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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在实践中成为文化研究者 ——读霍尔的《两种范式》与《理论遗产》

高明 2019-09-12 来源:《德州学院学报》

文化研究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应有意识地梳理历史,以实践的方法投入并回应现实问题,生产新的知识。想要真正突破文本性进入到实践中来,理论的谦逊还须和实践的担当结合在一起,文化研究的重心应由“文本分析”转向“文化实践”,以此来更深地介入现实,在实践中激发出鲜活的、亲历的、整全的文化经验和问题意识。

  编者按

  本文提出文化研究应有的一个重要立场和意识:应该在实践中成为文化研究者,在实践中进行知识和主体的建构。作者首先通过回顾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形成历史,指出文化研究的诞生正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以霍尔为首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势的变化,其知识生产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日渐衰微,更囿于对文本的符号分析,并且,霍尔虽然看到了文本分析本身并不能完成文化研究的世俗使命这一问题,但未能突破文本分析的局限。因此,作者提出,文化研究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应有意识地梳理历史,以实践的方法投入并回应现实问题,生产新的知识。想要真正突破文本性进入到实践中来,理论的谦逊还须和实践的担当结合在一起,文化研究的重心应由“文本分析”转向“文化实践”,以此来更深地介入现实,在实践中激发出鲜活的、亲历的、整全的文化经验和问题意识。

  本文原刊于《德州学院学报》2019年第01期。

  

 

  在实践中成为文化研究者

  ——读霍尔的《两种范式》与《理论遗产》

 

  文化研究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前辈,牙买加裔的斯图亚特·霍尔在他著名的《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演讲稿中说道:“文化研究是一种福柯意义上的话语型构。……它始终是一套不稳定的构型。”[1]49-50在随后的论述中,霍尔秉持着万分的诚恳遵循了这一界定。他在讲话中不断自我解构,避免从本质主义的立场上确立一个僵化的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然而,他又明确地表示,这次他要采取与“宏大叙事”相似的方式,对文化研究进行反思。[1]49于是,他回顾了与马克思、葛兰西以及女性主义理论等“天使”较量的环节(moment),将它们绘制成一幅文化研究的理论地图。地图成形的一刻,也正是霍尔阐明立场,确立他所认同的文化研究的政治性的时刻。

  当今天在中国从事文化研究的我们,试图建构起中国的文化研究时,重新返回到霍尔的讲稿,重新返回到伯明翰学派的理论资源,也正是与“天使们”再一次进行较量,确认文化研究的知识图谱,确立中国文化研究自身的政治性与问题域的过程。

  霍尔于1992年写下《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这篇讲稿(下文简称为《理论遗产》),向前回顾,他在1980年曾写过《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下文简称为《两种范式》)。这两篇文章相隔12年,这12年间正是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遭遇新自由主义时期,其学术内涵日益“去政治化”的阶段。[2]两篇文章的内容在“经验”与“结构”以及“实践”与“理论”这两组相互关联的问题上有着承接、呼应的关系。

  伯明翰文化研究在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中之所以产生了独特的学术与政治活力,是因为其逐渐成形的过程内在于时代命题与社会运动之中,而非诞生于任何一个孤立的学术研究机构。这也就提醒我们反问自身,如何梳理中国历史发展的命脉,如何在历史与现实的情境中提出中国文化研究的路径与使命。在实践中成为文化研究者是不容易的。对于在中国从事文化研究的我们来说,在确立中国文化研究的使命与路径的过程中也必然会遇到类似于霍尔后来所面临的困境。

  一、从历史中来,到现实中去

  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集体的诞生内在于二战之后英国新左派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上下求索,面对新的历史情势,寻找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之途径的过程中。[3]正如霍尔所说:“运动引发了理论的契机。历史事态督促了各种理论:它们是理论演变中真正的转折点。”[1]55苏联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并没有将工人阶级革命的火种烧向西欧及全世界,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也未能和苏联优越的工人阶级政权结合在一起。德国和意大利“消极革命”的僵持状态没能让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中的任何一方胜出,反而滋生了反动的纳粹政府。二战之后,整个世界粗略地分化为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产阶级集团自不会是英国左派人士认同的政治力量。而1956年苏共全面否定斯大林的举动,以及苏联入侵匈牙利的霸道行为让英国共产党、工党内外的左翼人士不得不反思苏联斯大林模式和工党右倾的问题。摆在他们眼前的是两个相互交织的历史命题:无产阶级革命没能席卷世界,如何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细察英国工人阶级的特质,在战后的社会条件里继续推进左翼的政治方案?当“莫斯科”的左翼政治方案失去人心之后,英国左翼是否能走出 “第三条道路”来?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探索“第三条道路”的英国知识分子从老左翼中分化出来,组成了新左翼的力量,文化研究的几位创始人也是他们中的成员。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现实推动他们结合彼时的现实问题,来推进自己的思考。从现实问题出发这一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留给我们的方法并不仅仅意味着让我们在寻找“理论遗产”的时候留意当时的历史背景。如果只是将现实或历史做“背景化”的处理,那么充其量其实只是一种变相的逃遁术——用对象化的处理方式,方便自己从历史和现实的情境中脱身,便于从外部品头论足。

  如果我们放慢速度体察历史,就会发现当时几位文化研究扛鼎人物不仅从历史问题出发构建新的左翼问题域,更作为参与历史的能动主体,承担起践行的责任。他们的实践与他们思想的形成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和E.P.汤普森都曾任教于校外教育机构和工人教育机构。他们的后继者霍尔,也在70年代末辞去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之后去开放大学做了老师。[4]211他们不约而同地投身到了工人的成人教育实践之中,这和他们中的一些人本来的阶级出身有关,比如霍加特和威廉斯就出身工人阶级,也和二战之后大众教育在英国得到普及这样一个社会政策环境密不可分,他们也经由教育实践,进入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状况,进入到了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变化和意义等问题中

  由此可见,在伯明翰文化研究发轫伊始,文化研究者自身的立场界定和主体锻造就与他们的实践和知识生产血肉相连,这才形成了他们的“有机性”。当他们的方法与立场集合为一体的时候,便形成了“作为政治的学术实践”。[1]57也正是这样一种为人、为学的路径使伯明翰学派从被指认为一个学派之前,就不受学科界限的束缚。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伯明翰学派在学术政治方面的激进取向逐渐减弱,这一方面与里根、撒切尔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渗透有关,也同霍尔等人对当时的社会坏境所做的理解和判断相关,更潜藏于文化研究的范式之争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化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之间的争论既开启了霍尔领导下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团队的创造力,也埋下了这一学派在新的历史时期来临之际趋于无力的伏笔。相比之下,伯明翰学派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取向对于中国文化研究而言更需反思性的继承。

  二、结构主义对文化主义的胜利

  霍尔在《两种范式》中详细地区分了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与结构主义范式,并剖析了这两种范式之间的对话与联系。这两种范式都致力于反思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从马克思尚未来得及讨论的政治和文化问题入手,探讨英国工人阶级文化,英国社会主义的未来等。

  对于文化的界定,威廉斯和汤普森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他们一致反对简化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认为应该通过细察人们相互交织的社会实践,从总体上把握文化。这里的文化整体着重强调的是经由“亲历”和“体验”的复杂整体,而非结构主义意义上的总体。然而,在结构主义的范式中,文化不是经验后的结果,其性质被政治经济结构所规定,在日常生活中,经验的产生并非是毫无章法地随机而生,而必然会被概念和框架所形塑。

  霍尔用源自阿尔都塞的“过度决定论”以及发展自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索绪尔语言学的“接合主义”松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式的结构主义框框,使结构主义往符号学的后结构主义迈进了一步。于是,在结构主义的范畴之内似乎也能很好地处理文化经验的问题了。

  因此,结构主义的范式如果能得到适当的发展,就能帮助我们真正开始对各种不同实践的独特性进行理论概括(进行分析性区别和提炼),而且不会失去它对于不同实践构成的总体的认识优势。文化主义通常承认各种不同实践……但它缺乏确立这种独特性的充分的理论方法。[5]320-321

  霍尔认为,结构主义的范式具有更大的活力,而文化主义则缺乏提炼和概括经验的理论武器。在这样的比照中,结构主义范式被赋予了明显的优越性。但是,这样的结构主义不仅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甚至其“结构”都模糊不清了,意义在符号体系中更为自由地滑动。由此,试图消弭并超越两种范式之间矛盾的霍尔,似乎更多地偏向了符号的结构主义范式。在这一范式之下,文化不再被视为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日常活动的经验性整体,而成为一整套“表意实践”。[6]130-137于是,作为符号体系的文本性取代了汤普森和威廉斯所关注的历史与经验,成为文化研究新的焦点。

  三、文本的局限与文化研究的

  “世俗”使命

  那么,文化实践的经验性还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霍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接受劳伦斯·格劳斯伯格的访谈时说,他的表征理论与接合理论并不完全接受后马克思主义式的、完全脱离语境的意识形态元素的自由组合,他认为,表征与接合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与社会实践。[7]45-60在这个意义上,文本符号系统的意义并不是自足的,需要进入到历史或现实的语境中去完成意义阐释的关键步骤。在霍尔带领下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集体研究中,《表征》中的“编码/解码”理论就是一种敞开性的文本阐释,充分关注到在社会实践中的群体的能动性,他们对于符号体系有着自己的解读和重新编码。[8]在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中霍尔团队还强调了“民族志”的重要性,更是将文化文本的分析置于英国工人阶级后代日常生活的语境之中。[9]

  如果进一步追问霍尔团队所采取的符号分析加上语境分析这一路径就会发现,历史语境和社会实践的经验性只是被吸纳进了文本分析的框架里,被限定在了一个补足符号结构意义的角色上。当然,伯明翰团队的成员们都积极努力地试图打通“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之间的藩篱,比如,保罗·威利斯就在他的《民族志宣言》中倡导一种“理论启发下的民族志方法论”(theoretically informed methodology for ethnography)。[10]然而,经验性的行动、感知、结果等等如果不能在理论框架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和“能指”的话,就好像无法展现其内涵似的。换句话说,不能在结构主义的符号分析中获取意义的经验,就是无效的经验。

  但是,1992年霍尔在却又在《理论遗产》中说道:

  文化终将会克服(work through)自己的文本性问题——与此同时文本性又始终是不充分的。但哪些方面始终是不充分的?对于哪些事情来说始终是不充分的?这也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从哲学上讲,在文化研究的理论领域——无论它是被设想成与文本间性、语境相关的领域,还是被设想成与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s)得以开展的历史结构(historical formation)相关的领域——始终无法获得关于文化关系及其影响的充分的理论阐释。[1]56

  在这段话里,霍尔承认了文本的不充分性,并假定“文化”终将克服文本的这一不充分。在此处,文化研究的理论领域虽被区分为文本间性(texts,contexts,inter-textuality)和文化实践实际开展的历史结构,但以批判性文本分析实践(textual practices)为内核的文化研究理论领域总是无法对在历史和现实中发生的文化关系及其影响做出充分的把握和阐释。而“文化”则不再只是作为补足文本的符号意义的那个部分,而跃升为克服文本不足,超越文本自身局限的那个部分。在这里,“文化”被放置在了以文本实践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研究理论领域相对立的位置上,而和在历史与现实中发生的“文化关系及其影响”相呼应。

  围绕“文本”与“文化”之间的张力问题,霍尔紧接着在下文中提出,在从事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如果不考察现实运行着的诸如办事处、团体、种族、办事处等因素,不考察“批判的文本性所不能或根本不能包括的其他问题”及这些文本以外的问题所带来的困惑,那么,文化研究“作为一项规划和一种干预就依然是不彻底的”,甚至不得不放弃自身的“世俗”使命。文化研究的世俗使命正是批判任何形式的压迫机制,正是上文所述结合英国的历史和现实,探寻“第三条”解放之路。在这个意义上,霍尔其实已经指出,作为政治规划的文化研究是应超越只在文本层面做探讨这一局限的。

  霍尔以艾滋病问题为例,做了进一步的推进。当我们面对艾滋病带来的生与死时,“那么有关再现(表征)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当这一实在的提问已经明确指出了文化研究理应走向现实的经验与实践之后,霍尔又继续说道:

  ……任何一位把文化研究严肃地当作一项知识实践(intellectual practice)的人,都应当从他们的心事中感到文化研究的短暂性、脆弱性,它标示的东西是那么的少,我们能改变的事情或者让人所做的事情是多么的少。[1]57

  在文化研究的分析工作和现实斗争之间的张力中,我们必须追问,文化研究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有什么优势去做什么:

  我们必须分析某些与表征本身的构成性和政治性,与语言的效果,与作为生死之所的文本性等方面有关的事情。这些事情是文化研究可以处理的问题。[1]57

  文化研究可以处理的问题,又退入到文本的范畴里去了。即便要探讨“表征本身的构成性和政治性”,又将只是援引历史与现实语境来为文本批判做意义支撑。

  霍尔应该不会认为文本分析本身就可以完成文化研究学术政治的世俗使命了。那么,文化研究到底应该停留在对文本的符号分析上,还是要真正地超越文本,以投入到具体的文化实践的方式落实文化研究的世俗性,肩负起文化研究的学术政治使命?还是说,区分文化研究能处理的和不能处理的,能处理的则拉入文化研究进行讨论,不能处理的则复还给社会现实?那么我们又以怎样的标准来界定文化研究能处理的和不能处理的?霍尔犹豫、徘徊于这些问题之间。在下面这段话里,他的矛盾情绪尤为浓郁:

  有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所引起的问题,就在于它看起来把知识分子与一个正在兴起的历史运动联系到了一起,而我们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不知道去哪里找到这个历史运动。我们充其量是一些没有任何有机参照点的有机知识分子;是一些有怀旧之情、意愿或者期待的知识分子……希望在某些时刻当这样一种形势出现时,我们在学术工作方面能对这种关联做好充分准备。更确切地说,在这种关联尚未出现的时候,我们准备好去想象、塑造或模拟它……[1]53

  在这段广为引用的话里,霍尔讨论了有机知识分子当时的状态以及这个状态和历史运动之间的关系,显示了他矛盾、后撤的态度。他认为英国的社会情境并不存在历史运动的情势,所以有机知识分子只能是静候形势的召唤,在学术和知识上做好迎接的准备。等候并准备多久呢?按照新自由主义如今的发展,或许并没有期限。于是,对于文本局限性的反思只能止步于在语境中对符号体系做出意义阐释和批判,而无法再向前迈进了。

  这位英国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和转折者的苦恼既有自身的特点,也有时代的烙印。事实上,伴随着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推行,虽然霍尔一直对这一历史情势保持批判的态度,但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霍尔逐渐从批评“后”学的分析路径走上了接受、吸收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说的道路。[11]他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中掺杂了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悲观情绪,于是,他论述的主体大多为身份政治或差异政治层面上的文化主体,脱离了生产关系这一决定性的根基,走向反本质主义的立场。[4]237-238

  另一方面霍尔于七十年代末离开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之后,中心的工作越来越被纳入到体制之中,其学术政治的取向也越来越衰弱。当中心的领导任务交接到理查德·约翰逊的手中之后,中心关注的焦点由传媒、意识形态分析以及民族志的方法转移到了历史分析上。八十年代末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进一步进入到了大学体制之中。新世纪伊始,中心就因无法回应越来越市场化的学术评估要求,学生人数太少,毕业生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而最终宣布关闭。[2]

  如果说在上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的时候,文化研究的诞生切中了时代的要害,对二战后的国际、国内局势做出了清晰的分析、有力的批判乃至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介入的话,那么,文化研究对于兴起于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历史时期的分析、批判和介入则远远不够。这里面既有外部环境越来越糟糕,压力和限制越来越大,甚至文化研究播散到世界各地,被各地不同的学术脉络和问题意识所形塑的原因,也有其自身的坚定性不够,没能在新的历史情势下找到或开拓出批判与介入现实的新方法、新途径的原因。[2]

  中国的文化研究学者也留意到了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张力。黄卓越曾指出,文化的符号学定义虽然有很多缺陷,但尚没有其他新的定义可以取代它这一定义的位置。不过,如果“将威廉斯的定义中所示明的许多社会生活的实践内容排除在此定义之外时,也就有可能陷入一种‘符号中心主义’的迷圈。”[6]137在2016年秋天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举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上,与会的学者们讨论了文化研究的政治理念与中国实践。在讨论中他们也着重突出了文化研究通过对“作为一种符号呈现形态的文化的内在矛盾性”进行分析,揭示被压迫、被遮蔽群体的文化意义的学术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研究应致力于寻找、发现被统治的社会群体中的文化能动主体,承认他们对于文化符号的创造能力。[12]在这里,孟登迎等与会者注意到了被压迫者的文化能动性,强调了其积极建构的符号意义,并呼唤文化研究者能注意且进入到此类文化符号的生产中去。

  在这一点上,十几年前戴锦华在刚成立的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做的演讲依然具有参照和借鉴的意义。她也提出了文本的局限性:

  那么对我来说,非常具体的是我后来建立的那样一种文本分析的、结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的、社会批判的、电影分析的方法和研究方法已不足以解释中国电影的现实。[13]

  她捕捉到,各种文化的生产机制在电影文本的背后起着千丝万缕的生成作用。她将目光投向社会现实的政治逻辑,进一步反思学术性的文化批判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社会。她认为,寻找并开拓一种不同的思想资源和对于世界的构想空间才是文化研究更为深刻的任务,虽然探寻“另一种世界的可能”其本身也面临着被新自由主义利用、收编的危险,但是戴锦华毫不含糊地说:

  ……作为文化研究的文本是永远不封闭的,那个文本永远开敞向更大的文本,而最后我是试图到达的是一个社会的视野,一个社会的领域,我至少想到达那个地方……我想参加到那些寻找另一个世界的人们当中,我最后要寻到一份安心,我说我试过了,当我意识到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做了一点什么我力所能及的东西。[13]

  虽然戴锦华并非毫无顾虑,更非盲目乐观,但她明确、清晰地表达了她要投身社会现实领域也即文化实践所展开的领域的决定。文化研究的重心由“文本分析”转向“文化实践”,以此来更深地介入现实,也应是其他中国文化研究学者所认真考虑的问题。

  四、结语

  本文通过与霍尔的两篇文章进行角力,发现了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变化轨迹:在符号学意义上的文本分析成为了主导文化研究的理论领域的同时,文化研究的经验主义分析和介入现实的实践活动则日趋衰微。这一变化过程的背后是新自由主义全面接手、替代二战后的新左翼文化政治。然而,如果要重新点燃文化研究的学术活力,继续担负文化研究的“世俗使命”,就必须结合历史形势,重新介入现实,在实践中激发出鲜活的、亲历的、整全的文化经验和问题意识。这些文化经验、文化关系和问题意识或许并不能直接与文本分析的理论相结合,但是,那些溢出理论的部分恐怕恰好就是值得开拓的新领域。

  符合理想的左翼范式的文化实践不是静候准备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知识分子身上的缺陷也不是仅靠“理论的谦逊”就可以规避掉的,而是在与人民群众一起劳作、交流、学习、生活的过程中完成改造的。真正突破文本性进入到实践中来,理论的谦逊还须和实践的担当结合在一起。在实践中成为文化研究者是不容易的,当我们真正投入到知识实践、文化实践与主体塑造的过程中后就会发现,这一过程一直与张力共存,它不再退回到文本批判的舒适位置,因为它首先指向的是直面现实、自我改造。

  (本文原刊于《德州学院学报》2019年第01期)

  注 

  [1] 斯图亚特·霍尔、孟登迎. 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J]. 上海文化. 2015(2).

  [2] 徐德林. 余论:文化研究的播散[M]. 重返伯明翰: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考察.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张亮.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C].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3] 迈克尔·肯尼、李永新、陈剑.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M].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4] 詹姆斯·普罗科特. 斯图亚特·霍尔的学术之路[C]. 张亮,主编.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5] 斯图亚特·霍尔、孟登迎. 文化研究:两种范式[J]. 文化研究. 2013(14).

  [6] 黄卓越. “文化”的第三种定义[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2(1).

  [7] Grossberg, Lawrence.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986 (10:2).

  [8] 斯图亚特·霍尔、徐亮、陆兴华. 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9] 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编、孟登迎、胡疆锋、王蕙. 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10] Willis, Paul,and Trondman, Mats. Manifesto for Ethnography[J]. Cultural Studies-Critical Methodologies. 2002(2:3).

  [11] 章戈浩. 分析当下:霍尔与情势的相遇[J]. 热风学术. 2015(9).

  [12] 崔柯. 文化研究的政治理念与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理论学科建设之三[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6(1).

  [13] 戴锦华. 文化研究的困惑与可. 2003. https://www.douban.com/note/14751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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