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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论社会进步的标准

潘维 2020-02-12 来源:开放时代杂志

社会的先进与落后主要反映在当今大都市的治理体系中,作者以两个前提下的三大标尺去解释和衡量社会形态的先进与落后。

  【内容提要社会进步主要基于公共生活演进的自然逻辑,而非应然的价值观和典章制度。如同“城池”是“社会文明”的最初门槛,社会的先进与落后主要反映在当今大都市的治理体系中。放弃而今流行的各种“两分”标准,着眼于国家在生存竞争中的兴衰,作者以两个前提下的三大标尺去解释和衡量社会形态的先进与落后。两个前提是:先进基础设施的密集程度和国防的强大程度。三大标尺是: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精算公权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程度,以及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均等化程度。可用三个要素证伪上述理论:能否粘合精英与平民,给较大规模的国家提供较强内聚力;能否对国外群体产生较强吸引力;能否为技术与知识的创造和普及提供较优越的环境。

  【关键词】社会文明 社会进步 城市 大都市 劳动者再生产

  一、疑问与定义

  我们能模糊地感到文明(civilization)有先进、落后之分。但何以知道落后或先进?这不仅是理解当代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理论问题,而且是攸关新时代中共中央提出的核心任务:改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什么是“文明”?基于当代认识,全球考古学界公认以“金属、文字、城池”三要素来判断具体的古人类群体是否迈入了“文明”,即能冶炼金属、使用文字符号、有城池的定居社会。由此可知,当代人把“文明”理解为三大类内容:实用技术、抽象知识、社会形态。

  “技术文明”指的是方便人类物质生活的实用技术。实用技术来自物欲,让人类日常生活越来越丰裕、方便,是驱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实用技术的先进或落后很容易分辨。

  “知识文明”指的是由人造符号概念构筑的,关于自然及社会的抽象因果关系。抽象知识属于人类精神世界,未必由物欲推动,能促进实用技术却得不到“专利”。与“信息”不同,人类能积累的抽象知识很少。

  “社会文明”指的是公共生活形态。组织起来的人类群体就是“社会/会社”(society),是群体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称。公共生活形态为技术和知识的创造和普及提供或优或劣的环境,这是人类快乐与痛苦的源泉。我们迄今并不清楚怎样判断社会文明的先进与落后。而今流行西式“两分”标准,如“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市民会社与国家政权、个人主义与集体或国家主义”。然而,由于例外比比皆是,人们争论不休。

  由于无从判别“公共生活形态”的先进与落后,人们怀疑“文明”是否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但是,这个怀疑又与我们的直觉或常识发生矛盾。若能令人信服地确立关于“社会文明”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判断“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就不成问题了。

  抛砖引玉,本文旨在提供一套判别公共生活形态先进或落后的简约标准,即社会进步的标准。这既是抽象知识也是实用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政策指南。

  在讨论社会进步的标准前,需要先澄清几个关键概念的定义。

  (一)社会文明与文化

  文化的内涵众说纷纭,庞杂到无所不包,亦常与文明混用。依照上面定义的文明,文化属于社会文明/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肯定不包含实用技术和抽象知识。

  以“文”化“人”,名词加动词,文化的定义天然包含三部分:各种人文作品、与各类人群思想和精神状态的互动、社会规范的形塑(社稷天下)。汉语“文化”一词源自《周易·贲卦·彖辞》里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一词的含义迄今未变,展示了两三千年前中国古代思想的深刻。

  人文作品分四大类:历史记述、宗教经典、文学艺术、制度典章。形形色色的典章制度当然是人文作品,有些甚至直接来自宗教经典。《可兰经》至今还是阿拉伯人的“宪法”。人们暂时服从法规制度,却并不必然认同。强制服从的成本极高,可能高到政权难以承受的地步。

  判断人文作品的先进与落后是个陷阱。声称《俄狄浦斯王》或《哈姆雷特》比《赵氏孤儿》先进,《圣经》比《史记》先进,《战争与和平》比《红楼梦》先进,“美国宪法”比“中国宪法”先进,会引发不必要的困扰。不了解对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背景,甚至不熟悉对方的语言文字,何以知道对方是先进,还是落后?一旦“贾宝玉”被翻译成“Jia Baoyu”,《红楼梦》的主角顿然失色,丢失了“真假难辨、漂亮且昂贵的石头”这层中式浪漫寓意。譬如阿富汗,经历二十年美国大兵的威逼和美元利诱,美式制度依然没站住脚。就阿富汗人而言,站不住脚的制度谈不上“先进”。对西非丛林部落而言,法国的“政体”不会比规范其部落生活的巫术仪式和圣物“先进”。但在西非的城市生活里,圣物和巫术仪式变成了非主流的“传统文化”。

  由于存在着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各地生产和生活方式具有差异,作为社会文明一部分的文化很难区分出先进与落后。作为文化一部分的典章制度更难分出先进与落后。讨论文化的先进或落后,可能陷入偏见甚至种族歧视的陷阱,徒增判别社会文明先进或落后的难度。习近平总书记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二)社会文明与城池、个人

  公共生活形态最显著的演化是:部落到城邦,城邦到国家,国家到大国乃至超级大国。“城池”是最初的稳定公共生活形态。“国”字的方框起初象征着城池。

  驯化培育原本野生的动植物,人类就有了“产业”,四处游荡的狩猎采集部落便能定居,凝聚为“社会”。定居的社会需要四大公共设施。第一,昭示政治权威的场所,如宫殿;第二,寄托精神希望的场所,如庙宇;第三,举办仪式以彰显历法、等级、交易等社会规范的场所,如广场;第四,为捍卫上述昂贵的“基础设施”,居民深挖沟并垒土方木石为“城”,是为“国防”的雏形。由此,城邦是公共生活形态的第一台阶。城市与乡村的公共生活形态很不同,是否也代表着先进与落后?

  公共生活当然排除个人之事,至低要在两人之间发生。个人行为只要不进入公共视野就不属于公共生活。但人类是群体动物,对群体而言,不影响他人的个人行为少之又少,所以,划定“私密领域”(privacy)是公共话题。强调个人作用或强调群体作用也是公共话题。

  性关系最私密,“社会”的起源却与性关系的公共规范密切相关,直系血亲间的性关系导致部落人口再生产的劣势。写作是私人之事,但写作内容影响到公共生活就成为公共之事。“文”与“化”之间需传播媒介。控制传媒,让或不让某类“文”去“化”众,是古今中外所有政权面临的困境。控制是“没文化”,不控制也是“没文化”,悖论深不可测。世上无国不控制传媒,但关乎占据道德高地,当代政权追求隐蔽而非公开,精致而非粗糙的传媒控制。

  (三)社会文明与政治、政权形式

  今人大多认为:政权是公共生活的核心。与政权相关的政治生活左右公共生活形态。那么,何为“政治”?

  政治被普遍理解为“对公共生活的治理”。谁在治理?许多学人不愿明指“政权”,因为脑中有“民权”,有民权与政权两分,有民众对政权参与的程度差别,有民众在公共生活中的“自治”。但是,无论多少人参与,治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就是政权;大到中央政府,小到村庄自治机构,都是政权。

  政权是治理公共生活的机构。政权何以能治理公共生活?政权垄断暴力,不容许私人使用暴力解决纠纷。而且政权垄断税收,所有人须向政权缴纳维护社会秩序的费用,无人“富可敌国”。换言之,垄断暴力和税收的各级机构就是政权。政权所及之处发生的事就是政治。凡不涉政权之事就不属政治,凡涉及政权之事必属政治。结婚是私事,本与政府或政治无关,然而,婚姻要获得《婚姻法》的保护就得去政府相关部门领《结婚证》。关于婚姻的法律是重大政治。

  政权是公共生活的核心。在古希腊文字里,“城邦”“政权““公共事务”“政治”是同一个词,这个词也是当今西文“警察”一词的词根。专业警权是近代城市生活的产物,代表垄断暴力的政权维持着城市的社会秩序。

  从古至今,社会公共生活不仅是物质经济的内容,还有精神的内容。不似专门研究市场机制的经济学,政治学从不忽略人类的精神生活。政治家及政治学家对宗教和庙宇的立场和态度各不相同,却都从不忽略庙宇和宗教。

  然而,可否用政权“形式”判断社会的进步与落后?今人能模糊地感到,政权形式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如组织法国社会的“政体”貌似比西非的部落酋长/巫师操纵巫术仪式和圣物“先进”。但是这种“感觉”并不实用,还有为帝国主义张目的嫌疑。即便换成法国的“政体”,西非依旧不是法国。没有城市及城市所代表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就不可能有效执行城市生活的典章制度。

  直到约五百年前,无论中西,学人们厚古薄今,普遍赞颂古代社会生活。例如,中国儒门弟子言必称夏商周“三代”。近代以来,由于实用技术和抽象知识的再生产加速,学者们不再称颂古代社会,却为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激烈争吵,主要围绕政权形式及相关的政治思想争吵。

  19世纪的学者用社会分工的复杂性或阶级斗争解释政府形式的差异。20世纪后半期到21世纪的学人们用西式的政府组织形式来分辨公共生活的进步与落后,注重西方推举群体领袖的形式。一些西式的“两分”概念被广泛用于判断公共生活形态的先进与落后,如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政府权威与市民会社(非乡下的、文明的自治组织,civil society)。在现实的近两百个国家中,这种西式理论体系遭遇的“例外”太多,多到令人起疑。疑虑是:西方学术霸权劫持了全球学者的议程,诱使他们反复“注解”关于民主与自由这对矛盾的著述。由于理论很难对“公众”直接“洗脑”,大众用直觉判断甲社会比乙社会“好”或“先进”,也用先进技术和知识的起源地做间接判断。

  上述那些定义含混的意识形态难以解释国家的兴衰。无论主流理论还是大众直觉,尴尬在于,国家兴衰频仍,三百年前崛起的“欧洲列强”已成历史名词。

  (四)精英与平民:社会文明中的魔鬼悖论

  自“城池”之后,因为一个魔鬼悖论,我们再难找到衡量社会进步的有效标尺。

  人类体格不庞大也不强健,靠后肢行走不如四腿动物跑得快,也不如前肢演化成翅膀的鸟儿能在天上飞。倚仗大脑发达,人类从动物世界中脱颖而出,使生存竞争仅发生在人类群体之间。人脑有两大优势:杰出的群体生活能力和超常的学习能力。群体生活即公共生活,学习能力即个人智慧。

  人类是群体动物。个人智慧来自社会、从属社会、服务社会。若个人至高无上就没有群体,没有社会文明了。然而,由于人类群体间的生存竞争激化,无所不用其极,公共生活与个人智慧演化成一对魔鬼悖论:公共生活基于以私利为代价的公益,个人智慧基于以公益为代价的私利。后人曾长期赞颂古代的公共生活形态,因为远古人类群体间的竞争手段落后,个人作用有限,悖论不明显。

  不彰显智慧与平庸的差异,要求智者为群体无偿做奉献,社会就平等,大多数人就不会感到痛苦,但代价是全社会的平庸。但倘若对个人智慧报以对他人的包括财富在内的支配权,就会产生追求支配权的精英集团,代价是广大平民感到痛苦,感到相对被剥夺、被支配,进而社会分裂。

  个人智慧相对贫乏的群体因愚蠢而被淘汰,而个人智慧相对丰富的群体因社会分裂而被淘汰。常有强调社会平等团结的群体被强调个人私欲的群体击溃;也常有强调个人私欲的群体被强调社会平等团结的群体击溃。

  古代中外哲人早已知道,私有制是悖论的总根源,不平等是人类痛苦的源头。柏拉图的“理想国”拒绝私有制,孔门的“大道”是货力为公的“天下大同”。人人平等,与世无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社会停滞或永恒,是理想中幸福的“桃花源”。但所有人也都承认:动力来自差异。没有高差就没有水流,没有正负极就没有电流。私欲创造丰裕,没有丰裕就没有群体(国家)间竞争的本钱。于是,自私是“本能”“人欲”,但不自私是“人性”“天理”。朱熹企图“存天理、灭人欲”。老子鼓吹“上善若水”,鼓励政治精英像水一样往低处走,用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抗衡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然而,尽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依旧挡不住“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在以种植和养殖产品为主要财富形式的时代,精英与平民间最重要的平衡器是宗教。宗教许诺一个彻底平等的来世,能缓解人们在现世感到的痛苦。佛教相信命运轮回的来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宣扬与神同在的永恒来世,反映人类对社会平等的终极追求。

  在以制造产品为主要财富形式的时代,宗教衰落、资本勃兴,各种意识形态流行。强调精英作用与强调平民作用的意识形态激烈竞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激烈竞争。社会主义强调社会,强调以平等获得社会团结。资本主义强调个人和资本,强调个人攫取利润能给全社会带来丰裕。

  在以无形产品为主要财富形式的时代,资本以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技术创新竞争把社会平等的道义观植入每个人的基因。货币逐渐成为人类唯一的共同信仰,劳动力价格构成社会的唯一差异,一切文化藩篱都在被金钱摧毁。人类几乎彻底平等了,却也陷入精英眼里的“暴民政治”或“民粹主义”。

  比起数千年来的祖先和宗教崇拜,“人造平衡器”很脆弱,资本至上的现实与社会平等的诉求,向全世界展示物欲与精神的失衡,激起席卷全球的宗教或“传统文化”复兴的巨浪。资本是流动的,社会也是流动的,但精英恒定是少数。

  精英利益与平民利益高度一致,也高度不一致。差异导致秩序,也是导致固化的制度秩序崩溃的原因,更是导致社会抗议运动乃至社会革命的原因。历史的天平在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之间左右摆动。而今,由于新生产方式兴起,左右摆动在加速。

  貌似魔鬼,精英与平民的悖论伴随了人类五千年。无解。

  (五)跳出悖论

  概念是知识的载体。克服悖论的唯一方法是放弃引发悖论的概念。

  较之群体内部的(阶级)斗争,群体间的生存竞争才是人类历史演进的主动力。历史天平的左右摇摆都是暂时的;长期和重要的是强国变弱、弱国变强,世界权力地图重构。由于人类群体间激烈的生存竞争,公共生活形态优胜劣汰,群体规模发生从小到大的聚合:从部落到城邦,从城邦到国家,从中小国家到超级大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小规模的国家退出了世界竞争的舞台,世界由广土众民的超级大国左右。在超级大国的压力下,“欧洲列强”被淘汰,欧洲各国开始联合,企图在可见的将来构建一个“欧罗巴合众国”。

  社会文明的进步并不取决于偏重个人自由或群体幸福。跳出争议了两百年的话题,关注凝聚精英与平民共同体的现实,关注国家间的生存竞争,我们或能发现融个人智慧于群体生活的先进机制,从而有效解释“民富国强”,解释过去从东到西以及而今由西向东的世界权力版图变迁。

  谈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易,建造实在的共同体难。何种共同体才现实、有效?在“应然”的价值观和典章制度中找不到社会进步的标尺,实在的共同体则是基于公共生活演进的逻辑。

  如同五千年前,城市依旧是社会文明的主要载体,是公共生活进步或落后的集中体现。无论在哪个国家,而今多数人生活在城市里。当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应主要从城市生活中获得。这与考古学以“城池”来判断“史前”之终结并无不同。

  为衡量当代社会文明的先进与落后,本文企图建构类似“城池”那样简单、清晰、普遍的标尺,从而指出社会进步的方向,也为改善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提供理论指南。

  二、社会文明及其两大前提

  地广人稀的乡村(country)主要由辽阔的耕地和牧场构成,农民小规模分散聚居,公共财产稀缺。城市则以先进和密集的公共基础设施聚集海量的陌生人,集中展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塑造出远较乡村先进的公共生活形态。

  (一)提出标尺

  无论形式还是内容,理论必须呈现因果关系。笔者从现代繁杂的城市公共生活中抽象出五个要素,是相对的、无上限的标尺,用于解释和衡量公共生活演进的先进或落后的程度。这五个要素是:人均拥有先进基础设施的程度,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精算公权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程度,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均等化程度,以及国防的强大程度。

  在横向上,这组标尺适用于衡量和解释所有当代社会的先进/落后程度。在纵向上,这组标尺或许适用于“有史以来”,即不局限于“当代”。

  比起种种“国际发展指标”,五大要素因果分明,要素是原因,社会进步是结果。比起各种含混的意识形态两分概念,这组原因标尺定义清晰、实用。

  然而,理论还须简约,非简约难称理论。五个原因显然太多。一般而言,成熟的理论,原因数量上限是三个。苹果掉下来的原因无数,看到无数原因的是普通农民;看到若干原因的是果农;只看到一个原因,而且是意外的一个,是牛顿。

  第一个要素和第五个要素并非人与人的关系,也并非公共生活本身,而是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基础设施”是公共生活存在的前提,“国防”则是公共生活的保障。这两大前提条件对论述社会进步不可或缺,却不是公共生活本身。

  于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可简化为三个: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精算公权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程度,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均等化程度。

  这组标尺也自成因果体系。城市意味着密集的公共财产,所以需要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因为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所以要精算公权的收益与成本;因为精算公权的收益与成本,所以需要育小、养老的社会化/均等化。

  三大标尺对世界各地社会文明的先进与落后是否有较强解释力,是否可证伪?这里提出检验的三个标准。第一,能否增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给较大人口规模的群体提供较强内聚力;第二,能否对外部群体成员产生较强吸引力;第三,能否为技术和知识的创新和普及提供较优越的环境。若能同时满足上述三种要求,这组标尺就能判别社会文明的进步与落后,就能解释世界权力版图的变迁。

  (二)理论创新的企图

  理论无所谓正确与错误。理论分优劣,优劣在于解释力的强弱。这组标尺明显展示出替换流行理论的企图。

  这组标尺没强调宗教社会的世俗化、理性化,没强调推举领导人的方式,没强调社会与政权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没强调大众对政权决策的参与,也没强调保护私有财产的自由“法权”或“市场成熟度”,更没讨论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的“正确关系”。那些两分概念不展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不能解释世界权力地图的变迁。一旦用于解释历史和现实,那些概念就陷入“魔鬼悖论”。

  社会是组织起来的群体,政权是治理社会的机构,两者貌似不同,却在定义上重叠。群体如何获得组织?政党从哪里来,政权从哪里来?不参与组织社会怎么治理社会?中国的“家国同构”又是什么?所以,没有社会就没有政权,没有政权也就没有社会。从宫殿、庙宇、广场、城池开始,政权与社会从未分开过。在现实中,政权与社会同构于公共生活;在理论上,政治学与社会学文献重叠。

  保障企业家财富的“法治”环境的确重要。然而,法治存在的原因又是什么?为什么貌似传统深厚的香港法治一夜间崩溃?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不力,就不会有法治。而且,创造财富的机会还与国家的大小、强弱相关。比起欧洲和日本的“法治”(rule of law),美国更像是“律师之治”(rule of lawyers),律师价格定输赢。所以,美国能出现巨大互联网公司,而欧洲和日本迄今落后。

  回顾两百年来的民权进步,经济民权进展不大,政治民权进展有限,而社会民权推动了最深刻的公共生活进步。在无形产品主导财富创造的今天,财富积累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联越来越弱,私财意识开始减弱,遗产税普遍化,核心家庭走向解体,社会渐趋共同负担育小、养老责任,迫使政策向普惠演化。而今,劳动者再生产由社会平均分担而不再由家庭各自承担,是世界各地社会主义者的共同诉求,也显然是社会进步的总趋向。较之群体内精英与平民的斗争,群体间的生存竞争才是历史演化的主要动力。西方民权的显著提升与17世纪中期以后国家间生存竞争烈度的大幅升级有关,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缔结之后。

  在解释三大标尺之前,需先讨论社会文明存在的两个前提条件。

  (三)公共生活存在的第一前提:人均拥有先进基础设施的数量

  广袤的耕地和牧场上的农民分散聚居,小型聚居地的财富无力支撑复杂的基础设施。而且,熟人社会容易讲精神道义,不易“犯规”,难以催生复杂精致的公共生活治理体系。

  什么是城市?城市意味着超常密集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之上衍生出大量公共财产,公共财产聚拢企业和事业机构,企事业机构创造海量财富。

  公共生活基于公共财产,没有公共财产就谈不上公共生活。庙宇、宫殿、广场、城池,是最初的公共财产,标志着“社会文明”的诞生。社会越落后,公共财产越少;社会越进步,公共财产越多。多与少如何衡量?除了“人均”拥有量,没有更好的标准。人均基础设施的拥有量是可计量的,即可进行跨国比较。

  公共财产分为公有财产和共有财产两大类别。公有财产主要是基础设施,还有下文将讨论的国防装备。公有财产之上衍生出巨量的城市共有财产,将在下文讨论。从部落到城邦,从城邦到国家,从小国到大国,基础设施聚集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从庙宇、宫殿、广场、城池,到“开驰道”的秦朝和“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罗马帝国,基础设施构筑了社会文明存在的前提条件,如长安城和罗马城。

  何为基础设施?当下,基础设施指的是给排水、电力、通讯、普通和高速公路、地上和地下交通运输轨道,以及海空港口。

  基础设施属于城市。全国的地面、空中、海上交通网络主要用于连接城市,特别是大都市。人口密集的城市才值得建设密集的基础设施,如百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就不值得建设昂贵的地下铁路。人烟稀少之处,基础设施稀缺是必然。

  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与城市人口规模相互促进。基础设施越发达,吸引的人就越多;人越多,税基越大,基础设施就越发达。在以种植和养殖产品为主要财富形式的时代,农民占国家人口绝大多数;在以制造产品为主要财富形式的时代,城市化率是衡量社会形态先进性的基本指标;在以无形产品为主要财富形式的时代,城市是绝大多数国民生活的地方。此时技术异常发达,极少的人就能照看广袤的耕地和牧场,如美国农民占其总人口数的比例不及1%。城市聚拢本国大多数人,聚居着本国绝大部分精英,是先进技术和出色知识的温床、国民财富的主产地、国家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地。革命者或许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策略,但目标还是夺取城市。

  人均先进基础设施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绝对正相关。城市人口越多,国家人均产值越高。从事农耕者越少,其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就越大,人均收入也越趋于与城市拉平。我国都市基础设施的先进程度震惊世界,但就全国人均水平而言依然是落后国家。若仅计算都市人均收入,我国早已跨入发达国家行列。因为城市基础设施不够发达,我国仍有很大比例的劳动者从事农耕,以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及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

  始于美国,地球上出现了城市密集相连的“大都市”圈,聚居高达五千万人以上居民,约略等于欧洲主要国家的人口规模,比如大东京地区、大纽约地区、大洛杉矶地区、旧金山湾区、珠三角都市区、长三角都市区,以及建设中的京津冀都市区。大都市是当代社会文明璀璨的明珠,展示最精致的社会治理体系。古今重要的社会文明都围绕当时的超级大国而兴。大都市多属于广土众民的大国,大都市相对多的国家就是超级大国。历经水火战乱生存下来的超大城市是社会文明最突出的标志,而世界史上摧毁社会文明主要指摧毁超大城市。我国古代社会文明辉煌灿烂,因为那时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和最大的超大城市。

  城市化乃至大都市侵占农地,破坏自然环境,生活质量低劣,是违背常识的三大误解。人口聚居度越高,占用的土地当然越少。上千居民住一栋数十层的高楼,不可能比村庄和中小城市占地多。留在乡下的少数人用高科技耕作大片农地,不再耕作边角丘陵山地,野生动物回归,环境当然恢复。大都市教育条件好,卫生和医疗条件更比中小城市和乡村好得多,人均寿命当然也高得多。

  而今流行“大城市病”的说法。“大”本身不是“病”。拥堵才会有地铁,缺水才会有先进的水利和水处理工程,社会秩序混乱才需要纪律严明的城管执法队伍。当下,很多大城市得了“病”,但也有很多没病,至少没有公认治不了的病。得“绝症”的大城市基本都在落后国家,病因主要在于治理体系落后和治理能力低下。在东北亚以外的多数欠发达国家,大城市布满贫民窟或城中村,无给排水设施和电力供应,且警力不逮。那是乡村破产导致的城市乡村化。

  基础设施从何而来?异常强大的远古部落才建设庙宇、宫殿、广场、城池,而这些基础设施并无直接的食品财富回报。从本质上讲,基础设施建设并非“企业”行为,而是“事业”行为,即非盈利的公共行为,所以基础设施带来的发展效应被称为“正外部性”。单独计算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亏损,体现国家公共精神的衰落。单独计算铁路公司的成本收益,指责其亏损,就不会有入藏铁路。涉及国防的基础设施,如修长城,是典型的无法计算收益的开支,但其“正外部性”关乎国家生存。

  具有正外部性的“事业”支出是政府发钞刺激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渠道之一。越来越多的货币从哪里来?央行发放货币有两个主渠道:向商业银行放贷和买入用于弥补政府财政赤字的国债,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债。在外贸收支不平衡的情况下,向商业银行买入外汇可以是发钞的第三个渠道。就正外部性而言,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债务是发钞渠道,是政权在“投资拉动”发展。政府债务不可扩张到无力偿还的地步,这是对“事业开支”的明显约束。经济规模扩大,基础设施债务规模就相对缩减。随着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早年三峡工程欠下的巨额债务就微不足道了。当人均基础设施密度趋于饱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会趋于降低,就需要提升基础设施的先进性,如以先进的通讯和交通设施取代陈旧和落后的基础设施。

  建设密集而且不断更新的先进基础设施,不仅体现大国的政府能力,更与(包括精英与平民在内的)全体国民对公共生活的态度有关。“勒紧裤腰带”建设基础设施,体现公共精神的蓬勃向上。反之,国家衰落首先体现为基础设施建设和更新的停滞,甚至因缺乏养护的财力而使已有的基础设施破败。社会精英带头攻击公共事业开支,标志着国家公共精神趋于萎靡。

  对大型国家而言,内部凝聚力是重大问题。先进基础设施的密度属于城市建设领域,是凝聚精英与平民共同体的基石,能提升国家的向心力、内聚力,并增加外部吸引力。基础设施也显然能改善技术和知识创新与普及的环境。

  密集的基础设施之上的城市是先进公共生活形态的第一前提。五千年前如此,五千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

  (四)公共生活存在的第二前提:强大的国防

  国防本身不是社会文明,古代城池的城墙不是公共生活,却是社会文明生存的保障。“强大的国防”指的是两个要素:拥有大量先进武器,拥有具备较高军事素质和高昂战斗精神的军队。

  人类群体间的生存竞争有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政治手段的作用。政治的终极方式是战争。战争指的是:人类群体间以武装力量毁灭性地打击对方的武装力量,令对方群体屈服。战争最终决定某类公共生活形态的存亡,比如城邦。

  广土众民的国家需要强大的国防。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不同:国内政治是有政府、有规则的政治;国际政治是政府间的,无政府、无规则的政治。无政府的政治被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支配,也受“安全悖论”左右,即一方的安全必然导致对方的不安全,一方炼成防御的“金钟罩”就能放手攻击对方,成为对方的不安全。中国古人称矛与盾彼此争强为“矛盾”,远较西人更早理解“安全悖论”。

  联合国全部近两百个成员间的关系是有“国际规则”的,但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履行取决于强大的国家的意愿。最强大的国家在“国际法”之外或之上,因为其本身就是“执法者”。强者的“长臂”做想做的事,弱者做不得不做的事。美国海军舰艇常来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耀武扬威,以威慑中国而获利。若中国海军有能力去美国东、西、南三面的海岸附近“耀武扬威”,美国海军就不会来了。

  为生存安全,为不被欺负和掠夺,强国都争当更强,并与其他国家合纵连横。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最安全的国家,因此美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际货币。强大就能从全世界赚到巨额“铸币税”,还赚到为全世界提供“公共品”的好名声。所以,美国人均年收入达6万美元,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的4万美元。“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无政府状态下没有国家是绝对安全的,所有国家都需要国防军。没有国防的迷你小国是大国的附庸。中小国家拥有国防,一方面是威慑,威胁给侵略者造成“不值得”的损伤,提高侵略的代价门槛;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国需要盟国,需要中小国家分担军事开支。高质量的国防属于广土众民的大国,中、小国家向大国交纳“保护费”,并以外交纵横来尽量少交甚至不交保护费。

  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武器的先进性和数量。在冷兵器时代,强壮的马匹和先进的刀剑数量决定战争的胜负。在热兵器时代,武器的先进性和较大数量更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然而,武器是由人操作的。如同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也需要武器使用者具有较高的素质和士气。在今天的数控武器时代,军事素质以及拼死战斗的高昂战斗士气,依然决定战争的胜负。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的最极端手段。战争的至高境界是“全民皆兵”。以战止战,宁死不屈,对手就只能赢得战役而无法赢得战争。秦灭六国的最后一战针对的是楚国残余抵抗势力,异常惨烈。如此,“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核威慑”时代。核威慑的定义是:遭到核攻击的国家依然拥有核报复能力,即“第二次核打击”能力,能与核攻击方同归于尽。换言之,核威慑以“确保相互摧毁”的恐怖维持和平。一旦核武器被“使用”,核威慑就崩溃了。所以,核武器不是能拿来使用的“常规武器”,而是不可使用的“绝对武器”,仅用于“核威慑”。理论上,在常规战争中,核国家越接近战败,就越有使用核武器的可能,导致常规战争升级到同归于尽的核战争。所以,“核国家不打核国家”成为一种潜规则。“核威慑”是理论,从未经实践检验。尽管人类可能付不起这“实践检验”的代价,核大国经常用优势常规武器挑衅另一个核大国而获利,赌的是“绝对武器”的不可使用性以及对方缺乏同归于尽的决心。所以,与前核威慑时代相同,核大国仍需先进的常规军备。

  相对安全的国家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都比较强大。安全也是创造和普及技术的前提条件。政府出资研发的军事技术在总体上领先于民用技术,为民用技术的进步提供重要动力。退役军人有严守纪律的习惯,往往成为公共生活里最守规矩的市民。退役军官意志坚强,惯于思考战略战术,往往成为商业精英。

  军事技术可以民用,但昂贵且需不断更新的武器只能用于打仗。武器的质量和数量花费大量公帑,维持军人较高的生活水准并安置退役军人也花费大量公帑。所以,国防是精英与平民共同体的展示场所。精英纷纷贡献于国防事业,社会文明的安全程度就比较高。精英纷纷远离国防事业,蔑视军人,社会文明的生存就岌岌可危。因此,强大的国防是社会文明的保障,是公共生活存在的第二前提。

  三、衡量社会先进程度的三大标尺

  (一)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

  公共生活基于公共财产。城市拥有最密集的公共财产。积累和维护私有财产的意识天然强大,维护公共财产却天然困难。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是解释和衡量社会形态先进与落后的第一标尺。

  第一,何为“公共”财产?前文提到,城市基础设施是“公有财产”。但是,在城市基础设施上更衍生出巨量的“共有财产”。大城市里如森林树木般耸立的,经电梯上下的居民楼,是城市最大量、最典型的共有财产。居民购买大楼里的居所,貌似购买了私有不动产,其实仅购买了楼内私享空间的有限使用权。住户们共享楼房结构和墙体里的每根钢筋,共用支撑楼房生命的,需要不断折旧的基础设施,如电力、电梯、给排水、通信网络、内外装饰、地上地下各层的公共空间及其卫生,还共同承担噪音,共担消防责任,共用小区内部的土地、道路、空地、园林。所以,居民楼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是业主们的共有财产——不是集体财产。

  第二,在少数熟人间侵犯彼此利益比较难,在大量陌生人间就容易得多。被城市密集、先进的基础设施吸引,被不断累积的工作机会吸引,大量彼此陌生的人聚拢于城市,从事各种高中低端工作,在激烈竞争中创造财富。与乡村不同,城市生活需精确盘算物质利益得失,密集的公共财产成为私利侵蚀的主要对象。“理性”致富最明显的“捷径”是在公共财产的建设和使用过程中牟利。能走歪门邪道致富,合法致富的环境就恶化。若公共财产可随意侵占,“法治”或严格保护私有财产就是句空话。

  在城市公共交通工具上吃喝、扔垃圾、高声打电话办公或聊天,方便了自己,却让全车人苦于异味和噪音。占用1平方米公共电梯厅放鞋,谁也不能吃亏,结果全楼所有各层的电梯厅瞬间变臭鞋厅,占公共便宜不再是耻辱。私家车在人行道上侵占价值数百万元的15平方米平层,结果把行人赶下自行车道,把自行车赶下机动车道。在居民楼顶搭建一个违章建筑,私家获利上千万元,结果楼顶防水崩溃,楼下窗子过早变形。因人流集中,商业楼对消防、电梯、电力、给排水、治安等的要求比居民区高得多,所以商业区水电气和物业管理费比居民区高得多。而今所有先进城市都有商、居严格区分的法律。自汉代,我国大城市就严格区分居住的“里坊”与进行商业活动的“市”,铸造了中华出色的古代社会文明。但是,如今都市居民楼里遍布商号、补习班,规避商业区较高的水电气和物业管理费用,迫使全体业主均摊其保安成本和消防风险,遑论商户雇员和客户挤占狭窄的居民电梯,搅乱居住区的生活秩序。

  第三,与乡村不同,城市人高度相互依存,牵一发而动全身。公共财产使用秩序中的不公正遍地都是,导致人人自私、互坑互害、公德不彰,居民们对公共生活的公正丧失信心。

  一处公共秩序崩溃,全城公共秩序就陷入危险。一处私家车占用人行道未被制止,到处会发生私家车侵占人行道甚至占用行车道的问题。一户拒交“物业管理费”不受惩罚,继续使用电梯、公电、清洁、保安服务,占缴费者的便宜,全楼很多户都会拒交。一户占据顶楼盖违章建筑未被制止,全市居民楼顶上会遍布违章建筑。若一家公司的“共享单车”被准许免费占据城市人行道赚钱,其他单车公司乃至商铺都有理由侵占人行道。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藏有古巴比伦城邦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公布的法典石碑,包含近三百条公共生活规范。此碑大约刻于公元前1776年,距今约3800年了,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甲骨文不到3500年。汉谟拉比时期的巴比伦城已进入铁器时代,拥有大量公有和村社共有财产。从法典的严苛程度来看,侵犯公共财产是那时的重大社会问题,“任何窃取寺庙或王宫财产的人都将被处死,接受赃物者也一并处死”。直到公元前6世纪灭于波斯帝国,古巴比伦生存了约2500年。

  第四,政权的根本职能是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严格捍卫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有效减少公害,社会才有公德,贫富尊卑才能团结,政府才有公信力。每个居民区都严格维护好公共秩序,整个社会就是世界典范。

  市民为私家利益侵犯公共利益,互坑互害,会导致人人不满,政权丧失公信力。17世纪英国的洛克声称,政府的根本职能是保护私有财产——上帝造人而来的个人“自然权利”。这个既原始又粗糙的理解产生于没有大城市,英国商人与贵族激烈争夺政权的欧洲封建时代晚期。类似的粗糙理解是私权利“法无禁止皆可为”,公权力“法无授权即禁止”。法律不是永动机,立法容易废法难。法律都有漏洞,特别强调和依赖法条,官员就倾向于互相推诿责任,盛行官僚主义。

  公共生活的先进性不在于政府提供多少“公益”,而在于能够有效制止“公害”,即制止为私家利益侵蚀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城市管理者经常以增加“公益”标榜政绩,掩饰制止“公害”的无能。无力制止私人侵占公共财产,无力提升居民对公共财产使用秩序的尊重,是落后社会的标志。相反,有效制止私人侵占公共财产,使全体市民谨守公共财产的使用秩序,是先进社会的标志。

  七十年前中国共产党接管大城市,迅速赢得了广大市民的衷心拥护。那不是因为共产党比国民党给市民提供了更多社会公益,而是因为共产党动员和组织群众,迅速消灭了当时困扰市民的公害,如组织群众填平了北京有五百年历史的龙须沟,抑制囤积居奇,铲除了地痞恶霸、赌场妓院、盗窃团伙和诈骗团伙。

  就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困难,我国官员常给的理由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指基层政府和一线执法人员数量大、素质低。然而,为何发达国家里没有“小鬼”?存在“阎王”是根本原因。若公共财产使用秩序混乱,官员必定存在大量腐败。若公共财产使用秩序井然,官员也必定普遍廉洁。

  第五,社会公德就是尊重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意识。人们羡慕发达国家,不是羡慕那里的少数个人多么富有,其私有财产如何受到严格保护,而是羡慕那里的公共生活,羡慕那里严格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能力,羡慕那里的当权者不敢乱花“公家”一文钱,羡慕那里普遍存在的社会公德。国民不信任政权维护公共财产和社会公正秩序的能力和真诚,政权就缺乏公信力,就会盛行弱肉强食,“按劳分配”就可能变成“按闹分配”。

  落后社会指的是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被私人任意侵蚀的社会,是蔑视公共生活规矩的社会。无力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国家,不仅缺乏外部吸引力,更缺乏粘合精英与平民的内聚力,而且无力提供技术和知识创新及普及的环境。在那样的社会,私有财产及其所有者也会因财产常见的不公正来源而被蔑视。所以,高度尊重公共秩序,严格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是解释和衡量公共生活形态先进性的第一标尺。

  (二)精算公权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程度

  维护公共秩序需要密集的公权力,并消耗大量公共财力。而今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普遍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以上。城市产出海量的财富和上缴巨额税收,政府有很大的财政支配空间。拒绝任意使用公权,精算公权使用的成本/收益,代表公权的理性程度,即政权的效率和可持续性。所以,“精算”公权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程度,是解释和衡量公共生活形态先进性的第二大标尺。

  第一,在市场经济时代,无论公司或国家,缺乏算账能力就意味着被淘汰。任意使用公权,不注重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的成本核算,缺乏对算账的敏感度和能力,导致公共生活落后,政权难以为继。对公权成本核算的敏感度越高,社会文明程度就越高;对公权成本核算的敏感度越低,社会文明程度就越低。

  国家越小,治理的成本核算就越容易;国家越大,治理的成本核算就越难。然而,无论国家大小,公权成本核算是有先进与落后之分的。大国更需要非常先进的公权成本核算,先进的公权成本核算意味着具有治理庞大国家的能力。任性使用财权,缺乏算账的敏感度和能力,预算缺乏透明度和财政纪律硬约束,必然导致财政的恶性循环。古今中外,政权的破产往往首先是财政破产。因为这个道理,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获得广泛关注。

  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审计和监察机构,但成本收益核算机构的专业能力和政治地位才是关键。西方国家让立法机关控制行政机关的钱袋子,但立法机关也可能沦为利益集团争夺公帑的交易场所。不任性花费公帑,如花自家钱那样对每一分钱公帑支出精打细算,需要政治家自律的政治美德。城市越大,财政盘子越大,这种政治美德就越重要。政权如何支出公帑,人在做,天在看,老百姓的感受刻骨铭心,关联着人民是否信任政治家。

  第二,公权成本主要是财政开支。何为公权收益?占国家财政开支大头的都是随经济生产增加而增加的公益,即教育、医疗、社保、社区、基础设施及国防、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农业补贴。问题不在项目,而在对项目实施效果的精准评估。花了民众的血汗钱,却不知如何精准评估效果,甚至不在意评估效果,就标志公权使用的任性和对成本核算欠敏感。

  就社会进步而言,衡量公权收益主要不在公益量增加而在公害量降低,即违反公共财产使用秩序现象显著减少。公益增多代表经济生产进步,公害减少标志社会文明进步。制止住公害,公德昭彰,公益开支方能有效。在公害增加的条件下,公益开支增加基本无效,徒增公权机构的膨胀和腐败。

  第三,可用以下四条标准衡量对公权成本核算的敏感度。

  其一,推出的政策法规是否任性、随意,朝令夕改。对成本核算敏感度低,就会滥用公帑,出台执行不了或不可持续执行的政策和法规。成本核算敏感度高,就较少朝令夕改。判断政权是任性还是理性,这条标准最直接、有效。

  其二,是否有沉重罚则支撑所有禁令。无罚则的禁令使犯法成本低于执法成本,使违法行为越来越多,代表政权对成本核算的漠视。沉重罚则使犯法成本高于执法成本,使违法行为越来越少,执法队伍的士气越来越高。所以,立法和行政机构不能任性地制定罚款数额,而应制定罚款公式,其基础是计算违法收益和精算每个执法人员每分钟的成本,并随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状况而逐年自动调整。

  其三,是否以成本核算的“专业性”塑造执法队伍。精算执法人员的成本收益到每分钟,就不会耗费大量资金和人力去向上级展示执法队伍的政治忠诚。执法队伍的政治性来自专业性;执法队伍缺乏专业人员的荣誉感/羞耻感,也就不具备政治性。

  其四,是否重视在行政区和商业区执法而忽视在居民区执法。居民区的执法公正系着民心,是城市秩序的基础,其重要程度远高于浮在表面上的行政区和商业区秩序。居民区不是法外之地。若公共道路的人行道上不能停车,社区内部和周边的人行道上就更不能停车。优质的社区自治和自治契约需要效率极高的综合执法队伍支持。

  任性地使用公权财力,精英与平民就会分裂,内聚力和外部吸引力就会降低,技术与知识创造/应用的环境就会恶化。所以,精算使用公权成本与收益的程度,能展示政权的理性或任性程度,是解释和衡量公共生活形态进步的第二标尺。

  (三)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均等化程度

  如何对待育小、养老,是当代社会进步方向的根本问题。在普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四分之一的财政支出中,占比最大,而且还在膨胀的项目分别为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卫生、社区建设和社会治安。换言之,公共支出主要涉及育小、养老,即劳动者再生产。政府随经济发展提供公益,精算公共开支的成本收益,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如何看待育小、养老的成本核算。

  大都市是国家财富和税收的主产地。由于基础设施越来越先进,吸引的人口越来越多,不动产也越来越昂贵,生活费用水涨船高。都市市民最主要的恐惧和痛苦来自不可避免的生育和养老负担,对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的前景感到恐慌,是大都市最重大的公害。由于城市居民的育小、养老必然向上看齐,生活就必然越来越艰难。在市场竞争机制主导的经济大环境里,为维持正常的劳动者再生产,不断减轻广大市民的痛苦,由政府主导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的均等化,使之与家庭货币收入逐渐脱钩,是解释和衡量社会形态先进性的第三标尺,也是第三大原因。

  首先,自古以来,劳动者再生产主要由个体家庭承担,辅之以血亲家族内的互助,政府时以政策干预,但不是主要因素。自20世纪初开始,经济领域保持由市场主导,社会领域却呈现去市场化的总趋势,即政府组织全社会共同分担育小、养老的责任。公立学校成为基础教育甚至普通高等教育的主流;所有政府都以各种途径深度干预城市住房市场,使之趋于均等;公民按人头缴纳均等费用,由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障系统和免费医疗系统。到21世纪,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已渐成发达国家公认的“民权”,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者基本的共同诉求。世界各国促进育小、养老趋于均等的途径五花八门,但大原则一致,即由个人、集体、各级政府分担。极端遵从市场机制的新加坡政府,为93%的国民提供均等的住房分配保障,也是极端。

  其次,从历史上看,从政策上推进育小、养老的均等化与国民财富的丰裕程度和公共福利开支增加没有必然联系。均等化政策始于国家财政最困难的时期。均等化政策与社会团结有关,与国家弥合社会分裂的动力有关。增减公共开支,增减的是服务质量,不是均等化政策本身。

  社会均等化也不是穷人对富人的战争,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因应大城市天然发展逻辑的,所有个体家庭对全社会的诉求。正如妇女解放不是妇女对男人的战争,只是要求全社会共同承担原本加之于个体妇女的重担。

  第三,当今世界已不再争论政府是否需要干预育小、养老。争论的是由公权统筹经营更有效率,还是政府花钱让私营机构进行市场化经营更有效率。因为私人盈利吞噬大量政府支出,目前的实验结果更支持前者。如果住房资本化,养老的均等化就很难有进展。公立教育萎缩,私立教育机构蓬勃发展,家庭教育开支就猛增。当医患关系被归为商品供需关系,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在病患眼里就成了趁火打劫的奸商,显然代表社会文明的堕落。

  第四,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均等化与减少官员腐败的关联既明显又强大。定义共识在全球社会科学界极为罕见,但腐败有公认的定义:非法以公权谋私利。定义简单、清晰,控制腐败的办法也就简单、清晰。所以,古今中外,国家无论大小贫富,都有迅速控制住腐败的先例。就腐败的定义而言,治理腐败的方法只有三类。其一,将腐败合法化。其二,切断公权与私利的联系,如严惩官员贪腐,使腐败成本高于收益。其三,削减公权者的腐败动机,即降低官员谋取“更好”的自家育小、养老条件的意愿。育小、养老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官员的腐败动力就越强。在劳动者再生产几乎均等的国家,官员腐败的动力最小,所以新西兰和北欧各国的政府也明显最廉洁。

  在以创造无形产品为主的第三产业时代,人的智慧已经成为财富创造的主要来源。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社会领域的均等化能有效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有闲,不恐惧,有较高平均教育水准的群体,不仅可以增加居民的安全感/幸福感,更能增进想象力和创新力的普遍化,能释放消费市场的规模和刺激新的经济增长点,还能有效降低以公权谋私利的动力。

  让个体家庭从育小、养老的重担中解放出来,从社会不平等的痛苦中获得解放,可以弥合平民与精英的分裂,让国家获得令人羡慕的社会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还能显著改善技术和知识创造/普及的环境。所以,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均等化程度是解释和衡量社会形态先进性的第三标尺。

  第五,解释和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其实也是关于对先进治理体系的理解,有明显的政策含义。让这套治理体系或机制运转起来,保持良性循环,需要基层执法队伍保持严明的纪律和高昂的士气,更需要基层居民社区持续拥有文明、密集、活跃的居民自治组织。就动能而言,中西不同。中国强调基层“居住社区”的文明自治组织,并高度依赖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领导及其质量。西方则强调“工作场域”带有阶级区隔性质的基层自治组织,即在各行业资本和竞争型政党主导下的,彼此争夺利益的,文明的市民会社(civil society)。上述差异的根子是:西方人为工作而工作,为来世或上帝而劳作;中国人为生活而工作,为育小、养老而劳作。相较而言,由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团领导,追求上下同心的,同心圆式的“大一统”,公共生活比较可持续,也相对稳定。

  四、结语

  当今世界各国都为自己的社会文明骄傲,争论不休的是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平民的选举“民主”和精英的各种“自由”能解释世界各地的进步?若不能,用什么取代?不满“民主、自由”两大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概念劫持全世界社科学者的议程,从现实出发,笔者抛砖引玉,企图另起炉灶,为的是议程转换。

  社会进步主要基于公共生活演进的自然逻辑,而非应然的价值观和典章制度。如同“城池”是“社会文明”的最初门槛,社会的先进与落后主要反映在当今大都市的治理体系中。放弃流行的西式“两分”标准,着眼于国家在生存竞争中的兴衰,笔者以两个前提下的三大标尺去解释和衡量社会形态的先进与落后。两个前提是:先进基础设施的密集程度和国防的强大程度。三大标尺是: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精算公权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程度,以及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均等化程度。证伪上述理论的三个要素是:能否粘合精英与平民,给较大规模的国家提供较强内聚力;能否对国外群体产生较强吸引力;能否为技术与知识的创造和普及提供较优越的环境。

  就解释及衡量古今中外的社会文明进步史而言,上述体系可以被视为一个替换性质的理论假设。

  潘 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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