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阶级：两个“长期革命”之争

　　保马编者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威廉斯和汤普森就社会主义的文化观念发起了一场“漫长的革命”论争。在汤普森看来，威廉斯对精英与传统的聚焦、修辞和抽象论述背离了文化的阶级斗争属性。威廉斯如同无名的裘德一般，把文化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尽管威廉斯对此并未有正面的回应，但他承认了自己对保守派的暧昧态度并尝试纠偏，以“阶级冲突”代替对“阶级斗争”的思考。问题的有趣之处在于，汤普森的斗争似乎不够彻底，他和威廉斯并非存在根本认识上的尖锐对立。他们实则都通过文化阐释来完成对政治的理解和僭越，从而建构起“文化政治学”的乌托邦。

　　在当今中国，借鉴英国经验的文化实践以不同的面具“隐微”显现。如何才能通过彻底的阶级斗争和自我批判来赢得文化的阵地战，则是这场论争留给我们的难题。程祥钰老师试图在历史语境和对话关系中探讨这场论争的建构，为我们呈现英国新左派运动复杂而深刻的景象。

　　“保马”今天推送程祥钰老师的《文化与阶级：两个“长期革命“之争》，选文出自《历史、经验与感觉结构》一书第六章(参考本期“每日一书”)，感谢程祥钰老师授权“保马”推送!

　　文化与阶级：两个“长期革命”之争

　　文 / 程祥钰

　　第一节 汤普森的批评

　　一

　　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

　　随着新左派社团的建立和政治活动、思想交流等方面的合作日益增多，《新理性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两份刊物也越走越近。在各方面条件的作用下双方于1959年开始讨论合刊的方案，并最终在1960年合并成为《新左派评论》。然而这个过程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样的顺理成章和你情我愿。[1] 在此期间双方从个别事务、私人恩怨到整体立场等各个方面都暴露出许多的分歧与矛盾。其实正如许多研究者都曾指出的那样，虽然一同聚集在“新左派”这一政治光谱非常宽广的名称之下，但《新理性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其实是属于并不相同的思想传统与政治力量，而且双方甚至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也并不如之前以为的那样拥有共同的立场。迈克尔·肯尼认为，《新理性者》坚持从伦理与政治角度对官僚社会主义进行批判，而《大学与左派评论》更注重坚守一种折中主义风格，致力于更具时代特色的、目标更为宏伟的社会主义：前者关注的是利用英国本土的思想资源改造受到损害的马克思主义，后者则以一种国际化的眼光不断引入时代新风，“新左派”这个名称的引入就是这种态度的证明。[2] 德沃金更为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与左派评论》的拥护者中很少有人对《新理性者》团体努力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感到热心，这使得汤普森明确地感受到在当时的新左派内部存在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被抛弃的倾向。[3] 这些严重的分歧在起初关于文化的唱和往来中被相对淡化，因为当话题始终集中在“道德”、“人性”、“希望”、“艺术”等字眼上时，共产主义历史学家们得以释放的激情和年轻人的想象力之间有着足够的交流空间;然而随着意见交换的日益深入，许多差异也就变得越来越难以回避，最终当话题涉及到“阶级”和“革命”这些关键性的概念时，新左派内部的矛盾终于彻底爆发。虽然在文化的重要性方面双方的立场仍旧一致，但争论出现在如何解释文化的这种重要性以及如何由此描绘下一步的政治方向上。这场争论的重头戏是汤普森于1961年分两部分发表在《新左派评论》上的一篇长文，这篇文章是对威廉斯的新著《长期革命》的批评性回应，而它的标题也是“长期革命”。考虑到该文同时也包含了汤普森对《文化与社会》的评论，因此它所引发的其实是新左派内部关于社会主义的文化观念的一次深刻辩论。两个《长期革命》的文本，加上《文化与社会》，构成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英国新左派运动当中的一幅复杂而又影响深远的景象。

　　汤普森的发难似乎显得突然，但他的不满其实由来已久。两份杂志在理念和关注点上的不同在合并前的3年当中并非没有产生摩擦，这些摩擦虽然得到了双方编辑的有效调和，但依然令汤普森感到不安。霍布斯鲍姆形象地描绘过汤普森的某些性格特点对他这一阶段工作的影响：“上天忘记赐给他某种‘编辑助理’，以及某种‘导向装置’，于是不论他再怎么亲切、迷人、幽默和狂热，总是多少会出现不安全感，并且易受伤害。”[4]肯尼和德沃金等众多新左派历史的研究者也都提及过汤普森的个人气质对新左派的影响。然而导致汤普森后来难以接受这一时期的“在总体的混乱中的最终立场”[5]的，是一部分新左派成员在一些他视为根本原则问题上的“离经叛道”。最先激起汤普森不满的不是威廉斯，而是明显受到威廉斯和霍加特影响的斯图亚特·霍尔。霍尔在1958年的《大学与左派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无阶级感》(A Sense of Classlessness)文章。这篇文章是在《识字的用途》的基础上引发的对当代工人阶级的讨论，它综合了霍加特和威廉斯的观点，既肯定工人阶级文化的基础是它的价值和体制，也拒绝在物质商品和工人阶级意识之间建立简单因果关系的做法，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霍尔将威廉斯的“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观念进一步发挥，认为在讨论当下以及未来的工人阶级文化问题时，应当更为注重对新的生活方式的考察，而关键是对这种生活方式所依赖的新的特定关系模式（物质的、经济的等等外在压力）的考察。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霍尔认为威廉斯走得还不够远，因为他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消费社会给工人阶级以及整体社会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德沃金对霍尔的观点进行了如下概括：

　　在消费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更多地将自己概念化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他们更意识到商场的开发，而不是工作场所的利用。虽然工人阶级文化并不等于它拥有的对象，但“它现在或许越来越不真实，因为‘新事物’自身暗示和必然意指了某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已经通过它们实现了，并且甚至可能会因为它们的社会价值而变得可取”。对霍尔来说，工人阶级文化已经分为几种生活方式，这与那些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分别。并不是阶级不平等的客观决定因素有任何不真实，而是这些决定因素被认为是阶级困惑的意识或者无阶级的虚假意识，是“工人阶级内部的悲惨冲突，这个阶级只有因为新的和更复杂的奴役形式才得以摆脱束缚”。[6]

　　霍尔借助对新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的考察来批判性地思考当代工人阶级文化的方法本身并没有错，但汤普森指出，霍尔的上述分析和他所批评的霍加特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缺乏对工人阶级历史和阶级斗争的更为全面的历史性了解。汤普森并不认同霍尔所概括的“当代的重大变革”，在他的研究看来，太阳底下并无新事：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工人阶级已经被社会地位的上升所引诱，以至于工人阶级在工业革命时期就已经是最初的消费者了，而当时的教会和国家也早已开始扮演和当下大众文化主导者一样的掌控人民意志的角色。与这种控制同样并不新鲜的还有工人阶级的抵抗：在工人阶级运动的整个历史中，工会和劳工运动始终在积极抵抗操纵和控制的形式，并转而为争取民主和社会改革而斗争，这些斗争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改变自身的形式并一直持续至今。[7]汤普森因此总结认为，1945年以后工人阶级并没有因为物质条件的改变而发生什么空前的变化，同样地，左翼对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态度也不应该有过于剧烈的变化。[8]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待霍尔的上述观点，我们必须承认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合理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形中，汤普森的批评或许更有道理。霍尔试图表达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这一概念是否一如既往的问题，而是对阶级斗争概念是否依然有效的很大程度的怀疑。对于汤普森来说，阶级斗争依然是一个关键问题，它是新左派应当从斯大林主义教条的手中抢救的东西，而不是要被抛弃的东西，抛弃阶级斗争的文化阐释，最终只能是要么走向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妥协，要么陷入悲观主义的论调。汤普森似乎预见到了后来的文化研究当中的一种倾向，即以各种差异政治学的主张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中，在这个方向上的激进很容易影响到新左派对新的文化政治的建立。

　　二

　　“文化是整体的斗争方式”

　　来自《大学与左派评论》这一侧的声音显然引起了汤普森的不安，这促使他发表《长期革命》一文来抒发长久以来的不满并阐释他自己的观念。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场辩论中的问题针对性以及它对新左派文化观念的影响，我们必须将汤普森的《长期革命》与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长期革命》结合起来分析。对于威廉斯和他为新左派的文化观念所做的贡献，汤普森丝毫不吝啬赞赏之词：“雷蒙德·威廉斯是这个国家在过去十年中没有倒下去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也是在冷战意识形态两极对垒中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他的一部分成就在于捍卫：在《文化与社会》中，他在许多关键点上包容了知识分子的反革命立场，直面蒙昧主义和社会悲观主义的压力并反复重申民主传统的价值。他另一部分成就则是在《长期革命》中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创造性的定义’：将文化的理论发展成‘整体生活方式要素之间的关系的理论’。”[9]然而汤普森也毫不客气地提出，虽然威廉斯的定义澄清了许多问题并且指向了解决的方向，但“他依然未能成功发展出一个恰当的普遍性的文化理论”。[10]汤普森的批评显然重点不在于不够“好”(普遍性)，而在于“有问题”(不“恰当”)。那么汤普森所认为的威廉斯文化理论的重大缺陷是什么呢?其实和对霍尔的批评一样，关键问题都在于“阶级”。

　　威廉斯显然不会完全同意霍尔在《无阶级感》中对工人阶级文化的社会考察结论，因为在《文化与社会》中他对大众传播的一个判断是：“我相信这些技术的使用并没有取代任何一种社会活动的形式，它们至多是增加了选择而改变了某些活动时间的重点。”[11]他同时明确地提出：“控制这些改变的条件显然不只是这些技术，主要的控制条件是整个共同生活的环境。”[12]威廉斯由此提出的基于共同体经验的“共同文化”，实际上成为了融合新左派不同来源和倾向的文化观念的基础。然而，正如后来第二代新左派指出的那样，《文化与社会》中的“共同体”概念其实定义非常模糊，也过于宽泛，甚至可以说很难与当时流行的许多危险的共同体定义(如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和国家主义的定义)严格区分开来。[13]这种共同体概念上的模糊与“可塑性”也引起了汤普森的注意，在他看来，威廉斯在努力建立一种关于全体共享经验的文化观念时，忽视了阶级的真实存在，同时也忽视了阶级斗争在工人阶级文化历史当中的重要作用。

　　（一）传统

　　汤普森的批评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他针对的是威廉斯所论述的“传统”。汤普森将威廉斯的“传统”概括为“大写的传统”(The Tradition)，它在《文化与社会》对历史人物的分析中是一个核心概念，并且也是“共同文化”的基石。然而汤普森对这样一种传统是否真实存在表示极大的怀疑，因为伯克、卡莱尔、穆勒、阿诺德和艾略特等人之间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在他们之间寻找一个一贯的重要传统着实令人匪夷所思，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传统，恐怕也是威廉斯一针一线将那些千差万别的概念和定义缝合编织起来的结果。[14]然而这种编织出来的传统很难说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因为且不说这些伟大人物的具体思想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工人阶级文化放在同一个传统当中，仅从历史动力的角度来考虑，他们与威廉斯所期望的“长期革命”，甚至是他们相互之间，都存在着无法忽略的严重分歧。汤普森以艾略特和劳伦斯为例：一方面，“长期革命”要对抗旧的机制和形式，但艾略特等人恰恰是这些旧的机制和形式的坚定捍卫者，仅就这一点而言，革命的文化观念显然更多地应当是反对艾略特的观念，而不应当像威廉斯表现的那样温和;另一方面，汤普森强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认为带有激进思想的莫里斯与劳伦斯可以和保守派教主艾略特算作是同一传统，这种归类的大而无当相当于将天主教的圣伊纳爵和新教改革者加尔文同归于所谓的“基督教传统”。[15]汤普森提醒读者：“一旦我们在一个共同传统中同时接受了改革与反改革，我们也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身处于过于冷漠乃至模糊了争辩激情的危险之中。”[16]

　　汤普森的批评虽然辛辣，但确确实实指出了《文化与社会》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被第二代新左派提出过，即威廉斯对待保守主义者显得过于宽宏。[17]我们已经分析过威廉斯为何会采取这种包容的策略，但即使是威廉斯自己后来也承认，这种策略在操作过程中具有很大的困难，他很难找到一个合理且统一的尺度去平衡对所有这些复杂思想家的评述。[18]而汤普森选择艾略特作为例子也绝非偶然，因为在《文化与社会》中，最令人意外的评论恰恰是发生在T. S. 艾略特身上。对于这位20世纪英国保守主义和文化精英主义的旗帜性人物，威廉斯在并不算短的篇幅中却没有像对其他的思想家，尤其是像对与之较为接近的利维斯那样给予明确而有力的批判;相反，威廉斯反反复复地提及艾略特的价值，不断地重申艾略特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并且直言：“如果用心阅读艾略特的论著，就会看到与他政治观点不同的人必须加以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否则他们就只有认输并退出那个领域。”[19]这无疑是一个重量级的肯定，要知道我们并未在评论利维斯的章节中看到诸如“如果不回答利维斯在文学方面提出的问题，那就只能认输并退出”这样的表述，虽然威廉斯曾在其他地方不止一次地有过类似表达。威廉斯虽然批评艾略特的《关于文化定义的笔记》充满了矛盾和水准上的不稳定，但总体性的描述也只不过是“一部很难评价的作品”。[20]他更感兴趣的是艾略特对文化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有益的强调，是艾略特将文化这一术语扩展到“包括一个民族所有的独特活动和兴趣爱好”的精彩见解，虽然其眼光仅仅局限于“对英国式的悠闲的独特观察”因而并未完全接受“整个生活方式”的含义。[21]威廉斯对艾略特的“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观念的阐释，在今天的我们读来都显得有些怪异，因为这里的艾略特显然与更为全面地审视下的艾略特相去甚远。很多时候这些文字与其说是在解释艾略特的文化观念，不如说是在阐发威廉斯自己的新的见解。《文化与社会》始终论证的那种宝贵传统同样在艾略特身上被发现，甚至在威廉斯的梳理之下，表现出更加令人吃惊的批判性。在它的作用下，艾略特的文化观念“成功地暴露了一种正统的‘自由主义’的局限，这种自由主义已经被过分普遍、过分满足地让人接受了……同样，如果以批判的眼光来阅读他的论著，你也会看到他的论著产生了使自满的保守主义无路可走的作用，因为艾略特几乎已经封闭了所有现有的道路，我们下一步思考这些问题，必须从不同的方向入手”。[22]

　　尽管并非看不出这些文字中“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的笔法，但汤普森显然无法接受威廉斯对保守主义者如此的同情性理解。对于威廉斯的这种包容，汤普森讽刺地说，那势必只能成为一种有教养的“老好人”[23]的调调。他还从威廉斯发表在《卫报》上的评论文字中找到了一个关于“真实的交流传播”(genuine communication)的描述，即“怀着善意去倾听并回应他人”，认为这同样也是威廉斯自己身体力行的那个“腔调”(tone)。但这似乎只是威廉斯的一厢情愿，因为“伯克出言不逊，科贝特破口大骂，阿诺德恶毒狡猾，卡莱尔、罗斯金和劳伦斯在其中年时期刚愎自负”，这些知识精英们何曾怀着善意去倾听别人，更不用说当这个别人是令他们不屑的“大众”的时候了。[24]汤普森甚至认为，因为和这些精英人物们走得太近，威廉斯像哈代笔下的裘德一样已经远离了自己所属的阶级，沉溺于“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文化逻辑之中。[25]汤普森认为最有力的证据是，威廉斯对这些思想家的历史化考察最为缺乏的恰恰就是历史：“很多时候，我在《文化与社会》中感受到的是一连串空洞的声音——伯克、卡莱尔、穆勒、阿多诺，他们的意义脱离了他们所处的整个社会背景，全部都是通过一种不偏不倚的精神媒介传达出来。”[26]这种抽象化的观念论述不正是威廉斯抨击的那个玷污了文化与社会传统的东西吗?汤普森显然认为威廉斯同样落入到这个陷阱当中，这使得作为一位社会主义批评家的威廉斯疏离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27]并引发了汤普森另一方面的批评，即忽视了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

　　（二）“共同体”概念的危险

　　在汤普森看来，威廉斯的文化观念之所以如此依赖于对“传统”的建构，正是因为他对社会动力的抽象观察，由此也构成了汤普森批评的第二个方面。这种抽象在《文化与社会》中表现为对精英思想的重要性的过度夸大，在《长期革命》中则表现为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不加批判分析地使用“我们”(We)这一概念。汤普森通过上面的例子强调，威廉斯的共同文化概念虽然有益于反对教条化的决定论和阶级分析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却深深遮蔽了阶级斗争的真实存在。基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汤普森也承认威廉斯的困难源自既寻求非个体化的社会动力，又意图躲避阶级斗争的那些不可靠的术语和公式版本，但他认为威廉斯“是回避了而非规避了这个问题”。[28]他所依赖的“传统”最终被抽象为一种“大写的传统”，也即来自精英与统治阶层的思想文化精华。在《长期革命》中威廉斯虽然在文化共同体的意义上提出了广义的“文化扩张”的要求，但汤普森认为由于威廉斯对这种文化的“普遍性”的认识依然有局限，因此就存在着像他们都曾批评过的霍加特的论述那样成为支持“福利文化”的论据的危险。应当说，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对精英与大众是做过有效的并且是反转性的区分的，但汤普森认为威廉斯并未对结尾部分的颠覆性的“大众文化”概念进行足够深入的思考，特别是没有充分考虑“大众”或者说工人阶级在其自身文化传统当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对所谓共同的传统或文化的积极建构。这些作用并不一定表现为著书立说，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各种争取和抵抗的行动，表现为遍布日常生活各个细节处的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方式。这些本来应该成为威廉斯考察文化传统与共同文化的重要对象，然而威廉斯似乎只向我们展现了对立面的声音及其影响力。因此，虽然威廉斯在“大众文化”上的思考超越了霍加特的局限，但他留给工人阶级的选择依然有限，似乎只能是如何更好地“扬弃”那些“大写的传统”，而这种扬弃，在汤普森看来还是过于被动。当这些未能解决的问题进入到《长期革命》中时，就导致了关于历史的种种抽象化论述，在其中我们只能看到“抽象的社会动力”，却看不到实际存在的“冲突”;与此同时，那个奇特的集体名词“我们”也出现了。[29]威廉斯使用“我们”本身并不奇怪，它指代的是作为共同文化主体的工人阶级，但汤普森怀疑的是当威廉斯用“我们”来讨论文化的长期革命时，所阐发的到底是那个“大写的传统”的沿革还是阶级斗争成果的进一步深化，毕竟《长期革命》从一开始就承认的各种文化观念的合理价值和革命成果看起来还是《文化与社会》提供的那种判断：说到底，迅速地以“我们”来替代“大众”，似乎非但不能解决威廉斯文化观念的单一性，反而更为强烈地抹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痕迹。

　　汤普森认为，回避阶级斗争带给威廉斯的最大影响就是在尊重传统和重视工人阶级斗争的成就之间明显倾向于前者而忽略后者。在《长期革命》中，“劳工运动有时候被相信创造了新的‘机制’：但是它从来没有被相信拥有‘心灵’。一边是‘旧的人类体系’，另一方面是‘扩张’、‘成长’和新体制，‘大写的传统’则处于中间，冷静地体会着复杂性，并且尽力在‘工业’和‘民主’问题上进行正确的思考”。[30]似乎决定着文化走向的依然是某个伟大的“心灵”，只不过它现在有希望被更为民主化地分享。汤普森对此提出了严重抗议，他以威廉斯对英国1867年议会改革的历史意义的评价为例，给出了一种不同角度的观点。威廉斯认为政治选举权在1867年至1884年间出现了实质意义上的“断裂”，但汤普森认为应该强调的是工人在此期间“赢得”了选举权。[31]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动词背后的不同主语所体现的差异：“断裂”仅仅描述出一种制度上的变革，而“赢得”则更为强调其中包含的自下而上的斗争和争取。汤普森告诉我们，“赢得”暗示出“为了谁”和“反对谁”的问题，“断裂”和“赢得”反应的不仅仅是角度的不同，两个词分别意味着“历史像这样发生”和“人们用这样的方式创造历史”，它们之间的差异正是思想传统和工人阶级斗争哪个才是“文化”的主要推动力的问题，而这恰恰是威廉斯的两本书都未能解决的最为核心的含混之处。[32]这种含混触及了新左派的根本立场问题，因为若无法从根本上辨别共同文化的主体和动力，那么即使将“文化是普通的”论证得再充分，《长期革命》所热议的各个方面的“扩展”和“成长”都很难被肯定地视为新左派文化政治理想的合理方向。为了解决这一含混，汤普森认为应当进一步发展和修改威廉斯的文化定义：“我要坚持的是积极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创造自身历史的过程……如果我们将威廉斯定义的‘生活方式’换成‘成长方式’，那么我们就从一个容易产生消极冷淡联想的定义转向了一个能够提出主动性和主体问题的定义。如果我们再作变动，将隐含在‘成长’中的‘进步’的联想删除，我们就能得到‘整体冲突方式的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研究’，冲突的方式也就是斗争的方式。”[33]汤普森表示，虽然他并不认为威廉斯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断裂”，但“从‘斗争的方式’过渡到‘生活的方式’是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传统主流的窒息”。[34]因此汤普森在回应威廉斯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定义：文化是整体的斗争方式。

　　第二节 两个“长期革命”

　　一

　　威廉斯的“苦难”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威廉斯的《长期革命》时，汤普森的批评便显现出一种复杂的重要性。不妨先来看看《长期革命》是如何描述关于文化的定义的：

　　文化的定义有三种普遍的范畴。首先是“理想的”，在它看来就某些绝对的或普遍的价值而言，文化是人类完善的状态或过程……文化分析在本质上就是在生活或作品中对被认为构成一种永恒秩序，或与普遍的人类状况有永久关联的价值的发现和描写。其次是“文献的”，在它看来文化是知识性的和想象性的作品的整体，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详细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从这一定义出发，文化分析是批评活动，通过这种批评活动，思想和经验的本质、语言的细节，以及它们活动的形式和传统，都得到描写和评价……最后是文化的“社会的”定义，即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描述，它不仅表示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从这一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所隐含和显现的意义和价值。由此，文化分析就包括了总是被提及的历史批评，在这种历史批评中，知识性的和想象性的作品在与特定的传统和社会的联系中得到分析。但它也包括了对生活方式中各种因素的分析，这些因素在文化的其他定义的追随者看来根本不是“文化”：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掌控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特殊形式。另外，这种分析涉及的范围包括“理想的”定义所强调的，即发现某些绝对的或普遍的、或至少是高地的或低级的意义和价值，到“文献的”定义所强调的作为主要目的的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阐明，直至强调研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对它们进行比较以确立一种标准，而是通过研究它们的变化方式，去发现从总体上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文化一般发展的某些一般“规律”或“倾向”。[35]

　　熟悉《文化与社会》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威廉斯提供的这三种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来源：“理想的”定义来自于伯克式的贵族，“文献的”定义出自艾略特和利维斯式的文化精英，而“社会的”定义则是威廉斯所倡导的。文化的社会定义全面涵盖了前面的两种定义，而不是与之截然对立，这也与《文化与社会》的立场完全一致。在威廉斯看来，伯克和艾略特的文化观念中包含着有价值的成分，并且这些成分作为“传统”延续到了他所期望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观念当中。如果强行对这种传统进行切割或排斥，就会导致“理想”(更高的人类价值)、“文献”(书写与记录)、“社会”(复杂的社会因素)被孤立和抽象化地抬高或排斥，由此也就造成了这三种文化定义现有的版本所呈现出的缺陷：“‘理想的’定义试图将它描述的过程从它详细的体现和特定的社会塑造中抽象出来——把人的理想发展看作脱离、甚至对立于他的‘动物本性’或物质需要的满足——在我看来，这种定义无法接受。此外，‘文献的’定义只从书写和描绘的记录中看到价值，而将这个领域和人的其他社会生活截然分开，这同样不能接受。另外，‘社会的’定义将一般过程或艺术和学问的总体当作纯粹的副产品，是对社会真正利益的消极反映，在我看来同样是错误的。”[36]威廉斯延续了他在《文化与社会》和《文化是普通的》当中同时批判精英保守主义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并在此强调：“任何充分的文化理论必须包括这些定义所指向的三个事实领域，相反，任何排除其他范畴的特定的定义都是不充分的……无论在实践上有多大困难，我们必须将这个过程视为一个整体。”[37]

　　威廉斯提到的“困难”不仅包括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要实现这种整体性的分析需要面对何等的复杂性——正如杰姆逊所说的“为什么有理由觉得(关于文化和美学的)这些问题不比生物化学的问题更复杂呢?”[38]——同时也包括了新的文化观念与已有的文化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威廉斯显然倾向于从前人的思考中发掘合理的价值并加以适当的改造。例如，他提出在思考“理想的”文化定义时，“如果我们不是将这一过程称之为朝向一种已知的理想前进的人类的完善，而是意指一种人类(man as a kind)的一般成长过程的人类的进化，我们就能够辨认出其他定义可能排斥的事实领域”[39];又如，他认为“文献的”文化定义“能够为它在其中得以展现的整体的组织提供具体的证明”，而“在概括讲述时选择某些活动加以强调是必要的，在暂时的分离中寻找发展的独特线索也是完全合理的”，只不过“文化史是从这类独特的工作中慢慢积累而形成的，只有当积极的关系被重新建立起来，所有的活动都受到平等对待时，编写文化史才是可能的”。[40]显然，威廉斯之所以对旧的文化定义念念不忘，不是因为某种怀旧情绪，而是因为它们恰恰彰显了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念所忽视的“事实领域”，也体现了他所期望的新的文化政治与英国传统的渊源，以及部分努力的方向。

　　因此，威廉斯必须跳出任何以“好/高尚—坏/堕落”为核心的“传统—当下”的正反二元论述。他以被“传统”拣选出来奉为上乘的文化作品为例，讨论了“选择的传统”的问题。他提出，“在特定的社会内部，选择受到包括阶级利益在内的许多特殊利益的制约……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总是倾向于与它同时代的利益和价值系统保持一致，因为它绝对不是全部文学作品而只是一种持续的选择和阐释”。[41]这种见解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中关于“文化”或曰“意识形态”的理论是一致的，威廉斯也提到了选择的多重效果：“在一个层面上，选择的传统产生了一种一般的人类文化;在另一个层面上，产生了特定社会的历史记录;在第三个层面上，也是最难以接受和评价的层面，产生了对曾经属于活生生的文化的许多领域的拒斥。”[42]很明显这里的三个层面与威廉斯之前分析的三类文化定义形成了相互映证。威廉斯同时提出，我们不仅可以认识到这些选择的传统中包含的有价值的因素，并且也具备对其进行合理化改造的客观条件：“因为这种成长是复杂的并且是持续进行的，所以往昔的文学作品在将来的重要性是不可预料的。有一种自然的压力迫使学术机构遵循社会发展的道路，但一个明智的社会会在保证获得这种重要性的同时，鼓励学术机构为保留一般的作品留有足够的资源，并且抵制那种任何时期都有可能自信满满地提出的批评，即认为这种活动的大部分内容是没有意义且毫无用处的。”[43]威廉斯这里强调的不仅仅是文学文本本身的复杂性，更是它被选择、接受和阐释的不断变化的历史与社会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决定了“文化”和“社会”必须在整体的相互关系中来加以理解，而不是让任何一方成为另一方的简单的“背景”或“注脚”。威廉斯之所以认为“把文化理论定义为是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种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44]的文化观念已经可以被接受，是因为新的历史时期已经为这种认识的突破提供了基础。所谓“明智的社会”，其物质和制度基础已经在《文化与社会》中得到了说明，那就是自工业革命以来逐步发展形成的民主化的大众传播，在《长期革命》中也再次得到过强调：“整个过程——民主斗争、工业发展、传播的扩展以及社会和个人的深度改变——的规模确确实实已经大到令人难以认识甚至想象的地步了。”[45]威廉斯更通过“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关于社会的想象”和“阅读的公众与通俗出版的成长”等各个方面进一步描述了这一“文化扩展”的过程所取得的成就和继续发展的方向。也正是在这样的论述当中，威廉斯向我们证明，“在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当中，在其全部的独特活动之中，文化传统可以被视为对先人的持续选择和重新选择”，当我们将与作品相关的各种复杂关系尽可能呈现出来以后，“文献的”分析就能够从作品当中走出来而成为“社会的”分析，而我们对文化的永久贡献的发现也就不会发展成为朝向被决定了的价值前行的人类的自我完善，而是将其视为无数个人和群体为之作出贡献的人类一般进化的一部分。[46]

　　我们可以将上文中汤普森的批评分为以下几个层面。首先是修辞的层面。汤普森的犀利文笔常常会将他的表述表现得极为好斗且略显夸张，例如上文所引的他对威廉斯使用“断裂”而非“赢得”，使用“我们”或“大众”而非“工人阶级”等词语的不满，实际上都是出于另一个层面的批评，但却形成了对威廉斯整体风格的一种强烈质疑，乃至上升到称其为“无名的裘德”这样的讥讽。第二个层面是关于威廉斯的论述对象。汤普森对《文化与社会》的不满是它勾勒出的文化传统几乎完全属于知识精英，尤其是属于保守派的文化精英，留给工人阶级的仅仅是如何选择而已;他对《长期革命》的批评则是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讲文化和文学作品的“成长的历史”，是这些被传统认为格外优秀的思想和作品在当代应当如何被理解和接受的故事，在这里我们似乎看不到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提到的“现代发展的普遍趋势，是把比以前更多的文化层次带入普遍与识字有关系的情境中”[47]这一认识的存在，因为那些过去被精英传播所不屑的文化内容，那些活生生的生活经验领域依然在论述范围之外。第三个层面与前两个层面密切相关，即认为威廉斯在受到精英文化的诱惑和轻视了具体的历史内容之后陷入到抽象、空洞的理论论述当中。上述三个层面共同构成了汤普森第四个层面的质疑，即威廉斯未能从根本上重视工人阶级的主体性，重视阶级斗争在他所论述的文化过程当中的作用。

　　依照这四个层面来整体反观威廉斯的《长期革命》的话，我们往往会觉得汤普森的批评有些过于吹毛求疵了。正如上文呈现的那样，威廉斯丝毫不认为文化所彰显的人类的发展过程是“朝向被决定了的价值的前进”(a movement towards determined values)，相反，他认为“长期革命的人类动力来自于坚定的信念：人们通过突破旧的社会形式的压力和限制，通过发现新的共同体制，可以自己指导自己的生活，这个过程既包括成功也包括失败”。[48]在这个基本认识上他和汤普森是完全一致的。威廉斯还批评了当时在这一领域普遍存在的两种误解：一种是以美国为例，声称“工业、民主和传播的扩展只会导致社会的大众化”，另一种则是来自苏联的声音，认为“将近半数的世界已经赢得了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并且共产主义的未来已经是板上钉钉了”。[49]这两种观点显然都忽视了大众的创造力，以及历史过程的复杂性，而这种错误同样也是汤普森所强烈批判的。问题的有趣就在于，汤普森的批评并非出于根本认识上的不满，至少他们之间并非像汤普森的措辞那样存在如此尖锐的对立，我们有理由将汤普森的批评视作对威廉斯文化观念细节上的指责和整体上的扩展。

　　二

　　文化观念的进一步确立

　　就整体而言，威廉斯和汤普森的两个《长期革命》的相互作用其实是使得他们各自的文化阐释既获得了更为清晰的轮廓，又实现了相互的阐发乃至一定程度的融合，而这种在论辩中逐步形成的清晰而丰富的文化观念，对于当时的新左派而言同样十分重要。首先，汤普森对威廉斯过分关注“文学”和其他精英文化的批评，事实上和威廉斯对它们的重新理解一起，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新左派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发展方向，即将文化的含义极大地扩充，并且将关于文化的阐释提升为一种关于政治的理念，也即后来的研究者所说的“文化政治学”。这也正是英国新左派确立重新联合的基础并将其深入推进的表现。威廉斯也曾说过：“五十年代是文学批评主导英国文化的最后一个阶段。”[50]这意味着新左派将要或正在获得的文化阐释意义的转变，也即通过文化阐释来实现“关于政治是什么的重新定义以及对所有层面政治力量的重新动员”。[51]实际上，威廉斯从《文化与社会》中与保守文化观念进行争夺到《长期革命》中对成长中的共同文化进行规划，这一变化本身已经显示了上述转折的出现。而汤普森此时正在酝酿之中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更是鲜明地标示出了这个新的起点。

　　其次，虽然威廉斯并未对汤普森的批评给出即时的回应，但在他后来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这场论争并非单方面的批判，而是对他后来的思考产生了诸多积极的影响。汤普森的文章引起威廉斯反思的不仅仅是关于“共同体”等等概念的含糊不清，还包括某些方法和角度上的欠缺。例如，汤普森批评威廉斯对思想家的分析显得空洞、抽象，威廉斯后来便予以承认。实际上这一问题之前已被另一位新左派历史学家维克托·基尔南委婉地提出，他在《新理性者》上评论《文化与社会》时说：“我们习惯性地认为我们杰出的作家是如此众多的苦行者，每个人都孤独地栖居在他的柱子上。有时候把他们看作是家族相册照片中不起眼的第二排人物倒是很有益处的。因而可以看到骚塞、柯尔律治和华兹华斯……他们正在走向像法官、主教或者大学教师这样的职位。”[52]他还专门列举了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作家对待政府的态度与他们自身和政府的关系之间的联系。这些分析一方面肯定了威廉斯在讨论这些人物时的历史化努力，另一方面也暗示出这种历史化还远远不够，“在《文化与社会》中这种实质性的历史是缺席的”[53]。面对基尔南和汤普森以及后来的新一代新左派的这项质疑，威廉斯丝毫不回避：“在重新发现(文化)这一概念并重建围绕它的话语的过程中，我允许了某种程度的历史抽象，因而没有足够有力地贯彻这本书的一个革新之处：只有回到词语在历史中的各种意义变化，你才能精确地理解词语本身。”[54]这其实阐释了一个复杂的事实，即《文化与社会》既在与保守主义者的对抗当中自我塑造，又因为这种对抗关系而自身受到限制。除了在对精英思想的论述中受到对象的限制之外，汤普森的批评还点出了威廉斯此时所受到的另一种限制，那就是他在孤独的和拒绝合作的十年中保持的对于左翼的谨慎怀疑，这种态度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威廉斯的视角产生了某些偏颇，在阐释中似乎对左翼错误的重视和对类似错误的刻意规避远远超过了对保守派错误的重视和规避。这一倾向惯性也延续到了《长期革命》当中，实际上也带入到了正步入新局面的新左派运动当中。威廉斯事实上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后来才会认为《文化与社会》是与自己现在立场最为遥远的一本书，并强调在写完它之后自己已经站在一个新的位置上。[55]同时威廉斯在后来的写作中也更加注意纠正这种对保守派的过分宽容和对左翼的过分苛刻。[56]

　　对于汤普森最为根本性的批评，即文化的定义应当是整体的斗争方式而非整体的生活方式，威廉斯则将其看作是对自己的文化观念的补充和进一步阐释，事实上汤普森本人也作如是观。[57]德沃金就专门指出，在共产主义历史小组成员们那里，“关注阶级斗争暗示了另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是对生产主义模式的严格决定论的代替。这种对阶级斗争的关注使强调意识、经验和文化成为可能”。[58]不过威廉斯在后来的思考中也并没有一味回避两者的不同，并且阐明了自己为何会使用更为宽泛的“生活方式”这一定义。他首先表示同意汤普森的基本观点，即一种将斗争排除在外的整体生活方式的定义是不可接受的，同时又对汤普森的“斗争”概念进行了细致分析。如前所述，汤普森的“阶级斗争”概念是由“阶级冲突”概念引申到文化定义当中的，而在威廉斯看来，这两个词应当有所区别，但是在当时的左派那里它们却是被混用的。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阶级冲突无疑是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绝对不可逾越的利益冲突，整个社会秩序围绕它得以建立，并且必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实现对它的再生产。‘阶级斗争’这个词准确所指的是这样的关键时刻：结构性的冲突成为有意识的相互争夺，一种公然的武力参与。”[59]也就是说，两者分别指代了结构性的普遍存在和这种存在的较为极端的显现形式。威廉斯进一步说：“冲突是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结构性前提，任何对文化的社会主义解释必须也必然包括冲突……但是如果你把整个历史过程定义为斗争，那你就不得不回避或者略过冲突以其他形式得到斡旋的所有时期，在那些时期里，冲突得到了暂时的解决或者只存在临时性的冲突。”[60]换句话说，冲突相较于斗争而言不仅仅是更为温和的一种说法而已，而是可以更好地涵盖整个历史过程的一种表述，它既可以用来标注那些明确的、有意识的斗争的历史，也可以用来描绘隐藏在日常生活各个细节之下的结构性的压制与抵抗。而在这层意义上来理解“冲突方式”的话，它其实与威廉斯所说的“生活方式”几乎完全等同。同时威廉斯还就当时的历史语境解释说，冲突显然比斗争更适合用来描述新左派崛起的时代，因为“1950年代是一个非常卑微的时期，人们呼吁的许多有组织的斗争似乎被压制和收编了”，汤普森使用斗争这个词的强烈情感可以理解，但在当时的情形中却有可能因为这种措辞上的失误而带来相反的效果。[61]有鉴于此，威廉斯才会在《文化与革命：一种回应》当中这样阐释他的“共同文化”与“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深层次关系：“我相信，我们现在面临的斗争过程就是创造公共意义的斗争，这斗争是真正的论坛，这论坛是为了创造一个这样的社会：其价值是直接被共同创造和被共同批评的，在这个社会中，有关阶级的讨论和排斥可以被共同而平等的成员关系的现实所取代。那就是一种共同文化的观念，并且在发达社会里，它正日益成为革命的复杂实践。”[62]

　　注释

　　[1] 关于这段历史，可参见[英]迈克尔·肯尼：《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李永新、陈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41页。

　　[2] 同上，第26-27页。

　　[3] [美]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凤丹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8页。

　　[4]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周全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260页。

　　[5] [美]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第88页。

　　[6] 同上，第137页。

　　[7] 同上，第138页。

　　[8] 同上，第139页。

　　[9] E. P.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9, 1961, pp. 27-28.

　　[10] Ibid. p. 28.

　　[11] [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80页。

　　[12] 同上。

　　[13] 参见[英]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樊柯、王卫芬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2-105页。

　　[14] E. P.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9, 1961, p. 25.

　　[15] Ibid.

　　[16] Ibid. pp. 25-26.

　　[17] [英]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樊柯、王卫芬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6页。

　　[18] 同上，第89-92页。

　　[19] [英]雷蒙德•威廉斯，吴松江、张文定译，《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94页。

　　[20] 同上，第299页。

　　[21] 同上，第302-303页。

　　[22] 同上，第311-313页。

　　[23] 汤普森的原话是“as an elderly gentlewoman and near relative of Mr. Eliot”，参见E. P.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9, 1961, p. 25.

　　[24] Ibid. p. 25.

　　[25] Ibid. p. 35.

　　[26] Ibid. pp. 24-25.

　　[27] E. P.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9, 1961. p. 24.

　　[28] Ibid. p. 26.

　　[29] Ibid.

　　[30] E. P.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9, 1961, p. 30.

　　[31] Ibid. p. 26.

　　[32] Ibid.

　　[33] Ibid, p. 30.

　　[34] E. P.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II”, New Left Review 10, 1961, p. 34.

　　[35]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anguin Books, 1971), pp. 57-58.

　　[36]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anguin Books, 1971), 59-60.

　　[37] Ibid.

　　[38] [英]肖恩·霍默：《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孙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39]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anguin Books, 1971), pp. 58-59.

　　[40]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anguin Books, 1971), pp. 62-63.

　　[41] Ibid, p. 68.

　　[42] Ibid.

　　[43] Ibid. pp. 68-69.

　　[44] Ibid. p. 63.

　　[45] Raymond Williams, “Introduction”, in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anguin Books, 1971), p. 12.

　　[46]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anguin Books, 1971), p. 69-70.

　　[47] [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88页。

　　[48]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anguin Books, 1971), p. 375.

　　[49]  Ibid. p. 376.

　　[50] [英]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吴松江、张文定译，《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9页。

　　[51] 同上，第90页。

　　[52] 同上，第94页。

　　[53] 同上，第95页。

　　[54] 同上，第92页。

　　[55] 同上，第93页。

　　[56] 例如重新思考劳伦斯和考德威尔，参见同上，第110-114页。

　　[57] 参见[美]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第143页。

　　[58] 同上，第41页。

　　[59] [英]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樊柯、王卫芬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2页。

　　[60] 同上，第122页。

　　[61] 同上，第122-123页。

　　

　　[62] 转引自刘进：《文学与“文化革命”：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学批评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95页。

　　*作者说明：笔者写作的时候，倪伟老师的《漫长的革命》译本还没出。出于避免与斯诺的书混淆的想法，笔者采用了《长期革命》这个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