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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全兴|有关《实践论》《矛盾论》文本研究的若干问题

许全兴 2020-11-14 来源:《毛泽东研究》2020年第5期

《实践论》《矛盾论》产生在20世纪30年代经过第一、二次大革命的中国不是偶然的,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逻辑必然。

  摘要

  本文就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 》的形成与发表、《实践论》《矛盾论》的修改、《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 30 年代哲学和《社会学大纲》《大众哲学》的关系等有关文本的考订做了说明。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和历史,从《实践论》《矛盾论》的体系和具体内容两方面与同时代的苏联及中国的哲学著作进行比较研究,驳斥“抄袭说”。《实践论》《矛盾论》产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经过第一、二次大革命的中国不是偶然的,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逻辑必然。

  

  一、在辩护与争论中对《两论》文本的研究

  《实 践 论》《矛盾 论》( 以 下 简 称《两论》) 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主要代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是在《两论》指导下取得的。《两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闪耀着异彩的两颗明珠。收入《毛泽东选集》的《两论》经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苏联的党报党刊上发表,得到苏联理论界、哲学界的高度评价。上世纪 50-70 年代,《两论》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受到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及毛泽东研究者的普遍赞誉。

  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因而对《两论》自然会有不同的研究与评价。自上世纪 60 年代起,国外研究者对《两论》的版本、内容提出了否定性的质疑批评。如有人说,《两论》抄袭了苏联 30 年代的哲学。有人则提出,说《两论》是 1937 年写的,是“一种欺骗”,是“毛对日期的一种伪造”,是为了抬高毛泽东在延安时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有的研究者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 》( 以下简称《讲授提纲》) 写于 1940 年,吸取了艾思奇1939 年编写的《研究提纲》,《矛盾论》的主要论点都“毫无遗留地来自”艾思奇的《研究提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不少研究者发表文章,质疑《两论》中的论点。也有研究者认为,《两论》吸取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的某些论述,有的人甚至散布《两论》抄了《社会学大纲》。笔者不是专搞文本研究的,但针对国内外“抄袭说”的错误的观点,不得不做一点文本考证,先后写作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三十年代哲学的关系》( 1980 年 7 月) 、《〈矛盾论〉研究》( 1980 年 12 月) 、《〈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 1984 年 2月) 等文。在此之后,“抄袭说”沉寂了。

  进入 21 世纪,随着非毛思潮的泛起,某些人再次鼓躁“抄袭说”。某大学的历史教授在回忆“文化大革命”经历的文章中说到,“《矛盾论》有抄袭之嫌”,与杨秀峰的《社会学大纲》“多有雷同之处”。此论一出,包括“人民网”、“凤凰网”等媒体纷纷转载,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质疑、反驳。有位作者在为某教授辩护时进而发表了《〈矛盾论〉是毛泽东的原创者吗?》,离奇地提出地收入《毛泽东选集》的《矛盾论》的“撰写者是陈伯达”。对此,笔者发表了《为毛泽东〈矛盾论〉辩诬》,从文本和理论上全面批驳“抄袭说”。这一次的论争使我感到: 鉴于《两论》的特殊的重要地位,对《两论》的争论将是长期的,有人费尽心机企图从文本上根本否定《两论》,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笔者感到自己有责任将 40 多年来对《两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两论》及《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 》与苏联 30 年代哲学教科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进一步的总结和系统化,以回答国内外研究者对《两论》提出的种种责难和非议,同时也对学界同仁在《两论》文本研究上的不同观点做一回应,以求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评价《两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有益的启示。有鉴于此,笔者在毛泽东诞辰 120 年之际写作出版了《〈实践论〉〈矛盾论〉研究综论》( 2013年) ,对《两论》研究做了个总结。以下就有关《两论》文本研究的主要问题做一简要说明。

  二、毛泽东抗大讲哲学与《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 》

  从 1937 年 4 月起,毛泽东应抗日军政大学邀请,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每周两次,每次半天,至 7 月初。因“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共110 小时,第三章只讲了引言和矛盾统一法则,引言中开列的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和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必然与自由等八对范畴没有讲了。“总政治部把他的讲课记录稿理整出来,经毛泽东同意,打印了若干份”。说整个《讲授提纲》是“讲课记录稿理整”并不准确( 理由后见) 。说“打印若干份”,也不正确。因为现在保存的横竖两种《讲授提纲》,均是 1937 年 9 月用手工刻写钢板的油印本,这是其一。倘若只“印若干份”,就用不着印横竖的两种了,这是其二。刻印横竖两种油印本,说明第一次油印后为满足需要再重刻一种。温齐泽回忆,《讲授提纲》是当时延安各校讲哲学的主要参考和依据,可见影响之大,决不是只“印若干份”。油印本封面标有 1937 年 9 月印,未署名。文末则有“论矛盾统一律完,1937· 8· 7。”这标明著者是在讲完课后一个月的 1937 年8 月 7 日整理完稿的。著者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把《实践论》的时间定为 7 月、《矛盾论》的时间定为 8 月,并说明曾在抗大以此内容作过讲演,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8 月 7 日是毛泽东整理《矛盾论》完稿的日期,他在抗大讲《矛盾论》课则是在 7 月初,应当注意两者有区别。至今,不少传记、著作和论文都误认为 8 月讲《矛盾论》,应予以纠正。

  新中国成立后,理论界、学术界一般人不知有《讲授提纲》的油 印 本。1977 年 9月,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 40 周座谈会”上,吴亮平同志回忆了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和毛泽东研究哲学、写作《两论》的情形。会议展出了毛泽东签名“吴亮平同志: 请阅正 毛”的《实践论》( 即《讲授提纲》第二章第十一节) 的横刻油印本。本人有幸参会,见到这一珍贵文物,第一次知道有《讲授提纲》的油印本存在。

  《讲授提纲》共三章,第一章唯心论与唯物论,共 4 节; 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共十一节,《实践论》是继“真理论”的最后一节;第三章唯物辩证法,除了引言( 近3000 字)外,只有“矛盾统一法则”。整个《讲授提纲》约63000 字( 按当时计算方法的大略数) ,《两论》虽然只是其中两节,但《实践论》( 近万字) ,《矛盾论》约 25000字,两者合计约 35000 字。从篇幅看,《两论》超过整个《讲授提纲》的一半。从文字的风格上看,除《两论》以外,均为书面的语言,经笔者查对,其文字主要来自苏联的三本哲学著作,有些论述一字不差,确实 是《讲 授 提纲》。这说明,它不是记录稿的整理,因为记录稿理整不可做到某些论述与教科书一字不差。

  除《两论》外的《讲授提纲》应是著者在讲课前就编写好的名副其实的讲课提纲。1965 年 1 月,他与斯诺谈话时就说到讲课前写有“讲义”。著者在讲课后面临全面抗战爆发的新形势,日理万计,忙于政事,中断了讲课,自然不可能再去撰写讲课提纲了。《两论》则不同,文字的口语化十分明显( 如“要赚畜生钱,要跟畜生眠”,1950 年则修改成“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又如,“好,我们不用读桐城一派的古文义法了,列宁告诉了我们更好的义法,这就是马克斯主义的科学方法。”1952 年则修改成: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确实是在讲课记录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从内容上看,《两论》及第三章引言以外的《讲授提纲》,主要是苏联三本哲学著作相关内容的集粹,结合中国实际的说明和发挥不多。而《两论》则明显不同,它显著的特点和优点是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和中国哲学、文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进行创造性的说明和发挥,已是中国化的成果。正是这一显著的特点和优点,毛泽东在当时就特别看重《两论》,将《两论》的油印版单独抽出加印,并署名送给艾思奇、吴亮平等哲学家征求意见。也正是这一点,毛泽东只将修订后的《两论》收入《毛泽东选集》。

  《讲授提纲》何时公开发表出版? 在很长时期里,国内外的究者们只知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过《讲授提纲》( 1940 年) ,不知在此之前是否在杂志上发表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笔者在北京图书馆( 后改名为国家图书馆) 柏林寺分馆查得《抗战大学》杂志 1938 年第 6、7、8 期“新哲学讲座”专栏连续刊载署名毛泽东主讲的《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 》的第 1 章至第 2 章的第 5 节( 文末注明待续) 。《抗战大学》杂志是由广东省委领导的、广州统一出版社公开正式出版的大型月刊。从刊物发上的文章、资料( 包括招生广告) 看,均是由抗大提供的。北京图书馆缺第 8 期以后的各期,是否刊完,一时难以查 清。有 一 分 证 据 说 一 分 话。笔 者 在《〈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三十年代哲学的关系》( 1980 年 7 月) 一文的第一个注中只能说,《讲授提纲》在该杂志的“第 1 卷的第 6 期及以后的几期的‘新哲学讲座’专栏上发表过”。之后,笔者曾费了很大工夫查找过第 8期以后的杂志,但无结果。直至 2012 年通过徐俊忠教授的两位博士生周兵老师和邵小文老师的帮助,才搞清《抗战大学》从第 9 期起就取消了“新哲学讲座”专栏,编者没有说明取消的理由,《讲授提纲》嘎然而止。这很可能是著者本人的意见。

  笔者在 1980 年查得《讲授提纲》曾最早公开发表于《抗战大学》杂志一事,对澄清国外某些研究者认为《讲授提纲》写于 1940年误解是有益的。日本研究毛泽东的著名学者竹内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发表过《关于毛泽东〈矛盾论〉的原型》和《关于毛泽东〈矛盾论〉的原型补说》( 中文的《“毛泽东哲学”的本来面目》实即是该文) 对《两论》形成过程进行所谓的“考证”。竹内实认为艾思奇写于 1939 年的哲学《研究提纲》( 刊于艾编的《哲学选辑》) 是为了编写1940年的《讲授提纲》而起草的文件。若将艾思奇的哲学《研究提纲》与毛泽东的《讲授提纲》进行比对,两者在内容和文字上确有某些相似和关联,其中尤以“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基本矛盾和主导的矛盾”、“矛盾的基本方面和主导矛盾”等部分最为明显。竹内实由此推理、联想,得出这样的结论: 《讲授提纲》“曾直接大段地利用了《研究提纲》”,《两 论》及 整 个《讲授 提纲》,“与其说是毛泽东个人的工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的集体工作”。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颠倒,是艾思奇在1939 年编著《研究提纲》时十分明显地吸收了毛泽东在 1937 年编著的《讲授提纲》,而不是《讲授提纲》抄了《研究提纲》。闹出这样大笑话,固然有外国学者不信任我国著作界、学术界的偏见有关,也有与外国学者没有见到 1937 年《讲授提纲》的公开出版的文本有关。英国研究毛泽东著名专家施拉姆在 1976年出版的《毛泽东》修订版中还认为《讲授提纲》是 1940 年写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了 1938 年《抗战大学》公开出版物的刊载,国外学者才承认《讲授提纲》是毛泽东 1937 年写的著作。

  三、《讲授提纲》与苏联三十年代哲学

  为了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需要了解国外对毛泽东哲学研究的情况。从 1977 年起,到 1985 年止,笔者先后翻译了《毛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思想上敌人》( 苏联及东欧理论工作者合著,10 万字)、《毛主义的反动本质》( 保加利亚的吉潘吉诺夫著,节译 10 万) 、《毛主义思想政治本质》( 苏联远东研究所所长斯拉特哥夫斯主编,节译,20 万字) 、《现代中国哲学史》( 布洛夫著,全书 30 万字,本人译20 字) ,均打印内部免费交流。有的苏联著作认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合编的《辩证唯物主义讲义》( 1961 年,讨论稿) 夸大了对毛泽东哲学的评价,《两论》抄了苏联 30 年代的哲学著作,但没有具体指出抄哪些书。

  为弄清这方面的问题,笔者用近两年的时间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的在毛泽东讲《两论》前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译本及中国人自己写的这方面著作大体翻检了一遍,有些还做了摘录。此次学术调查收获巨大,基本上弄清了毛泽东在抗大讲授哲学、写作《两论》时除了研读当时翻译的马列著作外,主要参考了苏联 20 世纪 30 年代三本哲学著作: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合译; 《新哲学大纲》,米定、拉里察维基等著,艾思奇、郑易里译;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米汀等著,沈志远译。三位译者都认为,这三本哲学著作代表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笔者在《讲授提纲》( 1958 年天津人民出版社) 书上,具体逐一标明其相关内容在三本哲学著作上的出处( 书名及页码) 。如《讲授提纲》第一章第一节“哲学中的两军对战”,今天读来,文字简洁精当,一气呵成,看不出任何拼接的痕迹,但实际上,除最后几行字之外,均来自《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第 41-42 页和《新哲学大纲》第187、181 页。所以笔者认为《讲授提纲》除《两论》和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引言外,主要内容来自苏联 30 年代三本哲学著作,是三本哲学著作的“集粹”,与《两论》相比,发挥与创新不多。

  说《讲授提纲》“发挥与创新不多”,决不是说没有发挥与创新,更不是如施拉姆所认为的《讲授提纲》是“简单抄袭”,“语言非常拙劣”。笔者在《〈实践论〉〈矛盾论〉研究综论》一书的“《讲授提纲》与苏联 30 年代哲学”节中对《讲授提纲》结合中国实际的论述和 发 挥 做 了 具 体 说 明。以 下 仅 举数例:

  《讲授提纲》第 1 章第 3 节“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和第 4 节“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主要是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 1 章第 1 节“唯物论与观念论之本质与根源”的改写,有几句话则摘自《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上册) 第 2 章第 1 节“哲学中的两条战线”( 第 47- 48 页) 。但毛泽东在论述中有结合中国实际的说明。在论述到唯心论夸大人类意识在社会实践中的能动性时说: “唯心论历史学家把英雄看成历史的创造者,唯心论政治家把政治看成万能的东西,唯心论军事家实行拼命主义的作战,唯心论革命家主张白朗基主义,蒋介石说要复兴民族惟有复兴民族旧道德,都是过分夸张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在第 3 节的结束时,毛泽东又写道: “指出思维从社会实践中发生,同时又能动地指导实践。只有这种辩证法的‘知行合一’论,才能彻底地克服唯心论。”

  在论述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斗争时使用唯物论,而当无产阶级斗争威胁到他们时便拿起唯心论时,毛泽东写道: “中国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戴季陶、吴稚晖,在 1927 年以前及其以后思想的变化——从唯物论到唯心论的变化,就是眼前的活证据。”这表明,尽管是讲授提纲,但毛泽东还是注意到联系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实际。

  第 2 章第 1 节“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共两自然段,其第一段摘自《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上册) 第 3 章第 1 节“唯物辩证法是一种哲理性科学”,但更长的第二自然段则是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论述,其内容照录如下: “中国的无产阶级担负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必须采取辩证法唯物论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如果辩证法唯物论被中国无产阶级、共产党及一切愿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们之广大革命分子所采取的话,那末,他们就得到了一种最正确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他们就能够正确地了解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提出革命的任务,团结自己的同盟者的队伍,战胜反动的理论,采取正确的行动,避免工作的错误,达到解放中国与改造中国的目的。辩证法唯物论对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科目,因为主观主义与机械观这两种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反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纠正这种缺点,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目,这不是从书本上能抄得的,这中间凝结着中国胜利与失败的血的经验教训。

  拙著《〈实践论〉〈矛盾论〉研究综论》对“集粹”不同于抄袭做了论析,对施拉姆的《讲授提纲》是“简单抄袭”,“语言非常拙劣”的观点进行了驳正,指出施拉姆的“简单抄袭”,“语言非常拙劣”的说法是极端片面的,并不符合实际。

  四、毛泽东为什么否认写过《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

  在讲到《讲授提纲》时还要辩清毛泽东为什么否认自己写过《辩证唯物主义》。

  1965 年 1 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斯诺向毛泽东谈了当时西方“毛学”专家 们 在 争 论“《矛盾论》是 不 是 真 的 在1937 年写的,是不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之 前 写 的”问 题。毛泽东对斯诺讲,“是 1937 年写的”。他还讲了在去抗大讲课前花了几个星期搜集材料和写讲义的情况。斯诺又问: “是在写《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以前几年?”毛泽东回答说: “我不记得写过那样一本小册子。”斯诺在《同毛泽东主席的谈话》中的记述更详细些,且略有差别。斯诺写道: “西方研究毛泽东的专家们把一篇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题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当作你的著作。你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吗?”“毛要我把问题再说一遍。他回答说,他从没有写过题为《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的文章。他认为如果他写的话,他是会记得的。”

  经查,斯诺所说文章是指发表在伦敦出版的《中国季刊》( 1964 年 7 - 9 月 第 19期) 上的毛泽东的“Dialectical Materialism”( Pien-chen-fa wei-wu-lun) 。该论文确实是《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 》( 非全部,仅是第 1 章的第 3、4 两节) 。因此,《毛泽东文集》编辑者把斯诺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论文注释成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这在原则上没有错,但很不够。

  那么毛泽东为何否认写过题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论文呢? 是因为如施拉姆所说《讲授提纲》“简单抄袭”、“语言非常拙劣”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否认吗? 毛泽东否认写过《辩证唯物主义》论文等同于否认写过《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 》吗? 这是需要辨清楚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 50-70 年代,外国学者及斯诺普遍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毛泽东在 1940 年前后写的。斯诺本人不怀疑《矛盾论》是1937 年写,故在谈话时向毛泽东询问: 《矛盾论》“是在写《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以前几年写的?”从斯诺的询问中也可以看出,斯诺虽然认为“两论”是 1937 年写的,但他似乎并不知晓毛泽东在那时还写过《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 》,更不了解“两论”就是其中的两节。因而他才把“两论”看成是写于《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以前几年”的著作。毛泽东不承认 1940 年写过《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讲授提纲》是在 1937 年抗大讲课过程时编写的,而在这之后,他确实没有写过《辩证唯 物 主义》之类的小册子或文章。

  《讲授提纲》是毛泽东花了很大功夫精心撰写的,《两论》是其中两节。他决不会忘记,更不会否认。事实上,他与斯诺谈话时就十分明确地说,《矛盾论》“是写的讲义的一部分”。斯诺的谈话记述中亦明确讲到毛泽东编写“基本哲学教材”。他写道:“毛腾出时间来搜集准备在( 延安) 抗大讲哲学用的基本哲学教材。在三个月的短期课程中一些简单而基本的教材,对于受训的青年学生来说,作为他们今后政治上的行动指南还是需要的。”“三个月的短期课程”的“简单而基本的教材”,这难道不就是《讲授提纲》吗? 因此,毛泽东否认斯诺所问的那种在《矛盾论》之后几年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并不等于否认自己在 1937 年写过《讲授提纲》,这是“毛学”研究者应注意辨析区分清楚的。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连施拉姆这样的“毛学”研究者也把这两种不同的否认混为一谈。施拉姆指责毛泽东否认写过《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的理由实属皮相之见,不实之词,不能成立。

  同样令人 十 分 遗 憾 的 是: 《毛 泽 东 文集》第 8 卷编辑者把《辩证唯物主义》论文仅仅注释为“指 1937 年 7、8 月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而写的《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 》”,而没有进一步说明在《实践论》《矛盾论》之后,毛泽东确实没有写过《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明极为必要。因为,只有了这样说明便可澄清,毛泽东否认写过《辩证唯物主义》论文,并不等于他否认写过《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 》,便可消除对毛泽东否认写过《辩证唯物主义》论文所引起的误读和误解。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从未见到毛泽东有否认自己写过《讲授提纲》的言论。再者,《毛泽东文集》编辑者将整《讲授提纲》注释为 7、8 月写的也不够准确。因为如前所述,除《两论》以外的《讲授提纲》是著者在讲课前就编写了的,而非 7、8 月间写的。

  总之,我们不能从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得出他否认在 1937 年写过《讲授提纲》的结论,而只能得出他“从没有写过题为《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的文章”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文本的研究与编辑上,要下苦功夫,要细致辨析,粗枝大叶则往往出错。

  五、《两论》与苏联 30 年代哲学

  经历上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尤其是三本苏联哲学著作的译者李达、艾思奇、沈志远) 对《两论》与苏联 30 年代哲学的关系是清楚的,因而他们 在《两论》正式发表后写的学习文章中,重点放在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阐述《两论》的基本观点上,放在强调《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上,他们并没有过多地去阐述论证《两论》在哪些具体的哲学原理、观点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艾思奇曾实事求是地明确指出: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充分地应用了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派的斗争的积极成果,而在丰富的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来系统地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艾思奇不会去具体展开《两论》如何“充分地应用了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派斗争的积极成果”的。如果我们把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相比较,就很容易发现对《实践论》理论贡献的评价前者要比后者高。这表明,我国的哲学家们虽然充分肯定《两论》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但对《两论》的评价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注意分寸、适度。

  到了 60 年代,新中国诞生后成长起来的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 30年代传播发展的情况知之甚少,许多人并不知晓上述苏联三本哲学著作。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苏联哲学界本身对苏联 30 年代教科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1938 年,斯大林发表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著作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有作用,不宜简单全盘抹杀和否定,但就其理论水平而言,它确实没有吸取苏联哲学界的积极成果,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反,抛弃了上述三本书的有价值的新思想、新概念,严重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在个人迷信、教条主义占统治时期,斯大林的这一小册子却被苏联哲学界吹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和顶峰。正是这种情形,在解放后就再也没有重印过 30 年代的三本苏联哲学著作。笔者及周围的诸多同事在 1978 年前未曾读过这三本书。

  由于不了解《两论》与苏联 30 年代哲学的关系,我国哲学家在讲《两论》的理论贡献时只是把《两论》与马、恩、列、斯的哲学著作进行对比,结果就把苏联 30 年代哲学的论点误认为毛泽东的贡献。这种错误甚至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在国外,尤其是日本的学者在 60 年代初就把《两论》与苏联 30 年代哲学著作进行了比对研究,有的还具体列出了两者相同或相似的文字。但笔者在 1980 年 8 月写作《〈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三十年代哲学关系》时对这方面研究的情况一无所知。直到 1982 年在得到湘潭大学哲学系资料室编印的《“毛泽东哲学”的本来面目》时才知悉这方面的研究。外国研究者的缺点是只见《两论》与对苏联 30 年代哲学的吸取,忽视或否认“两论”与中国革命经验的内在联系,从而否认或贬低《两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贡献。

  就国内而言,笔者的《〈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三十年代哲学关系》开启了这方面研究的先河,在当时就引人注意。论文分两部分: 一、《两论》及《讲授提纲》对苏联 30年代哲学的吸取,指出《两论》与列宁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三本苏联教科书实现的,看不到这一点,会夸大《两论》的贡献,很可能闹出大笑话。二、《两论》的创造性贡献,驳“抄袭说”。论文指出,《两论》决不是苏联教科书的简单重复,而是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中国革命经验的结晶。倘若将《两论》同毛泽东在此以前的著作联系起来考察,就更能看出《两论》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联系。《两论》吸取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三个概念,并结合中国革命经验进行创造性的说明与发挥,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却没有吸取这三个概念,更谈不上说明与发挥。论文指出: “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人,只要把《实践论》《矛盾论》与上述三本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有关部分相比较就不难看出,无论在体系上还是在内容上,毛泽东同志都依据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了理论上的创造。”笔者强调应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从体系和内容这两方面去进行比较研究,这为评价《两论》的理论价值提供了正确的方法。因篇幅有限,论文存在未能展开的不足。笔者在《〈矛盾论〉的研究》中则从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史角度,叙述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苏联 30 代哲学著作( 引用了主要的论述)为中介,再到《矛盾论》的发展过程,具体阐明《矛盾论》与苏联 30 代哲学的吸取和发展。

  继笔者之后,尤其是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出版后,有些研究者进行了更为具体的比较研究,列出了《两论》对苏联 30 年代哲学吸取、改造、发挥和创新的主要内容。应当说,《两论》与苏联 30 年代哲学的关系是一个早已弄清楚的问题。对广大的一般读者和新进入“毛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因不了解这一段研究历史,故对两者的关系则未必完全清楚。有的“非毛者”出于无知和偏见重提“抄袭说”。有鉴于此,拙著《〈实践论〉〈矛盾论〉研究综论》一书对《两论》与苏联 30 年代哲学的关系作了进一步具体说明,证明《两论》从体系到具体思想要高于苏联 30 年代哲学,完成了列宁提出的对认识的辩证途径和对辩证法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说明和发挥的任务,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

  六、《两论》的修改

  《实践论》收入《毛泽东选集》时的修改不多。其最重要的一处是:在论述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作者增加了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一整段话,即第5自然段(第1卷第283-284页)。

  另一修改则是删去了两段文字:一处是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第1卷,第284页)之后删去了如下的说明:“农民如果得不到收获,工人如果做不成器物,罢工斗争、军队作战、民族革命,如果也都得不到胜利,那末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们的认识没有照着外界的过程的实况去反映这些过程的规律性,因而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不能达到预想的结果。”这一删节使文章更加精练。

  另一大的删节是在论述人的思想落后于实际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第1卷,第295页)时,删去了对社会条件如下的一大段具体论述:“许多人受了阶级条件的限制(反动的剥削阶级,他们已无认识任何真理的能力,因而也没有改造宇宙的能力,相反地,他们变成了阻碍认识真理与改造世界的敌人),有些人受了劳动分工的限制(劳心、劳力的分工,各业之间的分工),有些人受了原来错误思想的限制(唯心论与机械论等多属于剥削分子,但也有被剥削分子,由于剥削分子的教育而来),而一般的原因则在受限制于技术水平与科学水平的历史条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利用自己天然优胜的阶级条件(这是任何别的阶级所没有的),利用新的技术与科学,利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紧密地依靠革命实践的基础,使自己的认识跟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使论理的东西随历史的东西,平行并进,达到完满地改造世界的目的。”这一段话对社会条件的诸多方面的说明从总体上讲是对的、深刻的,有些内容已写入上面引述的增加的一大段之中。

  此外还有些涉及党史人物的例子在发表时也删去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实践论》针对的主要对象无疑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但鉴于当时历史条件,毛泽东在初稿中无一处涉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而只提陈独秀主义、李立三主义。

  需要说明的是《实践论》修订时没有利用苏联著作。

  苏联有的研究者曾认为:“经过重新修订在1951年发表的毛泽东的《实践论》与哈斯哈契贺在1940年以前写的《物质与意识》中的某些原理几乎逐字逐句相同。这表明,毛在‘修订’时利用了这一苏联著作。”笔者在翻译苏联著作时,曾将哈斯哈契贺的《物质与意识》中译本与《实践论》进行查对,发现上述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为此,笔者在《〈矛盾论〉的研究》中曾写了如下很长的注进行了驳斥:

  “1950年12月重新发表的《实践论》与原来的解放前多次出版的初稿基本相同,而《物质与意识》一书是作者在1939-1941年间写的,是在苏联卫国战争之后才整理发表。该书的第四、五章的中文译本是在1951年8月50年代出版社出版的(书名为《论世界的可知性》)。该书的其余部分的中文译本是在1956年1月三联书店出版的(书名为《物质与意识》)。《实践论》与《物质与意识》都是讲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以两者在根本原理方面的一致是很自然的。但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哈斯哈契贺对认识论的安排是这样的:第1章人的认识过程,其中包括感性认识(感觉;感觉为我们的一切知识的源泉;感觉为客观世界的主观形象;感觉为外间刺激力成为意识事实的转化;知觉;表象)和理性认识(抽象思维;概念;判断;推理)这两节。第2章真理,其中包括客观真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真理的具体性)和实践在认识真理中的意义这两节。可见,《实践论》的结构与此根本不同。说《实践论》与《物质与意识》中的某些原理几乎逐字逐句相同,这也是不符事实的,是作者的主观臆造。”

  总之,《实践论》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修改不多,主要是文字上的润饰,使之更完整、准确、简洁和流畅,以致在题解中都没有交待,因为作者对类似的“文字上的补充和修改”已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说明”有所交待。

  与《实践论》不同,毛泽东对《矛盾论》的初稿不甚满意,修改较大,需要较长时间,故收入在1952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题解中标明:“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时候,作者作了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

  《矛盾论》初稿,约25000多字。修改时删去了近7000字,增加了6000字左右。修改后的稿子约24000字。笔者在《〈矛盾论〉的研究》中分别对删节、补充和修改润饰的主要内容一一列出说明。学界有关《两论》修改的文章甚多。福建师范大学陈天绶教授的《〈矛盾论〉原文与新版对照表》(2008年铅印)将《矛盾论》的初稿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定稿以分列的对照的方式·43·[苏联]斯拉特哥夫斯基等:《毛主义的思想政治本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17页。一一排印,使读者对补充、删节和修改一目然。

  在此需要说明几个问题:

  (1)关于批教条主义问题

  虽然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时重点是针对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这是确定无疑的,但初稿中并没有直接批评教条主义的文字。在修改时,作者在引言中则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正文对党内教条主义进行抨击达七处之多。这种增加是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的,同时也是针对修改时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发的。遗憾的是,那时的学习和宣传均未能领会著者的此深意。

  (2)“两论”初稿是否有两次修改问题

  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老同志杨超曾回忆说:“1939年春,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组织的六人哲学小组,每周举行一次讨论,讨论后被留在毛泽东同志家中吃饭。讨论采取漫谈方式。哲学问题主要围绕“两论”进行。对《矛盾论》谈得更多些。讨论不拘形式,敞开思想,自由漫谈,各抒己见。我记得在《矛盾论》的初稿中,有‘主要矛盾方面和主要矛盾阶段’这样一个小标题。讨论中曾有人提出,如果有主要矛盾的阶段的话,是否还有非主要矛盾的阶段呢?如果有,又怎么解释呢?毛泽东同志是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集中集体智慧的。后来在定稿中‘主要矛盾阶段’的提法就没有再用。”他又说:“毛泽东同志后来修改“两论”,都把大家讨论的意见概括进去了。”以后,杨超在其它文章中又多次重述类似的话。

  龚育之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解放前《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所有翻印本,都是源于1937年9月的油印本。除了翻印过程中发生的错漏外,都是一样的文本,中间没有修改过。”笔者赞成龚育之的观点,对杨超关于毛泽东吸取哲学小组讨论意见修改《两论》的说法一直持怀疑态度,因为无文献根据,而且仅一人回忆。2007年,雍涛明确提出“两次修改说”,不赞成在解放前《两论》未作过修改的观点。他认为,《两论》从1937年7、8月问世到1950年、1952年分别正式发表,中间至少经过两次修改,时间为1938-1940年延安哲学小组活动期间和1950-1952年《毛泽东选集》出版之前。他的第一次修改的主要根据是上面所引的杨超的回忆,同时又引“艾思奇年谱”中有关毛泽东组织由艾思奇、何思敬、杨超、和培元等参加的哲学小组的材料,作为对杨超回忆的佐证。雍涛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著名的老学者,但他坚持的“两次修改说”不能成立。理由是:第一,《矛盾论》初稿中根本不存在“主要矛盾阶段”的标题和“主要矛盾阶段”的提法;第二,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不同于1937年9月油印本《讲授提纲》中的《两论》初稿本,或《两论》单行本的不同版本;第三,没有材料能证明解放后在修改《两论》时,毛泽东用的是经过修改的吸取了“哲学六人小组”意见的版本;第四,杨超说的“哲学六人小组”及其活动,只是他一人的回忆,没有他人旁证。第五,所引“艾思奇年谱”的材料来自杨超回忆,是循环论证,无效。

  近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张素华研究员提供的材料证明,毛泽东1952年修改《矛盾论》时用的初稿是最初的稿本。因此,根本不存在1938到1940年的第二次修改。从考据学讲,只有拿出修改过的版本才能证明毛泽东在解放前确实对1937年的初稿作过一次修改。

  (3)驳“陈伯达是《矛盾论》的撰写者”

  有人认为,收入毛泽东选集版本的《矛盾论》的撰写者是陈伯达,并为此做“论证”。这是似是而非的新谬见,不可不驳斥。

  毛泽东在抗大讲授哲学、写作《两论》时陈伯达还未到延安,因此真正的《矛盾论》初稿与陈伯达无关。《矛盾论》的修改虽然较大,但它的最基本的思想和结构仍是初稿的。收入《毛泽东选集》的《矛盾论》不过是将初稿修改、补充得更加准确、丰富和完整,文字上润饰加工得更加简洁、精练。陈伯达和田家英参加了《矛盾论》的修改、编辑工作,但决不能把修改、编辑者说成是《矛盾论》撰写者。《陈伯达传》写道:“据陈伯达的回忆,毛泽东本人对于《毛泽东选集》在出版前,逐篇作了推敲,是很细致的。毛泽东也很细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章,与最初发表的原文有些不同的,便是毛泽东在出选集时作了修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做了一些文字技术性的改动。”陈伯达是一个小心谨慎的秘书,不会不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就擅自修改毛泽东的文稿。他曾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改为“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他要回避“编辑”两字,“因为毛泽东的文章,岂可要别人来‘编辑’?弄得不好,会惹麻烦的。”总之,《矛盾论》的原创者、作者,只有一个人———毛泽东。

  收入《毛泽东选集》时《矛盾论》是如何具体修改的,有多少种修改稿本,很希望有条件的研究者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之后,研究毛泽东著名专家张素华研究员对中央档案保存的修改《矛盾论》的过程稿做了认真细致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材料(见“张素华的《矛盾论》的最后修改”,《中华读书报》2018年12月26日《毛泽东著作是如何成为经典的》报导),有力驳斥了陈伯达是《矛盾论》的撰写者的无稽之谈。

  (4)如何看待《矛盾论》的修改

  首先应肯定,著者修改自己的著作是著者的权利。毛泽东对自己的著作要求甚严,许多讲话记录稿经多次整理、修改,向他人征求意见后才公开发表。其次,从学术研究来讲,考证修改的过程和内容,对研究著作的形成过程和思想理论的变化是必要的、有意义的。

  收入《毛泽东选集》的《矛盾论》与1937年的初稿相比,作者不仅在文字上进行了润色,而且在内容上作了较大的删节、补充和修改。经过精心加工和修琢后的《矛盾论》,吸收了自抗大讲课以来的新经验,增添了新思想,在内容上比初稿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使得这颗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明珠更加璀燦夺目。1952年发表的《矛盾论》已不像在1937年抗大讲课时的《矛盾论》了,而大致像在1952年写成的,它所反映的已不只是作者的1937年时的理论水平,而是1952年时的理论水平。作为哲学教科书而言,学习者没有必要去辨析哪些1937年的思想,哪些是1952年新增加的思想。但若作为哲学史的对象研究,在现阶段还是要注意要做适当区分。在写作哲学发展史引用增写的论述时,最好不宜用引号。为了尊重历史,在此套用恩格斯在修改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时所说的话,我们“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要求在编辑《毛泽东全集》时应“不加任何修改地”把初稿编入。

  七、《两论》与李达《社会学大纲》

  《两论》的写作与发表在毛泽东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之前,从版本考订上讲,两者在文字上也没有联系。但有的研究者却硬说有联系,极个别的人甚至说《两论》抄袭了《社会学大纲》。笔者通过两者文本的比对和思想内容的分析,不仅证明《两论》与《社会学大纲》在文字上无任何关涉,而且还说明《两论》的思想要高于《社会学大纲》,没有毛泽东那样实践经验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1977年9月,郭化若在“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40周年座谈会”上的大会发言中,讲了在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为了回击教条主义对他的“狭隘经验主义”的攻击而发愤读书的情形,其中说:“到延安不久,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毛主席向我们讲:‘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我写信请他再寄十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看。’”毛泽东读十遍《社会学大纲》的话很快就传开了,以后又见了之报刊,影响很大。但郭化若没有讲毛泽东什么时间读的。那时,毛泽东在1938年1月至4月读《社会学大纲》的日记和读书批注尚未披露发表。有的同志便认为,毛泽东写《两论》参考了《社会学大纲》。但笔者根据1978年作的学术调查肯定地认为,《两论》与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并无直接的文字上的关涉,并在1980年写作的《〈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三十年代哲学关系》一文的注中明确指出了的这一点。

  所以《两论》与《社会学大纲》本无关系可言。但在20世纪80代初,国内有的学者认为《两论》吸取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的某些论述,有的甚至认为《两论》是抄《社会学大纲》,说什么其中没有一个论点不是从《社会学大纲》中来的。这样《两论》与《社会学大纲》的关系成为《两论》研究中的一个绕不开的问题。笔者为此写过《〈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再谈“两论”与〈社会学大纲〉》,论证《两论》及整个《讲授提纲》与《社会学大纲》无文字上的直接联系,说明至今尚无资料证明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写作《讲授提纲》时已读过《社会学大纲》。笔者指出,《两论》与《社会学大纲》“都利用了苏联30年代哲学著作,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所以它们在许多根本观点上的一致是很自然的。”两者的这种一致,并不等于有文字上的直接联系。“我们很难找出《实践论》《矛盾论》的哪一段话,或哪几句话是从《社会学大纲》中来的。”笔者对《社会学大纲》是《两论》修改的重要“契机”、“两论”修改时吸取了《社会学大纲》的内容等错误观点也进行了辨析。笔者明确写道:收入《毛泽东选集》的《两论》,“未发现有哪一处的修改是受了《大纲》的影响,与《大纲》有什么直接文字的联系”。在此之后几年,没有人(包括研究李达的著名专家)再谈《两论》与《社会学大纲》的关系,我以为问题已解决了。其实不然。

  汪澍白在《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看“两论”的形成》中认为,毛泽东写作《两论》时“很可能从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中得到启发或吸取过某思想资料”。由金羽等主编的《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新探》一书认为,“尽管毛泽东读到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铅印本的可能性很小,毛泽东在1938年初读书日记所提供的读《社会学大纲》的情况从字里行间来看第一次可能性较大”,但作者还是认为,“就其思想内容来看,应当说《两论》与《社会学大纲》是一致的,有联系的”。作者的这种说法是把一个基本搞清楚的问题又变得模糊不清。因为《两论》是否吸取《社会学大纲》的思想需要拿出“文字上”的证据,而不是从理论上去分析它们内容上的一致。在2007年纪念《两论》发表70周年讨论会上,雍涛虽然承认:“毛泽东写作《两论》在先,读《社会学大纲》在后。”但他仍认为:“《社会学大纲》对《两论》修改、发表无疑起了重要作用。”遗憾的是雍涛只是一个判断,并无提出任何证据。

  近年,又有人发表《矛盾论》是抄袭之作的谬论,挑起争端。有教授认为:“《矛盾论》有抄袭之嫌”,与杨秀峰的《社会学大纲》多有雷同之处。其实,《社会学大纲》是李达的名著,实不应该将它挂在杨秀峰名下。说《矛盾论》与杨秀峰的《社会学大纲》“多有雷同之处”,这是一个谣言,也是一个超级“笑话”。杨秀峰是杰出的教育家、法学家,并没出版过《社会学大纲》。他在1934年至1935年任教天津市河北法商学院时曾编印过《社会科学方法论》讲义(1935年),其中唯物辩证法部分吸取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依据日文译本)甚多。因此,《矛盾论》与杨著在某些观点、文字上的相近是很自然的。但若将两者相比较,杨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仅仅不过是编译吸取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某些论述而已,并无解释,更无结合中国革命经验的说明和发挥。《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三本哲学著作是当时中国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依据和蓝本,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苛求那时的哲学家,责难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是限制于外国哲学著作的译介方面。

  《两论》高出于《社会学大纲》。《两论》和《社会学大纲》都充分吸取了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的三本哲学著作,因此在认识论和对立统一学说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着一致性,这是毫不足怪的,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了。但两者在体系和具体内容上也有明显的差别,从差别中更可以看出,《两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决不是从《社会学大纲》和其他哲学书本上抄得到的。

  《社会学大纲》虽然也说:“认识的过程,由实践出发,而复归于实践。”但书中对认识过程的阐述,实际上只讲了由实践到认识的过程,而没有讲由认识到实践的过程。《实践论》则与此不同,它始终抓住实践与认识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从宏观上具体地阐明了认识的辩证过程,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根本规律。《实践论》论述了从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强调这是比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更为重要的过程;论述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在许多时候需要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获得;人类的认识运动是无限的,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深刻地揭露了机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在对立统一法则部分,《社会学大纲》虽然也吸取了苏联教科书的成果,但它没有能吸取苏联教科书中有关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思想,甚至没有出现这三个重要概念。《矛盾论》则不同,它不仅吸取了苏联教科书中有关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思想,而且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进行了创造性的说明和发挥,论述了分析矛盾特殊性的五种情形,从矛盾不平衡高度阐述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提出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正是这些方面的论述成为《矛盾论》最为重要、最有贡献的内容。

  形成《两论》与《社会学大纲》差别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李达当时的哲学理论修养比毛泽东逊色,而在于李达没有毛泽东那样的实践。毛泽东不仅一般地参与中国革命,而且直接领导了中国革命,指挥了中国革命战争,同党内的错误路线、错误倾向,特别是同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支持的王明教条主义斗争。中国革命的实践要求对认识与实践、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等问题做出系统的理论说明,而中国革命的实践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可以说,不是亲自领导中国革命、直接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是同党内的错误路线、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人,是不可能写出《两论》这样的杰作的。通过《两论》与《社会学大纲》的比较,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两论》是“毛泽东同志长期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宝贵的理论收获”。

  修订后的《两论》正式发表,全国掀起了学习高潮。为了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两论》,李达精心撰写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李达的工作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与赞扬。李达对《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解说,是我们学习、宣传和研究《两论》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典范。

  八、《两论》与艾思奇《大众哲学》

  “两论”与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并无直接的关系,但它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确有直接的文字关联。1986年,中共中央党校为纪念艾思奇逝世20周年召开学术讨论会。笔者为会议提供了《〈大众哲学〉与〈实践论〉》,并在大会上做了发言。笔者的论文和发言在中国学术界首次提出毛泽东的《实践论》吸取了《大众哲学》的思想。

  《大众哲学》是哲学家艾思奇在20世纪30年代的成名之作,是20世纪30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最有影响、最成功的代表作。该书的最大的优点和特点是把深奥的哲学道理用最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讲解出来。但我们绝不要轻视它的理论价值,“也有许多深化的地方,尤其是在认识论方面的解释”。

  《大众哲学》在认识论方面的主要特色有以下四点:首先,反复说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第二,突出了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矛盾运动。第三,对认识过程作了精辟的概括。它指出:“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到实践,又由实践得到新的感性,走向新的理性,这种过程是无穷地连续下去,循环下去,但循环一次,我们的认识也就愈更丰富,所以这种循环,是螺旋式的循环,而不是圆圈式的循环,它永远在发展、进步,决不会停滞在原来的圈子里。”在另一处,它又说:“认识的过程是由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又再由理性的认识走向实践,在实践中,又再开始新的进一步的认识,这样不断地像螺旋一般地循环下去,每循环一次,我们所晓得的东西就进步一次。这就是认识的运动过程。”很明显,这里作者自觉地将发展的螺旋式的原理运用于人的认识过程,旨在说明,“认识是作螺旋式进步的”。第四,认识论结构具有它的新颖之处。它与一般著作有明显的不同。它抓住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以及实践的意义讲认识论。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毛泽东在认真研读马列哲学著作和其他外国哲学著作的同时,也读《大众哲学》。他称《大众哲学》“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代表性著作,向延安的同志们推介。他在写作《两论》时吸取了《大众哲学》的优点。最确定无疑的根据是,《实践论》最后一段结束语(“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源于前面所引的《大众哲学》的表述。所以,当有的研究者把这一段对认识总规律的表述看作是对李达《社会学大纲》中“认识采取圆形运动而发展”(即“‘实践→直接的具体→抽象的具体→媒介的具体→实践’———这是采取圆形运动而发展”。“这个圆运动不是形而上学的循,而是辩证的发展”)吸取的最重的例证时,笔者在1984年就指出:“《实践论》关于认识总规律的表述与其说是吸取了《社会学大纲》的表述,不如说是吸取了《大众哲学》的更为恰当。”

  笔者的《〈大众哲学〉与〈实践论〉》较全面地说明了两者关系,具体论述了《实践论》对《大众哲学》的吸收与发挥。艾思奇本人十分谦虛,从未向人(包括家人)谈起《大众哲学》对毛泽东有何影响。笔者的论文和在大会上的发言在学术界第一次提出《实践论》吸取和发挥了《大众哲学》的某些思想,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和兴趣。

  笔者在写《〈大众哲学〉与〈实践论〉》一文时查阅了不同版本的《大众哲学》,发现1947年重新改写后的《大众哲学》,虽然“全书的结构,大体上还保持旧的形式”,但内容上却大量地吸取了包括《实践论》在内的毛泽东思想,如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等。又如,在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阐述上,它吸取了《实践论》关于前者向后者飞跃的两个条件的思想。经过改写后的《大众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毛泽东思想。这是《大众哲学》与《实践论》的另一种联系。

  与认识论相比,《大众哲学》的“矛盾的统一律”写得比较一般,无更多理论特色。因此,《矛盾论》吸取它的东西甚少,除“鸡蛋可以孵出鸡”的例子外,甚至看不出有什么文字上的关联。故笔者只写《大众哲学》与《实践论》的关系,而没有涉及《矛盾论》,此后有的文章和著作夸大了《大众哲学》与《矛盾论》联系是欠妥的。

  在此需要指出,1947年修改后的《大众哲学》对《矛盾论》基本思想有所吸取,其中有关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论述尤为明显。如书中列有“研究矛盾和解决矛盾,必须注意具体性、特殊性。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研究矛盾和解决矛盾,必须注意什么是一定条件下的主要矛盾”;“解决次要矛盾必须服从于解决主要矛盾”等小标题。研究者倘若不注意版本的不同,很可能以为是《矛盾论》抄了《大众哲学》。有的作者不去查阅《大众哲学》的不同版本,却以外国研究者的误读提出《矛盾论》抄了《大众哲学》。

  在论及《两论》与艾思奇关系时,还必须提到如下观点:“毛受益于艾,最重要是的艾的《思想方法论》”、《思想方法论》的重要观点“与毛的《两论》阐发的思想完全一致”、“毛的思想方法论既源于艾,又高于艾”。这一观点虽然新奇,但并无文本上的根据,实难苟同。

  九、《两论》是时代的历史的产物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的历史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都是因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毛泽东在谈到哲学为政治服务时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两论》产生在20世纪30年代经过第一、二次大革命的中国不是偶然的。《两论》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的产物,而中国革命又不是孤立于世界历史之外的,相反是当时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应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视野来认识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认识由此革命而产生的《两论》。

  《两论》是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的纪元,促进了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复杂性、不平衡性和曲折性是世所罕见的。中国革命不同于西方革命,具有极大的特殊性。《两论》正是中国社会客观矛盾运动和中国革命中主观与客观矛盾运动在理论上的反映,是中国革命经验、尤其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哲学总结,同时也为抗日战争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一定时代哲学思想发展,固然是现实的反映,但它不是凭空产生的,离不开前人留下的思想资料。哲学思想遵循由从片面到全面、从不深刻到深刻、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内在逻辑,真正的哲学是整个人类认识发展史的一个环节,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必然逻辑的表现。《两论》完成了由列宁提出的对认识辩证途径和对立统一规律的系统而深刻的“说明发挥”的历史任务,是人类哲学思想合乎认识规律的一种逻辑必然。

  由经毛泽东之手完成了列宁提出的“说明发挥”任务,这同毛泽东本人的特点密切相联。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酷爱哲学,提出普及哲学,改造中国。他善于从哲学上、从主观与客观关系上思考中国革命问题,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就逐渐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研究《两论》文本时一定要联系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实践,尤其是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在讲哲学时单单大大发挥和说明实践理论和矛盾学说,不能解释为什么李达、艾思奇、沈志远等20世纪30年代的哲学家的著作中少有《两论》中的精彩思想。

  毛泽东不仅是革命家、军事家,而且如斯诺在1936年所说的也“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两论》诞生在中国,这与中国哲学重视知行问题研究的传统和“相反相成”、阴阳互补的辩证思维传统密切相关。《两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精华的继承和发展,将中国哲学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总之,对《两论》文本和思想的研究要坚持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指导,要有宽广的视野,不能仅仅停留于文本摘录的比较。就文本的比较而言,也不能仅仅将《两论》与苏联及中国20世纪30年代著作相比较,而且还要与同时代外国的(如斯大林的及1938年以后苏联的和日本的)著作相比。在比较时,不能只看其同,更要看其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体系与具体论述方面的不同,还要进而追问、探究产生不同的原因。

  (作者简介:许全兴,男,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来源:《毛泽东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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