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钢｜颠倒的“主奴辩证法”

　　保马编者按：

　　今年是革命导师列宁同志诞辰150周年，保马推送白钢老师《颠倒的“主奴辩证法”：俄苏列宁主义式政党与国家体制的成就与困境》一文，以示纪念。文中，作者对20世纪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列宁主义式政党做出了自己的反思。在作者看来，列宁主义式政党与它所植根的希腊-基督教传统，特别是东正教传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当它试图挑战，以至于“颠倒”源自这一传统的“主奴辩证法”时，它继承了蕴含在后者中的不平等关系。当这一政党形式保持其革命理想时，它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地区成功地动员、组织起了广大分散的群众，使社会主义实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现实性;而当理想褪色，党的机体逐渐与国家机器融为一体时，这一政党形式则演变成了缺乏人民主体参与的高度僵化的官僚统治模式。今天，当我们重新思考列宁主义的遗产时，应该注意到“颠倒的主奴辩证法”所内含的局限，特别是单向度的党群关系以及人民救世主心态。革命者对于自身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不自欺欺人的态度，须知“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毛泽东)。

　　颠倒的“主奴辩证法”

　　——俄苏列宁主义式政党与国家体制的成就与困境

　　文/白钢

　　导言

　　本文的前半部分为旧作，出自《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一书的第一章对社会主义道体的论述。从整体结构而言，在列宁主义式“颠倒的主奴辩证法”之后，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师生辩证法”为继承与超越。

　　对于已经熟悉这部分讨论的读者，可以着重看本文最后几段，即“这种列宁主义式政党与国家体制的最重大问题在于：一旦失去了激情(而这几乎在后革命时代不可避免)，就会呈现出高度的非人格化特征”之后的内容，是近来有感而发所新写的。

　　东正教传统与列宁式政党的建立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与早期基督教的教义中，都有着在理想状态的共同体取消财产的私人占有、乃至取消体现这种私人占有关系的婚姻-家庭的主张，在此意义上常被视作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先声前驱。

　　但二者的理想社会依然包含着尊卑等差与支配关系，在《理想国》中居于最高地位进行统治的是哲人王，而在基督教中则是上帝。

　　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传统，还是苏俄的社会主义实践，均深受这两支传统的影响。

　　正是在东正教这一最强烈地保留着信众对于宗教领袖之虔信遵从的宗教组织形态启发下，列宁主义式政党被创建起来：

　　它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钢铁一样的纪律始终是列宁主义政党最重要的形式特征)和高度的组织动员效能，它将东正教基于传教原则的基层教众-基层教会(以主教为核心)-各级高层教会(以高级主教、都主教、大主教为核心)-最高教会(以牧首为核心)的教会组织架构创造性地转化为基于党建原则的基层群众-基层党组织-各级党组织-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政党组织架构，进而形成了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政治原则。

　　从这一传统出发，还隐含着党的中央委员会服从党的最高领袖的意味。

　　当这种列宁主义式政党保持革命理想的时候，它可以非常迅速地发展壮大：

　　党的任何一个基层组织，以类似于基层教会通过传教发展信众的方式争取群众，党员“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又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1];

　　党员类似宗教圣徒般的深谋远虑、坚定信仰、高尚品质、为理想抛头颅撒热血的献身精神、不惜牺牲自己拯救人民的热诚意志，能够帮助党在群众中很快获得广泛的认同、信任与追随。

　　俄国共产党(及其前身社会民主党)曾与民粹主义有过持久的斗争，列宁著作中有大量的与民粹派进行论辩的内容。

　　相对于民粹派秉持的对于人民无条件服从、以人民为师的自然主义立场，列宁极深刻地指出，人民自身无法作为一个有力量的整体对抗腐朽的制度，它需要由一个更强大的、更有组织的政党来加以领导。

　　列宁时刻

　　针对当时盛行的将经济斗争作为工人运动核心工作的“经济主义”倾向，列宁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论断：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2]，而从外部来灌输这种阶级意识的只能是作为先锋队组织的列宁主义式政党，通过这样的阶级意识灌输过程，党“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是……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3]。

　　借助于党从外部将阶级意识赋予群众，无产阶级革命得以可能。

　　这一理论最核心的要义在于：

　　无产阶级革命所依靠的根本不是尚处于“自发”状态的无产阶级，而在于由“自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阶级从外部灌输-赋予其阶级意识，领导其进行革命。

　　这一理论极高明地捕捉住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存在与阶级意识的可分离性，从而根本上回应-解决了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与地区是否可以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和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

　　正是伴随着列宁这一伟大的理论发现与相应的建党实践，俄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迎来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国的新纪元，它的源头可以被命名为“列宁时刻”。

　　“列宁时刻”包含着最富天才的对于时代精神(Zeitgeist)的把握，对无产阶级政党所孕育的主体性的洞察与弘扬。

　　它使得社会主义实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席卷全世界的现实性。

　　它极大地改造和超越了其所植根的希腊-基督教传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世界历史-世界文明史的时代。

　　与此同时，在它的核心处也保留着希腊-基督教传统的深刻印迹，这种文明道体内在的印迹也深刻地影响了它后来的命运。

　　

　　单向度的党群关系

　　即便在列宁主义式党与人民的关系最为紧密融洽的阶段，一种源自东正教、进而源自古希腊传统与基督教传统的根底处的不平等，一直顽固地横亘在二者之间。

　　党和人民的关系始终是单向度的：党是人民的领导者、监督者、教育者，类似东正教会之于民众、牧首之于教徒。

　　对党而言，只有到群众中去使之“提升”，没有“降低”为普通群众的从群众中来的环节;只有党领导人民、监督人民、教育人民，没有党接受人民领导、监督、教育的环节。

　　它对人民的感情，在最高尚无私的意义上，类似于神对凡人的圣爱(agapē)，这同样是单向度的。

　　这种单向度的党群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颠倒了的“主奴辩证法”：

　　党作为觉悟了的主人，主动放弃了对于奴隶即群众的统治地位，它拯救了人民，因而成为了人民的依靠和救世主;

　　它从外部灌输-赋予人民做主人的意识，因而比人民更高明更伟大。

　　建立在这种本质上即不平等的党群关系基础上的制度，特需依靠革命理想维系上下的共识。

　　当苏共长期执政地位的形成固化，对外又摆脱了特别严酷的斗争环境，党的革命热忱和革命理想逐渐退却。

　　这种强调单方面的领导、支配、教育关系的制度，演变为缺乏人民主体参与的高度僵化的官僚统治模式。

　　这种列宁主义式政党与国家体制的最重大的问题在于：

　　一旦失去了激情(而这几乎在后革命时代不可避免)，就会呈现出高度的非人格化特征。

　　

　　颠倒的“主奴辩证法”

　　颠倒的“主奴辩证法”，使其习惯性地以一种高高在上的、类似神灵注视人间的心态去看待人民。

　　它的人民救世主的身份定位，决定了它必须回应几乎一切民众的诉求，其中既包含着大量合理的需求(needs)，也有极为众多无法满足的要求(wants)。

　　它所构造的政党-国家体制，拥有超常的组织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能够实现许多在竞争性选举制度下的政党-国家所不可能完成乃至不可想象的任务，这使它自己和长期以来习惯于依赖它的民众都认为，它是无所不能的：

　　于是一切无法被满足的诉求，都会被归结于体制对民众意愿的漠视，“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它的威能类似霍布斯意义上的利维坦，却无法如利维坦般随心所欲。

　　它做了大量的事以满足民众的诉求，却因为神像般的漠然面目无法让民众感到亲近。

　　它不断地付出努力，也在同时不断地消耗自己的信用与合理性。

　　它与民众的单向度关系，使它对于民众诉求的判断，很容易陷入脱离实际的境地，又因缺乏足够的互动机制与沟通习惯，而经常性地引发民众的误解。

　　于是，一种治理的困境出现了：它越是努力地满足各种它所认定的民众核心诉求，越是付出努力取得成功，就越是容易引发民众的不满。

　　它取得的所有成功，都被视作是理所应当的，从而激发更多的诉求，令它力所不逮之处更密集地暴露出来。

　　它所长期依赖的垂直的高度科层化官僚体制，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引导纾解民众的诉求与因诉求无法满足而产生的巨大不满。

　　处于这种机制中的官僚集团，在缺乏足够激励的情态下，习惯性地认为，现实会且应当配合体系运作的逻辑(而不是体系逻辑去匹配现实)，习惯性地抵抗任何对于常态化体系运作模式的偏离，以程序、规则的正当性推卸需要发挥能动性去承担的真实责任，直到这种常态模式被某次突发的重大例外所打破。

　　带有非人格化的漠然面目的体制，面对突发性重大例外时的迟滞失措，又会进一步加深民众对其不满与质疑。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颠倒的“主奴辩证法”意味着，接受了革命理想和革命理论的知识精英主动放弃主人身份，领导原先作为奴隶的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构造新型社会的新道路。

　　但是，上下、尊卑、支配-受制、主导-依附这些主奴辩证法中衍生的范畴依然顽强而深刻地影响新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

　　因而，当国家主义者不断称颂这一体制的巨大力量与成就、凸显其作为民众保护者意义的同时，自由主义者会不断攻击其对于民众权利的漠视与压抑。

　　它们均看到了这一体制的非人格化面目，并以几乎截然相反的方式做出反应。

　　真正的问题在于：

　　这一体制是否真的需要这种非人格化面目？

　　颠倒的“主奴辩证法”中作为解放者的主人，是否能将自己从救世主的自我认识中解放？

　　注释：

　　[1]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296页，人民出版社1960。

　　[2] 同上，293页，类似的论述还出现在同文的247页：“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3] 同上，340-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