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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关系

胡莹 2020-09-16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数字经济时代劳动的一切力量从外观上都表现为资本的力量,网络数字平台使传统的雇佣关系转向纯粹的市场交易关系,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冲突,劳动过程的数字化使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差距扩大。

  【内容提要】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新特点主要体现在:社会总体劳动资料的作用强化和单个劳动者活劳动的作用弱化并存,远程式、散点式、移动式的数字劳动使得劳动和闲暇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使劳动力相对过剩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进一步加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体现在劳资关系上,它呈现出以下新特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的一切力量从外观上都表现为资本的力量,网络数字平台使传统的雇佣关系转向纯粹的市场交易关系,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冲突,劳动过程的数字化使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差距扩大。新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历史样态之所以出现,必定是因为它具有更强的资本增殖能力。

  【关键词】数字经济  资本主义劳资关系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

  作者简介:胡莹(1980-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  510275)。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只是界定了占有生产资料和分配劳动产品的方式,它还是一种占有和利用劳动时间的样式。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过程的特定样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技术条件共同塑造了劳动过程的具体形式,而劳动过程也反过来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设定了限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只从宏大叙述的角度来展现历史和社会的变迁,同时也具有探究具体劳动过程的微观向度。关于机器与科学的应用发展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影响,马克思作过两次集中的论述:一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当中,二是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Ⅲ.资本章][结尾]中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前者侧重于论述科学的发展带来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后者侧重于阐释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机器和劳动资料的发展。在这两处探讨中,马克思具体分析了从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研究在1974年布雷弗曼出版了《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后得以复兴。布雷弗曼认为,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发展,劳动的去技能化导致了劳动的退化。布雷弗曼的著作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布若威对该书的批判集中在劳资关系中工人的“主观性”问题上,他考察了劳动过程的意识形态效果。继布若威之后,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研究开始从对生产关系、劳资关系的研究转向对认同、主体性和组织文化的研究等,这使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日渐偏离了马克思的分析思路和原初的发展方向。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始终体现在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上。我们有必要结合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聚焦在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上,使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回归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一、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为起点

  2016年9月G20峰会上,20国集团对数字经济的定义是: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指示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生产要素的数字化,是数字经济最本质的特点,网络载体和信息技术是数字经济最主要的实施手段。“数字”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作为数字技术,包括仍在不断发展的信息网络、信息技术,比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无人机、自动驾驶等,这将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创造新的社会财富,同时也将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二是数字即数据,特别是大数据,既是新的生产要素也是新的消费品。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数据能提高资本和劳动的使用效率,也能提高其他生产要素的质量,更重要的是它将影响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作为消费品,数字所包含的信息、知识、数字内容、数字产品已经形成非常大的市场,也成为新的财富载体。

  马克思曾指出:“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那么,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以什么为起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有哪些新变化?在这一劳动过程中,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又呈现何种新特点?数字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吗?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是否仍然具有现实阐释力?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过四次大的技术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与使用为代表,第二次技术革命以电力的发明为代表,第三次技术革命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为代表,第四次技术革命以信息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为代表。前两次技术革命重在解放劳动过程中人的体力,后两次技术革命重在解放劳动过程中人的脑力。目前我们所处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将在互联网普及的基础上打造数字经济时代。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生产力是创造使用价值的生产系统,主要体现在资本、劳动和技术的组织方式中;生产关系决定谁拥有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支配权,主要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工业经济时代到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不同的剥削方式展开其具体的运行过程,通过整合多样化的劳动力组织方式来实现资本增殖、推动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四次技术革命带来生产力体系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构成生产力体系的三个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以生产力体系的变革为起点、以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为起点的。“劳动资料的数字化”可以被理解为两层含义:一是数字本身成为劳动资料,如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形态的劳动工具;二是传统劳动资料的数字化改造和数字化使用,如智能机器人对传统机械制造工具的替代等。第一个层次是第二个层次的原因,第二个层次是第一个层次的结果。数字本身成为劳动资料之后也带来了传统劳动资料的数字化改造。在这一改造过程中,数字是劳动资料,而传统的劳动资料则成为劳动对象,智能机器人等便是劳动产品。劳动资料的数字化改造和数字化使用,是数字本身成为劳动资料的结果。本文所说的“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侧重于强调第一个层次上的内涵。但是,无论是数字本身作为劳动资料,还是传统劳动资料的数字化改造和数字化使用,均可看作“劳动资料的数字化”的具体表现。

  不同于马克思所处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之后工业化初期的时代,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主要不是表现为物质形态的劳动资料,如钢铁、煤炭和织布机等,而是突出体现为非物质的、数字技术形态的劳动资料。当前,数字技术正变得更为精深、一体化程度更高,由此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资料体系发生变革,数字技术的生产力将得到全面发挥。在这场技术革命中,新兴技术和各领域创新成果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要远远超过前几次革命,数字技术会带动很多行业如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交通业、医疗业等行业的大变革。劳动资料的数字化,既是以往活劳动的成果,也对之后的活劳动提出了新要求,影响了劳动过程中活劳动与劳动资料的具体结合方式。

  马克思认为,撇开每一种特定的社会的形式来看,“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了变化。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也导致了劳动对象的数字化,两者是紧密联系的。数字既可以充当劳动资料,又可以充当劳动对象,数字技术使得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边界愈发模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由两种关系交互作用形成:一种是生产关系,指支配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权力即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社会生产关系;另一种是生产中的关系,即反映在劳动、资本和技术的具体组织方式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数字革命通过劳动资料的数字化影响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正在改变着劳动者和资本生产机构之间具体的互动与协作方式。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新特点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旨在从资本权力运作的微观领域来揭示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的。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劳动过程的特定方式、参与生产活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既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产生,阐明了劳动过程的发展是如何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展开的。以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为显著特征的生产力体系,必然与作为其社会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具体体现在二者相结合的载体——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中。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使得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出现了有别于以往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具体样态的新特点。

  1.社会总体劳动资料的作用强化和单个劳动者活劳动的作用弱化

  从整个社会的劳动过程来看,数字技术使得劳动资料体系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云”“管”“端”被标识为衡量数字设备竞争力的主要指标。“云”是对数据中心服务器装机量和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数量的评估,“管”包括对出口带宽和连接速度的测量,“端”指的是智能设备移动渗透率和可负担性的高低。数字化的劳动资料体系成为社会总体劳动过程的一般条件。

  劳动资料原本只是劳动者延伸了的器官,劳动者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劳动资料的能力取决于单个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付出的活劳动。但是,随着劳动资料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数字化的劳动资料似乎开始代替劳动过程中的单个劳动者而具有了自身的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从生产某一产品的每一个具体的劳动过程来看,与数字化的劳动资料相比,单个劳动者的活劳动似乎越来越微不足道了。劳动者似乎只是被动地依循数字技术所预设的流程按部就班地进行程序化的操作。正像马克思所说的:“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在每一个具体的劳动过程中,活劳动被物化劳动所占有而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在这里,物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由于活劳动转变为物化劳动的附件,转变为运用劳动资料的手段,劳动过程便只是作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包括进来了。此时,劳动者的活劳动成为以物化劳动和固定资本的形式出现的劳动资料的“助手”。那么,“人的东西”在哪里?单个劳动者活劳动作用的弱化,是社会总体劳动资料作用强化的产物。而劳动资料的数字化只是结果,它以物化劳动的形式反映了社会总体活劳动所创造的巨大价值。这恰恰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证实,而不是否定。劳动价值论并不能被所谓的“信息价值论”“知识价值论”或“机器价值论”所取代。

  2.劳动和闲暇的时空边界模糊,资本逻辑被强加于整个人类生活

  如果沿着布若威的思路来分析,我们会发现,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中,劳动主体的“同意”和“反控制”并行不悖地存在着。企业与企业之间、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其使用的数字化劳动资料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呈现更大的趋同性。对趋同化的劳动资料的掌握和运用有助于加强劳动者之间的彼此认同,促进劳动者联合的进一步实现,也有助于“制造”劳动主体对劳动过程和经济体系的“同意”。一般来说,数字劳动并没有特定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场所。劳动在时间上是分散的,不仅可以是在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之外的空隙时间,也可以是在周末或假日;劳动在空间上也是分散的,它可以在私人住宅、图书馆、咖啡馆甚至是交通工具上等进行。这使得劳动和闲暇的边界、工作和生活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劳动者所感受到的压力与挫折感也与日俱增。不限时间和地点的数字劳动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自由,数字技术带来的“自由”不过是一种新的奴役机制,劳动者开始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并提出“反控制”的抗议,例如996.ICU活动。996.ICU的项目在社交编程及代码托管网站Github上传开,发起人呼吁程序员将超长工作制度的公司写在“996公司名单”中。作为开源代码库以及版本控制系统,Github拥有超过900万开发者用户。随着越来越多的应用程序转移到云上,Github已经成为管理软件开发以及发现已有代码的首选方法,是程序员最常用的知名代码托管网站。发起人将996工作制下最低72个工时与《劳动合同法》等条文对比,并呼吁“程序员生命为重”。996.ICU活动表面上是对超长劳动时间的抗议,实质上反映出劳动和闲暇的边界变得模糊。远程式、散点式、移动式的数字劳动的增加使得劳动和闲暇的明显区别消失。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网络平台是一种生产方式,它影响了积累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建立在对知识的开发上,而且建立在从关系语言学到情感感觉学的整个人类能力的开发上。截至2017年第一季度,脸书(Facebook)全球月活跃用户数达到19.4亿。根据脸书的年度报告,2016年收入为276.4亿美元,同比增长54%。其中,广告收入高达268.9亿美元,而且主要来自移动设备。脸书利用无与伦比的个人数据,可以高度个性化地进行广告定位,从而高效率实现广告投放。有学者将脸书的盈利模式分为七个步骤:第一,脸书的平台为其订阅用户提供大量的无成本技术功能;第二,用户向脸书提供各种信息;第三,广告商可以根据实时拍卖机制从脸书购买广告位;第四,广告显示在发布商和开发者的网站或应用上;第五,广告也显示在脸书平台上;第六,广告空间可以直接通过脸书广告管理器购买,也可以通过广告代理间接购买;第七,广告商、发布商和开发商的费用或收入不依赖于广告产品或服务的实际购买,而是取决于广告的用户点击次数。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用户点击网页的过程成为帮助脸书实现盈利的劳动过程的一部分。劳动过程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延伸到包括体力、情感、社会关系和想象力的整个人类的存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通过对不同的基础设施的联合、通过把资本逻辑强加于整个人类生活来生产剩余价值。

  3.劳动资料的数字化导致劳动力相对过剩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

  数字革命正在改变个体劳动者和资本生产机构之间的互动与协作方式。数字技术使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了微不足道的比例。对于许多供应信息商品的新型企业来说,其产品的存储、运输和复制的边际劳动成本几乎为零,不变资本则成为发展了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使得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日益明显。由于劳动过程中生产方法的日益革新,一定价值量的可变资本所能支配的等量劳动力,会在同一时间内使用价值量不断增加的劳动资料,即价值量不断增加的不变资本。我们拿1990年的底特律(当时美国主要的传统产业中心)和2014年的硅谷作一个比较。1990年,底特律最大的三家企业的总市值、总收入和员工总数分别为360亿美元、2500亿美元和120万人。相比之下,2014年,硅谷最大的三家企业的总市值高达1.09万亿美元,其2470亿美元的总收入与前者不分伯仲,但它们的员工数量仅约为前者的1/10,只有13.7万人。数字技术的创新驱使企业用数字资本取代劳动力,导致了劳动力的相对过剩。而且,以促进数字技术发展为目的的投资增长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趋势。这些现象意味着单个劳动力所使用的不变资本在增加,资本有机构成在提高。

  虽然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是相较于以前,数字技术创造的就业机会变少了。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的技术与就业项目评估显示,21世纪初出现在美国的新生行业只接纳了全部就业人数的0.5%,远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新生行业约8%和4.5%的比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从而同被推动的总资本相比,会相对减少,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与马克思生活的年代相比,这一规律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中体现得更加突出。

  三、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劳资关系的新特点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体现在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当中,这也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最重要的分析角度。与不同时期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内部分工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发展相适应,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关系经历着劳资双方关于工作过程控制权的斗争、为保障就业权与工资水平的斗争,以及当前传统雇佣关系转向纯粹市场交易关系的演变过程。只有以劳资关系为核心展开对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研究,才能使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真正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关系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新特点。

  1.劳动的一切力量从外观上都表现为资本的力量

  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中,社会总体劳动资料的作用强化和单个劳动者活劳动的作用弱化并存。从1970年到2013年,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元区国家的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资本系数均有大幅度的增加。信息通信技术是既往活劳动的产物,反映了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但是当它参与劳动过程中时,却不是以活劳动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而是表现为信息通信技术资本——即物化的固定资本——的形式。这一现象反映了劳动过程中财富的创造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固定资本的力量,反映出既往的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而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

  马克思指出:“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占有活劳动的资本就其形式来说就是这样的力量。”    这里所说的“对象化劳动”,指的是劳动者以往的活劳动所凝结成的对象化的劳动成果。数字技术作为以往活劳动的成果,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便成为一种对象化劳动。但是在劳动过程中,数字技术却不再以劳动的形式呈现出来,而是作为固定资本出现。“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过程就是借助于劳动工具将劳动者的劳动力运用到劳动对象身上,对劳动对象加以改造从而生产出劳动产品的过程。在劳动过程中,活劳动是价值增殖的来源,增加了的价值附着在劳动产品之上。通过分析脸书的价值创造模型我们发现,在这一劳动过程中,劳动对象是个人信息,劳动资料是各种数字化程序软件等工具,劳动产品是大数据。技术人员的活劳动就是将个人信息转化为大数据的劳动,这一活劳动附着在大数据产品上,成为脸书盈利的主要来源。在脸书的价值创造模型中,个人信息的输入和大数据的输出都与数字化的劳动资料密不可分。可是,从表象上来看,这一劳动过程中新加入的活劳动只是表现为按预设好的流程进行程序化操作,数字技术则作为固定资本融入劳动资料当中。

  随着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以往的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从而被吸收到资本当中表现出劳动资料的属性。“资本把工资预付给工人,工人用工资交换他的消费所必需的产品……本人劳动和他人劳动的这种交换,在这里不是以他人同时并存的劳动为中介和条件,而是以资本所作的预付为中介和条件……这一情况不是表现为同时并存的劳动力之间的物质变换,而是表现为资本的物质变换,表现为流动资本的存在。”

  于是,按照在劳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划分的劳动资料和活劳动,现在全部体现为资本的形式了。这样,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积累发展来说,代表一般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增长的加速通常被归因为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革新。美国在信息通信技术生产部门和其他部门的信息通信技术投资要高于任何一个欧洲大陆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仍旧保持这一势头,而且也将信息通信技术投资扩展到更多的部门,实现了由信息通信技术驱动的服务产业如商业服务和贸易等部门生产力的迅速增长。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作为固定资本的劳动资料是从何而来的?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积累,才是数字化的劳动资料的最终来源。但是,对于参与直接劳动过程的劳动者而言,劳动资料表现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只要劳动资料变成了固定资本,就失去了原来的活劳动的形态,并且在物质上作为资本同劳动相对立。

  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中,单个劳动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增长了的劳动生产力表现为劳动之外的力量的增长和劳动本身的力量的削弱,代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于是,劳动的一切力量都转化为资本的力量。”智力合并于资本变成支配劳动的权力,资本逻辑对劳动过程的主宰越来越体现为资本对一切形式的劳动成果的占有,体现为将劳动的一切力量都从外观上表现为资本的力量。

  2.网络数字平台使传统的雇佣关系转向纯粹的市场交易关系

  雇佣劳动者为了适应数字化劳动资料的要求,在知识结构和技能体系方面日益趋同化,再加上发达的网络和通信技术,这些都使得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联合在手段上变得更为丰富和便捷。但是,越来越多的远程式、散点式、移动式的数字劳动使劳动者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减少,也使得劳动者长期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之中。因此,劳动联合的手段虽然日益便捷,但其人文关系却日益松散。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分享海量的分散化闲置数字资源、满足经济活动的多样化需求,劳动资料数字化带来了众多新型的经济形态,优化了连接供需两端的资源配置方式。分享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带来了新的就业岗位。在智能手机上就可以轻松地使用数字平台将人员、资产和数据汇集在一起,创造出全新的商品和服务消费方式。这降低了企业和个人创造财富的门槛,也改变了个人环境和职业环境。聚集于数字平台上的劳动者不同于工业化时代中的劳动者,他们各自处于分散的工作地点,不用经常见面。他们虽然也会在网络平台上进行交流,但是这种交流方式与长期处于同一工作地点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方式相比,其人文关系紧密度是大幅度降低的。

  根据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规定性的说明我们知道,劳动力之间的物质变换表现为流动资本的属性,这使得流动资本中劳动力价值上的差异带来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劳动者内部的分化。网络数字平台的兴起带来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这虽然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但也使得大量劳动者的就业身份变得不明确,其权利保障日渐式微。有学者在摩根大通研究所提供的数据和自己调查估算的数据的基础上指出,12个月内退出平台的参与者百分比中位数高达50%,这充分表明了人力云平台上劳动力的流动性极大。数字革命为劳动力流动带来了新机遇,弥补了实体“移动”的不足。物理、数字和生物世界的融合会不断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有助于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较大影响。

  所谓的“平台资本主义”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剥削模式。平台的参与率和技术的有效性、后果预期和对平台供应商的信心紧密相关。平台供应商不再像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一样扮演雇主的角色,但其实质仍是资本所有者,这意味着传统的雇佣关系向纯粹市场交易关系的转向。这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机器还从根本上使资本关系的形式上的中介,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发生了革命”。人力云平台上的劳动者大部分是流动性极大的自由职业者,从目前来看,平台供应商无须为他们支付最低工资、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以网络数字平台供应商的形式出现的资本,试图以最小的成本挖掘劳动者的最大价值,资本增殖的逻辑始终主导着一切。在对相关平台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有学者对2013年至2018年平台三个月的滚动月均收益进行的统计显示,平台月均收益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

  3.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冲突

  首先,数字经济通过致力于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和谐,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生产过剩的趋势,从而缓和了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冲突。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会不会出现生产过剩呢?这个问题的焦点就在于:资本在生产中的价值增殖过程是否直接决定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实现?资本在生产中实现的价值增殖是否就是资本的现实的价值增殖?马克思指出,资本本身包含着对生产的限制,这些限制包括:“(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当资本忘记这些限制或者不顾这些限制时,就会产生生产过剩,造成普遍的价值丧失。

  传统制造业以电力为主要能源,以自动化设备的流水线生产为主要特征,以自身的产能为出发点,容易造成对消费者需求的忽视,从而导致生产过剩。过去在大部分企业内部,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简称ERP)与制造执行系统(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简称MES)都是两套系统,各自为政。产能情况、订单进度和生产库存对企业资源计划来说只是“黑箱作业”。数字技术使企业内部实现了企业资源计划、制造执行系统和客户关系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简称CRM)的集成协同,并与电商大数据相对接,包括实时订单数据和需求预测数据等。当产业链所有系统都全面集成之后,一条连接市场最终客户、制造业内部各部门、上下游各方的实时协同供应链就形成了,就可以实现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数字技术使得设备之间、工序之间,甚至工厂之间、市场和工厂之间的联网轻而易举,市场需求、生产、物流数据可以非常便捷地在市场主体之间流动。这使得制造业不再以制造端的生产力需求为起点,而是以用户端价值作为整个产业链的出发点,改变了以往的工业价值链从生产端向消费端、上游向下游推动的模式,从客户端的价值需求出发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此作为整个产业链的共同目标,使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协同优化。

  “数字制造”以用户端价值即交换价值作为整个产业链的出发点,将企业的使用价值生产与交换价值统一起来。以数字技术为手段确保劳动过程直接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出发点,有助于剩余价值的顺利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遏制生产过剩的趋势。传统制造的目的是提高产能,“数字制造”则致力于实现“产消和谐”。“产消和谐”的实现促进了剩余价值的实现,企业生产经营效益能增进劳资双方的共同利益,使得资本利润和劳动者工资都有所提高,从而有助于缓和劳动过程中劳资之间的冲突。

  其次,数字经济通过加强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合作与劳动协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冲突。数字经济时代较为普遍的组织形式是 “云端制”,即“大平台+小前端”的形式。“大平台+小前端”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商业组织的“原型结构”,如苹果平台(海量APP+海量用户)、谷歌平台(海量网站和广告主+海量用户)、优步平台(海量司机+海量乘客)等。在单个企业内部也是如此,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的要求使得小微公司成为大型企业的基本单元。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倒逼商业组织向着“大平台+小前端”的方向演化。数量众多且规模较小的自主型前端,在被赋予自主权的同时,也承担全部或部分盈亏。大规模支撑平台建立标准且简洁易用的界面,使每个职能模块化,形成资源池,便于资源共享。就目前而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带来了社会化、规模化的分工与协作体系,这一体系所带来的专业化效率,全面突破了工业时代的限制。“巨平台+海量小前端”则成为这一新型分工形态的全新载体与重要依托。这种社会化、规模化的分工与协作体系将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数字化信息网络生产系统具有较强的将劳资矛盾整合为劳资双方进行合作的能力。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减少各种文案工作并提升工作效率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通过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协调不同生产单位的活动也使得管理层级日益扁平化。马克思曾指出:“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劳动资料的数字化进一步加强了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协作,横跨多个领域的数字技术要求将多种技能的工人组成协作团队,扁平化的管理层级通过改善工人协作团队的活动,促进了工艺过程的持续改进和创新,实现了产品质量的提高。这也改善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劳动者的就业安全和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证。

  4.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使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差距扩大

  劳动资料的数字化导致劳动力相对过剩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得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差距扩大,给资本主义社会内生的不平等问题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大量研究表明,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19年,有学者在美国劳工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和个人计算的基础上,用五种不同的测量方法对1950年以来美国的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进行了统计。

  尽管每种不同的测量方式呈现出细微的差别,但总体上均显示最近20年来美国的劳动收入比重经历了显著的下降。这份报告列出了导致美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四个主要因素:一是企业市场力量的扩张,二是工人市场力量的下降,三是技术投资的快速增长,四是生产过程中技术的广泛使用。后两个因素是导致前两个因素的重要原因。还有学者运用六种不同的模型对151个经济体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结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趋势在这151个经济体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下降趋势愈益明显。与此同时,信息通信技术资本的收益份额却在不断上升。技术部门在标普500指数股息总额中的占比从2005年的5.6%上升到2015年的15%。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劳动过程数字化的最大受益者是数字资本和智力的提供者——投资人和创新者。

  社会总体劳动过程的数字化不仅使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差距扩大,而且由于它造成了从事复杂技术劳动的劳动者和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之间的分化,也导致了劳动者内部的分化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格局的变动。社会总体劳动过程的数字化使得旨在产出创新型智力成果的劳动生产的不确定性增加,效率导向使得劳动投入的回报面临更大的风险。对劳动创新性的要求在提高,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也更为激烈。这会使得劳动力就业市场逐渐分化为低技能的低薪工作和高技能的高薪工作。这也导致很多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对未来失去了希望,预计自己一生的实际收入不会有起色,而且对他们子女未来的生活也忧心忡忡。数字化信息网络生产系统加强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所造成的长期效果可能是逐渐破坏劳动者的集体力量。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这一变化,对拥有高技能、具有创新性、掌握了核心数字技术的智力劳动者群体具有吸引力,从而阻碍了全部劳动者形成一个统一的集体,这也对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产生了影响。

  四、结  语

  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就……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资本家把生产资料加到劳动力上用以消费他购买的劳动力商品的过程,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包括劳动力商品)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更是作为资本的物化劳动通过对活劳动的统治来实现价值增殖的过程。劳动过程的内部分工以及体现在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变化,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实现价值增殖的重要手段。“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某一具体历史样态的出现,必定是因为它比其他形式具有更高的资本增殖能力。但是,“任何雇佣劳动的形式,即使一种形式能够消除另一种形式的缺点,也不能消除雇佣劳动本身的缺点”。在引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劳动资料数字化的背后,掩盖的是新的生产条件和组织形式下资本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的本质,掩盖的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劳资关系根本上的对抗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变革,只是量变,不是质变:变的是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技术条件和劳动组织形式等具体手段,不变的是资本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的实质。

  时至今日,从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来看,资本的新样态——数字资本已经出现。虽然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的具体运行形式发生过也正在发生着许多变化,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的本质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在数字经济时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理论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阐释力。他关于劳动过程的基本要素、技术与劳动资料发展的关系、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活劳动和固定资本(对象化劳动)的关系等方面的观点,对于研究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劳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具体样态在不断变化,其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劳资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这就需要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样态和发展进程、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谢富胜:《控制和效率: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与当代实践》,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年。

  [2]周延云、闫秀荣:《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数字化时代国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3]〔美〕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4]〔美〕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5]〔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杨立平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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