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是结果不是原因：乔姆斯基解读美国困境

　　特朗普是结果不是原因：乔姆斯基解读美国困境

　　文 | 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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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评论领域，诺姆·乔姆斯基的每本书、每篇访谈，几乎都显现出远超普通专栏作家、政治营销专家的犀利。

　　乔姆斯基是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荣休教授，是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创立者。他在语言学、心理学领域被公认为大师。他的另一种身份则具有强烈争议，他不仅像爱德华·赛义德那样致力于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伪善、民主制度的崩坏，而且批判的激烈程度要高于赛义德。但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位于左翼的理论家、批评家，乔姆斯基对于苏联的好感度很低，甚至认为其给予人民群众的权利和自由，比西方国家的伪善制度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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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本《乐观而不绝望》书中，乔姆斯基清楚的指出，特朗普的崛起是美国社会分裂、崩坏的原因，而是结果。

　　主流经济学家乃至一般的“文青”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欧洲和美国抱有好感，这种倾向并不难以理解。现有全球制度和文化起源于近代西方，而美国的建立相比欧洲以及当时世界上其他大洲更具有平民革命的色彩。美国开国以后曾长期处于领土扩张，再加上几次技术革命，20世纪的两次大战确立了美国的世界霸权、经济领导地位，这带来了相当多的发展机会，事实上确实也开创了一个长时段的阶层流动性很高的阶段，这意味着努力就很可能改变命运。

　　但这一切，在20世纪70年代起发生了剧烈改变。美国经济金融化程度大幅提高，实体经济加速向海外转移，这意味着就业岗位、创业机会的减少——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创业热潮仅限于互联网及相关高技术领域，这当然是很高的学历、知识和人脉门槛。并且，通过长达几十年的减税改革，美国政府降低了国内再分配的份额。到了21世纪初，劳动所得基本上停滞不前，而资本所得的增长更快。这就是乔姆斯基所说的“但凡在(美国)国家层面推行的项目……都产生了极具破坏力的后果，其中最直接的影响是，整个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种恶性的停滞状态，人们的生活水准不断下降，最终造成人类整体的收入不均现象愈发激化，乃至彻底不可调和。”

　　美国经济、社会的剧烈转向，毫无疑问让美国的有色族裔尤其是黑人成为受害者。奥巴马不能代表黑人的普遍遭际，绝大多数黑人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所获得的实际上扶助，都因为上段所述的转变而大打折扣。而少数黑人精英借助民权运动开创的“政治正确”，跻身社会上层。

　　白人呢?中下层白人居民过去的确曾经是美国梦的中坚支持力量，而已却滑入了民粹主义的泥淖。笔者在给《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的书评中曾写道，“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就不断推动制造业产能和就业岗位对外流动，并加速本国经济结构的金融化。……保守派(白人)居民更多的居住在美国南方，有人情味，邻里关系好，喜欢通过自治组织而不是政府来解决争端问题;在20世纪40-60年代，文化水平不高的他们借助于美国经济景气时代，而获得了非常良好的就业机会。而在上世纪晚期，美国经济改由金融创新、科技创新拉动，这些都并不需要太多的人员就业，更不需要吸纳低学历、低技术人员就业。而美国保守派(白人)居民过去看不上的‘低层次’就业岗位，比如石化产业中的清淤岗位(没有防护)，早就被非法越境的墨西哥移民，以及合法跨国打工的菲律宾等国的工人抢走了——前者吃得比后者多，干得比后者少，想拿的钱还更高，你觉得跨国公司会聘请谁?”

　　另外，如《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那本书谈到的那样，让少数黑人大占便宜的“政治正确”，却导致了大量的白人中下层居民付出现实代价。这必然加剧种族矛盾。

　　归结起来，美国的中下阶层居民，无论黑人还是白人，其实已经成为现状、秩序的受害者。这就是为什么2020年春夏之际，黑人和白人的中下层都站出来激烈的表达诉求。但“这些人最终成为强权势力的牺牲品，既无法理解当下的现状，也无力对其施加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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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姆斯基认为，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政策，其实并没有缓解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于美国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平民受到的影响，而是延续了过去的新自由主义政纲逻辑。8年任期内，越往后，奥巴马的政策与克林顿时期就越相似。

　　即便如此，奥巴马执政时期的美国共和党，已经几乎演变为“极具反叛调整的奇葩——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抱持一种极端的态度;对其承继的主导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政权总是抱有强烈的蔑视态度;不屑于作出任何妥协;不听规劝，对事实、证据和科学缺乏基本理解;无端地轻视政治对手的合法存在。”这个评价是乔姆斯基引述的，原创者是美国政治右翼理论家、为美国企业研究所工作的分析师托马斯·曼和诺曼·奥恩斯坦。

　　曾经给奥巴马投票的美国选民(意识形态偏自由派)，事实上因为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而遭受了背叛。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民主党的建制派在初选中“做”掉桑德斯以后，民主党的拥趸对于希拉里的热情确实不高，因为她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表现得比克林顿和奥巴马更具革新性。

　　对于特朗普，乔姆斯基在前者胜选之初给出的解读是，其政策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共和党近些年来偏极端化的政纲发展，因为参加美国大选的共和党候选者事实上都对诸如全球变暖等问题装聋作哑或明言否认。乔姆斯基在书中也引用了《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一书对特朗普支持者的“画像”。

　　美国民主党在落败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后，指控俄罗斯干涉了美国大选，目的是帮助跟普京关系更好的特朗普上台。乔姆斯基反过来指出，美国干涉他国大选，其实是个制度惯例——两种操纵行为的区别仅仅在于，美国对外干涉，之前被经常解读为输出美式民主，而俄罗斯被指控干涉美国大选，则是破坏美式民主。乔姆斯基在《乐观而不绝望》书中嘲笑了那些为美“输出民主”进行干涉的辩护言论，列出了美国对外干涉时，对于许多国家和地区压制甚至屠戮人民的行为视而不见，乃至直接出钱、出枪、出手。美国对于西方民主国家诸如澳大利亚、意大利和法国的大选也曾给予过直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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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姆斯基在书中对以色列和土耳其进行了反复批评。在美国，批评以色列，比批评美国在政治上还危险。而这种奇特的传统其实并不悠久：1967年的六日战争，以色列出人意料的获胜，而这促成了美以同盟。之后，美国与以色列的联盟关系，要比美国与其他盟国的更好、更稳固，前者总是热衷庇护后者的哪怕战争责任。

　　土耳其近些年开始受到美国的巨大压力。《乐观而不绝望》这本书又翻起了美土两国的“黑历史”：美方长期赞助土方进行多次践踏国际法则的军事、政治行动。而双方关系出现破裂，始于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土耳其拒绝加入美方对伊作战。

　　《乐观而不绝望》这本书叙述指出，从大航海时代到近代后期，再到当代，欧洲的殖民者在美洲和非洲开展殖民掠夺，并挑唆拉美、非洲国家之间、部族之间的矛盾和仇恨。在亚非拉掀起民族独立运动，建立起一个个民族国家以后，美方顺承了欧洲殖民国家的做法，尽可能维持并时而挑唆激化上述国家的内部矛盾。为了维持其自身利益，美方和欧洲都愿意在亚非拉扶持那种宗教保守或政治保守势力，坚决打压开明的民族主义世俗势力——因为后者更可能让新兴民族国家走上独立自主、开明发展的道路，而前者注定将成为大国纵横的棋子、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

　　1960年，刚果独立，卢蒙巴被比利时和美国联手暗算，刚果的发展计划搁浅。整个国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持续着内战、屠戮，“彻底变成了世界上最令人恐惧的人间炼狱”;各方军事力量均能从欧美找到赞助者，在开战的同时，保护着赞助者指定的企业，在刚果开发稀有金属等矿藏。伊拉克、利比亚过去确实是高压国家，民众没有自由和民主可言，但在美欧主导的战争重创了国家以后，民众的自由和民主沦为了一纸空言，还没有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安全，这样的转变至少不能算是一种进步。

　　基于以上分析，乔姆斯基认为，之所以欧洲近些年被涌入大量的中东和非洲移民所滋扰，引发深层次的难民危机和本地民粹浪潮，其实就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的现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