于党的相关正式表述和权威论述；任何技术性的研究都应，且只能在此原则下展开。

　　2、其次，必须确保新理论自觉绝对地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并能从意识形态出发促进新时代的发展。在此，必须正视以往理论自觉在理论内部协调上的不足，高度重视并真正科学地完成新理论自觉的技术建构；必须记取苏东剧变在意识形态上的历史教训，坚持对全体人民进行基于意识形态灌输的长期、持久和有效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必须以在意识形态上争取、教育和培养整整一代人的工作为目标，从培养新一代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战略高度来看待理论自觉。

　　3、第三，基于自觉的理论范式，从政治领导层面上看：还必须记取以往不同历史时期对意识形态治理——或过严，从而导致社会思想僵化；或过松，从而导致社会意识混乱——的教训，力求能够建立一种在党的有力领导和治理下的，积极、开放的、充满发展活力的、理想的理论意识形态体制。即：对内，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绝对政治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在技术上允许对主流思想体系不同侧面和不同层次的学理性、技术性解释，及其相互之间的学术竞争；对外，除在政治上禁止和批判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反动理论意识形态之外，在技术层面上允许和鼓励对其他各种思想理论的研究，以及其相互之间的竞争。以求得和保持整个意识形态在服从党的领导、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同时，拥有足够的活力。在此，一个既有管理又有活力，且管理与活力之间恰到好处地平衡的体制，将会造就一个既有统一意志和秩序，而又生动、充满活力的理想的理论意识形态，这将会有力地促进新时代的发展。

　　4、在此，坚持根本的政治立场和党的领导，确保新理论自觉绝对地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并能促进新时代的发展，以及建构理想的意识形态体制等，构成了建构当前理论任务在政治层面上的基本原则。其实质是新理论自觉阶级性和政治性的体现，它构成了当前理论任务研究的第一层次的原则，亦即新理论自觉建构的第一性原则。

　　

（2）当前理论任务建构的导向原则

 

　　1、从理论自觉的目标取向来看，如前所述，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时代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导向则是行动的指引和方向。在此，问题导向就是以解决问题为指引，着力解决最突出矛盾和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实质上是一个以发现、分析问题，进而在此基础上以解决问题为方向，以问题解决的实际成效为标准的解决问题的过程。

　　2、从上述理解出发，可以认定：当前理论任务的实质是立足新时代的发展需求，进行理论创新，实现新的理论自觉，进而进行和完成理论自觉的时代更替。在此，应当、而且必须从这一历史性的自觉整体转换或更替的理论视角， 而不是从一般的理论局部改进的技术视角来理解和看待当前理论任务。

　　3、可以认定：作为当前的理论任务，新的理论自觉的发生-切入点就在于理论内部的协调进程。其关节点就在于解决理论在学理-技术层面上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而重构明晰、自洽、统一理论体系，重建理论、历史与政策的高度统一，在精神上建构我们当前的整个时代。在此，应当，事实上也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和实际解决这些基本理论问题，而不能从一般技术的视角，以及传统的实用主义的视角来理解和对待当前的理论任务。

　　4、可以认定：作为当前的理论任务，新时代理论自觉问题解决的根本就在于：在进行科学的理论内部技术协调的基础上，建构一个能够适应时代需求的宏观的理论-战略体系，以应对现意识形态的斗争。在此，第一、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通过积极的和大尺度的理论综合，特别是理论的历史综合，来建构一个概念明确的、逻辑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阐释架构；第二、必须依托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阐释架构，在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基础上，大力进行理论和意识形态灌输，必须适当而卓有成效地展开对各种对立理论意识形态的批判。在此必须明确一点：不破不立，如不能在意识形态竞争的意义上击败对立的理论意识形态，就无法有效地阐释和树立我们自己的理论意识形态，也就无法有力地维护被意识形态反映和保护着的新时代，无法维护我们自身赖以存在的精神意识和社会制度，甚至无法理解和表达我们自身；第三、必须在进行有效的内部政治整顿的基础上、在严格贯彻党的政治纪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党的理论工作者——作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理论创新、发展、自觉和宣传中的作用。第四、在此，最重要的还是要对全社会的人民群众进行真正有效的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意识形态教育。

　　5、在此，坚持自觉更替的视角、坚持解决问题的视角，以及建构能够适应时代需求的宏观理论-战略应对体系的视角等，构成了建构当前理论任务在问题导向层面上的基本原则。其实质是新理论自觉现实性的具体体现，它构成了当前理论任务研究的第二层次的原则，亦即新理论自觉建构的第二性原则。

　　

（3）当前理论任务建构的技术原则

 

　　1、基于自觉理论和当前我国主流理论意识形态在学理-技术上的现实状况，从技术层面上看，可以判定：作为当前的理论任务，新理论自觉问题在学理上的解决路径就在于；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对以往原有的各自觉体系进行理论综合，以形成新的、适合时代需求的，学理化、系统化的理论自觉体系。在此，局部的技术改善、重释和修补等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今天的问题了。

　　2、首先，从理论发展史和理论发展的技术逻辑的角度来看，进行理论综合是实现理论体系性创新最佳的技术途径。一般而言，理论综合通常是在时代转折时期，以及在以这种时代转折为基础的新旧理论相互交错的背景下，由专业学术团体基于理论内部协调的需求完成的。 但在当前的中国，理论综合的需求则是由时代发展的政治要求和理论发展的内协要求构成的。即：当前的理论综合是由双重要求共同决定和促成的。

　　3、其次，基于自觉理论和当前我国主流理论意识形态在学理-技术上实际存在的不足，从技术层面上看，可以认定：作为当前的理论任务，新理论自觉问题在技术上的解决出路，就在于真正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总体性观点，力求在极其复杂的社会联系中，尽可能科学地实现理论自觉；进而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自觉重建社会的精神结构，并最大限度地唤醒全体人民的作为历史运动主体的自我意识，重构其历史主体性，重铸其灵魂，发挥其历史能动作用。也只有借助总体的观点，才能摆脱片面的经济决定论，意识到自身在改变现实中的能动性，才能打破在意识形态中无所作为的困境，才能认识到斗争的必要性，才能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4、第三、基于自觉理论和当前我国主流理论意识形态在现实意识形态中的弱势、边缘化状况，从技术层面上看，可以认定：作为当前的理论任务，新理论自觉问题在政治上的解决出路，就在于重建（或恢复）其斗争性。即在通过教育、宣传来武装全党，乃至全社会的同时，也通过来必要的、适度的和可控制的意识形态斗争来推动思想武装的完成，共同建构新时代，并推进时代的发展。

　　在此，在意识形态的结构和运行中，从某种意义上看，教育和宣传也只不过是斗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在意识形态的竞争和斗争中，不仅要批判一切反对和有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发展的理论意识形态，也要自觉地批判在当前社会中，在事实上不同程度存在着的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和普遍存在着的物化意识。对此我们必须警惕。

　　5、在此，在对当前理论任务建构中，坚持理论综合的路径方向，坚持总体性的技术取向，重建全体人民主体性，以及坚持和重建主流理论意识形态的斗争性等，组成了建构当前理论任务在技术层面上的基本原则。其实质是新理论自觉科学性和批判性的体现，它构成了当前理论任务研究的第三层次的原则,亦即新理论自觉建构的第三性原则。

　　

（4）当前理论任务建构原则小结

 

　　上述分析，揭示了建构新的理论自觉或飞跃所必须服从和恪守的政治、导向和技术等三个方面的原则。只有在此前提下建构的新的理论自觉或飞跃才是为新时代所需要的，也才是能被新时代所接受的，也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至此，我们完成了对新理论自觉建构原则的认识。即对当前理论任务的第二个层面的认识。

　　

（三）当前理论任务建构的基本节点

 

　　基于、并应用前述关于当前理论任务的本体概念和建构原则，笔者对新理论自觉建构的内涵要点——即：新自觉的基本节点——予以进一步的揭示，并初步形成了一个大致体系。可极简洁地表述如下：

　　

（1）对自觉本身的自觉

 

　　1、本文第一节所论述的自觉理论、作自觉实践的历史分析，以及专门用于表述党的理论发展的自觉规律，共同构成了当前理论任务——新理论自觉——进行分析和建构的统一的理论前提。

　　2、需要强调的是：从历史发展的理论规律的应用及其结果来看，理论规律是应用结果的本质形态，应用结果则是理论规律的现象形态。在此，应用结果是历史主题在现实约束下为将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而展开的实践过程及其结局——即历史命运。它是实践中的诸多可能性竞争的最终结果。在此，作为主体的人并不在应用结果之外，而在应用结果之中。换言之，应用结果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命运，本质上是可变的：可以改变、可以抗争，也可以创造。其决定的关键就在于能否使主体能动的创造力同现实条件之间达到一种具体的历史统一。在此，自觉规律与社会历史命运间的关系构成了对新理论自觉进行分析和建构的理论基点。这一逻辑也同样适用于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

　　3、作为对自觉理论及规律的现实应用，当前理论任务的实质是创建新的理论自觉，实现新的理论飞跃，并为适应时代转换及新时代的需要进行新的自觉更替。它将在理论上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时代，并导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完成。进行，并努力完成这一自觉及自觉的更替，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更是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天职和使命。在此，完成新自觉及自觉的更替，构成了我们当前理论任务的实质内容。

　　4、在此，本文对自觉理论及自觉规律、自觉规律与中国社会历史命运的关系，以及自觉规律现实应用的实质的分析，构成了对作为当前理论任务——新理论自觉——进行建构的综合的理论前提。

　　

（2） 对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自觉

 

　　1、从中国现代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社会主义进程在当前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是在“富起来”的基础上，通过治理及深化改革，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历史主题可概括为“治理-复兴”，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强起来”和实现民族复兴的问题，该阶段的发展将经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三个发展时期。我们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正在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过渡的节点上。

　　2、在此，当前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是组成中国道路的诸发展阶段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对这一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认识，构成了我们对当前所处历史发展方位的历史自觉。

　　3、与第三阶段“治理-复兴”的历史主题相适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已发展起来的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新的历史结合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其形成和创立，实现了党在理论思想上的新飞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即：通过治理和深化改革，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经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一系列发展阶梯、最终通过建国以来的百年奋斗，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在这一伟大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已胜利地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已顺利地转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阶段，正在党的领导下，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步实现作为民族复兴第三个阶段的“强起来”的目标，并将最终由此达到民族复兴的完全实现。

　　4、在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新结合的伟大成果和党在理论思想上的新飞跃，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最新理论成果。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迄今为止的最新形态，而对这一特定思想体系的理论认识，构成了我们对当前新时代指导思想的理论自觉，同时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的、最完整和最全面的理论自觉。

　　5、基于 “治理-复兴”的历史主题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进行了以一系列实践教育、专题教育和专题学习为具体形式和形态的思想武装运动。截至目前，属于思想武装范畴的有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等三次。其任务在于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其目标则在于通过思想武装，使全党在思想上习近平化，成为党领导时代发展的最有力的工具，形成全党在新时代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和政治上的空前团结，以推动新时代的发展。这一思想武装运动目前正处在进行之中。这将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思想武装运动，也是一次最重要的自觉运动。

　　6、在此，作为现阶段党所领导的新思想武装运动，其在理论、实践和历史上均属于党的思想武装的最新体现。对这一特定思想武装的理论认识，构成了我们对当前新时代思想武装的政治自觉。

　　7、上述历史自觉、理论自觉和政治自觉的综合，形成了当前的时代自觉。为此有必要精细地区分历史阶段和时代的概念：前者泛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某一特定的历史段落；后者则特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通过以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指导思想对全党进行思想武装，对全社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在实现全党乃至全社会思想上空前统一和政治上空前团结的思想政治基础上形成的，与党的政治领导和领导核心紧密结合、相互高度适应和积极相互作用的社会政治状态。换言之，在此，只有完成了与时代要求相一致的思想武装的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才可称之为时代。因此，只有完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全党及全社会的思想武装，才能够认定：我们在实践上进入新时代的同时，也实现了对“复兴”时代的时代自觉，并在这一意义上真正进入了新时代。

　　8、在此，作为现阶段党所领导的时代自觉，其在理论上属于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历史进程在当前发展阶段的最新认识，并构成了我们对当前新时代的时代自觉。

　　以上对当前发展阶段的历史自觉、理论自觉、政治自觉和时代自觉等的分析，构成了我们对当前发展阶段的自觉整体——当前 “治理-复兴阶段的横向自觉结构——的分析。即：我们对现阶段与时代的整体性的自觉。

　　

（3）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或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总进程的自觉

 

　　1、从中国近现代史来看：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由封建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这一历史进程，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两个历史时期构成，其历史主题可概括为“革命-建设”，所要解决的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与基本经济社会建设的问题。在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乃是由中国近代发展的特殊历史进程所决定的，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必须的历史前提。同时，中国近代发展的特殊历史进程也决定了，中国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所进入和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是一个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特殊形态的社会主义。

　　第二个阶段即在“站起来”的基础之上——即在奠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获得基本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增长的历史时期。其历史主题可概括为“改革-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富起来”的问题，即实现工业化，实现总体小康的问题。从改革历史发展的内在视角来看，该阶段的发展经历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两个发展时期。

　　第三个阶段即在“富起来”的基础上，通过治理及深化改革，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历史主题可概括为“治理-复兴”，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强起来”和实现民族复兴的问题，该阶段的发展将经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三个发展时期。如前所述，我们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正在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过渡的特殊时点之上。

　　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的和历史的前提条件被理解、并纳入整个中国社会主义进程——即广义中国特色主义——范畴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两者的统一性有详细、明确的论述。毛泽东指出：“这个革命（指中国革命——笔者注）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中国共产党在“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不能半途而废”。

　　2、在理论上可将上述我党领导全国人民为之奋斗至今的伟大历史进程，概括为一条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独特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即从广义上理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此，应将第一阶段“革命-建设”中的“革命”，视为区别于苏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并与原义仅在于区别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并列。进而将三者理解为（事实上也是如此）一个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进程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由此实现党百余年伟大历史进程在理论上的统一，以及对新时代历史地位在理论上的明确。

　　3、在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三个阶段的认识，分别构成了关于“革命-建设”阶段的第一次历史自觉，关于“改革-发展”阶段的第二次历史自觉和关于“治理-复兴”阶段的第三次历史自觉。三个阶段分别标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其总合则构成了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整体的历史自觉——即广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自觉。其中，“治理-复兴”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也是最其完成阶段。此即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理论阐释，亦即我们的历史自觉。

　　4、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演进来看：与第一阶段“革命-建设”的历史主题相适应，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第一次结合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创立实现了党在思想理论上的第一次飞跃。在此，毛泽东思想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正是在这一划时代伟大理论的指导下，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胜利，使中国人民得以重新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了作为民族复兴第一个阶段的“站起来”的目标。

　　与第二阶段“改革-发展”的历史主题相适应，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创立实现了党在理论思想上的第二次飞跃，在此，邓小平理论是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理论。正是在这一划时代伟大理论的指导下，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胜利，实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以中国经济总量及综合国力雄居世界第二位为标志，实现了作为民族复兴第二个阶段的“富起来”的目标。

　　与第三阶段“治理-复兴”的历史主题相适应，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第三次结合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创立实现了党在理论思想上的第三次飞跃。在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已初步发展起来的中国，通过治理和深化改革，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经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一系列发展阶梯、最终通过建国以来的百年奋斗，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当前，我们正在这一伟大理论的指导下前进，并将在其指导下实现作为民族复兴第三个阶段的“强起来”的目标，最终实现中化民族全面复兴的“中国梦”。

　　5、在理论上可将上述我党百余年来领导全体人民奋斗至今的指导思想，综合为一个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标，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理论体系，即从广义上理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此，应将第一阶段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视为区别于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并与原义本在于区别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并列。进而将上述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三个指导思想综合为一个统一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整体思想体系，即广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个关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进行建设、改革-发展、治理-复兴的理论。由此实现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在理论体系上的，且基于内在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真正统一。

　　6、从理论发展层级的逻辑演进来看，一方面，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个辩证和历史的发展进程，一个根据时代的主题不断创新和扬弃的发展进程，也是一个理论自觉的“正——反——合”的发展进程。且在这个进程中，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水平的提高，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愈益明显。理论因此可以，而且应该，并在事实上走到了实践的前面，指导着实践活动。另一方面，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发展层级上应属于“思想”、“理论”之后的、更高级的“主义”形态或层级。从思想内涵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来看，正如毛泽东思想包含着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基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新发展一样，邓小平理论包含着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基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新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着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基于新时代治理-复兴实践的新发展。因此，无论是从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看，还是从理论本身内涵的继承发展关系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处在“主义”的范畴-层级上，这不仅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最高形态，更是一个内在地包涵和统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更为宏大的理论体系。从历时的观点来看，反映某一历史实践过程的理论，往往出现在它的中期，甚至后期，而对规律的真正的认识，都是在其过程达到最后阶段才完成的。从广义意义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也是如此。

　　7、在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种历史形态的认识，分别构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形态的第一次理论自觉、以邓小平理论为理论形态的第二次理论自觉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形态的第三次理论自觉。三种理论形态分别标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不同层级及其所反映和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其相互之间是后者对前者依次的，一脉相承的，并根据时代主题的需要，有所侧重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其实质是继承中的扬弃与发展。其综合则构成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的理论自觉——即广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中的第三个理论形态，也是最高的理论形态。此即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阐释，亦即我们的理论自觉。

　　8、在此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存在的反映，理论本身在人们对存在的认识中具有前提性的统摄-引导意义。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自觉乃是，且只是理论自觉在历史认识上的反映。

　　9、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的思想武装）的演进来看：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的应用，最主要地表现为党运用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的理论成果，在政治上对全党进行的思想武装运动，以及对全社会进行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

　　10、基于第一阶段“革命-建设”的历史主题，以及作为党的第一次理论自觉的毛泽东思想，党进行了以延安整风运动为典型代表的思想武装运动。其任务在于：用党在革命时代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全党在“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最初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思想的空前统一与政治团结，进而形成了全党、其后形成了全社会对其时代——毛泽东时代——的高度认同，以及基于这种认同所形成的最大限度的社会合力，有力地推动了该时代的发展。

　　基于第二阶段“改革-发展”的历史主题，以及作为党的第二次理论自觉的邓小平理论，党进行了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的思想武装运动。其任务在于，用党在改革时代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全党在“改革-发展”问题上思想的空前统一与政治团结，进而形成了全党、全社会对其时代——邓小平时代——的高度认同、以及基于这种认同所形成的最大限度的社会合力，有力地推动了该时代的发展。

　　基于第三阶段“治理-复兴”的历史主题，以及作为党的第三次理论自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进行了以一系列实践教育、专题教育和专题学习为具体形态的思想武装运动。其任务在于：用党在复兴时代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武装全党。目前，这一思想武装运动正在进行之中，且已接近完成。该思想武装运动的目标就在于通过思想武装，形成全党在“治理-复兴”上的高度的思想统一和空前的政治团结，进而形成全党、全社会对现时代——习近平时代——的高度认同，以及基于这种认同所形成的最大限度的社会合力，以推动新时代的发展。

　　11、在理论上可将上述我党百余年来所进行的主要思想武装运动，概括为一个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以党在该历史阶段的指导思想对全党进行思想武装的历史体系。由此实现党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以不同形式进行的思想武装，以及因其历史叠加形成的政治思想在内容与结构上的全面、有机的统一。

　　12、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党所面临的情况不同，用以武装的指导思想及其特点不同，因此，不同阶段的思想武装运动必然会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但同时也仍显现出一系列共同的规律性的特征。一个典型的思想武装进程大致由下列阶段构成：第一、全党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创新理论的学习阶段；第二、应用创新理论研究现实实践的整风阶段；第三、以创新理论为依据对对立的理论思想进行批判的阶段；第四、以党的指导思想为依据，学习和重构党的历史的阶段；第五、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在思想上最终完成思想武装的阶段。依据此经验规律，可以相当准确地认识、判定和预测思想武装运动发展的进程与状况。

　　13、在此， 对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中三次思想武装运动的认识，分别构成了关于以延安整风运动为标志的第一次思想武装运动的政治自觉，关于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的第二次思想武装运动的政治自觉，关于当前正在进行的一系列以实践、教育和学习等形式为标志的第三次思想武装运动的政治自觉。三次思想武装运动分别标示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中，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政治要求和达到这一要求的政治路径，其总合则构成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的整体的政治自觉，即广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的自觉。其中，当前正在进行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内容的思想武装运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中的第三次思想武装运动，也是最新的思想武装运动。此即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的思想武装）体系的理论阐释，亦即我们的政治自觉。

　　14、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历史发展来看：上述各历史自觉、理论自觉、以及政治自觉在其所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合，分别构成了以毛泽东时代为标志的第一个时代自觉，即对“革命”和“建设”的时代自觉；以邓小平时代为标志的第二个时代自觉，即对“改革-发展”的时代自觉；现正在构成中的以习近平时代为标志的第三个时代自觉，即对“治理-复兴”的时代自觉。三个时代自觉分别标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历史阶段上社会、思想与政治相统一的状态，其总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演进中的时代自觉的整体结构，亦即广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自觉。其中，对当前新时代的自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第三个时代自觉，也是最新的时代自觉。此即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体系的理论阐释，亦即我们的政治自觉。                                                                                     

　　15、可进一步将上述不同历史阶段的各历史自觉、理论自觉、政治自觉和时代自觉， 按其历史次序总体综合概括为：标示毛泽东时代的第一次自觉、标示邓小平时代的第二次自觉，正在构成中的，标示习近平时代的第三次自觉。三次自觉分别标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历史阶段的整体思想状态，其总合则构成了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创新-飞跃的整体进程和历史结构，亦即广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自觉体系。其中，标示习近平时代的第三次自觉，不仅是对现时代的自觉，同时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发展的总自觉。此即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自觉体系的理论阐释，亦即我们的总自觉。

　　16、在此，从历史-理论演进的视角来看，第一次自觉及其时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时代和最初的发展时代，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意义；第二次自觉及其时代，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速发展的时代，具有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和支撑性意义；正在进行中的第三次自觉及其时代，则标志着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完成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迄今为止的最高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思想理论上的又一次新的自我革命、新的扬弃发展、新的理论思想飞跃和新的创新发展高度的理论概括，是对新时代的自觉，更是对我党百余年奋斗历史及未来30年奋斗前景的总自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理论指南。

　　17、以上相关分析，构成了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总体发展进程的自觉——广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纵向自觉结构——的分析。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历史发展在整体上是由依次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标志的第一、二、三次自觉构成的，并表现为一个漫长而统一的，且极富阶段性特征的自觉——实践——再自觉——再实践的，在不断斗争中不断前进的总自觉的伟大历史进程。

　　

（4）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自觉的若干引申结论

 

　　基于上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层次自觉的分析，可引申出若干重要的结论：

　　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演变与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初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本义是针对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采取的与被视为经典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同的经济政策和发展路径的理论论述。其本质在于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强调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模式，而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其后，经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发展为党对现阶段纲领的概括，其科学涵义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其实质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总结前期探索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者包括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如前所述，在区分广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狭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基础上，可基于自觉理论范式，将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为广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中国社会主义。由此实现党的指导思想在理论和历史道路上的综合与统一。在此，狭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指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广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毛泽东思想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涵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最初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两大部分。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则包括邓小平理论、以及作为其同一时代主题下逻辑延伸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三大部分。

　　故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有四层意义上的理解：一是从狭义上理解，其含义仅指邓小平理论，此为最狭义化的理解；二是从当前日常应用的特定意义上理解，其含义系特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是从一般泛指意义上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则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此为目前最通行化的理解；四是本文提出的整体化或总体化理解：即从广义上理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关于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最初由邓小平提出，并于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得到了系统的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即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之间的整个历史阶段。该理论是构成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石，并逐渐延伸成为理解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基本理论范畴。需要强调的是：从该理论出发，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76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事实上亦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且为其中的一部分，尽管当时并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

　　3、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客观上是一个历史过程，也必须理解为一个历史过程；当前的“强起来”是这一漫长而又艰苦的奋斗历程中继“站起来”、“富起来”之后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复兴最后实现的阶段，复兴因此成为该历史阶段的时代主题；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这一复兴亦将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的结局；从复兴历程的总体上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艰苦的历史奋斗，在现实约束下为将复兴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而展开的历史过程。其中，在党的领导下，理论自觉通过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具有极其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在此，从结局意义上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奋斗的结果，也是我们的历史命运。

　　4、关于“完成阶段”、“最高形态”和“总自觉”等若干表述的理解

　　本文中关于当前阶段是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完成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迄今为止的最高形态，以及和新的理论自觉是对我党百余年奋斗历史及未来30年奋斗前景的总自觉等表述，均为基于本文对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大历史-大理论逻辑的一般性分析的结论。其意仅在于表述该历史阶段和该理论形态在整个大历史、大理论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历史、逻辑方位，而非宣称其已发展到历史和理论的顶点。在此，就中华民族百余年来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完成而言，亦然仍有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历程要走；就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迄今为止最高形态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言，其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简言之，阐明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方位与历史和理论本身的不断发展，在此绝不矛盾，也不可能矛盾。

　　5、党的领导核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要求，需要而且必然造就出自己的领袖集团，并以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为党的坚强的领导核心。需要指出的是：如前所述，从自觉及其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在党的领导下，以通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个中介性或过渡性社会形态，跨越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阶段为内涵和特质的中国道路，这就决定了：第一，这一道路的历史进程是一场极其复杂的、由一连串前后相继的阶段构成的，连续的和漫长的历史进程，决定党了必须依托自觉来把握历史发展阶段转换的时间节点，并适时地推动自觉的更替和发展；第二，这一道路所依次经历的各中介性或过渡性社会形态所具有的中介道路双向发展的可能性，决定了必须依托自觉来把握其历史发展的政治方向。这一切在决定了自觉本身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决定了党的领导核心在正确认识和掌握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斗争的条件上；在提出科学的理论，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政策上；必在准确地把握历史发展阶段转换的时间节点，引领历史发展上都起着极其伟大的决定性作用。

　　因此，在为完成中国社会主义空前复杂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的斗争中，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核心的领导、树立核心的领导地位和维护核心的绝对权威。为此也必须从理论自觉的角度为树立和维护这一权威提供理论支撑——包括论证、阐释、宣传、辩护和捍卫。在此，肯定核心权威的作用，维护核心的威信，服从核心的领导，就是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国家的利益、维护民族的利益、就是维护人民的利益，就是推动和捍卫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是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反复证明了的政治原则。

　　6、对当前党的领导核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系的理解

　　十年来的发展和成就表明：作为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成长和锻炼出来的无产阶级的领袖，习近平具备科学的世界观，能够正确认识和掌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科学的理论，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政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方向；拥有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目标和伟大胸怀，能够高瞻远瞩，既站在历史洪流之前，又置身于群众之中，卓有成效地领导党和广大人民进行斗争。是人民的公仆，善于正确地反映和集中党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具有最广大的群众基础的领袖的一切特点。

　　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强起来”的时代和道路，再造了党，开辟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是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强起来，最终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领袖和领路人；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一历史阶段发展的设计师、实践者和监督者，是党的领导核心。

　　他的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中国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是又一次新的理论自觉。这一理论具有产生即成熟的特点，具有通过自我革命，在立中破，以及极为完备的战略安排的特点。这一理论是一个开放的，正在发展中的，并将在未来的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体系。这一理论是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灵魂。它将指引我们完成全面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国家民族的统一，克服阻碍我们复兴的一切外部力量，走向中华民族的复兴的“强起来”的整个历史进程。

　　在此，核心本身就是力量，就是旗帜，就是感召。人民创造历史需要有组织、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英明的领袖的领导。即人民是在，而且只有在党和领袖领导下才能创造历史。在此，习近平作为领导核心，已为新时代的中国立起了思想的灯塔，举旗定向，掌舵护航。

　　我们的职责就在于不断使自己在思想上习近平化，成为党领导时代发展的最有力的工具，真正担当起时代的使命，发挥历史主动性，坚定信念，知行合一，努力斗争，创造性地写好时代属于自己的一页，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此，维护核心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一个主题，也是党的一项制度，更是我们的事业的保证。必须将忠诚、拥戴、捍卫、维护、敬仰和服从党的核心作为一种责任，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的核心保持高度一致。

　　在当前，基于时代的转折，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的长期侵蚀，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在于：第一、必须进一步强化核心的权威，强化全党及全体人民对核心的政治遵崇，这应当和必须成为当前新时代的一项政治原则；第二、越是在转折关头，越是面临艰巨复杂的任务和局面，就越是要强化这一原则；第三、当前首要的政治任务就在于强化追随一个核心——即在习近平总书记、践行一个思想（主义）——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一条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三位一体的政治统一性。

　　毫无疑问，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政治上来看，深刻地理解这上述各引申结论都是十分重要的。

　　

（5）当前理论任务建构的基点体系的构成

 

　　上述对当前理论任务分析的理论前提、对当前发展阶段的自觉、对总发展体系的自觉的分析，构成了新理论自觉建构所内涵的基准节点体系，即：建构新的理论自觉或飞跃所必需的大致体系。在此，只有围绕此要点体系建构的新的理论自觉或飞跃才是能为新时代所接受的。换言之，也只有大致具备了上述系统性的自觉基点，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实现真正的理论自觉。由此，我们完成了对新理论自觉基点的基本认识，即对当前理论任务的第三个层面的认识。

　　

（四）关于当前理论任务的建构

 

　　对本文研究的第三个任务——当前理论任务的建构的研究——业已完成，现将研究的主要结论概述如下：

　　1、本节的工作在于： 基于对新时代理论自觉的需要——当前的理论任务——的分析，本节在理论建构的意义上，首先有针对性地、系统地分析了当前理论任务的本体概念，阐明了其本质、特质及其学理构成体系。其次，有针对性的、系统地论述了当前理论任务的建构原则论，阐明了其建构出发的政治立场、其关注的问题导向和其所侧重的技术取向。第三、在前述基础上，结合新时代在当前的理论需求及我国理论意识形态的供求现状，进一步建构了关于当前理论任务的内在自觉基点，及其基准体系。阐明了作为新自觉建构出发点的统一的理论前提；阐明了对当前发展阶段的自觉。即：对新时代的自觉；阐明了对中国社会主义总体历史发展进程的总体自觉，即：广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自觉。从而为作为本文研究对象和认识任务的新时代理论自觉建构了一个完整的自觉体系。

　　2、本节的重要创新就在于：在建构学的意义上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历史、政治，以及时代在整体上高度统一，进而以之为前提，指明了我们当前的理论任务——新时代理论自觉的基本内涵。

　　3、本节的启示则在于：在新自觉具体建构的意义上，我们切实地感受到了新自觉在理论创新，满足时代需要上与时俱进的客观而鲜明的历史实在性。

　　4、在此，本节提出并论证了当前新理论自觉的建构概念、建构原则和新自觉建构的基本节点与体系。我们其后的任务就在于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具体地实现和完成这个理论建构。即：具体地实现和完成新的理论自觉，为新时代及当前的发展提供最有力的理论支撑。这是我们对当前理论任务的第三个层次上的认识。至此，本文完成了对我们当前理论任务——新理论自觉——的认识，从而为进一步完成这个理论任务——实现新理论自觉—— 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  结语：分析的结论

 

　　

（一）结论的归结

 

　　1、为完成对 “我们当前理论任务”的理论认识，本文从宏大历史叙事的视角出发，并以笔者提炼和首创的理论自觉规律为核心概念，以范式革新的方式依次研究了当前理论任务分析的理论前提、当前理论任务的形成和当前理论任务的建构等三个理论问题，形成了相关具体结论。即：提出了一个创新理论——自觉理论及自觉规律，并以其作为全文分析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一个应用该自觉理论对当前我国理论供求状况的分析，阐释了我们当前的理论任务——认识和完成新的理论自觉——的发生；提供一个关于我国当前新理论自觉的建构框架。从而完成了对“我们当前理论任务” 的理论认识。至此，本文完成了对“我们当前理论任务” 的全部研究。

　　2、从自觉规律的角度来看，上述理论创新因涉及时代发展的主题和任务等基础因素的变化和适应，从而在本质上演化为一种新的理论自觉或新的思想飞跃，并进而演化为以一种新的、适时的理论自觉取代前一种理论自觉的自觉更替的过程。亦即理论自觉本身的发展、演化过程。 其实质是一种表现为新自觉的一场理论上的自我革命。至此，对新自觉的理论认识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实质内容。

　　3、作为对当前理论任务的认识和对党关于解决这一时代问题号召的回应，本文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对党百余年来的全部历史-理论-政治-时代进程，以及其未来发展趋向进行了总体性的理论分析与概括；进而通过大尺度的理论综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发展——即广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畴，综合概括了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理论-政治-时代的发展主线与进程，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指明了其作为中华民族复兴最后完成阶段的地位、发展任务与发展取向。此即我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般理论的总体自觉。在此，这一自觉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精神结构。

　　4、在此，像一切社会科学理论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通过其概念-框架系统来建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图景，并通过这些概念-框架来实现社会的自我认知的。因此 这一理论自觉必然具有一般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的政治意义。

　　

（二）结论的申明

 

　　1、正如笔者在本文序言中曾说明过的那样：本文是基于笔者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天职，为响应党和时代的号召，对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进行的一个总体性的理论概括和回应。在此，作为全部研究工作的结论，笔者建构了一个关于新自觉的基本理论认识体系。

　　2、较之当前意识形态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诸多相关论述，本文只是作为其中的一种参考性的理论观点而存在。其价值和功用就在于：以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提供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学术视角的，具有鲜明的理论指向性和时代建构性的理论概括，以期能为更好地理解、阐释和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持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服务，为推动新时代的发展服务。

　　3、值得强调的是：本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历史的分析，在建构了一个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释框架的同时，也建构了一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般历史观，一种关于“中国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理解释。据此，我们才得以讲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大道理，指出了发展的大方向，建立了前进的大路标；才使我们的阐释和宣传得以直抵人心，才真正具有了建设性的力量；由此，我们才得以明确、清晰、统一和彻底地认识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大历史；明确、清晰、统一和彻底地理解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明确、清晰、统一和彻底地明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我们的政治要求；才得以真正认清了我们已走过的和未来要走的路，从而坚定地追随真理，跟着党和我们的领导核心去奋斗：去能动地推动新时代的发展，去引导、改造和塑造我们的社会，去实现我们的历史命运。在这里，政治上的坚定首先取决于理论上的清醒与彻底，而建构新的理论-阐释架构/框架的意义就在于能更好地达成这种清醒与彻底。

　　4、值得强调的是：在此，作为一种学术性和辅助性的理论-阐释体系，新理论自觉的理论价值就在于：它在实质上提供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阐释和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和完成思想武装的新的理论途径。由此，可以有效地解决当前我国理论意识形态面临的一系列基础性的节点问题；可以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综合，从而重建和实现党的理论、历史、政治（思想武装）的高度统一，实现理论与时代的再适应和再统一；可以从中形成和发展出一套能更充分地反映、且更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理论需求的理论-话语体系、更适合新时代建设需求的政策-策略体系；可以成为标志、解释、引导和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期发展的理论路标；可以为未来以社会主义内在价值为核心的历史评价标准提供一个超越性的理论支撑。

　　5、值得强调的是：在此，新理论自觉的现实意义则在于，它为更有效地学习和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成新的思想武装，提供了一种新的、具体的理论阐释体系和政策应用基础。对于重塑我国理论意识形态、历史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对于适度展开积极的意识形态斗争，夺取理论解释的话语权和领导权；对于重建整个民族的主体性，在精神上重建中国社会，塑造时代精神和整个新时代；对于推动时代发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具有多重的政策意义。

　　6、值得强调的是：在此，基于研究的尝试性，本文的全部研究结论在本质上都是基于自觉规律形成的。本文的选题，分析，分析结论等均为笔者首创，并具有独特的现实政治意义和重要的一般理论意义。同时，就本文的相关结论而言，其实质只是，而且也仅仅只是一种单纯学术性质结论，其论断本身，以及其推论均从属和自适于党的相关正式表述和权威阐释。

　　7、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复兴，都必然首先是精神上的复兴。换言之，强起来首先是要在、且切实在精神上强起来。在此，新自觉建构的总体意义，就在于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提供一个理论上的路标，并可在此意义上被理解为一种理论创新。

　　8、自觉理论和自觉实践史也表明： 当一个时代明确地提出，并将新自觉视为自己当前的理论任务时，不仅意味着又一次新自觉发生所需要的条件已经具备，而且意味着又一次新自觉在事实上已经发生或开始，并且已经处于觉醒的阶段。因此，在这里，我们对当前理论任务认识的完成，同时就是新自觉进程的开端。

　　未来的展望

　　正如笔者在本文序言中曾说明过的那样：认识我们当前的理论任务与完成这一任务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且认识任务是完成任务的前提。本文的选题即是作为完成任务前提的对我们当前理论任务的认识。而随着本文的结束，对“我们当前的理论任务”的认识已然完成，完成这一任务——即完成新时代的理论自觉——即已成为新的、且最为迫切的时代任务。

　　实现新自觉，就须要有雄厚的政治基础：要有足够的思想舆论准备、要有统一的思想意志。而这一切都需通过对我们当前的理论任务——即新自觉——的认识为前提。这就是本文的结论和其现实意义所在。

　　从创新性的视角来看，本文的研究是一项具有创新性的工作；从“再”的视角来看，本文也论证，并建构了一次新的自觉。但从某种最根本的意义上看，本文最大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其具体的研究及结论本身，而在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转换的关头，以高度的历史自觉，系统地提出和思考了以我们当前的理论任务和新理论自觉为形式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统一问题。

　　这是一个主题更为宏大的、更为复杂，且将直接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复兴命运的历史任务和理论任务。更重要的是，正如前述马克思曾指出的那样：一个问题只有在具备了解决的条件时，才会被提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来看：此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诗的新的一幕已在徐徐展开。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我们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乐章即将开始！

　　在此，重要的是，从自觉的视角来看：一个时代能否实现、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历史目标，往往决定于该时代的理论自觉意识能否影响、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历史的进程，即对时代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对自己的理论自觉采取的实际追求行动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更重要的是，从自我革命的视角来看：一切都取决于进行自我革命所依赖的坚强的意志和科学的理论自觉。但最重要的是，这一宏大而复杂的时代任务，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可能完成，并将成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未来命运的奇迹点。对此，我们坚信不移。

　　瞻望未来，我们仿佛看到，自觉了的——即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因而真正拥有了历史和理论自觉的——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地走在大路上，正在自觉地、自信、自主地创造着自己的生活和未来。正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所展示和追求的理想意象那样：在田野上，前进。在今天，重温这一理想意象，我们、我们的时代都充满了期待和渴望。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也是一个自觉的时代，

　　这个时代将是我们的时代，这个世界也将是我们的世界。

　　2021年9月 第一稿

　　2022年7月 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